中国的传统农业历史悠久，成就突出。精耕细作的优良技术传统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球农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是世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粟、黍、水稻和大豆等都是首先在我国驯化栽培的作物；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这些作物资源和生产技术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遍世界。
中国传统农学对世界农业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洲农学家普遍认为，欧洲在18世纪从中国引进了曲面犁壁和耧车以后，改变了中世纪的二圃、三圃休闲地耕作制度，乃是近代欧洲农业革命的起点。
一．不仅仅是“四大发明”
提到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人人都言“四大发明”，2008年奥运开幕式上的“星空足迹、金色司南、跳跃活字、美丽画卷”所展示的就是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
实际上，“四大发明”的说法并非中国人对历史的总结，而是来自西方人的评价。培根（1561—1626）最早提到中国的“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19世纪末，艾约瑟（Joseph Edkin）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四大发明”的提法此后不胫而走、享誉世界。
但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远远不止这些，而且许多发明在重要性上也绝不亚于“四大发明”。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罗列的中国的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就有26项之多。
据欧洲经合组织（1990年）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32％），相比之下，即便今天，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只有23％（2008年）。
是什么支撑着中华帝国的存在和如此众多的人口？是什么成为世界唯一未中断文明——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答案是：中国的农业。
居家过日，四件大事：“食、衣、住、行”。其中前两件直接靠农业支撑，而后两件在土木建筑和车马时代与农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中国农业的“四大发明”
（一）稻——世界第一大作物
水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中国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在所有考古发现的农作物中，以稻谷遗存为最多。仅是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就发现130多处，分布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和自治区。其中年代最早的是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4000～9000年的上层发现了类似栽培水稻的植硅体，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的水稻谷壳实物，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栽培稻实物，可见我国对于水稻的栽培可追溯到距今10000年以上。
2004年，联合国宣布为国际稻米年，为一种单一作物设立国际年，对联合国来说，可谓史无前例。”稻米就是生命”，稻作的发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魏晋以前中国粮食生产一般是北粟（麦）南稻，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但随着南方开发加速，南方人12持续增长，北宋元丰三年（1080），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9％。这一重要变化与南方稻作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唐、宋以后，南方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唐代韩愈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民间也有“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据《天工开物》估计，明末时的粮食供应，大米约占70％，可见稻米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将东北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划一横线，此线东南半壁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而人口占96％；西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64％，而人口只占4％。这一条线实际也是中国稻作生产线，可知稻米生产与人口变化的密切关系。
人们谈中国对世界贡献多会提到“丝绸之路”。如果说“丝绸之路”是“贵族之路”的话，“稻米之路”就是“生命之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据研究，中国稻作技术陆续传往世界各地的时间状况分别是：公元前15世纪传至印度；公元2世纪传至尼罗河平原；距今4000年，传至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距今3400至2800年，传播至波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岛屿；距今2300年前后，传人日本和朝鲜；距今约1200多年，越太平洋往东，至复活节岛；距今约500年，向西，越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加。今天，稻米已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仅在亚洲，就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
（二）养蚕缫丝——“丝绸的祖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的国家。据考古材料，距今5000年以前，中国原始居民就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丝绸起了最初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西方人正是通过色彩鲜艳的丝绸认识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的丝绸便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诸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丝绸之路”（Silk Road）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长安到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南一带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把沿线各个国家联结起来，彼此间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指出：“丝绸是古代中国人带给世界的瑰宝。”西方称“中国”为“China”（瓷器）是在中世纪以后．古罗马时期，西方还不知道中国的瓷器，但都知道中国的丝绸，因此称中国为“Seres”（丝国）。当时中国丝绸在古罗马1磅可以卖到12两黄金。
“男耕女织”、“农桑并举”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蚕丝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天宝年间，朝廷收受绢帛数占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宋元以后，南方蚕丝业迅速发展，太湖流域已是全国主要的商品蚕丝产区，康熙时《蚕赋》中称“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
丝绸生产和贸易成为政府一大财源，统治者认为“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自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日渐密切。中国的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将这条沟通东西的大道誉为“丝绸之路”（Road ofSilk）。
2200年前，中国蚕种和养蚕技术向北传人朝鲜，向东传至日本，1600年前，向南传入越南、缅甸、泰国等地。波斯在五六世纪间从中国学到养蚕技术。七世纪时，养蚕方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以后传遍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八世纪传到西班牙。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生丝对欧洲出口长期占据整个西方市场的生丝出口的70％以上。
然而，十九世纪末，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在蚕丝生产的优势地位为自己的徒弟日本取代，日本占据了西方蚕丝市场的70％。蚕丝业被称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功勋产业”。
今天，世界已有约40个国家和地区有蚕丝生产，最重要的有中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巴西和泰国。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国，其年产量约占世界总产的70％以上。
（三）茶——“万灵长生剂”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如今已成风靡世界的三大饮料之一。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树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而且还有“茶树主”。
在中国历史上，茶一度与粮食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为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官府不仅控制茶叶的供应，而且以茶交换战马，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清末，中国出产茶叶的省区多达16个，种植面积为1500多万亩，占世界茶园面积的44％。
中国茶的对外传播也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陆路是沿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北亚、东欧传播；海路是向阿拉伯、西欧、北欧传播。
元明时期，传教士将中国的茶介绍到欧洲。《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中国的饮茶习俗有详细的记载。1517年，葡萄牙海员从中国带去茶叶，饮茶开始在欧洲传播；17世纪以前，欧洲是一个到处酗酒和醉汉的地方。
1662年酷爱饮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与英国查尔斯二世。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使饮茶之风在朝廷和王公贵族间盛行。因英国人重视早餐和晚餐，轻视午餐。由于早晚两餐之间时间长，使人有疲惫饥饿之感。18世纪时，英国公爵斐德福夫人安娜，就在下午5时左右请大家品茗用点以提神充饥，深得赞许。久而久之，“下午茶”（afternoon tea）渐成风气，延续至今。
最初，茶为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但随着茶叶贸易量增加，价格下降，逐渐成为大众饮品。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费量约占各种饮料总消费量的一半，因此，英国茶的进口量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今天，五大洲已有60个国家生产茶叶，约30亿人饮茶。直到今天，中国茶叶产量仍占世界总产的三分之一，出口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大多与中国茶有者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大豆——“豆中之王”
所有植物性食物中，只有大豆蛋白可以和肉、鱼等动物性食物中的蛋白质相媲美，被称为“优质蛋白”。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在我国已有4000年的驯化栽培的历史。全世界的大豆共有九个种，分布于亚洲、澳洲及非洲，其中中国的野生大豆公认是栽培大豆的祖先种。
由于大豆保存不易，因此考古发掘中发现较少。目前几处较早的发现地点有黑龙江省宁安县大牡丹屯遗址、牛场遗址和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遗址，经鉴定距今3000年左右。
我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现今世界各国的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去的，他们对大豆的称呼，几乎都保留我国大豆古名——菽的语音（拉丁文：Soja；英文：Soy；法文：Soya；德文：Soja；俄文：соя）。
战国时，大豆与粟同为主粮。汉代以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已开始大豆种植。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禁，东北豆、麦每年输上海千余万石，可知清初东北已成为大豆主要生产基地。
大豆向外的传播时间和路径大致如下：2500年前，中国大豆传人朝鲜；2000年前，传人日本；1300年前，传入印支国家；300年前，传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1739年，传入法国，随后在欧洲各国开始种植；1898年，俄国人从我国东北带走大豆种子，在俄国中部和北部推广；二十世纪，大豆扩展到非洲。自此，中国的大豆名闻四海，传播四方。
目前世界上种植大豆已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迟至1936年，中国大豆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91．2％。
美国大豆是1765年才由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水手Samuel Bowen带入美国种植的。但目前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2008年，美国大豆年产8050万吨，是中国的5倍。即便是巴西和阿根廷，也超过了中国，分别为中国年产的3倍和1倍。
现在，中国这个“大豆之乡”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大豆。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5480万吨，约占全球大豆出口的60％。
中国因人多地少，难以大规模发展草地牧业，寻找能够补充优质蛋白的植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孙中山先生指出：“以大豆代肉类是中国人所发明。”
豆腐的发明，是大豆利用中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是我国古代对食品的一大贡献。我国的制豆腐技术从唐代开始外传，首先传到的国家是我国的东邻日本。日本人认为制豆腐的技术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到日本的，所以至今他们仍将鉴真和尚奉为日本豆腐业的始祖，并称豆腐为“唐符”和“唐布”。我国的豆腐技术大约在二十世纪初传到欧美，生产豆腐、豆乳酱、豆芽菜等豆制品，被称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之大工艺”。古老的中国豆腐，便成了世界性食品。
三．中国农业对世界的影响
（一）农业动植物种质资源重要起源地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世界农业的起源进行了探索。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多尔（De Candolle）首次系统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历史地理分布，认为中国与西亚、南亚、埃及和热带美洲同是世界植物最早驯化的地区。二十世纪初，俄国遗传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从遗传演化的观点提出起源多样性中心学说，区分世界作物为八大起源中心，中国是其中较重要的起源中心之一。1968年，苏联的茹科夫斯基（P．M．Zhukvosky）提出世界栽培植物可分为12个大的起源中心，中国及毗邻的日本属第1中心。1971年美国的哈伦（J．R．Harlan）提出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地有三个中心和三个无中心地区。中国黄河下游地区属B1中心，长江以南地区则属B1无中心，但均占重要地位。
随着现代遗传、育种科学的进展，对栽培植物、杂草和野生亲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农业起源中心的论说日益发展，中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论述，皆以中国为世界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
稻、豆、茶之外，中国也是黍、粟、桃、李、杏等许多其他动植物的起源地。瓦维洛夫（1935）认为，世界有8大作物起源中心，中国为最重要作物起源中心。世界最重要的640种作物中，有136种起源于中国，约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
中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培育了丰富的作物品种。清《授时通考》（1742）就记录了当时全国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今天中国的水稻品种则接近4万个。
中国的农作物及其他动植物资源源源不断地传至世界各地。仅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就有由中国引种的植物1500余种，并以其为亲本培育出了多种植物。中国农科院的研究也表明：世界上1200种作物中，中国就有600余种，其中约300种起源于中国。
过去的50年，中国已完成36万份作物种质资源的编目并建立了国家种质资源库。这些种质资源已提供育种和生产利用5万份次，3389份得到有效利用。成为中国农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二）丰富的古农书与农业知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农业实践中，创造并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些经验世代相传，经过农学家总结提高，著有种类繁多的农书。这些来自生产实践的农书，不仅指导我国历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各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到各国农史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古代农书有不少曾流传到国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收藏有中国农书，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柏林图书馆、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图书馆等，珍藏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群芳谱》、《授时通考》、《茶经》、《花镜》、《王祯农书》、《植物名实图考》、《桔录》等早期刻本。还有不少中国古农书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大型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有日文译本（缺第十章），《天工开物》有英、日译本，《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农桑辑要》和《群芳谱》等个别章节，已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字。专业性农书如陆羽《茶经》有英、日文译本；《元亨疗马集》有德、法文节译本。
最具代表性的《齐民要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百科全书，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总结了1400年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成就。日本宽平年间（889—907）藤原佐世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有《齐民要术》，说明该书在唐代已传入日本。当时《齐民要术》还没有刻本，传去的只能是手抄本，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皇家藏书处的崇文院本，就是在日本京都以收藏古籍著称的高山寺发现的，此本仅存第五、第八两卷，上面多处盖有“高山寺”的印记。这个高山寺本是“宋本中之冠”，被日本当做“国宝”，珍藏在京都博物馆中。1914年罗振玉曾经将高山寺本影印，收在他编的《吉石庵丛书》中。《齐民要术》在日本还以日本人自己的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收藏的根据北宋本过录的金泽文库本（缺第三卷），写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是现存最早的抄本。日本农业综合研究所也于1948年影印，并赠送我国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学院（现为南京农业大学）各一部。《齐民要术》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不断学习、钻研、探讨，形成了专门学问——“贾学”，并成立“齐民要术研究会”，对该书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讨论。
至迟19世纪末，《齐民要术》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1809—1882）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说——进化论的佐证。他在《物种起源》中谈到人工选择时说：“如果以为这种原理是近代的发现，就未免与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达尔文在广泛参阅中国农书的基础上，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在当今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危机的状况下，《齐民要术》更是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注视和研究，说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与农学”分册时，以《齐民要术》为重要材料。《齐民要术》作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正在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明末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分十二门，涉及农业各个方面，是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在国际上很有声誉。该书于1639年刊印后，不久传到日本，江户时代农学家宫崎安贞依照《农政全书》的体系、格局，于元禄十年（1697）编著《农业全书》10卷。此书对日本后世农业的影响很大，被称为“人世间一日不可或缺之书”。日本农史学家古岛敏雄在《日本农学史》中，充分肯定《农政全书》对《农业全书》的影响；日本学者熊代幸雄指出，徐光启《农政全书》堪称是中国农书的“决定版”，它给日本宫崎安贞《农业全书》以强烈影响，后者甚至可以看成是《农政全书》“精炼化的日本版”。由此可见，《农政全书》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对日本近世农书的影响，在日本当时得到了广泛地普及和传播，并对推动当时整个日本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欧洲近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就深受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1756年，魁奈甚至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这位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学者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认为“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
进化论创建者达尔文也曾受到中国古农书的影响，他在《物种起源》谈到人工选择时说：“如果以为这种原理是近代的发现，就未免与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他在相关著述中应用中国资料100多处，盛赞中国在猪、鸡、绵羊、蚕桑等农业生产多方面的成就。
（三）高效的农业技术体系
犁的应用是传统农业阶段的一个重要成就。据研究，全世界共有六种犁：地中海勾辕犁、日尔曼方型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及中国框形犁。中国框形犁与其他五种类型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富于摆动性，即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这样耕犁不仅机动性强，便于调节耕深、耕幅，而且也轻巧柔便利于回旋周转，适合于在细小的地块上耕作；二是至迟到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的汉代就已采用了铁制的曲面犁壁，有了犁壁不仅能够更好的碎土，还可作垡起垄，进行条播，有利于田间操作及管理。唐代时，为了适应南方水田耕作的需要，犁辕作了改进，由长变短，由直变曲，当时称之为曲辕犁（由于曲辕犁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当时称为江东，因此曲辕犁又称江东犁）。
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
对于我国的传统框形犁，国外的学者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世界耕犁历史的权威雷塞（Paul Leser）在《犁的形成与分布》中认为：“构成近代犁的特征部位，就是具有和犁铧结合在一起的呈曲面状的铁制犁壁。它是古代东亚所发明的，并在18世纪传人欧洲。……与此同时传入的还有耧车、扇车、碌碡、辊子等，这些农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圃制农法的废除。”日本学者熊代幸雄也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犁的历史地位，他在《沦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一文中说：“当中国犁的这一特征（指使用耕桀的曲轭，使耕犁产生可摆动性）一旦被西欧所采用，就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集约化，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欧中世纪后期（9—10世纪之间）从二圃制向三圃制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引进代替直轭的曲轭和耕檗的原故。”
再如耧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为汉武帝时赵过所创，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褛车的发明，是中国农具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和中国古代的犁一样，对世界有深远的影响。韩国农业史学者闵成基在《东亚古老条播农具：耕犁之研究——中国与朝鲜农业技术的比较》一文中指出，欧洲农学家普遍认为，欧洲在18世纪从亚洲引进了曲面犁壁、畜力播种和中耕的农具“耧犁”以后，改变了中世纪的二圃、三圃休闲地耕作制度，乃是近代欧洲农业革命的起点。
近代以后向西传播，经威尼斯一南舆地利一西班牙和法国传人英国，后经J．塔尔改进成为通行于18世纪欧洲的畜力条播机。随着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进而创造了现代化的播种机。播种机使用拖拉机作动力，播幅为十二行或二十四行，播种效率比耧车大大提高了，它的开沟装置设计更加精巧，能适应各种耕作方法和土壤条件的需要。它的排种装置靠机械操纵，播种更加均匀。
法兰西学院的斯坦尼斯拉斯·茹莲（1799—1873）曾经将多种中国农书译成法文，尤其是养蚕方面的技术，他翻译的《蚕桑辑要》广为流行，并被译成英、德、意、俄等多种文字，对西欧近代蚕桑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活动，中国农民自古就将天、地、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核心的“三才”理论。
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模式。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了生态农业的雏形。太湖地区既是湖羊的主产区，又是全国蚕桑业的重心所在，采用粮、畜、桑、蚕、鱼相结合的办法。据《沈氏农书》和《补农书》记述，以农副产品喂猪，以猪粪肥田；或者以桑叶饲羊，以羊粪壅桑；或者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桑蚕鱼相结合。这样不仅使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得以优化，促进了多种经营的积极开展，也有利于生态循环趋向平衡。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又发展出果基鱼塘、菜基渔塘、稻基鱼塘、蔗基鱼塘、花基鱼塘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基塘生态。因此，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生态是一种较新型的农、牧、渔、副相结合的生态系统。
桑基鱼塘这一土地利用形式，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的重视，如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国际地理学会秘书长曼斯·哈尔德，在参观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以后就曾说过：“基塘是一个很独特的水陆资源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种耕作制度可以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同类型的低洼地区也可以这样做。”
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推崇。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李比希（J．Liebig）认为中国对有机肥的利用是元与伦比的创造，他将中国农业视为“合理农业的典范”。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因一味地向土地掠夺，肥沃的大平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即出现了严重地力衰竭的现象。20世纪频频发生铺天盖地的“尘暴”。
为应对严重土壤退化问题，20世纪初，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专程来中国考察农业。他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农民用1英亩土地养活了一家人，而同样地块在当时的美国只能养活1只鸡。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土地连续耕种了几千年不仅没有出现土壤退化的现象，反而越种越肥沃。他撰写《四千年农夫》一书，总结了中国农业以豆科作物为核心的合理轮作和使用有机肥的八种农法，希望西方农业学习和借鉴。
直到今天，西方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都非常重视吸取中国传统农业的思想和经验。
美国小麦育种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劳格（Norman Borlaug）认为中国长期推行的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是世界惊人的变革。
另一美国学者维得·瓦尔特罗列了值得美国学习的15项中国农业技术，其中11项属于中国传统农业。
中国人口西汉时期已接近6000万，明清时期人口更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增长，从明初的6000多万，增长到清末的4．3亿。400年中人口增长了7倍。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这种增长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农业不仅历史上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中国农业出问题，必然造成世界性粮食恐慌。谈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能忽视中国的农业。
参考文献：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农业出版社，1989年。
（2）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M]，农业出版社，1995年。
（3）张芳、王思明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M]，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4）郭文韬、陈仁端：《中国经济史沦纲》[M]（第二版），河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5）[美]富兰克林·金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M]，程存旺、石嫣洋，东方出版社，2011年。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