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思，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专业方向：海洋经济史。
11年11月11日，“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高端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就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海洋文明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海洋文明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发表精彩的演讲。他们呼吁人文社会科学界从战略的高度和文明的全局关注海洋问题，加强海洋文明的研究和国家海洋文化建设，创新中华海洋文明的内源动力，引起热烈的反响。正如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在会上指出的，这次论坛“为我们打开通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窗口”，具有指标的意义。论坛的策划者和主持人，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杨国桢先生。一位历史学者为什么如此关注海洋，又如何对中国海洋进行人文和理论的思考的？这要从他的学术经历谈起。
杨国桢于1957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成为全国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时年46 岁。1987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0年代初，被评为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历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4-1986）、所长（1987-2006），现任“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2007），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97-2008）。在长达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当中，杨国桢先生先后涉足历史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最初是以《林则徐传》享誉学术界，随后又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方面展露出卓越才华，进而从陆地走向海洋，成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头人。
一、潜心治史，专攻林则徐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早在大学二、三年级，杨国桢因参加调查和编写《闽南人民革命史》、《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而崭露头角。1960年10月，系主任、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指导1957级学生编写《林则徐评传》的毕业实践，指定杨国桢负责组织和统稿工作，亲自带他到福州访查林则徐遗稿。杨国桢执笔撰写《林则徐的早年》，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上，得到傅先生的赏识。1961年6月，杨国桢提前毕业留校，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助教，时年21岁。系领导决定给他一年时间，免除教学任务，将各处搜集到的林则徐文稿、札记、诗文、书信等原始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分析，另起炉灶，独立撰写《林则徐传》。他潜心钻研，写出初稿30万字。1962年9月，杨国桢调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兼任傅衣凌教授的学术助手，从傅先生治明清史与经济史，研读史籍、档案，搜集研究土地契约文书，协助整理文稿和“明清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要籍提要”讲义。[1]《林则徐传》的修改工作则暂时搁置下来。1964年秋，他到南安县九都公社坪声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一年，返校不久便爆发“文化大革命”，但他不放弃、不抛弃对历史学的追求，1967年，当两派大武斗之时，杨国桢将《林则徐传》手稿和历年搜集的资料转移到家乡农村，藏在灶旁阁楼上祖母的生柩里，逃过了一劫，保存了“东山再起”的“资本”。1970年“复课闹革命”后，历史系和中文系合并为文史系，杨国桢参加工农兵学员试点班中共党史的教学，1971年，带领学员到闽西老革命根据地调查实习，编写《毛主席七次到闽西》。重建历史系后，他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傅衣凌、韩国磐先生合编《中国古代史纲要》。1973年，在军管会、工宣队的支持下，与傅衣凌、柯友根先生行程数万里，历时三个月，遍访华东、东北、华北、中南73所高校历史系和研究所，了解教育革命、教材编写事宜，有幸拜会各地被“解放”重新工作的知名学者，了解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动态。1974、1975年，先后带领同学到广州、虎门、福州毕业实习，调查林则徐和鸦片战争遗址和史料。在“兵荒马乱”中教学科目不定的这段经历，使他意外地补救了大学时代因政治运动缺乏系统学习的遗憾，增益了贯穿古今的通史知识。
1977年国庆节前后，人民出版社将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列入出版计划，约他及早安排时间修改交稿。从这年冬天开始，他全心投入传稿的修改。他回忆说：当年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1979）春后奉命上京，修改定稿”[2]。接着，他又编《林则徐书简》，并与陈碧笙教授对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做了研究，合著《胨嘉庚传》。1981年4月，《林则徐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和9月，《林则徐书简》和《陈嘉庚传》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则徐传》全书共36.1万字，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林则徐的长篇传记，该书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作为主线，涵盖其思想、性格、爱好、家庭生活、诗词创作等方面，对林则徐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主要贡献以及历史作用等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和评价；同时结合传主的活动，兼及乾嘉道三朝的历史，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外交、军事各方面情况，涉及大批人物和大量事件，场面开阔，内容庞博，知人论世，有血有肉。[3]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被誉为是“博采众家、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集林则徐研究之大成”[4]的优秀著作。著名史学前辈郑天挺先生称赞此书“文字生动、简练，史料丰富、翔实……确乎难能可贵。”[5]《林则徐传》出版后不久，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编著韵《林则徐年谱》在上海问世，二时有“南传北谱”或“南谱北传”之说流传开来，令杨国桢先生在学术界声名鹊起。1982年，合著《陈嘉庚传》在香港再度出版，受到香港同胞、海外侨胞的欢迎和称赞。1984 年，《陈嘉庚传》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1987年，杨国桢先生又著《陈嘉庚》一书，收入《祖国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则徐传》重印出版了3次。1994年，杨国桢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半年，讲学之余，寻访英国档案，补充增订了《林则徐传》。增订本凡49.4万字，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重印。此外，他还担任第一、二届林则徐研究会会长（ 1989-1999），出版了《林则徐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林则徐》大型画册（主编，福建美术出版社，1996）、《林则徐全集》（主编之一，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林则徐选集》（诗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04年后，他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传记•道光朝》项目，查阅了一批庋藏海峡两岸，未发表过的嘉庆、道光两朝的清官档案和国史馆人物传稿，对林则徐及相关人物资料的掌握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他利用纪念鸦片战争170 周年的机会，将《林则徐传》改写成《林则徐大传》，2010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补充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对旧作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匡正和完善，篇幅远远超过前作，达74.9万字。目前他还承担《儒藏》（精华编）《云左山房文钞》的校点任务。杨国桢先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调整深化，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林则徐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堪称中国学术界林则徐研究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1978年，在《林则徐传》交稿后，杨国桢协锄傅衣凌先生组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致力于土地契约文书的搜集与解读。1981年，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首批博士点，杨国桢协助傅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并于1985 年接任主编。他师承傅衣凌先生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明清社会变迁等基本问题上，进一步阐发傅衣凌先生的理论架构，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学术特色，以及以民间文献、遗制遗俗证史的研究方法，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1981年起，杨国桢先生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利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对东部地区民间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探讨。1984年，写成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1985年4月-1986年9月到京都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年余，又利用日本、美国所藏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进行了研究增补，1988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横贯海峡两岸的中国东部地区为中心，通过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明清土地所有权的形态演变历史，探索地域性、民间层次、非正式的产权变动规则，认为中国特色的土地所有权是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的结合。这跳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土地所有权形态的一元化观念，诠释了土地所有权制度与社会所有制形式相互作用的关系，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空白。本书被誉为集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于一身，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超过此前的同类论著的地方，是一部富有开拓性的专著。[6]读书既继承了业师傅衣凌先生的研究传统，又表现了进一步推动契约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努力方向，[7]展现“中国式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在大陆或国际学界，自成一格，殊属难得。[8]它透过契约文书零散芜杂的表象，为把握其内部规律性的构成提供了基本线索，开创了契约文献学这一新的专门分支，堪称当年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罕见的力作。[9]该书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受到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10]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下册，便吸收和参考了杨国桢对契约文书体系等方面的意见。1999年，《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获首届郭沫若历史学奖。2009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
与此同时，他协助傅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地区经济史研究”，共同主编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合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 （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抄清、点校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多年来搜集积累的闽南、闽北等地的契约文书原件，编成《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1982）、《闽南契约文书综录》（1990）。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把粱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1988年，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台湾海峡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博士班和硕士班讲授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在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领域，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契约学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奉献了心力。
二、换位思考，投身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史学研究
1989年后，杨国桢先生毅然地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陆地转向海洋，在博士点学科建设中开辟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方向。
杨国桢先生对海洋并不陌生，他生活的厦门便是一座美丽的海岛城市，长期耳濡耳染之下，养成了他亲近海洋的思想感情。而他所研究的明清时代，也正是中国海洋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他所崇敬的郑和、郑成功，为之立传的林则徐、陈嘉庚，都是面向海洋的重要历史人物。然而，亲近海洋不等于有海洋意识的自觉。促使他反思的，是电视片《河殇》无视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宣称中国传统文化是黄土地文化，“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竟能引起许多人廉价的共鸣。他不同意中国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说法，而现有的中国历史文本是重陆轻海的，把向海洋发展看成是陆地发展的延伸和附属，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海洋性的一面。杨国桢深感有必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寻找答案，给中国历史上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重新定位。他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新的研究目标：“如果我们从世界全局的眼光和学术关怀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史，便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存在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支，独立地加以考察。”[11]
1996年,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杨国桢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这年起在中国生效。标志着中国现代海洋国家地位的确立，国家海洋权益得到很大的拓展。为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相继发表了《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和《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呼吁树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科观念，以适应新时期中国海洋人文研究的需要。他界定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概念和内涵，从理论上与西方霸权话语划清了界限，论述了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提出处理五大关系作为观测的坐标，从十个研究方向挖掘历史积累的海洋人文社会资源，搭建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架构。[12]他把重大研究项目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结合起来，合力攻坚克难，策划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被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1998年，厦门市社科联支持杨国桢先生纪念“国际海洋年”的倡议，成功举办了“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海洋与中国丛书》首批4本出版，并在会上首发，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界和海洋界的关注。1999年《海洋与中国丛书》8 本出齐，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是中国海洋图书首次获此殊荣。
杨国桢先生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探索，不仅仅是研究地域与侧重点的转移，而且是对以前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更新。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从研究传统乡村社会转向海洋，是一种换位思考。”[13]有学者评论说：“近30 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可以作为巴勒克拉夫预言的注脚，但是在这一领域具有理论的雄心，尝试在既有的研究思维下‘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的著作，至今仍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来所致力倡导建立‘海洋本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系，就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特别意义。”[14]
进入被称为“海洋世纪”的21世纪，杨国桢先生提出“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15]的目标。2002年，策划主编《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套丛书共12本，于2003、2006年出版，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海洋考古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2004 年，中国史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杨国桢先生在大会上向党、向政府、向整个史学界发出了纠正忽视海洋文明的观念，把研究中国的海洋文明放在振兴中华的重要位置上的呼吁。在杨先生的倡议下，厦门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海洋史学”二级学科，并从次年起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海洋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9年，他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2010年，策划主编《中国海洋文明史丛书》 （10本），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计划201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海洋社会经济史到海洋史学，杨国桢先生把学科建设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指出：“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16]他论证了涉海历史与海洋史学的差别，主张“以海洋为本位，即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把研究陆地历史文化的模式套用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他认为“海洋问题的自然一社会一经济的复合性，需要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方法来索解”。主张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探索出符合海洋史学的概念内涵，最终纳入历史学的学术规范。[17]
在建构理论的同时，杨国桢先生也不忘进行实证研究。他跳出专门史的学术疆界和研究模式，以海洋活动的海域和海上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跨界的研究。他以海洋经济研究为主，但又不忽视海洋社会人群和组织的探究。充分利用中外官方档案，又重视民间文献、民风民俗等多种信息的发掘。不满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预见中国海洋发展未来的需求，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承担“八五”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八五”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福建海洋发展史研究”，“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研究”，出版了《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东溟水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史学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础。
三、开拓进取，倡导建设海洋人文社会科学
在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史学的探索中，杨国桢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18]，制约和影响了我国走入大海洋的前进步伐。顺应海洋发展局势的变化，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综合，以综合性知识结构的要求推动各分支学科的成长和发展，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需求。而要实现这一切，学科体系的建构是十分必要的。杨国桢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海洋研究是边缘，海洋人文研究又是海洋研究的边缘。虽然在边缘里很容易创新，但是想把一个在边缘发现的事理提升到主流，就要形成学科，如果缺乏学科的依托，光靠分散零碎的研究，未免会有孤舟出海不知何处是岸的艰辛与迷茫。只有将各个分支学科的力量集中起来，打造出一支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远洋船队，才能在无限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茫茫大海中尽情驰骋。
要打造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远洋船队，首先需要的就是一张完备的设计蓝图。1997年3月，杨国桢先生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呼吁建立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学，“满足社会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为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和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保卫海洋权益，做出应有的贡献”[19]。1998年1月，他为《海洋与中国丛书》作序，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20]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
接着杨国桢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等文，诠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论述建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意义及其方法。杨先生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相对应的概念……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小系统”[21]。它是综合了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海洋性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对海洋人文信息资源进行挖掘和分析，是一个多元的学术体系。“说到底，是研究海洋文明的学科组合。”[22]
杨先生认为，从研究上说，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跳出旧的学术规范，需要运用“科际整合”的方法，各学科彼此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不同当中寻找相同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名词的概念内涵进行修正和调适，以便把其他学科的概念引入本学科，或多学科结合，实现多元的综合，不应有所谓的学科界限。但从学术传承和知识积累的角度上看，又迫切需要专门学科的支撑，因为没有学科就没有秩序，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分工、知识传承的制度，是不可偏废的。打破旧学科的界限，与建立新学科的规范，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23]在学科化依然主导人文社会科学体制的今天，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无学科归宿的课题被归类到“综合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往往因顾及工作的业绩、成果的考评、个人的升迁，不愿脱离本学科，而使综合成了凑合，难以形成团队优势，产生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把打破旧学科界限的综合研究与建立新学科的规范联系起来，调动不同学科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无疑是一种创新的思路。
杨国桢先生把眼光投向海洋，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观察其学术史的发展趋势，认为海洋人文社会分支学科的兴起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唯有这些分支学科发展起来，文理交叉的“大海洋科学”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为此，他对我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建议。2008年9 月，他把多年来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结集为《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学者评论指出：这样一本饱含作者十余年心血的结晶成果，“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中国海洋事业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把握时代脉搏，预观发展趋势……发挥出一个学术带头人的预潮流作用”[24]。“他的努力，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科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5]
杨国桢先生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呼吁与提倡，对“涉海学科的构建，起了积极开拓作用”[26]。他第一个提出“海洋社会”概念并加以传播，“其开创性的工作对今后‘海洋社会’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7]。“‘海洋社会’概念将‘海洋’与‘社会’联系起来，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性范畴”，“为海洋社会学的出现提供了知识源泉和学科增长点”[28]。在他的学术影响下，海洋社会学在一些海洋高校发展起来，中国社会学会还增设了海洋社会学专门委员会。如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历史、海洋考古、海洋法律的课题开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给相关海洋分支学科的建设带来巨大的动力，这也证明了他的预见。
建设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发展道路，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向社会各界提供准确的信息，对于培育具有现代海洋观和文明素质的海洋人才，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有着重大意义。而要建设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远洋船队，光有蓝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缺少了组成船身的材料和操纵它的船员和水手，那无异于纸上谈兵。杨国桢先生志存高远，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学科建设的创新实践。
2001年9月和2004年6月，杨国桢先生受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聘请，担任专家评审组组长，先后到大连、青岛实地考察评估，催生了中国高校第一批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海洋发展研究院”）。为实践自己的理论构想，2005年，杨国桢先生欣然接受中国海洋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985工程”2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首席专家。他应国家海洋局邀请，到北京为沿海省市主管海洋工作的领导参加的“首届海洋管理专题研究班”讲述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文化。2006 年，受聘为国家海洋局与教育部共建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2007年，受聘交通部应用基础项目“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受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顾问。2011年，创办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目前，厦门大学正积极联合南方海洋研究力量，牵头筹建国家南方海洋研究中心，他积极参与，为打造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平台而努力。
回顾杨国桢先生的学术轨迹，从林则徐到陈嘉庚，从土地契约到海洋史，从学术主流的历史学到边缘地带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犹如在大海上漂泊，停靠一个又一个港湾。他挑战自我，投身当时几乎乏人问津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领域，靠的是希望为祖国的海洋发展出谋献策的爱国情操和身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凭着持之以恒的毅力，扫除孤舟出海不知何处是岸的迷茫，敞舒海洋胸怀，坚韧地驶向既定的航程。他在忙于学术的同时，不忘紧跟时代形势发展，将个人研究与祖国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视察活动中建言献策，在外出学术讲座中鼓吹宣传，为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杨国桢先生从历史学走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历程，体现了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优秀职业素养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注释：
[1]参见《杨国桢自述》，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34
[2]杨国桢：《深情回望1978》，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人民政协报社编《亲历改革开放30年征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文史资料选辑》第15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3]参见龚书铎、史革新：《一部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传记——评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杨卫东：《解放以来林则徐研究述评》，载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5]转引自傅衣凌：《敬悼郑天挺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6]张维训：《运用契约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尝试——（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7]叶显恩、刘志伟：《（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8]陈秋坤：《评介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台湾风物》1989年第2期。
[9]力章：《开拓契约文献学研究新领域的呼唤——读扬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古籍整理》1989年第2期。
[10]参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99页。
[11]杨国桢：《序》，载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j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2]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3]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4]陈贤波、谌金松：《走向海洋本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载《海洋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7 -268页。
[15]杨国桢：《（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16]杨国桢：《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光明日报》2005年5月17日。
[17]杨国桢：《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18]杨国桢：《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
[19]杨国桢：《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载《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年，第14页。
[20]杨国桢：《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
[21]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2]杨国桢：《反思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载《人文国际》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23]参见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4]范今民：《杨国桢的（瀛海方程）》，《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6期。
[25]陈贤波、谌金松：《走向海洋本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70页。
[26]庞玉珍、蔡勤禹：《关于海洋社会学理论建构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27]沈佳强：《海洋社会哲学：哲学视阈下的海洋社会》，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28]张开城等：《海洋社会学概论》，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 36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