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人们的价值观必有不同。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君权神授”影响的日渐衰微，人们开始抛开身份约束，大胆展现并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一时期，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逐渐被世人接受，人们无论贵贱均志在博取利禄功名。这种变化不仅在传世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以战国成语玺（包括吉语玺和箴言玺）为代表的实物资料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战国成语玺与记录职官和姓名的官玺和私玺不同，它所记录的是一些吉语或箴言等性质的成语，体现了人们的思想和追求，不仅是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古人价值取向发展变化的实物记载。
强调加强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作为立世之本
战国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日益广泛，人们在立身行事之时，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用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这些方面的内容，除了在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有大量的记载以外，在战国时期的成语玺中也有充分反映。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简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近三十方有关修身的箴言玺，如：敬、敬之、敬玺、日敬、敬身、日敬毋怠、敬守、敬文、敬老、敬位、敬事敬命、敬忠、忠信、慎玺、慎之、慎事、慎命、慎行、慎言、慎上、慎忠、慎官等。
从以上所列的这些箴言玺中我们可以发现，“敬”和“慎”在儒家倡导的修身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具体来说，这些带有“敬”和“慎”的箴言玺体现了战国时期人们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诸多准则，具体包括：
第一、立身行事时要讲究忠信。忠信就是忠诚和信义的意思，它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准则之一。它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判定一个人是否能够立足于君子之林或国君治理好国家的前提。这是当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儒家向全社会发出的呼吁。成语玺中的敬、日敬、敬身、日敬毋怠、敬忠、敬人、敬老等就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强调遵守礼制规定的尊卑有序的名位制度。春秋以降，战争频繁，西周以来的“礼制”遭到空前的破坏，对此儒家希望人们能依礼行事，自觉地遵循“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和典章制度。箴言玺中的“敬位”、“敬事”、“敬上”、“敬其上”就是这种思想的充分体现。
第三、强调人们在立身行事时要“慎”。“慎”也是儒家修身准则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君子们无论在言谈举止方面，还是在立身行事、侍奉君主时一定要谨慎。诚如《诗经·大雅·邑》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礼记·大学》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箴言玺中的慎之、慎事、慎命、慎行、慎上、慎言等，就足以说明这些问题。
追求财富成为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
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地参与其中，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有关对财富的追求，除了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在战国吉语玺中也有充分的反映。《玺汇》中一共收录了二十方与财富有关的成语玺，如：牛、羊、金、富、稷、禾、百牛、千百牛、百羊、千牛百羊、千金、万金、宜有千金、千百金、千万、有千万、千百万、宜有千万、千稷、百禾、富生等等。从上述所列举的成语玺中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既有以谷物、牛羊为代表的物质财富，也有以金为代表的货币财富等。
第一、大胆追求以牛羊、谷物等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到战国时期，生产力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谷物和动物的追求仍然超过了对其他财富的渴望。带有牛、羊、稷、禾等字的成语玺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上古时期，庶人的财富不以土地的多寡为标准，只有牲畜的多寡才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如《礼记·曲礼下》云：“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羊和牛不仅是祭祀时的重要牺牲，而且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代表着财富和地位。也许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使得牛羊等成为人们普遍渴望拥有的财富。
第二、大胆追求以“金”为代表的货币财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起来，为人们追求货币财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成语玺中的千万、百万等较大数字，当为千万金、百万金的省略，其功能与“千金”、“万金”等一样，均为虚指的数字，形容财富之多。1983年，考古学界在平朔露天煤矿曾发掘出土一枚吉语钱，钱面铸有铭文“日入千金”，这与成语玺的内容所载相映成辉，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追求财富的美好愿望。
大胆追求能够光宗耀祖的福禄
古人心目中所谓的“五福”不包括“贵”，这是因为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阻碍了普通庶人进入“贵”行列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战国时期不但为人们追求财富提供了条件，也激发了他们对拥有“贵”的渴望。正如《韩非子·解老》云：“全寿富贵之谓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福”的含义发生了重大改变。
第一、渴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战国时期，随着方术的流行，人们进行养生保健的方法日益增多，很多方士开始炼制丹药服食，以求得延年益寿。这种思想在战国吉语玺中多有记载，如有福、大福、君寿、寿善、亲寿、有生、长生、千岁、百年、千秋、宜子、宜子孙等。这些玺都带有祈求自己生活幸福安宁、健康长寿，并且能够多子多孙之意。近年，考古学界在新疆民丰县尼雅发掘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曾出土一批汉代纺织品，其中有织成文字的锦，上亦有“延年益寿”、“大益子孙”、“万事如意”等吉祥语，可以与玺文内容相印证。
第二、大胆追求官爵地位。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阶层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日益增多，他们对“贵”的渴望也日益强烈，吉语玺中的官、宜官、长官、安官、宜王、宜位、事、宜事等就是这种思想的充分体现。这些祈求官秩的成语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同时战国时期正处于新旧制度的交替时期，各诸侯国均已开始废除旧的世官世禄制度，而通过各种方式选拔人才，为“士”人阶层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提供了机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以致于普通庶人都把祈求官秩的成语刻于印章随身佩戴。
第三、追求生活中的出入平安。从商代的甲骨卜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择日”均有不同的记载。战国成语玺中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点，如：吉、行吉、行大吉、出入大吉、行慎等，上列诸玺均指适宜出行没有灾祸之意。上列诸玺有关“行”和“出入”时的“择日”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2012-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