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之一，与中国云南接壤。缅甸古称掸国、骠国、顿逊国等。《旧唐书》云：“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来通聘迦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部落。”又云：“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1]中缅两国都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加之两国的毗邻关系，人员来往频繁，因而农林技术交流不断。两国仅有文字记载证实的交流，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本文拟对中缅两国古代农林技术交流作一简要探讨。
一、古代中缅两国具有农林技术交流的有利条件
（一）地理条件
中缅两国共同的国境线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两国间有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的自然通道。这些崎岖山路自古以来就把两国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云南和缅甸接壤，这为中缅两国人员往来和农业交流准备了条件。在缅甸阿奴律陀王统治时期（1044-1077年在位），缅甸版图空前扩大，他的王国疆域西至印度的勃代格亚邦，西北至格杜鄂那基耶敦米国，北连又称为“妙香国”的中国云南，东北临亦名格温底的班德国，东至又名色：底达的宾加国，东南至称之为阿约萨的迥国。[2]其中，“妙香国”是指现为中国云南大理的“南诏国”，“迥国”指泰国。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为两国的农林技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政治关系
早在汉代起，中国与缅甸就有过往来。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六年（公元63年）春正月，永昌缴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此处的“外夷”是指永昌郡边外的国家，包括今天的缅甸。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献乐及幻人。掸国是缅甸的古代称谓。一般学者认为是掸人所建。公元初已建国于中国永昌缴外，大约在今缅甸东北部地区。唐代，中缅两国政府间交往密切起来。《旧唐书》云：掸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3]有史料表明，自唐代起，中国与缅甸之间相当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缅关系主流是好的。虽然两国在元代和清代也发生过战争，但是不久就恢复了两国邦交。中缅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无疑有助于科技交流的开展。
（三）两国都以农业立国
中国历来重农、以农立国，创造和积累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古代缅甸也是一个农业国，《旧唐书》称缅甸“其土宜菽粟稻梁，无麻麦。”[4]到明代，缅甸农业生产取得很大进步。据《琉璃官史》记载：《缅甸大史》中将粮食、草料、水源和木柴列为城市的四大资源。《君王格言》记载过国家兴盛有四因，种田人的重要性位于经商者、大臣、僧侣之首。[5]在五、六世纪，缅甸王常按照王室习俗使用宝牛、宝犁举行隆重的演耕仪式，与中国帝王亲自祭祀农神和象征性地扶犁亲耕三垄地具有相似之处。吞代王在582年在进行演耕仪式时不幸跌进犁沟而死。[6]在缅甸阿奴律陀王统治时期，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凿井掘池、开挖沟渠、筑堤疏河、辟田垦地，[7]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材料说明了缅甸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也有重农的传统。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说缅甸，“治生，男耕稼，女织红。土地肥饶，米谷、木棉皆贱，故夷中无饥寒告乏者”。[8]又说：“五谷之饶，布帛之多，莫如缅甸、八百”。[9]这说明缅甸从事农业生产有很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当时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优于缅甸，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很容易接受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
（四）缅甸华侨华人众多
由于中缅两国接壤，华侨进入缅甸者居多，云南人进入缅甸更加便利。尤其在明朝，军队驻扎缅甸未能回国的，很多都留了下来。他们就是后来华裔缅甸人的祖先，是经受住炎热气候的考验才扎下根的，“华人初至亦多病，久而与之相习”[10]。明末，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华侨在缅甸定居者空前增多。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11]这里所说的中国人集中在特定区域里。还有的中国人以当地人为邻，更有机会与他们交流，“蒲人、焚人、阿昌，乃在城邦之中，杂华而居，渐变于夏。”[12]可见，华侨对当地居民之影响。华侨历来在中外科技交流中起重要作用，旅居缅甸的华侨也不例外。
二、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输入缅甸
（一）战争中的农业技术传播
诸葛亮“深入不毛”中的“不毛”，被认为是缅甸的北部城镇八莫（Bhamo）一带。225年，诸葛亮南征，把汉族先进的文化传到中缅边境，从而对邻近的缅甸也产生了影响。《三国志》记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13]，把汉族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成书晚于《三国志》的《蛮书》记载滇中的耕田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14]缅甸北部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过去使用这种耕田法，现在仍然使用。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条木头，俗称“二牛抬杠”，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与上述记载吻合。这是两国劳动人民互相学习，并在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说过：“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15]笔者认为，缅甸族同时也会汲取中国的各种农业生产技术。
元缅战争，给中缅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交流。统治阶级对缅甸用兵，从中国各地抽调来不同民族的士兵驻扎，有机会与缅甸民间接触，中国文化随之传播。中国的历法如星相、农业节气、干支纪年、五行、九曜日、十二生肖等等曾经在缅甸流行，对缅甸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16]尤其是1300年元朝对缅甸用兵时，统帅元军的云南参知政事高庆等人，不但未执行对缅甸作战的命令，反而率军协助当地人民为解除旱灾抢修“叫栖”（今皎克西）一带的水利灌溉工程，并挖掘了一条“丁兑运河”。这些水利工程成为缅甸人民的经济命脉，至今对发展农业生产仍在起重要作用。[17]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载：丁兑堰是敏塞瑞南信在位时，在中国人来到敏塞时请他们修建的。[18]
（二）移民带去农业技术
缅甸的敏家，是为缅甸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支华人移民。敏家是桂家的一个支派，是跟随南明永历皇帝入缅流落者的后人。在北京沦陷后，有若干王爷被清军追杀，率众一路逃到西南。他们的人马有的越过滇缅边界，分别经陆路、水路进入缅甸境内。据说“陆行者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19]活下来的属幸存者。敏家主要居住在缅甸南部的白古一带。“地大二千里，而至于海。”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他们都自认其老家是中国，见到中国来客，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招待。据记载，自古地区原来无人居住，非常荒凉。敏家来到此地后，与缅甸人民一起，有的出海捕鱼，有的开荒种地，日渐旺盛，使白古一带成为鱼米之乡。[20]
清乾隆皇帝于十八世纪发动清缅战争。清军四次征缅，遭到顽强抵抗，很不顺利。最终虽然缅甸重新向大清朝贡，但是，缅甸赢得的是实惠。战争期间，中国官兵流落在缅甸农村的人数不少，其中有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也成了农业技术的传播者。
中国人在缅甸京郊种植蔬菜果木，带去许多新品种，如芹菜、韭菜、油莱、荞头等蔬菜，还有荔枝、红枣、枇杷、梅、桃、柿子等果木。由于这些都是从中国传人的，缅甸人为了纪念，特地在这些蔬菜果木的前面都加上缅语“德由”（意为中国）或直接借用汉语音译，成为新的缅文词汇。[21]
中国的气候属季风气候，制定历法的初衷就是将时令告诉老百姓，让他们按农时耕作，即历法与农业生产有关。云南本地的历法也曾经传人缅甸，傣族历法就传人缅甸的边境地区。大傣历（比傣历）是在吸收汉族中原历法、印度历法、佛历并结合傣族地区实际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历法，它始于西汉武帝刘彻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滇越乘象国”时期，至2010年，大傣历已经沿袭使用了2105年。现在，缅甸掸邦、德宏部分村寨在公历的11月份过“京比迈”即过新年的活动，就是遵循这个历法。
三、中国对缅甸农业生产情况的了解和缅甸农作物的输入
（一）认识缅甸农业及农作物的特殊之处
顿逊国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于缅甸境内，那里的“酒树”引起过颇多中国古代著书人的注意。《梁书》中提到顿逊国在扶南国三千余里，“珍珠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22]关于这种酒树，<jE堂书钞》则云：“顿逊国有树似安石榴，取其花汁停盆内数日成好酒，极美，醉人”。[23]《太平御览》卷788沿袭旧说：“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24]李贤等编撰的《大明一统志》卷87谈到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的土产时，具体介绍了树头酒。“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大如掌。土人以曲纳罐中，而以索悬其罐子实下，划其实取汁流于罐以为酒，名日树头酒。或不用曲，惟取汁熬为白糖。其叶即贝叶，写缅书用之”。[25]钱古训的《百夷传》则生动地介绍了树酒。“其地有树，状若棕，树之杪有如笋者八九茎，人以刀去其尖，缚瓢于上，过一宵则有酒一瓢，香而且甘，饮之辄醉。其酒经宿必酸，炼为烧酒，能饮者可一盏”。[26]
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对缅甸特殊的农业生产情况介绍尤其详细。“五谷惟树稻，余皆少种。自蛮莫之外，一岁两获，冬种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犹用犁耕栽插，以下为耙泥撒种。其更犹易，盖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垦其二三；去村寨稍远者，则迥然皆旷土。夏秋多瘴，华人难居。冬春瘴消，尽可耕也。若待营堡既固，地方稍宁，募彼熟夷，给以牛种，择厥田上上者，每岁冬春，屯种一番，可以代转输之劳也，事经略者其善图之。缅甸所属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种耘耨而自秀实，谓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利之”。[27]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缅甸的香料。“出藿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衷衣。国有区拨等花十余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香，亦末为粉以傅身焉”。[28]《北户录》引《扶南传》中的一段话，提及更多的缅甸花卉：“顿逊国有区拨花、叶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为粉，以粉身体”。[29]
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渊到过缅甸的一些港口城市，如淡邈（今缅甸土瓦港）、八都马（今缅甸莫塔马港）。他在《岛夷志略》记载了缅甸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淡邈，“田地平，宜谷粟，食有余”。乌爹，“国因伽里之旧名也。山林利益少，其地堰潴而半旷。民专农业，田沃稼茂，既无粮莠之杂，又无蝗蝻之灾。凡岁三稔”。[30]
明代典籍也记录了缅甸特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明史》卷313“云南土司”记载：“孟艮在姚关东南二千里外，沃野千里，最殷富。地多虎，农者于树杪结草楼以护稼。”[31]谢肇涮在《滇略》卷九中说：“其地多虎，守禾者皆于树杪结草楼”。[32]
（二）特殊的异域物种由缅入滇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两国平民之间祖祖辈辈都有民间贸易、互通有无。元代中国同缅甸的海上贸易有新的发展，缅甸的稻米和胡椒输入中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缅甸的特殊农作物输入中国。缅甸的物产就近传人云南者较多，而且，由于气候等条件比较接近，输入到云南的植物往往可以成活、生长和传宗接代，证明在当时引种成功。据唐朝成书的《云南记》记载，“云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朵上，每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33]文中的“弥臣国”是缅甸古代国名。在我国云南种植的大腹槟榔、椰子、娑罗树、诃黎勒、老缅瓜、缅茄等植物都是从缅甸引进的。缅茄果实坚硬，可用以治印，艺人喜欢在其上面雕刻，缅茄不仅可做装饰品和珍玩，而且可以供药用，主治牙痛，有去火之效。[34]“大腹槟榔”现称“大腹子”，是棕榈科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 L．）的种子，中医经常用它来驱除体内寄生虫。诃黎勒就是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的果实，使君子科，中医常用来降火利咽。它们都被视为中药，其实是外来植物。这些特殊的药用植物从缅甸引种到云南，给素称“植物王国”、“中药材宝库”的云南省增加了新的种质资源。
中缅两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由于两国比邻而居，政治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两国之间产生了较为频繁的农林技术交流。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农林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缅农林技术交流的主要途径有：战争、移民、商贸、朝贡活动等。明朝在缅甸设置宣慰使司，试图对缅甸进行有效的管辖。宣慰使司的设置，密切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关系，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缅农林技术的交流。
在中缅科技交流史上，华侨华人在中缅农林技术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华侨的作用又以云南籍的华侨为最。华侨不仅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农林技术，而且亲自参加了缅甸的农业生产，还积极引进和介绍了缅甸的农林技术，为中缅两国农林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3][4]（五代）刘昀《旧唐书》卷197《骠国》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2][5][6][7][18]（缅甸）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等著、李谋等译《琉璃官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7页、第61页、第179页、第197页、第224页。
[8][9][10][11][12][27][33]（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3277册，第6页、第9页、第1页、第6页、第5页、第3-4页、第2页。
[13]（西晋）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14][34]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 – 173页、第32页、第18页。
[15][16][17][21]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 7页、第18页、第19页、第31页。
[19][31]（清）张廷玉《明史》卷120列传第8《由榔》，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20]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0 – 81页。
[22]（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四，扶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87页。
[23]（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48，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24]（宋）李防等《太平御览》卷788，《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25]（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87，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6]（明）钱古训《百夷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第102页。
[2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五册卷188，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5页。
[29]（唐）段公路《北户录》卷3《指甲花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史部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86年版。
[30]（元）汪大渊著、苏继庸校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第375页、第376页。
[32]（明）谢肇冲《滇略》卷9，明刻本。
[33]（唐）韦齐林《云南记》，转引自[宋]李防等《太平御览》卷971，“果部八”，《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作者信息：李未醉，男，史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魏露苓，女，史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