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
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须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不过，秦代建立起的这套官僚体制，到了西汉初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周代传统的影响，汉初功臣们“封邦建国”的意识依然较强，而且建国过程中刘邦联合了东方六国的贵族，贵族对于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响到了刘邦手下的“革命队伍”。为了巩固统治，刘邦对于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占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满足。
不但如此，就连朝廷的官僚队伍也受此影响，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职——丞相，照例都要由列侯担任，而由开国功臣转化而成的世袭贵族便靠着这一“惯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职位，官僚制也因此带上了贵族制的色彩。故此，西汉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那位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飞将军”李广，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为种种缘故始终未能如愿。
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皇帝和贵族们的势力此消彼长，贵族中的最大群体——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触犯国法而被剥夺爵位，或因无子嗣而使爵位无法承续，贵族制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非常薄弱。同时，汉景帝与汉武帝逐步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贵族在军事与经济上均无力与中央抗衡，贵族制的物质基础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这一前提下，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西汉朝廷中新增的官职，绝大多数都是在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另有一些原本地位与职权不高的官职，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因其与皇帝联系密切、深受重视而成为显要之官，最明显的就是原本担任文书收发传递工作的尚书。此官职本来地位低微，且因为要传递文书到禁中，有时也任命宦官担任此职(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后来竟被大臣视为“百官之本”。在皇帝的主导下，强化官僚制对政治的影响力，扩充官僚队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对爵位的要求并不会因为一两位皇帝的引导而止息。对此，汉代的皇帝也因势利导，汉武帝还“发明”了一项新的政治原则：以前是只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弘以无爵之身拜相，汉武帝为他授予爵位，因此开创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规矩。
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是官、爵两种体制碰撞中的重要事件。如果说西汉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贵族制浸染的，那么汉武帝创立的这一新规则是以官僚制改造贵族制——将官僚制作为基础，而把贵族制划为官僚制的附庸。由“得爵而得高官”变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对掉。
这本身是一个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而帝制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一官僚体制压制住爵位体制的转折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变化。
汉唐之间：扭捏登场的官本位
地方大族到中央做官，地方社会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
官僚制成为帝国政治的核心，在西汉时就已初露端倪，但爵位体制并未因此而黯然谢幕，相反，在之后的近两千年中，它依然存在。那么，官本位又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的?
汉武帝以后，在政治体制中，官本位基本确立，但其影响基本只限于政治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并不甚大。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关。
当时，帝国的官僚制只到县一级，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多由当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们支配，他们是百姓生活中常常得见的地方主角，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和倾向也成为当地的共识。因此，体制中的官僚们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有若无，谈不上十分关心，更谈不上欲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变化就发生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廷派出“中正”在地方上选拔人才，再由朝廷依照中正评定的品第授官。这一制度，历来被认为是地方大族控制选官、持续进入官僚队伍、巩固家族地位与社会影响的工具，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在此笔者也不打算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确有很多大族人士借助九品官人法成为官僚队伍的新成员，也有很多地方大族成为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说，九品官人法有如《三国演义》中铁锁连环船的战术一样，将地方的主宰大族与官僚队伍“绑定”为一个固定组合，大族成为官僚的固定来源，官僚则成为大族成员可预见的未来身份。
这种组合出现之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整合，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都不约而同地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大族更大规模地走向官僚化，并用各种方式使他们离开故土，到中央地区定居。大族官僚化的程度加深，使大族成为官僚制中的一分子，大族中央化趋势的出现，使大族对地方的支配力减弱，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被抽掉了脊梁，只能成为官僚体制下的被支配者。当这一过程完成，“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向官僚看齐，才成为全社会的渴望。
官本位的历史评判
一方面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一方面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结果只能是官本位盛行
如前所述，既然官本位的建立过程与皇帝的干预、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视为所谓“君主专制”的产物?换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还是“君主专制”下的畸形产物?
帝制中国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时有逸出官方控制范围的情况，但大体都被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下。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影响力与文化感召力并不存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而政治权力的具体化身——皇帝与官僚，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支配力量。
这一事实是如此清晰，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却相对较为隐晦。为何政治权力要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进行压制与控制?产生这种“唯我独尊”意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韩非子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五蠹》，文中将儒生、游侠、纵横之士、依附豪门者与工商之徒并称为国家的五类蠹虫。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此后帝制时代对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进行抑制的思想前驱，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除了打击儒生的这一条，其他的基本落实了韩非子的倡议。可以说，一元化的、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神力”，与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是造就官本位的两手，一手壮大自己，一手打击异己。
韩非子将“五蠹”作为国家敌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五类人既不能为国家从事生产(耕)，也不能为国家冒死前驱(战)，因此应该清除。在战国后期，这一理论能够为各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所接受，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如何“治天下”，“治天下”时韩非子的学说是否还适用，就当另行考量。
检讨韩非子之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实际状况是，无论是秦代皇帝还是汉代君主，都将在经济与文化上影响力较大之人视为隐患，因此秦汉有迁徙豪富之徒、打击工商之民的举措，汉魏南北朝有对道教与佛教的限制与强力禁止。究其原因，是因为经济与文化影响较大者在社会上争得了众人的关注、推崇与依附，而众人的追随很可能使经济与文化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并成为现行政权的敌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蠹虫”那么简单，而变成了潜在的洪水猛兽，故而必须打击;即使其存在，也必须在官僚体制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为了帝王们的安全，而如此做的结果，便是政治权力一头独大。
由此，我们才真正了解，君王们治天下时未曾真正下马，只不过是将坐骑乔装，将刀枪改装，并挂出一块牌子——“下马治天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