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萨尔与拉萨尔主义
丁建弘
东方红网编者按：这是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本刊将分两次全文转载。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毛泽东同志的两段语录：“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运史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远见卓识地分析。
拉萨尔虽然早已经成为历史小丑，然而，其机会主义幽灵却影响至今。从拉萨尔到伯思斯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机会主义者们，他们的政治观、经济观、哲学观都是与拉萨尔及拉萨尔主义一脉相承的。这些机会主义者们的共同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什么“三和”、“两全”，什么“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什么“普世价值”、“和谐世界”、“人本主义”、“合作共赢”，这一切通通都建筑在超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故意抽掉了本来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这样的“理论”、“学说”、“观点”，决不是什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货真价实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和唯心主义。他们所代表的，也决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是资本家阶级，他们是剥削阶级的走狗和帮凶。
特别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们上台以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遭遇到严重破坏。到了二十世纪末，先后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反革命叛变。在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里，那些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严冬过后是春天，低潮过后是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要前进，要发展的。那些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在剥削阶级无法再统治下去，被剥削阶级无法再忍受下去的时候，新的革命就会爆发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一定会重新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这个光明大道上来的。读一读这本小册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斐迪南·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从他开始投机革命到突然死去，前后虽然不到二十年，但他带给德国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
拉萨尔起初是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混入工人运动，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和工贼。他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经常以狂热的“革命家”的面目出现，实际上他一贯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革命路线。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和叛卖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是很警惕的。他们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言论和行动不断地给以揭露和批判。1875年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光辉的文献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给拉萨尔派以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发展了关于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揭露拉萨尔的卑鄙伎俩和反革命的真面目，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对我们今天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早期的政治投机活动
1825年 4月 11日，拉萨尔生于德国波兰交界的布勒斯劳。这儿的居民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经常受到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迫害。拉萨尔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犹太绸缎商人，崇信犹太教，犹太教的腐败习气支配着他的家庭。
少年时代的拉萨尔，就逐渐沾染上一些资产阶级的恶习。如投机取巧、爱虚荣、好出风头等。1840年春天，拉萨尔来到来比锡（德国东部的大商埠），进入商业学校学习。他在这里学到了一整套盘剥交易的学问，但是，拉萨尔不满足于此，他觉得经商只是有利无名。他设想自己应该是一个“鼓动家、演说家、作家”，一个“伟人”， “要伸手去取王冠”。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开始学写诗、写剧本，读有关希腊和古代东方的书籍。1841年秋，他进入大学学习。
拉萨尔开始在布勒斯劳大学，后来转到柏林大学。在大学里学习古典艺术、语言学和哲学。他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感到兴趣。拉萨尔熟悉它的整套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他为要写出一本“一鸣惊人”的哲学著作，就去投靠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1844年，拉萨尔经洪堡的介绍，去巴黎搜集有关材料。
在大学里度过几年以后，拉萨尔就更加目空一切了。他渴望挤入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但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他是冷冰冰的。瞧不起他，叫他“傻头傻脑的犹太年轻人”，“衣料店的小伙计”。这种歧视特别刺痛拉萨尔的心，他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挡住了他往上爬的路。他忿忿地嚷道：“如果我生而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贵族，而今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市民的儿子，我将是这一代的民主主义者。”
显然，拉萨尔是由于私欲得不到满足才去反对统治阶级的。因此，他充满着个人打算，拼命追求金钱和名声，认为这是往上爬的起码条件。1846年，二十一岁的拉萨尔从法国巴黎回来以后，很快就包揽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哈兹费尔特伯爵离弃了他的老婆，伯爵夫人要求分享财产，从而引起争执。这不过是贵族家庭内部的矛盾，拉萨尔却把它渲染为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抗权贵压迫的斗争。他利用这种耸动视听的案件来造成自己的“声誉”。为了这件案子，他前后花去七、八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里打官司，为伯爵夫人争一笔巨大的离婚费大卖力气。
他确信由于包揽这宗离婚案因而有了“声誉”，于是开始从事政治投机。
1848年，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意志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君主制度，把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建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1848年3月18日，普鲁士王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致行动，举行武装起义。国王迫于革命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宝座不被革命彻底摧垮，假惺惺地宣布召开普选的议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革命正待深入下去，资产阶级却公开叛卖了革命。他们在各邦篡夺了革命果实，急忙和各邦君主订立和约，相互勾结，从而把封建王朝整个统治机构保存下来。
为把革命推向前进，流亡在国外的德意志革命者纷纷回到本国。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了莱茵区的科隆市作为自己的活动据点。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来团结革命力量，指导革命进程。
这时，拉萨尔也来到莱茵区，参加杜塞尔多夫市的民主派（由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活动，很快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拉萨尔和《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同时认识了马克思。但是，拉萨尔是抱着个人野心投机革命的。他把革命时期的浪翻潮涌，看成是捞取政治资本和发泄个人愤懑的良机。因此，拉萨尔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千方百计地同马克思接近，并且宣布加入《新莱茵报》团体，说是要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为了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在革命中，他采取一种不稳定的狂热态度反对君主政体。
但是，拉萨尔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场和策略，暴露了他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真面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应该参加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随时随地保持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立场，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他们不断地揭露和谴责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把广大农民和革命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来。而拉萨尔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瞧不起年轻的无产阶级，眼里根本没有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他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寄托在由资产者组成的国民议会身上。他要工农群众跟他一样，向国民议会“宣誓效忠”，做资产阶级的附庸。拉萨尔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攻击普鲁士王朝，却避而不提推翻普鲁士王朝的统治。他到处大叫大嚷，发表演说。但是所提的要求，没有超出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真正到革命人民拿起武器，反击反革命的进攻时，拉萨尔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一样，宁愿拱手就缚，决不拿起武器。
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革命无所进展。11月，反革命开始反扑。普鲁士国王派来大批军队，驱散了国民议会，公开施行白色恐怖。他们把拉萨尔当成危险的煽动分子，企图用惩处他的办法来打击以《新莱茵报》为代表的革命势力。11月22日。拉萨尔被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审前拘押，直到1849年5月，反动当局才公开审理拉萨尔的案件。将他判处六个月的徒刑。
到1849年6月，革命整个失败了。德意志又恢复王朝统治，政治上仍然四分五裂。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革命者重新流亡国外。
二、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大陆上所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报刊都遭到反动暴力的摧残。工人大批被判刑。普鲁士反动国会还通过了所谓《联合会条例》，禁止一切工人联合会的活动。责成各级政府在两个月内完全取缔这类组织。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被列为禁品。大批先进工人流亡英国或北美。革命转入低潮。这时马克思住在英国伦敦，恩格斯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们一面继续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利用这段革命低潮时期，从事巨大的科学著述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些著作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阐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把工人阶级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拉萨尔是参加1848年革命以后留在德意志的少数人中的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德意志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拉萨尔出狱后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怀疑。拉萨尔对革命灰心丧气，却用全部热情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官司。在这场官司中，他为自己赢得一大笔金钱，过起贵族绅士的奢侈生活。他整天同伯爵夫人混在一起，合伙作投机生意，还计划组织“知识分子俱乐部”。他装作大人物，连上啤酒店也说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对于工人，拉萨尔表现非常冷淡。他要么故意回避，要么摆出一副“大学者”和“革命元老”的面孔，要工人听他的话。这时，从拉萨尔口里，连“工人阶级”和“斗争”一类字眼也很少听见了。
比这更坏的是，在德意志，拉萨尔竟然以马克思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马克思的指示。还在1853年3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指出：这个家伙“在公家的借口之下，老是追逐私人情欲和私人事件”。在这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不断对他提出批评和警告。
拉萨尔不但没有接受批评，反而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来对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他一再申明自己是“马克思的拥护者”，是“马克思的忠实的学生”，企图以马克思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工人中建立威信。另一方面，他不断地用种种手段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拉萨尔在德意志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要拉萨尔协助把他们的著作秘密运入德意志散发。拉萨尔却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拉萨尔告诉马克思，说他正在写一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它的出版将轰动整个社会。”就在这时，拉萨尔两次极其秘密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写信：一次给柏林的警察头子，一次给普鲁王的主太子（镇压1848年革命的刽子手）。信中充满卑下的奉承和恳求，要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的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方便。1858年，拉萨尔出版了他的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并自我吹嘘，说它是“天才杰作”。其实，这是一本非常拙劣的作品，不仅冗长杂乱，而且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写成的。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完全对立的。拉萨尔用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投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 因此，这部书得到了官厅的赞许和资产阶级市侩的欢迎。拉萨尔不以为耻，还感到非常得意。五十年代末，拉萨尔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基本形成，这种观点是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加上黑格尔的哲学、费希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物。
拉萨尔想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观点，便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企图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反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歌颂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书中明确地指出，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卖而失败的；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同样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没有农民作同盟军，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将变成“孤鸿哀鸣”。拉萨尔完全反对这些观点。1859年初，拉萨尔抛出了他的文学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通过剧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拉萨尔不去称颂农民战争，却把封建的骑士阶级理想化。他在剧本中诬蔑农民群众，竭力美化骑士首领济金根，大肆宣扬唯心的英雄史观。他把济金根说成是“强力的现实的政治家”、“革命家”，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把济金根的失败描写成仅仅是由于他的“个人的失策”，“外交的错误”，是他个人的“悲剧”。这种“失策”和“错误”，据拉萨尔说，就是没有同德意志皇帝建立起同盟。拉萨尔这样做的政治目的究竟何在呢？很明显，拉萨尔笔下的骑士阶级指的就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济金根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拉萨尔把1848年革命失败的悲剧仅仅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失策”和“外交错误’”，而不是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结果。在剧本中，拉萨尔把皇帝大大地恭维一番，并要求他来领导运动。这样，拉萨尔既取媚于资产阶级，又讨得普鲁士国王的欢心。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对剧本中的唯心史观和反动的政治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济金根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的骑士地位决定他不能联合城市平民和农民（特别是农民）去进行反封建领主的真正有力的斗争，这就是悲剧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拉萨尔是把骑士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的反抗的。一个月后，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表示了和马克思相同的意见。恩格斯着重指出：拉萨尔只描写了那时运动中的官方分子，而没有充分强调那些平民和农民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理论。拉萨尔由于忽视农民运动，因而看不见济金根失败的真正原因。
拉萨尔没有接受这些批评，他在给马克思的冗长回信中争辩说：“农民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大概也不是象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地，（甲）它们不是革命的；（乙）归根到底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毫不亚于历史上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
马克思揭露说，拉萨尔提出这种荒谬见解的目的，就是为他同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建立联盟作辩护。
在争辩农民问题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又爆发了新的、更尖锐的斗争。斗争的中心是德意志统一的道路问题。五十年代末。统一意志的任务又提上历史日程。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起来。统一运动是一次进步的民族民主运动。根据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可能通过两条道路来完成：一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革命的道路，推翻各邦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另一条是由普鲁士王朝领导，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君主政体反动统治下的统一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前一条道路，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提高他们的觉悟。拉萨尔则站在德意志资产阶级立场上，热烈拥护普鲁士王朝统一德意志。
当时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拿破仑第三的法国和沙皇俄国。1859年，意大利、法国同德意志邦联的奥地利王国之间爆发战争。意大利人民要求民族统一，反对统治他们的奥地利王国。法国支持意大利对奥作战，其目的在于借对外战争扩张领土，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反动统治和在欧洲的政治霸权。它援助意大利统一是假，加强自己的影响和保持意大利反动统治是真。它借援助为名，割取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法国的阴谋得到沙皇俄国的支持。它们既要扼杀意大利的民族民主运动，又要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问题同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必须打击拿破全第三，使法国在战争中失败，这样也就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俄国。只有挫败它们，才能使意大利和法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才能使德意志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为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意志奠定基础，归根到底，这会引起欧洲旧制度的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意见表述在恩格斯的《波河和莱茵河》一书和马克思的一些文章中。《波河和莱茵河》实质上是他们的宣言。马克思想让这部书尽快在德意志传播，他要拉萨尔设法出版。拉萨尔表面上同意了，但他完全不同意《波河和莱茵河》的观点。他有意拖延该书的出版工作，同时匆匆地写出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用“民主派的主张”这一假名发表，同恩格斯的著作对抗。拉萨尔在这本书中，不谈德意志无产阶级的任务，只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他把奥地利看成是普鲁士的主要敌人，要求普鲁士同法国结成同盟去击败奥地利。他甚至向普鲁士国王表示，一旦普鲁士政府接受他建议的政策，他就一定为它效劳。这样，拉萨尔实际上是帮助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王朝执行反民族和反人民的政策，削弱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力量。他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意见实际上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六十年代初，拉萨尔和马克思会过两次面。一次是1861年5月，马克思来到柏林，了解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情况。当时，经过十余年来的沉默，德意志的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马克思要拉萨尔更多地注意正在觉醒的工人阶级。但拉萨尔充满着个人野心。他马上提出在柏林办一份报纸。由他筹集资金，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同马克思一道做总编辑。马克思问他：“恩格斯怎么样？”拉萨尔回答说：“三个如果不算多，恩格斯也可以做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人不能有比我更多的投票权，否则，我每次都要失败的。”非常明显，拉萨尔企图把马克思拉下水，为他服务。这个提议遭到马克思的拒绝。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同样的看法，也坚决反对拉萨尔的提议。
第二次会面是在1862年7月。拉萨尔来到伦敦马克思家中作客。这时，德意志开始了独立的工人运动，因此，在工人活动家面前提出了实际问题：他们应该提出什么纲领，采取什么路线。马克思耐心地向拉萨尔阐明，必须坚持《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原则和策略。具体说来，就是：1、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用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在德意志，为了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的利益，首先必须促成完全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2、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抗反动的封建势力；3、凡是资产阶级同容克贵族和国王发生冲突时就鼓励资产阶级。这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政策。拉萨尔在马克思面前声称，他当然是《共产党宣言》的“拥护者”，但是，他一回到德意志，就制订与此完全相反的纲领和策略。尽管他吹嘘自己的纲领和策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普鲁士国家的“帮助”，由它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这个纲领是非常荒谬的，是同《共产党宣言》的原则根本对立的。它将给德意志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
当拉萨尔再次提议，要马克思参加他打算创办的报纸时，马克思坚决地拒绝说：“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共同之点”。
1863年初，马克思同拉萨尔决裂了。马克思曾经详细地说明决裂的原因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马克思同拉萨尔决裂，是因为拉萨尔已经无法挽救，他的政治活动已经公开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了。
三、机会主义的鼓动
六十年代初，拉萨尔又热衷于政治投机，因为这时德意志的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化，工人运动重新开始高涨。
五十年代以来，德意志的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加强了，它希望容克贵族能赐给自己一些政治权力，但是，容克贵族瞧不起它，不考虑它的要求，所以双方常常发生冲突。这种争权夺利的争吵，当时被人民讽刺为“蛙鼠之战”，也就是狗咬狗的斗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数目也迅速增加，新工人和现代化工人的队伍扩大，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虽然还很分散，但是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自动建立起一些互助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工人阶级的觉悟，他们千方百计控制各种工人组织，力图使工人阶级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欺骗工人说，只要搞好教育和储蓄，就可以改善工人的地位，根本不需要参加政治活动。资产阶级还经常拿工人阶级来吓唬普鲁士容克，逼它答应自己的要求。但是，工人阶级既受封建容克的压迫，又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受苦极深。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促使工人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不顾反动派的禁令，举行集会，参加社会活动。1861年，柏林等地工人同反动军警发生冲突，甚至构筑了街垒。工人联合会一类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来比锡的“前进工人联合会”。越来越多的工人积极关心政治。先进的工人开始要求建立一个摆脱资产阶级束缚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到1862年，来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已经开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了。
德意志工人运动经历十五年左右的低潮，重新高涨起来，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他们懂得，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1848年革命的事迹，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工人中有种种流传，并且强烈地吸引他们。但是，在六十年代初，德意志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是缺少真正了解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德意志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残酷迫害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革命者，疯狂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就在这样的时刻，拉萨尔投向工人运动。
这时，拉萨尔的政治投机手法有了很大变化。他从五十年代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变为拥护普鲁士王朝的立场。他公开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用尖刻的语调攻击资产阶级，成为一个普鲁士王家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拉萨尔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在他看来，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他借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宣扬：“历史上能见到的壮丽事迹，都是靠利剑来完成的，迄今所进行的一切伟大事业，最后的成功还是要归于利剑。”他对权力的追求是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他看到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怯懦，看到普鲁士王朝、容克贵族强权在握，感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同王朝作对，有很大的危险，而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攻击资产阶级，则对自己有利得多。这样还能显示自己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者”，骗取工人阶级的信任。拉萨尔企图把工人阶级掌握在自己手中，使自己成为它的“独裁者”，造成一种实力地位，进行投机。非常明显，拉萨尔攻击资产阶级，只是他的一种政治手段。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要求消灭资产阶级。
1862年春天，拉萨尔抛出了他的小册子《工人纲领》，开始了他的政治鼓动。他是以“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人民之友”的身分向工人说话的。《工人纲领》根本不提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提《共产党宣言》，却剽窃《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词句装饰门面，贩卖自己的机会主义货色。《工人纲领》不谈革命，不谈暴力，却硬要工人相信，工人阶级只有争取普选权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当时，一部分工人受拉萨尔的假革命面目的欺骗，希望同这位作者取得联系。拉萨尔趁机加紧在工人中进行活动。这年年底，拉萨尔给来比锡工人写了两封信，向工人群众作了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而且无耻地说，工人应该“完全信任”他。来比锡等城市的工人组织要拉萨尔公开发表他的社会见解和行动步骤。1863年3月1日，拉萨尔发表了他的纲领性的鼓动文件《公开复信——致筹备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拉萨尔顺着工人的要求，在信中也标榜了所谓“工人等级”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接着就大肆鼓吹；1、“工人等级”要把“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认定“工人等级”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就能满足它的合法的政治利益；2、成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说这样就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经济地位。拉萨尔还竭力诱使工人阶级支持普鲁士容克的军国主义政策。非常明显，拉萨尔在这里贩卖的货色，就是那些早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荒谬主张。当时，有不少工人对拉萨尔的《公开复信》表示怀疑，但是，工人们由于在理论上不成熟，还不能提出正确的论点同它对抗。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就渗入工人运动中来。
在这以后，拉萨尔的鼓动进入高潮。他采取煽惑性的鼓动方式，提出什么除工人以外其他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这种形“左”实右的口号，企图以此来取得工人的支持。他在鼓动中有意同工人保持巨大的距离。他把自己看成是大学者、救世主，只能站在高高的云端为无产阶级祈祷，要无产阶级对他唯命是从。有一次他去法兰克福市演说，和往常一样，带着一包厚厚的书和一个大文件夹。在讲台上，他以一种特有的傲慢口气对工人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普遍真理，你们就应该完全相信我，我在科学的每个领域内都获得欧洲的普遍承认，有着欧洲的声誉。”他甚至收买一些“文人”为自己写颂诗。对于拉萨尔的这种行为，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拉萨尔的表情完全是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要“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办法就是工人们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选出他那样的人送入议会。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面目及个人野心。
1863年5月23日，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来比锡成立了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在会上，拉萨尔压制了代表中的民主派，使自己当选为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并使主席在联合会中具有独裁的权力。他把自己的整套机会主义观点写入联合会的章程中。
六十年代初，拉萨尔的鼓动在德意志比较活跃。当时在客观上有助于一部分德意志工人在组织上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进而着手建立自己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但是，拉萨尔的理论和实际活动的主要作用，是把正在觉醒的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引向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严重地危害了刚刚重新走上政治斗争道路的德意志工人阶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六十年代初，无产阶级同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很尖锐，德意志出现了革命形势，工人阶级急需正确的领导。因此，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反普鲁士容克的斗争，就成为工人活动家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样做，就有可能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革命的道路统一德意志。但是，这正是拉萨尔所拼命反对的。他一心维护普鲁士王朝的利益，拥护普鲁士王朝统一德意志。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拉萨尔在鼓动中采取一种隐蔽的手法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大量剽窃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用以自我吹嘘，同时，歪曲他们的革命理论，贩卖自己的机会主义货色。在工人中，他绝口不谈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著作，有意妨碍他们的著作在德意志刊行和传播，力图把他们孤立起来。他妄想用这种办法来否定过去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抹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拉萨尔不遗余力地阻碍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使工人迷失革命方向。
拉萨尔并没有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相反，他把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变成一个宗派。联合会不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而是按主席个人独裁的原则组织起来。拉萨尔把自己的机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会员只准遵奉，不得怀疑。这样就排斥了会员的任何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拉萨尔规定入会自由。他认为，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出身于富裕的资产者的越多越好。因此，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保守派分子都可以随便混入联合会。拉萨尔不仅否认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同以前由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德意志工人运动的任何联系，而且把它们对立起来。这样，联合会就不可能担当起已经提上日程的革命领导任务。因此，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越来越成为工人运动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四、同俾斯麦的勾搭
拉萨尔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找同盟者，却到统治阶级中去找同盟者，这是拉萨尔政治投机的需要，也是他的机会主义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对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十分崇敬”，把俾斯麦看作“明智的政治家”。他想以“普选权”问题作交易手段，同俾斯麦勾搭。从1863年以来，拉萨尔的论调转为对俾斯麦的公然谄媚。他在几次群众大会上恭维俾斯麦，说“俾斯麦是一个大丈夫，而进步党是一群老太婆”，“他的许多见解同我的理论一致”等等。后来，他对俾斯麦说，如果俾斯麦愿意同他谈判，愿意施行普选，那末，他作为德意志工人的“当然代表”，就支持普鲁士王朝统一德意志，而且“以工人的名义”宣布，同意俾斯麦去兼并德意志北部当时属于丹麦的土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拉萨尔还欺骗工人，无耻地说什么政府的“仁慈”、国王的“恩典”和俾斯麦的“明智”，胡说他们一定会答应工人的基本要求。
开始，俾斯麦对于拉萨尔及其言论并没有怎么注意。但是俾斯麦毕竟是一只老狐狸，他嗅出在这当中有利可图：控制了拉萨尔，也许就能摆布德意志的工人。因此，他的态度就变得热情起来。俾斯麦有一个很阴险的计划，他企图用收买的办法，把一些有名望的“社会主义者”网罗到自己的手里，为自己服务，从而控制德意志的工人运动。1863年5月11日，在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成立前十多天，俾斯麦给拉萨尔写了一封短信，邀他去商谈“劳动问题”。第二天，拉萨尔就去谒见俾斯麦，谈了好久。从1863年5月到1864年夏，拉萨尔给俾斯麦写过不少信，拜访俾斯麦达十几次，打得十分火热。连俾斯麦都不无遗憾地说：“我没有一次不恨谈话告终的。”
拉萨尔同俾斯麦如此“投机”的会晤究竟谈些什么呢？会谈是秘密的。会谈的内容当时外人无法知道。但是德意志的工人已经察觉到拉萨尔同俾斯麦有所勾搭，远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察觉到这一点。恩格斯在1863年6月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当俾[斯麦]先生讨厌他的时候，有一天他会被投入狱中，并认识普鲁士的国法。”
拉萨尔叛卖工人阶级、向俾斯麦屈膝的证据（拉萨尔同俾斯麦的通信），是于1928年才从普鲁士内阁的一宗未经分类的旧档案中发现的。这些材料证实，拉萨尔在同俾斯麦的勾搭中，把德意志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拍卖给俾斯麦。他向俾斯麦谈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表白自己是普鲁士国家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和卫士。关于这一点，十五年后（即1878年）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的演说中谈到：“拉萨尔这个人……很有野心，但决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同情国家及君主政体，而且愿为德意志帝国效劳。……他确实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卫护者。”第二，拉萨尔把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现状、目前工人阶级的行动计划和今后的打算，全部告诉俾斯麦。在1863年7月8日给俾斯麦的信中，他安慰俾斯麦说：“然而，从这简章（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会章）看来，您就可以明白，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政治，……他们都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倘若国王能够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从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转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第三，劝说俾斯麦实施普选权。拉萨尔竭力向俾斯麦证明，实施普选权不仅符合工人的利益，而且更符合王朝国家的利益：实施了普选权，王朝就能得到工人的拥护，“共同对付”资产阶级。拉萨尔还保证说：如果实施普选权，他就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
非常明显，拉萨尔已经投向普鲁士军事专制王朝，完完全全成了工人运动中的内奸和工贼。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拉萨尔的所作所为。他们虽然身在英国，对拉萨尔的阴谋活动不完全了解，但是从拉萨尔的鼓动和表现中，他们看出：拉萨尔的理论、策略和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不粉碎机会主义路线，就会断送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前途。从拉萨尔发表《公开复信》以来，他们就密切注意拉萨尔的行动和言论，并且决定等待适当时机，公开发表意见来批判拉萨尔。为了作好批判拉萨尔的准备工作，从1863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意志工人中间大力传布自己的著作，像《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他们用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路线来批判拉萨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机会主义路线，使工人们真正了解他们同拉萨尔在观点上的对立，认清拉萨尔的理论和策略的机会主义本质，从而自觉地脱离拉萨尔，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同自己接近的人——代表人物是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和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在德意志工人和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中宣传自己的观点，揭露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行径。这种作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先进的工人已经越来越明了拉萨尔的错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864年年中，联合会内部已经形成了反对派，先进分子出面反对拉萨尔的独裁，批判拉萨尔的错误策略，同拉萨尔及其追随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拉萨尔这时感到束手无策。他既没有取得什么暂时的“成功”（俾斯麦没有赐给他普选权），又无法弥合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中的分裂。他在联合会中的威望日益下降。于是，他借口养病去日内瓦。通过信件继续指挥他的党徒进行活动。1864年8月，拉萨尔因恋爱事件同人决斗，结果腹部中弹，死了。
五、拉萨尔主义与《哥达纲领批判》
拉萨尔虽然死了，他在德意志工人运动中散布的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理论，却继续毒害着工人阶级。这一套货色，历史上称为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主义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用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谬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拉萨尔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为所有阶级服务的、永恒的机构，具有自己独立的本质。他在《工人纲领》中说：“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根本的天生的职能……是它的真正的崇高的职责，”而且这一职责“是违反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不知不觉地被国家执行的”。因此，拉萨尔断言，一旦实施了普选权，国家就成为“自由的人民国家”，“能够导致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失”。拉萨尔认为，普鲁士就将是这样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
拉萨尔从“自由的人民国家”出发，主张阶级调和。他否认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而把它说成是一个“阶层”，一个“等级”。说他的目标“不是号召各社会阶级分裂和互相敌视，而是号召调和，……号召团结”，“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全民的统治”。因此，拉萨尔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2、用“争取普选权”的谬论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拉萨尔是最早一代的议会迷，他把争取普选权进行议会斗争说成是工人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唯一道路。拉萨尔在《公开复信》中说：“直接的普选权，这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基本原则，而且还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它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工人阶级在德国立法议会中的席位，就是可以满足工人阶级的合法政治利益的一种办法”。他还说：“只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才能保证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代表，并且能导致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除。联合会从这个信念自发，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方式，首先争取社会舆论。为恢复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活动，以达到其目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所要做的一切”。
3、用“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谬论反对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拉萨尔硬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不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是所谓生活资料分配的不公平。只要有了公平的分配，劳动人民就能摆脱贫困。因此，他认定组织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合法、最和平又最简单的方法”。拉萨尔在法兰克福市的工人大会上说：“这就是我的提议。这个提议实际上就是说，国家要用贷给资金的方式供给你们资本，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去同资本家进行自由的、力量匹敌的竞争。”归结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必须依靠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
4、拉萨尔还用“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为雇佣劳动制辩护。他认为劳动群众的贫困不是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造成的，不是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是由于“铁的工资规律”，由于“人的本性”。要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只能通过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因此，他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谴责罢工，否定工会。
5、用同普鲁士王朝建立联盟的荒谬主张反对工农联盟。拉萨尔硬要德意志工人相信，普鲁士容克国家（包括俾斯麦和国王）是他们的同盟者，除此之外，其他所有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拉萨尔竭力把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推向资产阶级。
此外，拉萨尔拥护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总之，拉萨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它的政治纲领是所谓“争取普选权”，它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显然，拉萨尔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因此，拉萨尔的这些观点一直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但是，拉萨尔的追随者施韦泽之流全盘继承拉萨尔的策略和观点，继续顽固地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支持普鲁士容克通过王朝战争道路统一德意志。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周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于1867年同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决裂了。1869年，他们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通常称为爱森纳赫派）。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培育下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它坚决反对普鲁士容克和俾斯麦，努力争取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意志，并宣布加入第一国际民
由于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资产阶级又十分卑劣和怯懦，德意志统一运动的领导权落入普鲁士容克贵族的手中。1871年，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最终统一了德意志。反动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统治地位加强了。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改变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统一在客观上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主要分歧是统一德意志的两条道路的分歧。由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争论的前提已经消失。七十年代初，无产阶级同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俾斯麦加强了反动暴力，加紧迫害无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德意志无产阶级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将德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年代里，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普鲁士容克对法国的侵略，热情声援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爱森纳赫派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坚决斗争，显示出它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德国工人越来越多地转到爱森纳赫派一边。爱森纳赫派的革命队伍日益发展壮大，而执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却内外交困，组织上濒于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拉萨尔派的头子们不得不主动跑来要求同爱森纳赫派合并，以图稳固自己摇摇欲坠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指出，工人阶级的统一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统一和团结必须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他们积数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确信没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们谆谆告诫倍倍尔，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不要“拿原则做交易”，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但是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袖没有听从告诫，一心迷恋“一时的成功”；向往两派合并。李卜克内西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参加起草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时发表了这个草案。后来略加修改，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两派合并大会上通过，这就是所谓《哥达纲领》。《纲领》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避而不谈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整个《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谬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见到报上发表的《纲领》草案，异常愤怒，他们不能容忍如此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机会主义的纲领将使德国工人运动在最主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同志，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写了很多信。对《纲领》草案提出尖锐的、严肃的批判，同时严厉批评了党的领袖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1875年4月底5月初，马克思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逐字逐句进行了批判，并把它寄给党的领袖们。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它给拉萨尔主义以全面彻底的批判和毁灭性的打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批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本质的歪曲。《哥达纲领》把国家描绘成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独立组织，并用拉萨尔的“自由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而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之后的产物。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统治阶级就采取一切手段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样，就产生了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特殊的暴力机构，这就是国家。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不管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都是如此。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至于拉萨尔一伙所崇拜的德意志帝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揭露了德意志帝国的实质：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它不过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德意志帝国决不会满足无产阶级的要求，更不会“解放”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它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工具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是没有自由可言的。恩格斯指出：所谓“自由国家”，就是国家可以自由地压迫劳动人民。只有像拉萨尔这样一些德意志帝国的忠顺奴仆，才会大喊大叫，要建立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
马克思还进一步证明：即使像已经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瑞士和美国，也并不是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科学地考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基本原理，特别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光辉地论证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个专政，决不是像拉萨尔所说的号召“仁爱”、号召“调和”的“全民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它同拉萨尔的“全民国家”、“自由国家”完全对立，是无产阶级镇压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地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他们指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绝对必要，是因为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失去政权以后，其反抗将会疯狂百倍，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以镇压它们。非常明显，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志和必要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这样，当然也就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因此它决不是什么“自由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理，痛斥了《哥达纲领》中所谓“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说；拉萨尔在德意志不敢提出民主革命任务，却要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在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下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这样所达到的“自由国家”，不过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别名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剥削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国家也不会“自行消亡”。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无产阶级必须用军队、大炮等非常权威的革命暴力将旧国家机器摧毁，然后建立起用暴力镇压自己敌人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想通过普选权、通过议会的“合法手段”使自己获得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马克思揭露说，在德意志帝国。虽然已经“颁赐”了“普选权”，但是大权照样操在容克、资产阶级手中，议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而已。容克、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制较大的权力还是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 因此，无产阶级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拉萨尔热衷于议会制度，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企图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马克思痛斥了《哥达纲领》中几乎原封保持的拉萨尔的谬论，即通过“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途径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种主张讽刺为“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在干预经济，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同样如此。普鲁士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加强容克、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拉萨尔却认为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帮助”无产阶级的“解放”，这真是奇谈怪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必须首先靠政治解放。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立刻用革命的暴力剥夺剥夺者，也就是消灭剥削阶级，才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揭露《哥达纲领》“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资料既为资本家所垄断，也为土地所有者所垄断。特别在德国，容克地主是主要统治者，是极端的反动派。因此。要工人阶级不反对容克地主，只反对资产阶级，岂不是十分荒谬的？《纲领》还写入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口号：对工人阶级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贯是历史地具体地进行严格的阶级分析。至于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由于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他们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马克思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巩固的同盟。拉萨尔及其门徒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的原理，提出所谓“反动的一帮”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混淆革命对象，扰乱革命阵线，粉饰他们同容克地主结成的联盟，破坏革命事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揭露了拉萨尔派“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谎言。马克思证明说，工资规律是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如果这种制度被铲除，工资规律也就完全丧失其作用，拉萨尔根本不提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却以“铁的工资规律”来掩盖雇佣劳动制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就是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论。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屁股后面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仅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也是反对任何社会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资水平的高低，反抗越强，工资越高，反抗越弱，工资越低。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组织工会，进行经济斗争，并使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铲除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坚决反对《纲领》放弃国际主义原则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他们重申在《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章程中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他指出：在全部社会总产品中，必须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剩下的消费资料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一般管理费用及其他基金。显然，这就不是什么“不折不扣”，而是“有折有扣”的。马克思指出，《哥达纲领》把“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还提出什么“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一类货色，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对党的观点的歪曲。所谓“公平”和“平等”，在阶级社会中都有其阶级内容，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实际就是要消灭阶级，离开这一点来谈“平等”和“公平”，都是错误的。马克思还指出：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完全错误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马克思在精辟地阐明社会产品分配的原理时，科学地论证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相比是一个革命，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任何人不能依靠剥削过日子。但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完全突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框框。“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国家消亡了，城乡对立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哥达纲领批判》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光辉地阐明了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考察。这篇文献显示了马克思对机会主义斗争的不调和性，显示了马克思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坚定原则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大大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时指出：这篇文献“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列宁后来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哥这纲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袖，主要是威廉·李卜克内西，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他们热衷于同拉萨尔派合并，不惜丧失原则，向拉萨尔派投降。他们不认识《哥达纲领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