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勤勉革命”原为日本学者速水融对走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集约型路径的表述。美国学者德•弗雷斯提出要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来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改变该词原义，称1650—1850年间英国出现了家庭劳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为取得更多的新式消费品，家庭申劳动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劳动时间加长和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勤勉革命”论得到了不少学者支持，也受到许多学者质疑。“勤勉革命”论虽以消费革命为前提，但强调劳动的关键作用，比将英国消费杜会形成看成工业革命动力的流行理论迈进了一大步。
【关 键 词】英国；工业革命；勤勉革命；消费革命
【作者简介】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300387）
张松韬，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邮编：610068）
英国工业革命是西方经济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60年左右，完成于1850前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之词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1837年首次提出。1884年，老阿尔诺德。汤因比发表《工业革命讲演录》，认为工业革命远远超过技术革命范畴，而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革命，这一观点很快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成为对工业革命的经典认识。也有学者将工业革命称为“产业革命”。19、20世纪之交，西方对工业革命的学术研究十分深入，20世纪初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所著的（18世纪产业革命》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新技术革命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再次进入学术界视野，向传统认识挑战的新看法不断涌现。如有个所谓“克拉夫特一哈利观点”就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产品增长率并没有以往认为的那样高，资本投入也比先前认为的要慢，积累率是经过70年才翻番，而不是以往所说的30年。[1]同样，本文将评述的“勤勉革命”论，也体现了西方学者研究工业革命的一个新动向。
一、德·弗雷斯：“勤勉革命”论的倡导者
从1994年至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兼经济学教授德·弗雷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阐述“勤勉革命”理论。[2]在1994年的《工业革命与勤勉革命》论文中，德•弗雷斯主要讨论英国。而在2008年的《勤勉革命：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从1650年到现在》著作中，他把论述范围扩大到西北欧的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以及北美洲，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业革命前后，而是从17世纪直至现在。
在德·弗雷斯看来，“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很多缺点，因而可以用一个新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概念，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替代“工业革命”。可能是这两个英文词的拼写十分相近，触发了德•弗雷斯这一想法。“勤勉革命”一词本不是德•弗雷斯的发明，而是日本学者速水忧晃最先于1967年提出的，1986年第一次用英语表述，[3]其意是指走向工业化的劳动集约型路径。1992年，速水忧晃还系统论述了“勤勉革命”。[4]另一位日本学者杉原薰在十余年后论述德川时期日本的国家与勤勉革命关系时，其义仍如速水忧晃所说。[5]怛在德·弗雷斯这里，“勤勉革命”的含义改变了，它指一个基于家庭的劳动资源再分配过程，家庭中的劳动投入比以往更多（即勤勉），既能增加市场上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又可增加对商品的市场需求，由此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德•弗雷斯首先对“工业革命”一词的精准性予以质疑。他说，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词语，对解释历史事件、进行历史叙述、从事历史研究都极具作用。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都基于实际发生的事实，同时也只是引导着自身后来的生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类似词汇要数工业革命，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其重要性被理解为可影响别的地方和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在西方经济社会史意义上，唯一可与工业革命重要性相比较的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现代文明的开端，并奠定了其永久性本质；工业革命则意味着工业社会开始，并给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关键机制。但对工业革命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德·弗雷斯自称不是要抹杀工业革命的意义，而是要给它一个更有益、更合适的概念，既能更好地确定工业革命含义，也能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以外经济行为的变革。他认为，应该将近代早期即工业革命之前经济上的多方面创新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认识。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个渐进式现象，那么此前的长期准备时代又有什么特征呢?如果说由“‘工厂’（plant of industry）打破‘习惯的蛋糕’（cake of custom）”的论断不再正确，那么又是由什么来打破呢?有的学者提出生活标准，有的强调工业革命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有的研究需求与供应的作用，不少研究者提出“消费革命”。
德•弗雷斯也是在赞同消费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勤勉革命论。在他看来，即使面临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消费者的需求还是在增长。在英国以及西北欧和殖民地美洲，由于家庭生产资源的再配置，工业革命前一个世纪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取得了成就。大量家庭决策的做出，既增加了市场上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也增加了对商品的市场需求。这些家庭行为变化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勤勉革命”。由商业刺激和消费趣味变化的结合所驱动，从家庭欲望而产生的这一“勤勉革命”便达到一个实质性阶段。它先于工业革命产生，又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因此，勤勉革命这个因家庭需求而刺激的行为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基本表现为供方现象。家庭是一个再生产单位，集生产过程、劳动力、消费、成员间的分配以及世代传承为一体。勤勉革命概念的核心，是这些功能与时间等资源在家庭成员中配置决策的交互作用。德•弗雷斯借用加雷·贝克尔（Gary Becker）的时间配置理论，认为家庭购买市场上的商品受到其货币收入资源的约束，将这些商品与家庭里的劳动等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供家庭消费的基本商品“Z”。购买来的商品（X）有很多种类，有的基本不需要花费家庭劳动就能转换为可消费的Z物品（如茶），有的种类（如羊）则需要大量家庭劳动才能成为Z消费品（如衣服）。Z商品作为有用物品，能从各种途径获得，既可通过购买现存产品而不需再付出劳动，也可主要依靠家庭生产。消费趣味的变化主要影响对Z商品构成的选择，价格的变化主要影响获取Z商品的技术的选择，两者共同决定了市场上的商品需求。在家庭经济里，这种需求就会形成对家庭潜在生产资源（主要是时间）的安排，即一方面是生产用于家庭自身消费的Z物品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生产为挣得收入而提供给市场的产品的劳动，两种劳动时间该如何配置。前工业时期农民家庭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现代家庭则只是个消费单位。在这一认识框架下，勤勉革命应开始于17世纪中期，延至19世纪早期。它由两方面的转型组成：一方面，随着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上升而使休闲时间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商品以及为直接消费市场商品服务的劳动再配置，这就导致了家庭劳动的效用最大化。它在主要从事市场化商品生产劳动的农民家庭中，在直接从事原王业化生产的家庭中，在更宽泛的市场化导向的妇女和孩童的劳动中，都已存在。
德·弗雷斯的勤勉革命论，实际上是将消费模式和家庭经济的交互作用作为论题，其方法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近些年流行的新经济史，即重点强调1750年前欧洲所形成的动力，而不看重工业革命本身的成就。二是基于哈吉纳尔（Hajnal）的西欧婚姻模式理论的新家庭史，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以核心家庭成员劳动为主、仆人劳动为辅。三是格雷．贝克尔的“新家政经济学”，将家庭中对收入和消费的选择理论化。四是消费史。[6]德•弗雷斯将这些理论元素综合在一起，提出“勤勉革命”，即认为这一过程中家庭既增加了市场导向型劳动，同时也增加了家庭从市场购买消费品的百分比。至于市场导向型劳动的增加，既包含了男人们年度工作时间的增加，更包括了妇女和孩童进入劳动行列。但这种增加并不是被生产中的变革所驱使，而是被一种消费欲望所激励，这就是享用新式物品或丰富的传统物品的冲动，包括棉布、亚麻布、呢绒、陶器、新家俱、糖、茶、咖啡、酒类和白面包等。虽然这些物品大多与工业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劳动量增加了，劳动投入增长就会快于人口增长，就会带来早期近代英格兰的经济增长。
以往的经济史家多认为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经济都是谋生型经济。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力资源也被悉尼。波拉德等称之为“没有积累、没有渴望，习惯于为生存而工作，而不是为收入最大化的人”[7]。在汤普森看来，工厂劳动单调乏味，强度又大，“对劳动实行监督，有铃声和时钟，要金钱刺激，要祷告和教育，要压制公平和运动”。[8]但德·弗雷斯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描述其实是与此相反的。从萨缪尔。佩匹斯、丹尼尔．笛福到亚瑟。杨，他们感觉自己时代的物质文化是热切的，而不是被迫的。如笛福的记载更像一部“勤勉革命”编年史。他在记叙那些制造业地区时，经常会有这样一些话语：“你可以看到水轮在各家门前转动，羊毛和毛纱挂在每一个窗口，织机、绕纱机、梳毛工、分类工、染工、修整工，都很忙；很小的孩童以及妇女始终在工作”；“这样的劳动就是生活。穷人都有工作，他们不缺工资，别人挨饿时他们吃着，有时他们还小小地奢侈一回”。不过德•弗雷斯也认为，虽然勤勉革命是家庭为改善生活而自愿增加劳动，但并不是件令人艳羡的事情。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被挤压，妻子孩童在家庭中处于一种自我剥削状态，不利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力资本养成。因此勤勉的劳动是自愿的，但不见得就是快乐的。另一方面，饮酒休闲享受作乐等又花掉了大量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两相权衡，勤勉劳动创造的财富大大刺激了消费，也大大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它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
总之在德·弗雷斯看来，从1650年左右开始，劳动者家庭经济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劳动量的增加，一方面对家庭必需品进行加工的制造性劳动量增加，另一方面是为购买市场商品而须挣得更多收入的工资性劳动量增加。家庭劳动既构成了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基础，也为大规模工业生产创造了产品的市场需求。但这种家庭经济并不是长久的。到1850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仅靠“挣面包者一建家庭者”维持的家庭经济模式，妻子和儿童先后退出了工资性劳动，男子在家内为自我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性劳动也减少了，几乎成了唯一的挣工资者，完全被纳入资本家工厂制的工资劳动体系中。
二、佛思等人：对劳动投入的估算与争论
“勤勉革命”论提出后，西方学术界很快有了反响。由于剑桥《经济史杂志》是德•弗雷斯“勤勉革命”论的原发刊物，因此也就成了讨论“勤勉革命”论的学术园地。勤勉革命的核心是劳动投入加大。佛思、克拉克和韦尔夫等人在这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对劳动投入进行估算，但争议颇大。
1998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副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汉斯一乔奇姆·佛思在《经济史杂志》发表论文，对德•弗雷斯勤勉革命论进行首次正面回应。[9]鉴于该文仅涉及伦敦一地具有局限性，三年后，佛思又发表文章对1760一1830年间英国的劳动投入进行重新估计。[10]他以工业革命时期六组法庭证人的账本为基础，对男子的劳动投入作了新估计，地域上采自北英格兰和伦敦，时间自1760年至1830年。北英格兰是工业革命发生地，伦敦是英格兰其余地区的代表，因此都具典型性。他将这些证人的活动量转换成对劳动投入的估计，认为工作时间大大增加了；而花在人均消费上的收入虽缓慢增长，但被休闲的减少所抵消。因此他估算出的结论有点低沉，即在1760—1830年期间，由于休闲的变化，消费水平实质上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由于休闲减少，劳动时间增多，劳动者必须增加消费，所以消费水平并没有增长。
我们来看看佛思的估算。他认为用证人账本的资料进行劳动年长度的估算比用“以时长计”方法获得的案例更直接。证人账本中劳动频次的间歇性出现，适宜采用“以频次计”的估算法。他采用这种方法，设定每个劳动者每天睡觉8小时，余下16小时里，约有45％的时间用来进行工资性劳动，也就是每工作日劳动7小时12分钟。于是，他便从这种估算中得出了1760—1830年间的年劳动时间以及幅度差异，他称之为“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对伦敦证人的年劳动时间的估算如下（表1）。
表1：依据伦敦证人资料所估算的年劳动时间（单位：小时）
从根据佛思材料所制的这个表中，我们可得出许多相关信息：其一，自1760至1800年，伦敦男子年劳动时间从平均2069小时上升到2738小时，增加了669小时，增长幅度为32％，这符合勤勉革命的立足点，即劳动投入加大；其二，年劳动时间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1760年为1．17（2231/1907），说明此时主要是手工劳动，劳动时间差距不大；1830年增加到1．39（3153/2266），可能说明年劳动时间短的是掌握机器的熟练技术工（只需这些时间即可维持家庭消费），劳动时间长的仍是手工劳动者或低技术工（须有这么多时间才能维持家庭消费）；其三，路程时间在19世纪初增多，说明在走向工厂化时，生产场所越来越集中，工人上班路途更远，不像前工业时期工场离工人家较近，路途所需时间要少些。
表2是佛思的另一种估计。从表中可以看出，工业革命发源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北英格兰，1760—1830年间年劳动时间以及增长幅度与伦敦大致相似。从最终得出的平均劳动量来看，七十年里年劳动时间增加了780小时，增长幅度为30．3％。除星期日和宗教节日不工作外，一年工作天数为300天，也就是说每个工作日劳动者都进行了11小时以上的劳动，真可称得上“勤勉”。因此，佛思认为自己用社会学方法验证了德·弗雷斯“勤勉革命”论的史实基石一一劳动投入加大。不过，佛思的计算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与德•弗雷斯所提出的勤勉革命开始于17世纪中期在起点上不一样。由于佛思力挺勤勉革命论，后来的论者常将他与德•弗雷斯并提。
表2：伦敦和北英格兰年度劳动时间相比较（单位：小时）
也是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教师格雷戈里．克拉克和尤斯布兰德。范．德。韦尔夫在《经济史杂志》发表《工作在进步吗?勤勉革命》[11]一文，这是学术界对德•弗雷斯“勤勉革命”论的首次质疑陸回应。克拉克和威尔夫认为，研究者并不了解1800年前劳动者的劳动习性，从1800年前的档案也很难样化出每天的劳动长度和每年的劳动天数；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推算，从1260年至1850年，乡村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最多只有小量的增加。
克拉克和韦尔夫主要以英国的脱粒工和锯木工为例来进行估算，因为这两项工作的劳动方式在长达六个世纪里几乎没什么变化，更具纵向可比性。脱粒工作包括用连枷打场、扬场、用风车吹谷等活计，一般多为计日工资。计日工作实际上结合了时间和劳动强度。克拉克和韦尔夫抽取了三种主要谷物（小麦、大麦和燕麦）的脱粒工作效率再加以平均，共得到1222个1267—l850年间英国各地的脱粒工作观察资料，来源是庄园和农场的账本，阿瑟．扬等观察者对脱粒工作酬劳的估计，以及雇主按劳工法所付的工资率等。剔除了那些过分集中于某些地方或某些年代的资料后，最后剩下560个观察资料作依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就脱粒工作而言，这将近600年的历史中，并未看到男劳动者的“勤勉革命”趋势，而是在1300–1600年间出现了下行，后来的年代则看不出有何趋势。锯木是双人活，两人各站在木头两边，劳动工具就是一把锯子，从1260至1800年，工作效率没什么变化，仅只是锯片的式样和质地有点改进。一般都按锯好的木板面积计算工资，即“计件工资”。克拉克和韦尔夫共得到了英国不同地方1280–1810年间的755个观察资料，发现1300—1800年间锯木工每天所锯出的木板面积增加了大约80％，但增长主要集中在两段时期。一是1425—1475年，增长了大约40％，此后长期稳定在每天锯木板100平方英尺左右。二是18世纪晚期，增加了20％。虽然锯木率呈现增长的总趋势，似乎能验证前工业时期发生了勤勉革命，其实不然。这一增长主要是锯木技术改进的结果。而且在增长率最大的1420—1460年，并没有在脱粒工作上出现类似的“勤勉革命”；18世纪晚期的增长主要在于机器锯木代替了人工锯木，而且观察资料只有9个，取材不充分。而1500–1750年间锯木率毫无变化，但这正是德•弗雷斯所说的“勤勉革命”时期。若将脱粒和锯木资料联系在一起看，1267—1850年间每天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几乎没有增加，中世纪英国的劳动者每天所做的活与工业革命后期是一样多。
那么，劳动者每年的劳动天数是否增加了呢?克拉克和韦尔夫也给出了回答。他们认为，虽然一年中工作天数统计很难从农场账本中找到，但许多证据显示，即使在1750年前有些劳动者的工作就已接近了300天。如贝德福德郡哈罗德地产上的1647–1648记账年度里，4个长工平均为雇主劳动291．5天。除掉52个星期日外，21．5个休工日中有14个算是常规假日（如圣诞至新年期间就有4个假日），另7．5天是各雇工自己的休整。1706—1707记账年度剑桥一个家庭账本显示，农业雇工托马斯．瓦特森一年中劳动296．5天。北安普顿德雷敦5个长工，1727—1728年雇工工作的天数分别为264天、288天、296天、297天和300天。1772年，德比郡的奥克斯地产上，5个长工为雇主分别工作300．5天、301天、308。5天、309．5天和311天。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还在工业革命以前很久，一些乡村长工的劳动天数达到了290天以上。他们还用工资标准来推算工作天数，得出了如下数据，并以19世纪后期作参照（表3）。
表3：根据工资所推算的每年工作天数
总之他们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佛思所说的1750—1800年的勤勉革命，或德·弗雷斯所说的1650年后的勤勉革命，反倒是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人均劳动量处在较高水平。因此，所谓前工业时代出现了勤勉革命的说法最多只能算个开放式问题而已。不过，在我们看来，克拉克和韦尔夫所举的两个行业并不具有代表性。谷物脱粒只是农业中的辅助性工作，哪怕农业本身也不是工业革命时期最具影响的产业；锯木工作更是项重要性较低的边缘性工作。用边缘性工作或辅助性工作的例子来质疑经济总体的变化，说服力不够强。
三、埃伦和魏斯多夫：勤勉与消费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勤勉革命”论虽然强调劳动投入，但认为这种投入主要是由消费欲望所刺激的，是靠加长劳动时间来获得更多货币，以便购买新奇消费品如茶、糖、书籍、钟表等，因此又被认为是“勤勉革命和消费革命双重理论”。于是有学者从消费和勤勉的结合研究上来支持“勤勉革命”论。
2011年8月，牛津大学教授埃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魏斯多夫在《经济史评论》上联合发表论文《工业革命前有“勤勉革命”吗?英格兰的实证，1300–1800》[12]，基本上支持“勤勉革命”说，但在消费量和劳动投入的结合研究上有所补充和修正。埃伦是著名工业革命史专家，近年一系列论著有较大的国际影响。[13]“勤勉革命”讨论能吸引他参加，殊属不易。
埃伦和魏斯多夫在论述中，先将消费量固定下来，称之为“一篮子基本消费品”（见表4），看城市和乡村各需要多少劳动时间的工资才能获得它。劳动者的工资不只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养家糊口，保证全家人的基本生存。
表4：埃伦和魏斯多夫的“一篮子基本消费品”
注：1 BTU，即一个英国热量单位（British Thermal Unit），指将1磅水提高]华氏度所需要的能量。
他们选定的研究时段为1300–1800年，选定的两组研究对象分别为英格兰南部的农场工人和伦敦的建筑工人。对于农场工人，其工资数据来自比弗里奇（Beveridge）对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上工人日工资水平的研究（1300–1450年）、鲍登（Bowden）对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以及埃顿学院在它们的英格兰南部地产上所付工资的研究（1450–1650年）及对英格兰南部郡农业工资的研究（至1750年）、鲍利（Bowley）对牛津郡工资的研究（至1830年）、克拉克（Clark）对英格兰东南部和西南部农场工资的研究（1670—1830年）。至于城市建筑工，数据取自波尔顿（Bouhon）、拉帕波特（Rappaport）和施瓦茨（Schwartz）的研究（1457—1830年）。1310—1456年间，伦敦建筑工工资被认为增长了25％，来自于费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以剑桥和牛津学院所付工资为基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显示，1457年后一个世纪里，伦敦与牛桥之间的工资也有25％的差异。
经过研究和比较，他们发现在乡村工人中有两次“勤勉革命”，即陡然增加了劳动量，但两次都是与经济艰难相关，并没有消费革命的迹象。两次的时段分别为1540一1616年、1750—1818年。第一次增加与1536年宗教改革取消了49个圣日休假相吻合。第二次增加正好是在工业革命前夕，与佛思所说勤勉革命时期相合，但事实上是1750年起家庭抚养负担加重，妇女和儿童们也得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其所得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20％，用于维持基本消费。根据埃伦和魏斯多夫在文中绘制的乡村农场工人年工作天数曲线图，一个农场工人的工资要购买全家人的“一篮子基本消费品”，所需劳动时间从1300年至1830年有极大变化：1330年需420天左右，以后逐步曲折下降，1370年代约为230天，1450年为最低，约170天；1540年开始上升，1560年约230天，1616年达300天左右；此后一个多世纪在这个高位上波动，1750年再次上升，1818年需380天以上。结果，一个男劳动力一天也不休息，也不能完成养家糊口任务，所以必须有妇女和儿童辅助。因此在农业劳动家庭，根本就不存在扩大消费的可能。“勤勉革命和消费革命双重论”不适合于经济还算发达的英格兰南方农村。
相反，对城市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远多于购买那一篮子消费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就为消费革命提供了很大空间，从而通向工业革命。埃伦和魏斯多夫也绘制了一幅城市建筑工人年劳动天数曲线图，建筑工购买全家人“一篮子基本消费品”所需的年工作天数如下：1330年420天左右；尔后下降，至1340年代为270天左右；再次上升，1370年代接近350天；随后陡降，1380年仅需210天；此后直至1540年，长期维持在150—200天的低位；1540–1680年间，维持在200—250天之间；再次下降，1750年又只需要150天；后又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至1780年为200天左右，1800年210天左右，1830年又降为180天左右。从14世纪后期起，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仅需工人一年中的一半多时间，余下的小半年工人们不会呆坐休息，一定会为改善生活、提高消费水平而工作，增加劳动量，甚至家庭成员即妇女儿童也做些活计，增加收入。这一结论符合勤勉革命和消费革命双重论。总之，埃伦和魏斯多夫的研究有助于勤勉革命论，但又表明不能一概而论。
魏斯多夫个人还撰有论文，讨论消费革命、勤勉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14]他将1500–1800年伦敦和巴黎工人的年劳动天数进行比较，认为当巴黎工人在为购买“一篮子基本消费品”而需整年工作时，伦敦工人却在付出购买一篮子消费品的劳动后大有空闲，可以用来“勤勉”地多劳动挣得更多收入以满足对新式商品的消费欲望，特别是1600–1750年间。由此他认为，正是勤勉革命和消费革命成为刺激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因素，而这样的因素在法国是找不到的。
四、对“勤勉革命”论的更多反应
“勤勉革命”论一出，国际上反响较多。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怀特尔称《勤勉革命：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尤其是将妇女史、家庭史和消费史融进了经济史主流。[15]有的研究者还喜欢套用“勤勉革命”词来论述与德•弗雷斯原意大有差异的主题，如席尔论述19世纪印度农业的会议论文《勤勉革命与印度农业》[16]、贝兹斯一塞尔法论述18世纪美国制铁业的著作《铸造美国：制铁工、冒险家与勤勉革命》[17]。
许多学者将这一理论用到英国以外的国家时，大多对勤勉革命是否发生表示疑问。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史女教授奥吉尔维耶的研究团队，将《人类福利和“勤勉革命”：德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性别与社会资本，1600—1900~作为研究课题，对德国是否有勤勉革命进行研究。2010年6月，她在《经济史杂志》发文，专论近代早期德国的消费、社会资本和“勤勉革命”问题，[18]但却是从质疑角度来论述的。她用取自中欧（德国）的例证，强调“消费和勤勉革命”尚只是个开放性问题，并发问道：它们发生在北大西洋经济以外吗?它们是由传统制度的“社会资本”形成的吗?它们怎样受到社会强加给妇女的束缚的影响?认为中欧的人们也有增加市场导向型劳动和消费的欲望，但社会精英利用传统制度的社会资本，反对新的劳动和消费实践，特别是反对妇女、移民和穷人们的工作努力。虽然精英们总体上很少有意阻碍这些新实践，但却从社会角度延迟了它们，限制了它们，加大了它们的成本。因此照奥吉尔维耶所说，由于社会上层阻扰，勤勉革命没有在近代早期的德国发生过。
剑桥大学另一位女学者朱丽叶．马尔法尼也于2010年撰文，讨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是否出现“勤勉革命”。[19]在马尔法尼看来，虽然德·弗雷斯的“勤勉革命”概念突然成了经济史上一个特有词汇，但劳动资源分配的观点，劳动强度加大的观点，都不是新鲜东西。第一个观点早在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那里就有了。第二个观点即勤勉革命，该词最先也是日本学者速水融提出来的。德·弗雷斯用这个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发生这一变化背后的动机，即一些个人和家庭获得新式消费品的欲望；强调西北欧的晚婚、单身比例高以及核心家庭制，使个人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而南欧的扩大家庭制则排除了个人变成勤勉消费者的机会，从而成为工业革命的障碍。她认为德•弗雷斯的这一大胆论断是值得质疑的，几点理由是：一、英国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家庭与市场的联系只是德·弗雷斯的一种假设而已；二、所谓“欧洲婚姻模式”在消费未增加的地区也存在；三、更严重的是，南欧的消费模式和家庭行为还相当不清楚。马尔法尼认为，在南欧，至少有一个地区18世纪里也有市场扩张、商业化加强、商品化葡萄种植和原工业的专门化，所有这些都引来了类似于英国的基于棉纺业的工业革命。但这个地区却存在被强有力纽带所维系的扩大家庭制度，并被特有的继承制度所支撑。这就是加泰罗尼亚，过去常被视为欧洲“外围区”的一个例外。她的目的是要考察这一地区是否发生了勤勉革命，考察的样本为该地区的原工业化社区伊瓜拉达。通过考察她认为，按德·弗雷斯模式来衡量，伊瓜拉达地区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发生过勤勉革命。这里18世纪虽然也有消费行为的某些变化，但按北欧标准是微弱的。普遍认为的那些与休闲、文化和奢侈相联系的东西如钟表、书籍和绘画等，在加泰罗尼亚只是极少数精英的玩物。只有最基本的东西如刀剑及巧克力之类新饮品，才有略宽一点的传播，但直到19世纪初也没有进入日用品行列。因此可以认为，加泰罗尼亚情况只能表明德•弗雷斯的“勤勉革命”假设发生在西北欧，是不是对其他地区有效则有待证明。更重要的是，德•弗雷斯坚持认为增加消费是勤勉革命的唯一动力，这就使得整个勤勉革命概念在运用上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历史分析，也背离了日本学者速水融创造这一词汇的本意。总的来看，马尔法尼对德·弗雷斯的勤勉革命基本持反对态度。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加西亚一祖尼加在2011年9月都柏林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研究像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这样的迟发展经济体是否也有勤勉革命。他认为，对休闲时间和以获取货币为目的家庭劳动时间进行再配置，受到一定的宗教限制。以宗教法令和宗教立法提供的宗教节日表为依据，可以估计出每年的可用劳动日。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上中世纪的劳动天数已相当之高，而宗教限制又不允许近代早期达到300个劳动日，直到19世纪初还是这样，增加量非常之小，故而看不到有“勤勉革命”。[20]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吉拉德。比厄尔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以18世纪距巴黎约50公里的布里耶村庄为研究对象，对这里是否发生勤勉革命也持怀疑态度。[21]
从以上学者的质疑可见，“勤勉革命”论并非成熟观点，理论上有漏洞，实证也不充分，能否得到普遍认同还很难说。至少可以肯定，用“勤勉革命”提法替代“工业革命”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工业革命”说法久已深入学界和社会，没谁能改变得了。而且勤勉革命论者的实证材料往往只限局部，很多是边缘性的，说服力不强，不足以从全局颠覆“工业革命”论。当然，试图否定勤勉革命论的观点也同样有理论漏洞及材料局部性问题。我们认为，勤勉革命论的“亮点”在于：它虽以消费革命为前提，但强调劳动的关键作用，比将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形成看成工业革命动力的流行理论迈进了一大步。消费欲望的增长最多只能说成是促使经济发展的最终动机；而这一最终动机怎样促进经济发展或社会进步，中间必须经过人类劳动或活动这个环节。
注释：
[1] N．F．R 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tho Indh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C．Knick Harley，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l841：Evidence of Slower CmWth During thc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VOL．42，N0．2（1982），PP．267—289；N．F.R Crafts and C．Knick Harley，“0utput Growth and tbc British Industrial RcVolution：A Restatement ofthc Crafts—Harley View”，Economic HistoryReview，VoL45，NC）．4（1992），pp．703—730．
[2]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1．54 N0．2 （Jun．1994）；“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1650—1830”，in P．A．David and M．Thomas eds，The E． conolnic Fu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43—71；Thel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 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16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 Akira Hayami，“A Great Transformation：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Bonner Zeitschrift fur Japanologie，8，1986．
[4] Akira Hayami，“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Look Japan，1992，PP。38—436．
[5] Kaoru Sugihara，“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Tokugawa Japan”，the first GEHN Conference，Bankside，Lon— don．17—20th Septembcr 2003．
[6] Jane Whittle，“Book Review”，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VOL．40，No．g，2010，PP．723—724．
[7] Sidney Pollard，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Harmondsworth，1965，P．106．
[8] E．P 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No。38（1967），P．90．
[9] Hans—Joachim Voth，“Time and Work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01．58，No。1 （1998），PP，29—58．
[10] Hans—Joachimvotb，“TheLongestYean：NewEstimates of Labor Input in Ended，1760—1830”，The Journal of Economin History，V01．61，N0．4（2001），PP．1065—1082．
[11] Gregory Clark and Ysbrand Van Der Weft，“Work in Progress?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0． ry，V01．58，N0．3（Sep．，l998），PP．830—843．
[12] R．C．Allen and j．L Weisdorf，“Was there an‘industrious revolution’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mpirical exer eise for England，C．1300—1800”，Economic Histoty Review，V01．64，No．3（Aug．2011），PP．715—729．
[13]如：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perspective，Cambridge，2009；“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iniature：the spin． ning Jenny in Britain，France，and India”，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V01．69（2009），PP．901—927；“‘Enges’pause： technical change，capital accumulation，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Explorations of Economic Hutory， V01．46（2009），PP．418—435；“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British：commerce，induced invention，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EconomicHistoryReview，Vol。64，No．2（May 2011），PP．357—384．在最后这篇文章中，埃伦提出工业革命 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工资太高，雇主为减少人力成本，从而热心于技术革新和发明。
[14] Jacob L Weisdorf，“Consumer Revolution，Industrious Revolution，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Why England，not France?”ht tp：//www．eeon．ku．dk/okojwe/fller/Publications/France．pdf[2012—2—17]
[15] Jane Whittle，“Book Review”，European Ou，o/y Quarterly，V01．41），N0．4，2010，P，723．
[16] Alok Sheel，“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Indian agriculture”．http：//articles． 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rn/2008—06— 02/news/27736452—1一agricultural—production—yields—china—and—india[2012—2—18]
[17] J0hn Bezis—Selfa，Forging America：Ironworkers，Adventurers，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m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18] Sheilagh Ogilvie，“Consumption，Social Capital，and the‘Industrious Revolution，in Early Modem Germany”，The Journal o/ Economic Hutory，V01．70（June 2010），PP．287—325．
[19] Julie Marfany，“Was there an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Catalonia．’?”http：//www mralhistory2010．org/Papers/Marfany pdf [2012—2—17]
[20] Mario Garcfa—Zuniga，“An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Catholic Europe?Holy Days and workdays in Spain，1250—1919”， 9th EHES Conference in Dublin，September 2—3，2011．
[21] G6rard B6aur，“An industrious revolution in the Parisian countryside?The case of Bi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http：// www．mralhistory2010．org/abstTue2B．pdf[2012—2—17]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