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西方的经济差距到底何时拉开？是工业革命时期呢，还是15、16世纪的转型时期？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世纪之交，英国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了关于世界经济的“千年统计”。其中，人口、GDP和人均GDP是有关中国、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观的数字。比较结果令人震惊，中西方的差距早在公元1300年前后就已经拉开。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麦氏的统计。
【关键词】差距 中国 西欧 安格斯·麦迪森 千年统计
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出版了两部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由于麦氏曾担任巴西、希腊、巴基斯坦和加纳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对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做过“经济史的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1]因此，其统计史著作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当代经济史研究又多了两部重要的参考数据。在经济史界，中西方古代经济比较一直是热门课题。中国史学界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大约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中国古代经济水平是高于西欧的；西欧的发展超越中国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早于1500年即西欧开始发生社会转型之际；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传统农业一直占据着比较上的优势。[2]但是，从麦迪森的“千年统计”看来，这个看法似乎要被打破。因为麦氏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500年之前，即大约1300年左右，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
一、中国的人口密度曾长期低于西欧
关于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水平，国内经济史界流行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古代经济水平高于西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西欧庄园经济则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高于西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又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于西欧。但是，麦迪森的千年统计显示，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密度是小于西欧的。详见下表。
麦迪森的统计提供了5家数据，[3]应该有很大的权威性。5家数字对公元1000年以前的世界人口统计出入较大，其中麦克伊夫迪和琼斯的数据相差近一半，说明对这个时期的人口估测很难做到可靠。但是，对公元1000年以后世界人口分布，5家估测已相当靠近，说明其可信度已经比较高，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大体情况是：公元1000年，亚洲有1.5至1.8亿人，欧洲有0.4亿人；1500年，亚洲人口增加到2.3亿，最多不超过3亿人，欧洲人口增加到0.8亿人；1700年，亚洲人15超过4亿，欧洲人口在1亿到1.3亿之间。从对比情况看，公元1700年以前，亚洲人口大致是欧洲的3倍。
但是，从面积上比较，以乌拉尔山为界，亚洲版图4400万平方千米，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亚洲是欧洲的4倍大小。面积与人口对比小于1，说明历史上亚洲的人口密度低于欧洲。
直接把中国的人口与西欧进行比较，[4]我们看到，类似于欧亚大陆整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同样在两者之间出现。见麦迪森的下表统计。
从统计结果看，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人口的2倍。但是用面积做比较，西欧12国的总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两者人口密度似乎差不多。但是，历史上，中国唐朝和元、明、清三朝的实际面积都远远大于今日中国的领土范围，也就是多于大约1000万平方千米。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低于西欧的。
麦迪森对历史上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也有一个“千年统计”，这个统计再次说明中
从统计看，公元元年至15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4％0，西欧是660；从公元1500至170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15％o，而西欧则达到了18％o。因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不及西欧。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断定，在公元1700年以前，或者说在整个西欧中世纪时期，西欧在人15方面并不拥有比中国更“宽松”的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中国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可能与人口因素无关，更重要的原因只能从社会构建中去寻找。比如说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分配的土地适合小农进行“精耕细作”；而西欧是相对分散的贵族社会，即领主社会，在西欧许多地区，领主庄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庄园是一个大地产，不是小农所有的定额份地，适合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总之，人口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会采用似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到了公元1700年前后，过多的人口群又变成了中国突然趋向落后的“拖挂和累赘”。中国人15在1700年之后出现了“急速增长”。据麦迪森统计，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由1.4亿人猛增到3.8亿人，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0％。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化”给西欧带来的人15增长。西欧人15在1700年至1820年间，人121总数只是从大约0.8亿人增加到1.3亿人左右，增长率不足100％。[5]中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500年前后，欧洲人打通了“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建立了环球贸易圈。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出发，向东绕道非洲、穿越印度洋和中国“南洋”，可以到达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从马德里出发，向西越过大西洋、美洲和太平洋，可以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美洲“被发现”以后，这些西方早期殖民者将美洲的耐旱农作物主要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利用贸易圈引种到中国。中国的山坡、山地和山区等旱地地区得到广泛开垦，中华民族由过去的“河谷、平原民族”变成了“山地、丘陵民族”，因此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6]此外，雍正皇帝改变传统的赋税政策，把过去的人丁税纳入田亩征收，即“摊丁人亩”，因为“多生人丁不纳税”，老百姓对多生孩子不再顾忌。
到1700年以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中国出现“精耕细作”的高效农业实际上与人口数量群的关系不大。而且，麦迪森的进一步统计显示，“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未必使中国人一定比西欧人富有。
二、从GDP的“千年统计”看差距的到来
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水平肯定高于西欧吗？
现代经济史研究表明，公元1000年前后，西欧摆脱了“诺曼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尔人”的四面入侵，社会安定局面出现，土地垦荒运动正式开始，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农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均快速发展。进入12、13世纪以后，西欧农业出现了与市场相联系的“农庄”经营和“集约化”生产，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但是与同时期的中国经济比较，其发展则相形见绌。因为中国宋代经济已经出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7]因此，在中世纪早期乃至盛期阶段，中国经济超过西欧经济几乎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共识。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南宋至明朝的经济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有极大的优势。2011年的一篇比较有影响的网络文章曾提及：“明朝时我国GDP占全世界的91％”。[8]甚至一些对经济史比较专业的看法也认为：“明朝中国的GDP占世界总份量的45％”。[9]
但是，麦迪森对GDP的“千年统计”反映：亚洲的“先进性”只是在中世纪前期有一定的显现，不过，这种“先进性”的额度非常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先进性”很快就消失殆尽。可见下表统计。
统计显示：公元1000年，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其GDP总量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70.3％，而当时的欧洲只占世界总份额的14％，其中西欧占8.7％。欧亚对比，亚洲财富大约是欧洲的5倍。但是，我们知道，亚洲当时的人口是欧洲的3倍还要多，对比之下，亚洲人的财富没有超过欧洲人的2倍。
进入西欧中世纪盛期阶段，西欧财富的平均值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头。麦迪森描绘的历史上中西方生活水平的曲线图反映，大约在公元1300年前后，西欧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中国。[10]
这个情况应该比较可信。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史的其他研究做支持。以英国为例，1086年，英国GDP值约为40万英镑，1300年上升到466万英镑，提高了10倍以上；[11]而同时期，英国的人口从大约110万人增加到330万人，[12]最多可能从大约200万人增加到700万人。[13]即便按人口的最大比值计算，人口增长不会超过4倍。[14]人口与GDP的对比统计显示，英国的财富增长是人口增长的2到3倍。英国人的财富拥有率应该超过了亚洲人。
1348年，欧洲“黑死病”发生，其人口和财富均大幅度下降。但人口的下降率明显超过了财富的下降率。据统计，欧洲人口的损失率超过了一半以上，但社会财富的损失远远没有这样剧烈。英国学者统计，英国的GDP值在1300年时接近500万英镑，到了1470年时还有大约350万英镑。[15]也就是说，财富的下降不到一半。因此，“黑死病”以后的时期，英国的人均财富不仅没有下跌，反而出现上升的趋势。拿中英做对比，这个时期，即在欧洲“黑死病”之后出现的经济“萧条”时期。除非中国人的财富上升率大大超过英国人，否则不可能比英国人更富裕。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财富稳中有降，欧洲“崛起”的步伐则不断加快。据麦迪森统计，公元1000年，欧洲GDP占世界总量的14％，公元1500年增加到24.3％，公元1820年又上升到34.3％。800年时间内，欧洲GDP份额大约增长了1.4倍。西欧部分的上升更快。公元1000年，西欧仅占世界GDP的8.7％，1500年上升到17.9％，1820年又增长到23.6％。800年时间内，西欧GDP份额增长了将近2倍。再看麦迪森对亚洲GDP份额的统计，公元1000年占世界总份额的70.3％，公元1500年降为65.2％，公元1820年再降为59.2％。800年时间，亚洲GDP份额下降了1／7左右。
当然，欧洲GDP份额的增长幅度大、亚洲GDP份额的下降幅度小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在中西方交流相对闭塞的背景下，看不出亚洲经济的衰退。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认为：直到19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的“中心”还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但是，透过亚洲GDP占据世界多数份额的假象，我们会发现，早在1300年前后亚洲就已经落后于欧洲了。当然，这里亚洲指的主要是中国，欧洲指的主要是西欧。
三、人均GDP的“千年统计”说明了差距发生的时间
人均GDP是GDP总值与人口总数的比值，理论上，它记录了一个社会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或人均生活水平。在比较了GDP的千年统计之后，我们看到，人均GDP的“千年比较”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
麦迪森的人均GDP以“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标准的计量单位。从其对中国与西欧的统计结果看，在公元1000至1820年的800多年时间里，亚洲人均GDP上升的幅度很小，只有100元多一点，而西欧的人均GDP却上涨了2倍多。先看下表统计。
统计显示：公元1000年，西欧人均GDP值大约是400元。亚洲人均450元。[16]这个统计数值与前面讲到的“中世纪前期亚洲‘有限的先进性”，相符合，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财富仅比西欧人均多出50元。进入1250年。中国人自誉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但根据麦迪森统计，其人均GDP值也只是从450元增加到600元。[17]600元的数值是否仍然超出当时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呢？很值得怀疑。根据麦迪森描绘的GDP发展的曲线图显示：仅仅过了50年即公元1300年前后，西欧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18]
麦迪森的描绘是否有说服力呢？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印证了麦迪森的看法。如前所述，公元1086年至1300年，英国的GDP总量增加了10倍左右，而人口增长无论如何不到4倍，因此，其财富增加值是人口增加值的近3倍。这个统计数字使我们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按1086年400元计算，1300年就可能达到1000元左右了。难以置信，姑且置放一边。但是，人均GDP增加是没有问题的。1300年之后，英国的人均财富继续上升，自1300年至1470年，英国的人均财富由0.78英镑上升到1.53英镑。[19]这就是说，在“黑死病”流行时期，英国人的财富占有率又增加了1倍。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财富值的运动几乎是一条直线，只有微微的抬升。因此，至少在公元1300年时，中国的人均财富已经位居英国人之下。进人中世纪后期，英国已经由农奴制时代进入中农化时代，社会从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明显的进步。而中世纪英国只是西欧的一个普通国家，其富裕程度不可能达到尼德兰和意大利的水平，甚至位列法国之下。直到1500年，整个西欧的人均GDP值是798元，而英国只有714元。[20]因此，西欧的人均GDP水平一定在1300年前后超过了中国。
按照麦迪森的统计，公元1600年，西欧人均GDP是908元；1700年是1033元；1820年是1245元。[21]亚洲的人均GDP在1500年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一直徘徊在570—580元之间，中国人稍稍高出一点，大概在600元左右。[22]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麦迪森的统计
很多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西欧“转型”时期中、英两国的经济水平有自己的估计。例如侯建新先生对工业革命前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做过比较。从其举证的数字看，其研究结论与麦迪森对1600年以来的人均GDP统计有相当的“契合”度。[23]
侯先生认为：16世纪时，英国一般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为15英亩，亩产按16蒲式耳计，合计240蒲式耳，化“公制”为5007公斤，合5吨。中国明代以江南为例，“一夫耕10—20亩”，折中计15明亩，合14.79市亩，亩产294市斤，合计4347市斤，公制2173公斤，即2吨稍余。[24]中英比较，中国户均粮食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
16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农本社会，农业收入是GDP的主要来源。据麦迪森统计，1600年时，英国人均GDP即便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四个部分合在一起平均计算，达到了974元（超过法国人的841元），而实际上，苏格兰、爱尔兰在当时还没有与英格兰合并，如果单取英格兰、威尔士计算人均GDP值，则高达1080元，单取英格兰肯定更高。[25]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00元，差不多正好是英格兰人的一半。侯氏与麦氏的结论非常接近。
侯先生还认为，由于英国“大农场”的普遍出现，16世纪以后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的差距不断加大。他认为，18世纪上半叶，英国小麦亩产有21蒲式耳，[26]公制为1英亩产量为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为1市亩72公斤，户均年产6.5吨。[27]同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户均面积大约10清亩，合9.22市亩，1市亩净产粮大约421市斤，合计3882市斤，公制1941公斤，2吨不到。[28]中英两国比较，中国的户均粮产只有英国的1／3还不到。这个数字与麦迪森的人均GDP统计也很接近。麦迪森统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GDP是1706元，[29]中国只有不到600元，只有英国人的1／3左右。
侯氏、麦氏两位学者从未谋面，使用的资料不同，研究的方法不一样，[30]成果发表的时间也相差10年之久，[31]但得出的结论却如此相似。只能说明，16世纪以来，中英两国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麦迪森的统计数值有相当的“可信度”。
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人对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没有切身的感受。一来中国与西欧列强之间还没有深度的接触，二来在1500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亚洲一直占据世界GDP的大部分份额，下降的幅度只有14％左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体会不到西欧带来的压迫。但是，自1820年以后，情况开始急剧变化，不仅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而且在1820至1870年的仅50年中，亚洲GDP在世界总份额中的比例就突降20个百分点，从59.2％跌至38.3％，相反欧美国家则从50年前的34.3％上升到55.5％，亚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欧美的压力。1850年，西欧12国GDP总值与中国的GDP持平，1870年，与整个亚洲的GDP持平。按人均GDP值计算，1870年时，西欧人均财富占有率是亚洲人的4倍，[32]亚洲人变成了欧洲人眼中所谓的“病夫”。
作者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邮编：300387
注释：
[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膺、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封面介绍。该书原名是只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出版。
[2]这些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流行已久，最近的总结性看法可见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可以与其他的人口史研究做对比。中国人口史研究以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影响较大，其他的人口史学者还有曹树基、冻国栋、吴松弟、侯杨方、赵文林、谢淑君等，他们都有不同视角的（中国人口史》著作出版。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有一批影响广泛的世界人口史专著问世。如科林。麦克伊夫迪（Co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合编的《世界人口史图集》（Atlas of Wor N Population History，1978年），被誉为“科学的百科全书”。意大利学者马西姆．利维巴茨写作的《世界人口简史》自1992年出版后，一直被视为世界人口史的“权威之作”，其第三版于2005年6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这些人口史专著的出现，为了解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古代人口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4]麦迪森取西欧12个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芬兰、瑞典。
[5]这个时期，中国与整个欧洲的人口大致相同。据麦迪森统计，这个时期亚洲人口是欧洲的3倍，而中国人口又是亚洲人口的1／3，可见中国人口与欧洲人口相当。布罗代尔也认为，1500—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相同，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8页。
[6]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云南大学历史系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先生认为：近千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过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012年的北宋真宗年间，当时既耐旱又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地区逐步推广，不但增加了全国的稻米产量，而且因早熟之故提高了稻作区的复种指数，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影响深远，可称之为粮食生产的“革命”。第二次革命就是美洲作物的传人。这次革命始于16世纪，比第一个革命晚了大约六百年，它使中国粮食作物的品种大幅度增加。
[7]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见“目录”。
[8]参见http://zhidao, baidu, com/question/246123599, html,2011年4月10日访问。
[9]杨润：《中华丧权辱国的满清孽因》，http ://biog. sina. com. cn/s/blog_6a391 eeco100mflw. html，2011年10月22日访问。
[1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曲线图”。
[11] Richard H. 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1000-1500,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229.
[12] J.C. Russel,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48, p.263.
[13] E. Miller & Hatcher,Medieval England: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 1086-1348, Longman,1978, p.29.
[14]谢丰斋：《英国市场发育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15]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16]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1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18]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曲线图”。
[19]克里斯托弗·載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第41页。
[2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6页。
[2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53—56页。
[2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页。
[23]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另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对1300年前后的英国产均粮食产量也有解答：“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是2369公斤／户，封建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劳动生产率是5520公斤／户”。
[24]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264页。
[2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44页。
[26]关于21蒲式耳的来历。侯先生认为：18世纪上半叶阿瑟．杨游历英格兰各地，留下了关于农场的记录。他表示英国小麦亩产（英亩）是23蒲式耳。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不能单独取这个数字做参考，还要联系当代其他英国农业史家的研究结论。一般认为，18世纪英国每英亩单产在“20至22蒲式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取中间值21蒲式耳。
[27]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28]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267—268页。
[29]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53—56页。
[30]麦氏注重的是“长时段”的考量，侯氏关注的是“典型农户”的户均粮食产量。
[31]侯氏主要成果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麦氏成果则出版于世纪之交。
[3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17、179页。
[i]本研究受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为：10BSS007。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