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学术界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正常的学术秩序以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大陆这二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当然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说明的，在此我只想就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对学术发展的大势和状况略陈浅见。
第一个方面是学会和学者队伍建设。1981年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唐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这是大陆最早成立的古典文学学会，也是目前规模最大、运转最正规的学会，下设若干分会，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研究会。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例会，并出版会刊、年鉴，以此将唐代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不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也实现了成果的稳步积累。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学会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团结、求实、开放的良好风气，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凝聚力。学会的历届会长、副会长都承担重任，扶掖后进，为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萧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詹锳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霍松林先生主持的《新编全唐文》、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先生主持的《全唐五代诗》为首，一大批集体合作项目和大型研究项目在学会的规划和组织下展开。这种组织工作不仅使许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基础研究项目得以展开，更保证了不断产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时地得到总结，转化为规模化的知识积累。分别由周勋初先生和周祖譔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第二个方面是学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时期。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就是学风的变化，具体说即由逻辑方式（形而上学）向历史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最突出的是学者们对基本史料和文献给予了超逾以往的关注，其中成绩尤为显著的是文学作品的整理。近年来，唐诗的辨伪与辑佚一直是吸引许多学者的课题，继前辈学者王重民、孙望之后，陈尚君、陶敏、佟培基等一批学者不懈地致力于此，将清编《全唐诗》做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在此基础上，不仅产生了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全唐五代诗》因此也可以期待达到较高的水平。它将为现存唐诗增加八千余篇作品，同时剔除数千篇重出误收之作。《新编全唐文》在广泛调查现存古籍和网罗新出文献（如碑志）的基础上，也将补充大量的内容。其它文体，词有任二北先生编纂的《敦煌歌辞总集》、王兆鹏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词》，小说有王汝涛编纂的《全唐小说》（但问题较多），诗论有张伯伟编著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敦煌文献中的诗卷则有徐俊进行了系统整理。至于作家别集的整理更是层出不穷，不仅李杜王孟韩柳等大家、名家都有了新的校注本，就连一些小家也有了笺注、简注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小集”就汇集了一批二、三流小诗人集子的校注。历代重要的选集大体都有了新的印本，现存唐人选唐诗经傅璇琮先生整理，最近已出版了《唐人选唐诗新编》。这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使唐代文学研究自始就立于可靠的文献基础上，保证了它科学性的前提。
回顾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学科带头人努力的方向，从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开始，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胡可先编《唐人交往诗索引》、陈伯海主编《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等一批工具书和资料相继出版，《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唐语林》、《郎官石柱题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记》等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产生了一些更专门的文献研究成果，包括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而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应该说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四册，这项研究由二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将《唐才子传》所收的作家传记材料做了一番史源学的考辨，使唐代作家的传记有了一份详备的资料长编。后出的第五册“补正”，由陶敏、陈尚君两位谙熟唐代史料的学者以近年新出的资料和自己多年积累的成果，对前四册的考证做了更细致的修订。这一系列著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大大提高了唐诗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而其直接结果，则是使许多沉埋已久的历史问题暴露出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陈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见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几种丛书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图名下。这一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唐代诗学乃至元、明两代诗学的许多看法。我与张伯伟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五辑曾开辟专栏，开展对《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思路的改变。随着七十年代末国外现代学术思潮的急剧涌入，大陆的人文科学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1977年到1985年前后主要是拨乱反正和翻译介绍，可以说是恢复和起步期；1986年到1989年主要是提倡新方法并付之尝试，可以说是转型期；1989年以后研究趋向于稳定，可以说是成果积累期。学术观念的变革，使唐代文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而代之以对文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文化热”和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学生活；任二北《唐声诗》从唐诗与音乐的关系入手研究唐诗的音乐内容；陈允吉《唐音佛教辩思录》、孙昌武《唐代佛教与文学》、张伯伟《禅与诗学》从诗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入手解释唐代文学、文学理论中的佛学影响。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思路的开拓和探索的深入，同时也显示出专门化与个性化的色彩。同是唐代小说的研究，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其写作、流传、编集的经过，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则以原型批评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说取材、主题的演变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卞孝萱关于唐代政治与小说的研究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探索小说的政治内容，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唐代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视角不一，各有发明。至于具体作家作品批评中批评方法的运用更是异彩纷呈，难以一一列举。
相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史研究。由逻辑向历史回归的学术转型，在文学史研究中意味着对描述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建构其时间序列和逻辑关系的重视。这种意识决定了作家群体和时段研究将成为突出的研究类型。傅璇琮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是学术恢复和起步时期首开作家群体研究风气的重要著作。他在对一批历来不受重视的小作家进行考证时，提出了二、三流诗人在诗歌的时代精神和风格形成中的参与意义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本身也证实了中、小作家研究对于诗史的意义。他的工作引发了唐诗研究中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品辨伪的风气。在作家群体的研究中，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一文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大历、贞元年间生活在江东的一批身份、作风相近的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讨论，揭示了他们在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阶段中的诗史意义。这一工作不同于以往对“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等群体的研究，不是对一个诗史常识的再认识，而是对被湮没了的诗史的发掘。赵昌平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做的这种重新清理诗史线索的工作，在转型期产生一定影响。另一位有代表意义的学者是葛晓音。她的唐代散文史、诗歌史研究是从另一条途径接近历史的。她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从内容的更新和艺术的独创性两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确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在修正以往不适当评价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史序列。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思路：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不仅要研究其理论著作中表现的思想，还要研究作家在实际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文学的意识和理解。这一出发点使他注意到历来为人忽视的一些理论问题，由此实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相发明。他的研究表明，这同样也是一个接近历史原生态的有效途径。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内容详实，结论平允，是体现了唐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水平的新著。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文献研究的积累和作家研究的深入，作家群体和流派的研究、时段研究的条件愈益成熟，这一类型的研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此后出现的以唐代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大多以时段、流派、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一层次研究成果的积累无疑将丰富乃至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由于学术发展的深入和专门，对学者文体学、文体史的修养要求越来越高，如今的学者已不太容易旁通多种文学样式，所以个人著作的唐代文学史在周祖譔以后也很久没有出现。最近出版的罗宗强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唐代卷（上卷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下卷吴庚舜、董乃斌主编）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前者作为教材详略适当，附注较多，便于初学；后者卷帙较富，论述綦详，微觉遗憾的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较长，至今出版，部分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距时下的研究水准有了距离。
在某个时期，一门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成功，显然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投入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及由此带来的先天的发展优势。按照汤因比的看法，研究对象数量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处理材料的不同方式–历史、科学和艺术。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历史遗留物的多少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待它的不同方式。资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资料稍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阐述的历史方式；资料过于丰富的近古，要么档案化，否则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艺术方式。唐代正是一个资料稍具而又不太丰富的时代，有限的史料，无边的空白，诸多线索，诸多悬念，为学者的考证、解释和建构历史叙述提供了适度的条件。也许这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学吸引了最多学者的魅力所在。先秦文献无征，汉魏六朝史籍简略，难以致详。明清以后史料详尽，数量过多，难以穷尽。只要肯搜讨，没有弄不清的问题，历史几与档案接近。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正是一个最适于作“历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也正是一个最适于做“文学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研究所以能在近二十年间取得突出的成绩，是与唐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分不开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成功的第四方面的原因。有鉴于此，我们在思考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战略时，就有必要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学科的材料特点，以期最大程度地获致对唐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深刻认识。
从根本上说，学术研究是没有一定框框的，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都有它的功用和缺陷。思考学科的发展战略，只不过是权衡现有的研究状况和水平，确定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在唐代文学研究的现阶段，我认为“史”这一层次的研究相对作家研究来说更为急迫。这里说的“史”既包括作家们生活、写作、交往、影响的过程，也包括文学观念、写作范式、艺术手法的演变，因而其材料既是显在的，又是隐在的。这就决定了史的研究，除处理现有的文学史材料外，还要注重发掘被湮没了的文学史内容。以我的体会，后者乃是充实、重构文学史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就拿我的研究来说，大历诗人研究充其量只给学术界带来对大历诗歌的重新估价和重新认识，但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关系的钩沉，却重构了大历到元和的诗史过程，并提醒人们注意元和、长庆间的台阁诗风。文学史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工作中逐渐完整，逐渐凸现出来的。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文学史的重构应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我觉得，对材料有限的唐代而言，过程的真实是永远无法追求的，所可企求的只是结构的真实。在文学史中，结构的真实只能落实到构成历史链环的那些基本单位，如群体、时段、范式。因为正是那些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人，构成了文学史的阶段和演进，从而使文学史变得可以被把握。没有李白，盛唐仍是盛唐。但若没有“大历十才子”，大历就不成其为大历——范式总是由一批诗人共同缔构的。像崔颢、常建、王昌龄、祖咏、王湾、刘昚虚这些诗人，虽然决不如李白、杜甫伟大，但我认为他们更典型地代表了盛唐，他们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属于盛唐的。而李白、杜甫却远远超出盛唐，到达无所不包的集大成的境地。过去的文学史研究由于不理解这一点，只盯着几个大作家，致使文学史图式成了若干座标点的直线连接，文学史著作成了著名作家和名著的陈列馆，而文学范式的演变过程隐而不见，文学史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也无从体认。在结构真实的原则上实现的文学史重构将改变这种状况，范式、群体、时段等基本单位会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相对稳定而远离偶然性的现象序列，支撑起文学史料所编织的柔软的文学史叙述。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具体到唐代文学研究，我们还可以根据唐代文学的形态提出更具体的设想。很显然，除了文献留存情况各异外，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因而导致文学史的中心问题各有侧重。如果说先秦社会文化层次单一，地域的差异成为文学史的主要问题；而六朝是地域、家族与社会阶层的问题并行；那么唐代就是社会阶层的问题为主导，地域次之。考虑到文学主要通过社会交往关系形成风格和某种一致性，那么从文学史研究的战略高度上看，就可以认为群体研究是目前值得重视的研究类型。理由是文学的历史决不是线性发展的，历史的连接和升沉之点常成为我们清理文学史序列，揭开文学史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的最重要的关键。我相信，群体研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时段和范式研究将会是此后一个时期内最有意义的研究取向，它会给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建设性的成果积累。
九十年代初，学术史思潮在大陆学术界悄然兴起。唐代文学领域，作为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对前景的瞻望，也出现了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这样的深度思索。具体课题研究史和唐代文学研究史正逐渐为人关注，并着手研究。海外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也已有一些翻译、介绍，如梅祖麟、高友工、斯蒂芬·欧文、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川合康三、柳晟俊等的著作都有译本，其它译文则散见报刊。唐代文学的传播和影响史研究则刚进入搜集资料的阶段，可以说学者们已充分意识到这一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质，正在作相应的努力。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学者素质参差不齐，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课题、内容重复乃至抄袭的情况，近年来商业性的写作也大量增加，致使这一研究领域出版物的水平良莠不一。这是与学术发展的阶段水平有关的，相信在今后的努力和与海外同道的交流中会不断进步，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