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毕生事业中一部分无形的积累。而从学术本身来说，对学术史的思考，又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对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只能从师长那儿略闻其风神咳唾，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传记文献中领略到一代学术的流风余韵。尽管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并不安宁，充满战乱和灾难，可对学术来说那毕竟是个洋溢着生机的时代。破除和建设共举，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实的文化积累与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个时代成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时代。
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传递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耄耋，包括已故更年长的一批老学者，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教授，现在是社会和高校最为珍视的重点保护对象，可以说是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第二代年过花甲，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各院校系科支撑台面的人物，常担任着学校或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第三代，年在知天命前后，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八十年代初的硕士、博士，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院校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校系的行政职务主要由他们担任。第四代是“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八四年以后的硕士（博士顺延），年届不惑，职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学科寄予希望的对象，多担任系和教研室主任之职。这四代人不仅在年龄上自然地形成序列，在各学科之间，各自的生存境遇、学术道路、学术品格、治学方法也显出不同的特征。就古典文学而言，将四代学者做一番比较，会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
第一代学者：好运的悖论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众所周知，钱钟书的《谈艺录》即完成于“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际，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也是在流离转徙中逐步积累而成的。建国后，这一代学者成为学校、研究院声望的标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们普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种种打击、迫害和非人的待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犹似“文革”中的“忆苦饭”——吃过的觉得平常，没吃过的觉得新鲜。真正悲惨的是刘盼遂、冯沅君、陈翔鹤、冼玉清、许政扬这些被折磨致死的杰出学者。我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学者传记中很少提起当年血淋淋的事实，难道刚刚三十年就已遗忘了吗？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黑暗的一页，昭示后人：我们这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在跨越近代门坎之后也曾有过无比野蛮的黑暗年代！
1977年以后，教育、科研恢复正常，第一代学者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竞争，重点学科和博士的设置全倚赖于这批老专家，学科的规划、领导核心，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也都由他们担任或组成。出于兴灭继绝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这一代老学者的全集、专著或论文集，重新确立起他们的学术地位和荣誉。然而，由于上述历史噩运的播弄，这一代学者的著作是良莠不齐的。有些学者，如能像蒋逸雪先生那样惜墨如金，编一本《南谷类稿》，那么会很耐看；有些论文集，如能像钱钟书先生那样谨慎地只编个《旧文四篇》（这里决没有说钱先生好文章只有四篇的意思），也不失为一家之言。遗憾的是，来者不拒，什么都要写；敝帚自珍，什么都要收。结果卷帙虽富，玉石混杂，适足降低学术品位，好不教人叹惋。对第一代学者的学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研究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尤其是著作的水准相差更大这样一个事实。
第一代学者都曾亲炙于名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从知识积累和学术功力来说彼此差距并不大，但不同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成就。除政治上的穷通顺逆造成他们治学时间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成果量的差异外，学术观念差异造成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共和国成立后，有些学者不能适应意识形态趋向的转变，干脆就不再发表著述。如已故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早年执掌无锡国专教席，精于诸子学与诗学，著书多种。建国后移席广西师范学院，据说自觉不合时宜，便不再发表学术著述。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到他们晚年，学术成果就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接连出版多部著作，水平都停留在几十年前。显然是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中断了学术的连续性，或者说对现时学术成果的接受。这里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客观结果就是造成了成就的差异。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尽管在若干年来的运用中常流于教条化、庸俗化，但它毕竟给学者以一种系统的新颖的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使我们的学术超越经验层面，聚碎片而为板块。游国恩等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的《两宋文学史》，这些代表着第一代学者水准的著作，无疑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乃至更新的科学理论的。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拒绝接受新的学术方法乃至自觉退却于学术潮流之外，对学者本身来说是无须加以指责的。这起码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能动选择，是学者保持其主体性的反映。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自己的学术行为，正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之一。不能为己认同，就拒不接受；不能畅所欲言，就保持沉默。无论是在评《红楼梦》、评《水浒传》，还是评法批儒的运动中，都有一批老专家在沉默中度过了喧嚣的岁月，令人在惋惜中肃然起敬。而那些追波逐流、一时嚣之尘上的学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只能教人在鄙薄之余生出一点怜悯。事实表明，第一代学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就像其成就一样显出巨大的反差，而为人的品格也与之相形。据同学说，程千帆先生自“反右”以来虽挨过许多整，受过许多批判，都不在意，惟独对某教授说他是学术骗子耿耿于怀。不难理解，政治的批判缘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无可厚责；而“学术骗子”则是恶意的中伤，大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同是师出名门的学者，同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人品和学品的高下真是判若云泥。这正是第一代学者特有的现象，它同时也是造成成就差异的部分原因。
从学术风格上说，第一代学者因受过全面的学术训练，学问路数也异彩纷陈。既有唐珪璋、姜亮夫、孙楷第、钱仲联这样擅长考据的，也有朱东润、王瑶、冯沅君、陆侃如、王季思、钱钟书、林庚这样擅长义理、批评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任二北、夏承焘、赵景深、程千帆这样论考结合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素养，谙于书画，兼擅辞章，对文学本身有较高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所以群体的成就在考证、义理、批评各方面比较平均。但就个人而言，这一代学者一般欠缺学科建设的意识，各人学术方向或研究课题纯凭兴趣决定，有些学者一辈子述而不作，更多的留意一个自己喜欢的课题（一个作家或一部书），在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中随机性的积累资料，水到渠成地形成著作。有些学者一辈子也未能完成一部书或一个作家的研究，身后留下的遗稿还要靠学生或子女整理出版，以致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个食利者阶层。当然，他们这十年磨一剑的专致功夫和不轻易出手的谨慎态度都是令人钦敬的，但这对学科发展和个人成就却未必有益。自娱性、随机性的学术活动就像一个食性不规则的婴孩，营养和成长必然是不健全的，最终只有造成成果的重复和课题覆盖面的残缺。一些问题集中了许多学者皓首穷经（如楚辞、《文心雕龙》、杜诗之类），而更多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艺术的研究可能成绩斐然，但文学史研究的水平却难以期望有正常的提升，名作家论汇编式的单一文学史模式，正是这种学术风气的产物。
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学术活动以来，第一代学者成为保存学术血脉、抢救学术遗产的对象，他们自己同样也有着挽回损失的急切心情，整理旧稿，创立新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毕生所学形诸文字，甚至怀着加我以年而学《易》的热忱，努力学习人文科学的新知识。但有为之年毕竟已过，旧稿固然可以整理，二十年黄金岁月终究是追不回来了。况且八十年代的知识增长对他们的年龄来说显然已太快，他们的知识结构稍形落伍。由于年事已高，接受与交流不便，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还孜孜以学，葆有学术的活力外，大多数人对新东西、对学术发展已很隔膜。应约写的论文常像是电大讲义，自认为是独得之秘的毕生心得也早成尽人皆知的常识。读些语言学书，大受启发，大谈心得，倒也不失为热心的科普作者。至于发表论丑的美学论文，征引的文献止于柏格森，而且似乎也不知道有位后辈学者早出版了颇受好评的论丑的专著，就未免贻笑通人了。读一些老专家的论文，只见自说自话，完全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更有甚者，当他们以年龄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成为鲁灵光时，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自我感觉就溢出了器量。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当他们谈论看家学问比如梵学或考证考证糖的来源时，真正是值得尊敬的专家之学，可到被拥戴为国学大师，放谈国学或什么语言学、比较文学时，就令人惋惜了。这是他们从后辈的礼敬和掌声中绝对意识不到的。倒是杜甫老先生深通世故：“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这就是好运的悖论：人处在好运中时，从另一面看，有时也会是不幸。但愿我年届耄耋时，还能时刻意识到自己只是薄有一门学问之有限知识的学者。
第二代学者：自强与无奈
第二代学者生长于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五十年代进大学读书，多数人没有家学背景，靠高等教育打下知识基础。他们的运气和道路很不相同，极少数运气好的人受业于第一代学者乃至于更早的学者，如汪辟疆、王大隆、刘永济、浦江清、罗根泽、晚年的陈寅恪等名师，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或给一些杰出学者当助教，获得学术上的沾溉熏陶，打下扎实的学问底子。但大多数人的运气都不好，读个大学，分配个工作，以后全靠自己趟水过河，摸索着做了几十年学问。而两者共同的不幸，就是正当他们跨上学术之路，起步未稳时，“反右”、“四清”、“文革”、“五七干校”，“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时间被剥夺，虔诚被利用，思想和体能双重摧残造成无数人的早衰。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的不成比例，是这一代学者突出的特征。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发芽的学术种子，尚未长成幼苗就被扼杀。当他们到七十年代末迎来“第二个春天”，重新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时，追回失去的青春，急于出成果的意念尤为强烈。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精神更令人感动，可是群体努力的结局却令人遗憾，让人叹惋！
相对第一代学者的水平均齐而言，第二代学者水平差异很大，上者师从名家，直接继承前辈文史哲结合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基础，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操作上，都可以说“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四库提要》评大历十才子语）；次者信守师说，数典知祖，启迪后学，可保斯文不坠；下焉者则如盲人骑瞎马，半辈子摸爬滚打，不知学问门径何在。就总体状况而言，这一代学者素质欠佳，上者究为少数，中下者滔滔皆是。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因历史原因又缺乏足够时间的知识积累，思想方法单一，习惯于决定论的线性因果律和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而不自觉，并且还缺少形式逻辑方面的基本训练，许多人对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所知甚少，在艺术方面缺乏必要的素养和艺术鉴赏力。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的知识面显得狭窄，绝大多数人顶多是部门艺术或断代研究的专门家，极少通才。由于长期受僵化教条的束缚，当八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思潮急剧涌入时，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二代学者。抱怨文章看不懂，嘲讽“新名词轰炸”的主要是他们，同时，他们也是对所谓“新方法”最为敏感的人，无论是在学术会议还是在书刊的论争中，谈论“新方法”的可行性与功过是非，谈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等问题最起劲的正是他们。对于年届花甲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学习新东西，紧跟理论潮流已有些力不从心，而在旧学方面又深感功力远不能和老一辈相比，于是他们就有一种如宁宗一先生所说的处于新旧夹缝中的感觉。尽管如此，长久被禁锢的经验告诉他们，学术需要思维变革，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观念中总摆脱不了新旧的情结，其学术明显流露出求新的焦虑。而这“新”又因为缺乏必要的可操作的规定性，以致被赋予一种极空洞抽象的含义，最终使他们求新的努力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事实上，第二代学者的成就与贡献主要在传统方式的研究中，古籍校理与考订，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资料汇编是他们成果中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已有一定的学科建设意识，有改变前辈小生产方式，推动学术社会化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文本的整理和基础资料的编纂，实际上是在他们手中蓬勃展开的，我们在唐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已看到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正是由傅璇琮、周勋初、陈伯海、郁贤皓、吴汝煜等先生主持的一系列资料整理工作，为近十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在短时期内跃上一个新的水平。可以预见，规模化的基础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工作将成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将来为人称道的主要业绩。
由于实际水平的差异，第二代学者的成就差异也最为明显。仅以唐代文学研究而言，支撑这一事业的中坚——一批最优秀的学者都属于第二代学者，文史兼长，功力深厚，或寓感悟于考辨之中，或注心思于形而上者，以不同方式、不同风格的成果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发覆之多世所公认。可是从第二代学者总体来看，优秀学者在古典文学各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而他们的成果与一般学者成果的水平差异更是大得惊人。第二代的学术总体上不仅因思想的贫乏而缺乏独创性，更因学者素质的低下而缺乏规范性。一味地闭门造车，同时又一味地趋时合辙（跟形势赶风头）。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无休止的陈词滥调，使许多著作成为无聊的低层次重复。总而言之，对第二代学者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缺乏的首先是人格上的独立性，然后才是学术的规范性。他们的论文不管别人的工作，自说自话，他们在学会讨论中的发言常不切问题，冗长而不得要领。他们的学术活动更像是写作，而不是研究。这是由一代人总体上缺乏思想培养和学术训练而导致的结果。
第二代学者尽管已有相当明晰的学科建设意识，并且正积极地在这方面做务实的工作，但由于历史造成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的扭曲，导致他们个人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呈随机性和零散状态的局面。首先应该肯定，第二代学者的首批重要成果是在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中产生的–或被打成右派，靠边站，不能介入各种社会活动，便寂寞地读书度日；或被随意差遣应付各种任务，偶然涉及某些领域；或是在评《红楼梦》、《水浒》、评法批儒之类的运动中应命承担某些课题。原本出于无奈的非正规性学术活动，由于学者本人的素质和努力最终却产生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革”后第一批第二代学者的著作多半属于这类作品。这批学者的自强不息精神较之第一代学者的保持沉默更令人尊敬，其成果也更可贵。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限于研究条件和知识准备，这种偶然性极强的研究活动除完成于少数优秀学者之手的项目外，大都没能达到时代应有的水平，甚至没能恢复第一代学者已臻的境地。这就学者本身来说无可指责，但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学术领域的权威，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并担负起重大科研项目的规划指导时，他们本身学养的不足与工作方法的陈旧就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这种后果会日渐显露出来。
第二代学者的学术品格比较朴实，注重扎实的资料工作。尽管学术道路的扭曲使他们的成果零散而带有跳跃性，不易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但近十年的重新积累和资历仍使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各院校、系科的领衔人物，不仅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要职，在本单位行政工作中也起着实际负责的作用。地位和荣誉在给他们带来相对优越待遇的同时，也无情剥夺了他们的时间，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当有为之年却出现了学术生命的萎缩。在这官本位的社会体制中，连住医院都论行政级别，没有个一官半职，凭你是一级教授也不中的。第二代学者青壮年未过好日子，勤奋治学不免亏损身体，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当我们为胡念贻、徐无闻、陆树伦、吴汝煜这样的学者欷嘘时，自不难理解另外许多人的不同选择。然而中国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让学者毋须为现实的生存而作出违心选择呢？
第三代学者：方法的焦虑
相对第一、二代学者而言，第三代学者的成份最为复杂。他们中有老三届知青，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文革“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多数人是“文革”后最早培养的硕士、博士，年龄跨度较大，彼此教育背景也很不一样。一般来说，他们被认为有较好的中等教育的基础（即所谓老三届），而所受高等教育却不太正规，不太成熟。他们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大致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应该说，这代学者的素质比较平均，也比较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不同时期的艰难环境中通过竞争赢得机会的，尤其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都是同辈人中真正有实力、资质好的佼佼者，而不像第四代学者考研究生时在机遇上有很大的偶然性（1981年后许多素质好的学生因各种缘故并不读研究生）。坎坷的经历使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视，深感青春虚掷、时不我待的焦灼使他们付出超常的刻苦努力。记得我读硕士时，有一篇以这一代女学者为题材的小说《桔红色的校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我的师姐沙灵娜，还有我知道的葛晓音女士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正是从他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我最初体会到学术的崇高感。他们这一代学者还让我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对学术，也是对国家，对民族。我说第三代学者的素质好不仅是指良好的基础，更指重建学术精神的意识，还有对人文科学来说比知识积累更重要的人生阅历与经验的积累。这一代人历经磨炼，阅历丰富，对自我，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清醒的认识，怀有强烈的参与精神。他们对前辈学术的突破，首先不是在知识层面，而是在理解的深度上。所以作家研究成为他们主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方式，相当一批有深度的作家论和作家评传著作出自他们之手，对作品的主题与艺术形像内涵的揭示也以他们的论著更富于启发性。
由于教育背景的参差不齐和学术环境的优劣不等，第三代学者之间实际水平相差甚大，但奇怪的是其成就目前看上去却相差不大。学术经历尚未达一定长度当然是个因素，但形成这种局面还有更深刻的原由。那就是，这一代学者虽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但毕竟还处在研究生培养的初级阶段，导师的经验和培养方法都还不够成熟。对于废学多年的他们来说，三年的知识积累并不算太充分，而社会对科学春天的呼唤，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却促使他们应运而起，迅速成为学术潮流中的弄潮儿，并在各研究领域形成声势。在短时期内产生成果最多的也是这个群体。由于匆匆披挂上阵，底蕴未厚，他们深知自己无力在传统学术方式上与先辈竞争，而只能在学风变革、方法创新上开辟蹊径，寻找出路，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急剧涌入，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他们如入琼林玉府，俯拾皆宝，而创新也自然地成为他们突出的也是惟一的口号。对传统学术方法的敬而远之或视为陈旧，干脆拒绝，竭力追赶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提倡新方法并付诸一定的实现，曾是这一代学者最突出的群体特征。
作为小字辈的局外人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八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第三代学者煽起的方法论热潮确乎有点拿来主义的味道。主观方面，限于自己的知识积累，他们的研究领域一般都较窄，在部门艺术中往往还有历史时代的侧重；客观方面，当时的文化输入还处在既无计划也不成系统的初级阶段，翻译、评介西方学术理论都呈随机状态，拿到什么引进什么。而第三代学者饥不择食，经常是看到什么理论或觉得什么理论有用，就将它作为普遍适用的有效原则加以提倡。当时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应运用××理论研究××问题”（比如用接受美学研究陶渊明诗之类）式的论纲，可是提倡的人几乎都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把问题研究出来。大家只在岸边鼓噪呐喊和彷徨，一大串的“学”和“理论”也都停驻在港口里，没划到河里去。于是关于新方法的论争最终就成了空对空导弹，始终打不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新方法可行性的讨论，不仅“新方法”的概念本身含混不清，而且以新旧来判断方法的价值，这首先就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
由于第三代学者对方法问题从根本上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虽重视方法，追求方法论的突破，却并未真正理解方法的意义，从而也就未能进行方法的有效尝试。确实，他们没能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没能在他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践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们更多的是在局部的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而这又是群体共同的趋向，于是不容易显示出个体成就的卓著。另外，知识和能力准备的不足，还促使第三代学者在选题和角度上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学术领域和点问题，试图以新课题与新角度出奇制胜。这在主观上适应了学者个体扬长避短的策略需要，客观上也符合学术发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历史趋势，无疑是很可取的。但它作为群体趋向，则只会造成百花齐放，人秀一枝的格局，学者之间因成果的质量缺乏可比性而难形成就高下。又好像不同级别的选手挤到了目标相同、距离有限的跑道上，至竟形成能力、水平不均齐，成绩却大致均齐的奇特现象。人们评价或比较第三代学者往往着眼于才气、悟性、研究能力等主体方面的素质，因由盖在于此。
就学术品格而言，第三代学者有较强的独立精神，有学科建设意识，在前辈的零散成果上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序列化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清楚地显示出学术理念的转型–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他们清醒地看到前两代学者文学史研究中以点代面，以作家评论取代历史描述的缺陷，希望通过对本文的细读揭示文学史运动的轨迹，使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由直线式的逻辑推衍变成曲线式的事实描述。无论在作家研究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第三代学者的学术取向都显示出这种“深描”的意识。赵昌平对唐诗历史进程的详致清理，杨海明对宋词流变的全景式观照，虽然操作方法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却体现了同样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方法。不能否认，前两代学者也很重视历史方法，但一般只停留在社会学、传记学、文献学的表层，一到解释、叙述文学史的发展就不知不觉地滑到形而上学方法上去。只有第三代学者才深入到文学史运动过程的内部，把历史方法贯彻到艺术表现史的事实描述中。这种学风的转型直接影响到第四代学者的学术观念，唤起他们清理历史事实，重写历史的冲动。从这一点说，第三代学者整体对新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影响是最大的。他们重视本文细读，重视学习新的理论学说，善于理解、体谅古代作家。这都是很可贵的长处，但他们总体较少从事考据和搜集资料等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像陈尚君那样的学者究为少数，故尤为可贵），从而使他们的成果有时稍显得仓促，开拓之功多而积累之功少。
第三代学者如今都是各单位的学术台柱，学问也在日渐成熟，本来他们应该有较醒目的建树。不幸的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给他们的学术带来最严酷的威胁。以他们的年龄，上有老亲，下有弱息，微薄的薪水不足以糊口，如果再有两个孩子上大学，其窘迫不难想见。所以赚钱在他们相比其他三代学者来更是燃眉之急。同时，出版社也瞅准了他们这一拨名望已具而精力犹健的精英，拉他们主编、撰写各种商业性的通俗书籍，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于是，正值学术黄金年龄的第三代学者遂沉浮于商品经济的旋涡中难以自拔，学术成果量大为减少。这是很让人惋惜的。
第四代学者：商海沉浮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代学者的情况。尽管他们的学术资历尚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的成果积累也还有限，但这批学者及其成果在各研究领域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第四代学者基本上以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前三届本科生、号称“新三届”为主体，大部分人1982年以后陆续师从第一代或第二代学者深造，受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新三届”，是因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最初的这三届学生最为努力，他们许多人原是知青或工人，历史的机遇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学习机会，所以他们入学后如饥似渴地拚命汲取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校园里浓厚的学习空气，我自己入学头一个月就看了四十多本书。到八○级以后风气顿时不一样，谈恋爱与玩乐之风炽盛起来。老师们说起二十年间校园风气的嬗变，总要大为感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代学者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极不正规，尤其欠缺良好的艺术熏陶，先天素质并不太好。但他们同样由于珍惜高考制度恢复带来的幸运而发奋读书，经过不同阶段的深造，形成了较前两代学者为正常的知识积累。尽管在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方面他们显得薄弱，可他们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潮，视野比较开阔，较少思维定势，系统论和多元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基本的学术理念，而追求操作的规范和表述的准确，则是他们自觉的学术追求。因为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研究逐渐扬弃正统《文学概论》的范畴体系，引入一批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根据问题的性质确立理论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总之，他们这一代学者对自己的学术方式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他们更注意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目标，他们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要求和有计划的程序中。作为学术界的小字辈，“新方法”的提倡自然轮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成了热烈的响应者并将其付之实践。不过比起第三代学者来，他们对新方法远没有那么热衷，对方法问题也远不是看得那么重。对困扰第三代包括第二代学者很久的方法新旧、宏观微观之类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一般较超然。因为他们明白，再新再好的方法都有它效用的限度。这样，他们对方法的着眼点就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其它，他们的学术实践也相应地反映出对方法的有效性选择。第四代学者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重新再现了第一代学者的多元化格局，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超越意义的升华。这使许多老辈学者在抱恨之余稍感欣慰。
第四代学者的能力比较全面，群体素质也比较平均。他们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考据工作，力求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文献基础上。他们普遍重视历史方法，有强烈的清理历史事实的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像第三代学者那样描述现象的事实，而要深入到现象内部揭示结构的事实，不仅描绘出文学史发展的过程，还要揭示其间蕴含着的范式演变。他们有明确的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的意识，与第二、三代学者相比，他们更注重看问题的深度，而不是理论或方法的新颖。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常是立体化的，从本文考订注释、传记研究直到风格、流派研究，专门性很强。综而言之，规范化、多元化、结构化三点可以概括第四代学者的学术理念。由这种理念产生的学术成果，已形成一定的积累。我曾听王晓明说，他认为第四代学者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为后来者超越，我也有同感。原因除了上面说的第四代学者的主观努力外，还有学科发展的机遇问题。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谈现在文科学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的。作者显然属于第四代学者，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文科的首选是中文系，只有那些没什么灵气的人才读经济、法律什么的。而现在，读文科首先是选国际贸易、金融等，实在不行才读中文、历史。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商业社会的人才流向不觉中已影响了学者队伍的质量，而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又造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将年轻学者引向别处。由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第四代学者仍会是学术队伍的殿军，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的推进主要还是有待于这一群体。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第四代学者素质较全面，又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成为学界寄予希望的一代，但现行的学术评估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对他们的成长却太不利了。在现行分配制度下，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待遇（比如住房之类）都与职称挂钩，因此对第四代乃至更年轻的学者来说，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评上职称再做学问，而不是做好学问评职称。众所周知，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要竞争职称只有多写书，而且多写题目吸引人的书，不管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称。第四代学者一些急就章式的肤浅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未进入学术流程中，不是靠积累而仅是凭灵感攥出来的浮光掠影之作，恰如陈尚君所说，是将一块好地滥刨一气，弄得别人都无法再种庄稼。出版界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出版社看准市场需求，纷纷推出各种面向普通读者的丛书。学者们慑于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只能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在缺乏积累的情况下，轻率地搞那些加工定货式的短平快项目，紧忙几个月，一本十几万字的著作就炮制出笼了。看看标题章节挺像那么回事，实则内容稀薄，究竟有没有新意天知道。第四代学者对学术总体上缺乏前辈学者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付之以一种平易的职业化态度。从某种角度说，职业化的态度倒能够培养出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只不过，当学者不顾职业道德而成为投机者时，学术的质量和前途就不待卜而后知了。张伯伟曾对我说，受制于政治的学术，虽有扭曲却不失真诚，终有其可取之处；而受制于商业的学术，则只有虚假的泡沫，全是渣滓。我深有同感。一种堪忧的学术前景，似乎已凭轼可瞻。
反顾四代人的学术道路，审视各自的学术方式和成果，不由人不感慨：虽然四代人的学术背景不一，置身的学术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同样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运。政治运动、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学术体制，像一只只黑手摧残着学者的身心，扼制着学术的生命。这就是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沉重结论，也是本文要申明的主旨。我想郑重地说明，本文的意图决不在比较四代学者的高下优劣，那既无意义，也不公平。想想在干校度过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学者，想想在政治运动中销磨学术青春的第二代学者，我只有扼腕、浩叹和痛惜！为此我几度搁笔，不想再写下去–中国学者本已一穷二白，学问之外更无长物，而本文还不免要将他们仅有的一点好感觉剥夺，我深为自己的冷酷而惶悚惭愧。但最终我仍不能不写出来，为的是要求学术的尊严，这久违了的字眼！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学术环境已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起码，一种选择权已由社会逐步移交给学者个人：你可以选择学术或其他。但我们仍需要冷静的反思和审视，这会唤起我们对群体及自身命运的思索，对学术环境的警觉，从而保持清醒的学术理念，审慎地选择学术道路，在未能改善学术环境的情况下先改善我们自身。惟有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葆有纯洁的品格。是有望于四代人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