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与转换
“失语症”如今正像电脑病毒一样，传染于研究古代文论或比较文学的学者口中，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笔下，堪称首屈一“执”。但失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各人的理解很不一样。医学上所说的“失语症”，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而时下所谓“失语症”，则意味着话语能力的丧失。曹顺庆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勾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具体到文学理论，孙津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类似的深刻反思之语难以缕举。我一方面试图体会他们的切肤之痛，同时却又觉得有点滑稽。时下的确有许多滑稽的说法风行于世，而人们浑然不觉。最滑稽的莫过于那本很可笑的《中国也可以说不》。请问：中国什么时候说过“是”了？中国不一直就在说“不”嘛！我们又什么时候借来西方一整套话语了？我们有燕卜逊式的本文解读么？有加斯东·巴什拉式的语言分析么？有斯蒂芬·欧文那样的诗史研究么？有弗朗索瓦·朱利安那样的修辞研究么？那些林林总总的鉴赏词典，翻来覆去，不就是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炼句炼字么？再看看文学理论和评论，不就是反讽啦、解构啦、话语啦、叙事啦几个词儿出没其间吗？我们什么时候学到西方式的批评了？连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还是教条化了的。总以为学了点英文，看过几本翻译的文学概论，就成了美式装备的白虎团。可笑的幻觉。更何况，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说，而在于说什么。刘若愚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写《中国文学理论》，谁又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呢？
如果说当今通行的文学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因而没有自己的认识基点，那么“失语”也不始于今日，起码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概论之一、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是用西方文论的框架填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构成的。这种构成是为了适应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一向认为，中国自古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当然也就没有所谓“文学理论”（其实Literature一词固定为“文学”的内涵也晚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如果按传统文学观念构造文学概论，那么就只能是程千帆先生《文论十笺》式的结果（这似乎是文学理论本土化运动的先声，还没为学界注意）。但这样的理论体系显然不合乎当今的文学实况。按我的理解，文学理论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带有很强的工具性质。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对既有文学现象的抽像说明，为文学诠释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套工具理论。文学不断发展，理论随之更新。所以，我理解的文学理论是相当技术的学问，它具有某种一般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文学理论，固然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色，但这种特色植根于不同的文学经验，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所有的对话都只是文学经验的对话和交流。明乎此，我们就不难察觉，“失语”尤其说中国文论失语，是个多么成问题的问题了。
“失语症”患者每每痛感“中国当代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流派林立的世界文艺理论舞台上，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从而在交流和对话中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但他们从未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交流场合和怎样的对话方式（这也是“失语症”最让人着急的地方），我很难感知其失语的具体症状。不过，我想只要我们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就必然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学理论都是在表述自己的文学经验。——在黑格尔的时代，他可以用一句无知的大话把中国艺术抹杀。到今天，一个学者如果希望他的学说覆盖较广泛的文学经验，而宣称他的文学理论具有一般意义，就必须包括东方，否则就只能谦虚地加以说明，他不懂中文、日文或印度文，无法包容这部分内容。事实上，中国文论并非如“失语症”患者所说的那么绝望，我们还不至于忘记戏剧表演中的“梅兰芳体系”吧？有这样的艺术经验，当然就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果反顾文学理论，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那么是不是该首先叩问，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呢？
依我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所谓“失语”，实质上并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而是根本没有言说的对象。我赞同吴兴明和孟繁华的看法，“失语”决不是知识论或信息交流意义上的无话可说，而是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不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而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说白了就是对生存本身的无可言说。借用朱自清一句老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论无话可说》）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不外是对一种文学观念的阐释，对一种文学实践的反思。当文学在现实中因不拥有话语权力，不能直面一种生存状态和它最深刻的本质时，它就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同时也是独特的文学形态，加上感觉方式和书写风格的盲目模仿（如寻根意识和魔幻现实主义），真正的文学经验始终若有若无，相应的文学理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回顾本世纪的文学创作，应会对此释然，更不要懊丧何以经过百年辛勤耕耘，我们的文学理论还无所建树。所谓百年耕耘，真正在地头上不满三十年，还有十年是抢种抢收。人家真正耕耘不辍地忙了一百年，那么多名牌大学、那么多杰出学者的摸索、竞争、淘汰，才建构起那么有数的几家理论和一套范畴、术语。我们刚读了没几天书，操练了没几下，就立马想攒弄出一套可以和西方并驾齐驱的理论体系，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怕非得比洋人聪明百倍才行吧？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国文学理论学者在学术态度上的浅薄、狂躁和轻浮。
如果让我直说的话，中国文论的“失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失语的不是中国文论，而只是一部分中国文论学者，更多的也许是比较诗学学者。本来，不管多少，我们好歹还是有自己的文学的，近二十年的创作也有可观的成绩，有文可稽的三千年文学史更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下功夫研究，完全可以发掘出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经验内容，加以理论总结。然而研究文学理论的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当代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理论里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是马克思用过的，比较诗学所用的中方资料也不外批评史加《中国历代文论选》。这怎么能产生当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学说（姑不言体系）呢？这一点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在1985年和我们论学时就预示了忧虑。西方文学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学经验产生的，不精通西方文学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超越西方文学理论。而精通西方文学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西方语言和文化修养，也需要良好的母语文化的修养，因为我们的前理解结构总是母语赋予的。这一点西方汉学家比我们清楚得多，法国汉学家桀溺就说过：“一个人想要认真研究中国文学，首先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十分良好的修养。”没有母语文化的基础，不能真正深入人类的文学经验，就永远不会获得对文学的真正理解，也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理论，只能成为别人的应声虫，拾人牙慧。这么说来，回到民族文学经验就不只是以守为攻的策略，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只要认真清理一下我们自己的理论资源，就会发现，民族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有丰富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发掘。比如古代文论的“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便与新批评派理论有相通之处，一经张隆溪阐释，焕然一新。这样的例子是难以悉举的。清初毛奇龄《西河诗话》论元、白诗说：“盖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这里的“怯于旧法”应该就是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吧？古代文论中“生”“熟”的概念也指向这一问题。只要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无论古代、当代文学，都有许多文学经验和理论命题可以和西方文论对话，沟通，互补。而我们的学者竟然普遍感觉“失语”，而且楚歌四起，吠影吠声，实在教人难以理解！最近，曹顺庆、李思屈又提出回归母语，作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策略，用心不可谓不善，但“母语”一词终给人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感觉，我看更深切著明的提法也许是“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微别于张少康先生提出的“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在这一点上，王钟陵有段话说得比较到位：“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独特的文学艺术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应来自对于民族文学史的现象的概括。概论一类的理论设置，必须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学创作实际中抽象出来。没有文学史的重构，没有对于数千年文学发展情状、特点和规律的真切而深入的探究，文学理论的民族化自必是冰上筑屋了。”
不过仅此仍不足以保证我们可以平等地和西方理论对话。这里有个常识性的老问题，还需要澄清一下。我们常说的西方文论，实际上是指现代西方文论，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思想，而是多地域多种族文学经验的融汇，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的菁华（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的吸收，是我们熟知的），所以我更愿意用历史的而不是地域的方式来谈论它。对一种理论学说，我们可以说它是六十年代的或是八十年代的，以便在历史语境中给予定位；而毋须强调它是法国的或加拿大的，以此来比较民族贡献。在信息时代，地域的定语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请问：赛义德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活动在西方，但代表着东方的立场，而西方学者又都在运用他的理论。知识积累的差异，无形中给中国学者带来不同程度的自卑和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不必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中国文学理论再怎么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能否为世界提供一些理论命题，取决于文学经验的资源和理论家的开掘能力。谁都知道，中国学者知识的贫乏是世界上有名的。如果我们有韦勒克那么博学的学者，大概就不会“失语”了，有刘若愚大概也一样。当然，这个词在钱钟书看来也一定是很可笑的。
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思维工具和阐释工具，也就是“失语症”者同时倡言的“转换”上来。其实，所谓“转换”，同样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含糊概念，不知道是指扬弃，指阐释，还是指改造？陈伯海先生将转换理解为通过比较研究和分解诠释，使潜藏在传统里的隐性因子转化为显性因子，这我很同意。但他发挥开来，说转换也是发展、改造、翻新，发展并不只限于在既定的框架里扩充和延伸，改造和翻新也不同于另起炉灶，关键是“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就让人觉得像是给古罗马斗技场盖上屋顶，配上沙发，加装全套音响设备，让雅尼乐队演奏现代音乐。他怕古代文论成为僵死的古董，因而希望加以发展、丰富，同时其“固有的材质、性能自还有留存的余地”，最终转换成一个推陈出新的民族文论体系。我觉得，古代文论就是古董，但古董决不是僵死的，古董天生就有古董的价值。众所周知，伴随近代语文转型而来的中国新文学是完全脱离古代文论立足的创作经验的，其艺术表现的丰富和细腻更是古代文论所难以包容和解释，指望以古典文论为基础建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看来不太实际。然而古典文学毕竟是华夏文学经验的基础，传统审美趣味历史地积淀于现代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今天的文学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现代文学理论就不能离开古代文论的参与；更何况，总体文学理论的建立也有赖于各民族文论资源的开发和吸取，而古代文论正是民族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古代文论作为古董的价值。但这只是在抽像意义上说的，其具体内容还需要发掘。为使古代文论能顺利地进入当代理论视野，需要在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之间建立起交流和对话的关系，以便古典文论的资源能最大程度地向世界敞开。所谓转换，正是实现这一期望的重要环节。
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阐释。接受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离不开阐释。所谓转换，依我看实质就是阐释。古典文论只有经过阐释，才能与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沟通，才能为今人理解和接受。这是不难理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阐释，以什么为参照系。眼下许多学者对用西方文论术语来阐释古典文论表示不满，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民族情绪，而不是理性。近代张之洞有桩轶事与此类似：相传张之洞最讨厌人用日本名词，幕僚草拟文稿有“健康”一词，张批曰：“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其人反唇相讥，复批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这个笑话可用来说明西方文论对古典文论阐释的工具意义。正如估量一堆古代金币的价值，首先要用当代量具称定其重量，然后才能以市场价格加工艺指数来计算一样，古典文论的诠释和价值估量也只能借用当代的范畴和术语，不外是现行的一套文学理论术语和心理学术语。这些范畴和术语虽出于西人创造，但它们一旦为世人接收，就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成为人类共通的语码。几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与西方文论对话，首先需经现代文论诠释，就像人民币要兑换成硬通货才能作国际贸易一样。当时有人问什么是硬通货，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美元。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一个话语系统要和别人对话、沟通，就必须借助于共通的语码。尽管你可以对这种语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质疑，甚至颠覆，但决不能拒绝不用（想想出国为什么非得说英语罢）。况且，若从历史而不是地域的角度来看待现代西方文论的话，那么它与中国古典文论就不只是两个对峙的系统，而更是人体和猴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懂得人体的解剖才能懂得猴体的解剖。试想，如果没有现代艺术心理学的知识和概念，我们怎么说明“神思”，难道就说是“神与物游”？意境呢，就说“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境界”又是什么？以老解老，以庄解庄，只能阐明老庄如何言说，要究明老庄之所言说，则必须以现代哲学为参照。正如前文所说，现代西方文论不光是西方的文论，主要是现代的文论。古典文论的研究水平所以提不高，就与学者的素质低下有关。像本文开头所引的说法，在我看来纯属后殖民主义理论煽起的民族情绪，决非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给“失语症”开张处方了：
病状：失语症，一种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通常由心理障碍引起，属功能性意识、思维能力衰退，由此诱发话语能力失常的幻觉，久之导致器质性病变，完全丧失话语交往能力。此症多发作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合，经常伴有严重的文化自卑感与精神焦虑。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界为其高发病率区。
病因：先天知识不足，后天学术训练不够，体质虚弱，抵抗力差，易被流行思潮感染。又，脱离文学研究活动，缺乏艺术感受力与文学批评经验，于文学本身殊无知解，故随波逐流，略无定见。
处方：平心静气丸一付，虚怀若谷丹一付，扶正袪邪散一剂，强心壮骨膏一帖。配以古今并举，中西双修之操，多看作品，多作研究，留意创作，留意批评。
禁忌：勿滥写书。勿轻率比较。勿肆意作宏观大论。
近来，文学研究者们整合（合字亦可省略）出不少的学，诸如文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本文是文学医学的一个初步尝试，要诊断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研究的一种病态：为什么一个十分无聊的虚假命题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就像邮市上谁也不要的“臭票”竟被炒得价格腾上？
宏观与微观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区分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执”。关于两者的关系及可行性问题，若干年来始终是学术会议上喋喋不休的话题，正所谓“把破帽年年拈出”（辛弃疾）。不过事出有因，众所关注的问题一定凝集了人们的某种焦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发起“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的启事：
当前，整个文学研究工作正处在一重要的发展阶段，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也正酝酿着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但其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这不但因为过去长时间内我们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下的功夫不够，今天需要弥补，还因为 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必将在较大的范围内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向前发 展一步，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当然，我们在此提倡宏观研究，决 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我们所说的是 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
不满于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而希望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可以说是进入八十年代的学术界在经受“新方法”的刺激后萌发的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的要求，是和“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正相表里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学家的历史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于是隐藏于具体人事背后的那个宏观世界的图景，便突现在我们眼前，召唤着我们去加以认真思考和表现。”时过境迁，回顾这次“宏观研究”的浪潮，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确给学术界带来一阵兴奋，一股思考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题目很宏观的论文，包括我的《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此文是我博士课程的作业，并非应征文而作）。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太乐观，不少刊物发表的宏观论文都不给人以新鲜感。情况好像是，本来必须用三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如今放在一篇文章里说了。因为篇幅不能加长，势必殳尽枝叶，突出主干，于是只剩下一个主题，再敷衍些常识内容。而所谓主题，受决定论史观的束缚，也不是全新的认知，只不过是唯物辩证法若干原理的演绎和验证，甚而只是常识的提炼和压缩。难怪许多老辈学者要反感，因为他们看不出新在什么地方，而我辈则觉得作者像是将电大的讲义拿来发表了。彷佛学术界都已忘记，学术是要积累的。没有水到渠成的积累过程，而刻意追求“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就如同没有飞翔的能力而欲通观大地，结果只得将对象变成地球仪或“锦绣山河”之类的微缩景观。它们告诉你的都是你知道的东西，还滤掉了丰富的细节。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些论文本身，宏观研究的提出使宏观成为与微观并峙的研究方式存在，并形成一种以宏观为创新，以宏观为高深的时尚，以至“宏观”概念本身被赋予某种价值色彩，成为学者孜孜追求的东西。直到最近，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古典小说专家王国良教授在与大陆一位治古典小说史的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时，发觉这位教授对古典小说的一些基本文献不甚了了，他非常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位教授解释说自己一向是作宏观研究的——我想就是写小说史或是什么专题通论罢。王教授难以理解：不熟悉基本文献，不研究具体作品，怎么能作出宏观的结论呢？我说，这就是海外学者的不通国情之处了。在大陆学者中，从不研究具体作家作品，而冷不丁推出××史、××论之类煌煌巨著的，大有人在。这都是些智力最高、见识最高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研究作家作品。你们去研究吧，他只要看看你们的成果，就可在此基础上宏观；甚至不看你们的成果，也照样可以宏观。反正出版社和刊物最青睐题目大大的书，学者不看，总有识字的人看的。于是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题目大得我一辈子也不敢想的著作。翻翻内容，不外乎是前详后略：文献有限的先秦两汉写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强凑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点水也似一笔带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袭多创新少，无甚价值，故存而不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如今的宏观著作是人所易言，我详言之；人所难言，我不言之。就这么宏观！真不知宏在何处，观在何方？
当然，正如“征文启事”所强调的，提倡宏观研究，决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有所轩轾。但“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毕竟将宏观与微观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者说两个层次的研究。更兼在宏观研究很热闹的时候，又常有老成的前辈谆谆提醒我们：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是辩证的（又是辩证，许多问题都被这个词搞得混沌不清），宏观须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应以宏观为指导；宏观离开微观，即成无本之木；微观离开宏观，难免坐井观天。这一来，宏观和微观似乎倒真成了研究方法的一对孪生兄弟了。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宏观和微观果真能构成相反相成的两种研究方式吗？我看不能。宏观和微观只能是标志研究成果涉及的问题面的概念，而不能成为指称研究方法的概念，更不存在基础和指导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宏观或微观的成果，而不存在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承认看问题有着眼点的差异的话，那么认识的一般过程就决不是由微观上升到宏观，而恰恰是由宏观深入到微观。这一点王小盾曾有精辟阐述：
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
他以王国维的学术经历为例，论述了学者的个人兴趣随着学术的深化，由抽象问题转移到具体问题的变化。这里的变化体现为学科的转移，作为学术取向，与我们讨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研究中，经常是无法说明具体的研究过程属于宏观或微观的。如果按陈伯海先生的意见，“将超越个体作家研究作品课题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归入宏观范畴”，那么我想以自己的经验举个例子，说明微观和宏观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怎么错综交织，密不可分的。我曾写过一篇论文《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这是计划中的王渔洋研究的一部分。起初我只是把它作为作家研究的一个题目来做的，希望对王渔洋填词的特色和词论的内容作些分析。谁知排比了王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后，我惊异地发现，除了江左三大家吴梅村、龚鼎孳和曹溶外，王渔洋是清朝最早的热衷于填词的词人之一，《阮亭诗余》的作品主要作于顺治九年；后来他在扬州期间的填词，直接激发了一批词人的创作兴趣，开清代填词风气之先声；与邹祗谟合选《倚声集》，则更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填词。他的词论则涉及了清代词学讨论的所有基本问题。他对南宋词的评价也直接启发了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词学观。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康熙四年陈维崧、朱彝尊开始步入词坛之际，恰是王渔洋抽身之时。于是他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这一来，我们就必须从清初词坛的大背景来看王渔洋词学的意义了。再研究他的词论在拨正云间词派的狭隘观念，重新确认词学传统上的意义，我确信王渔洋的确是清初词坛最重要的词人和词学批评家，其词学的内涵和意义迄今尚未被我们意识到。最后，当我的论文完成时，论题已从王渔洋扩展到整个清初词坛，变成清词在理论和创作上如何发轫的探讨，可以说是个很宏观的成果了。可是我的研究并不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的变换，只是从具体材料入手，一步步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最后形成整体的看法。可以说，宏观的结论就是微观研究的结果，如果不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而仅仅宏观——我真想不通怎么观法——能产生上述问题吗？所以我决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或研究类型。它们只能是说明成果涵概面的概念，其实现程度完全取决于研究和认识的深度。
也许有人会说，我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要理清较长时段的文学史发展问题，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处理规模如此大的问题，容不得我把精力消耗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钻研上，只能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这不就是宏观研究么？我承认，的确可以有这样的工作方式，但这只是思考，而不是研究。思考和研究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哲学家被关入监狱，也许不会停止思考，但决不能作研究了。况且，一个学者如果不研究具体问题，只借助于别人的具体成果进行超越的思考，那终究是危险的。他将没有判断力去判断所依据结论的可信程度，很难保证他的思考不因材料的失真而走入误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是最宏观的著作。它以文明为基本单位，应该说够宏观了吧？它也借助了其他历史学家的许多成果。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汤因比在希腊文明研究上的造诣。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大模样是虚的，能否转化为实地，还要看能不能扎下根基。先做活一块棋，则可以任意发展。做学问也是一样，只有先研究许多具体的问题，积累许多成果，才能触类旁通，逐渐发现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事件的因果关联，由点滴的成果累聚起庞大的知识体系。
由此想到中国学者对日本学术的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它琐碎、缺乏系统。的确，如果单看日本学者的论文，每篇题目都很小，蚂蚁啃骨头似地一点一点研究一个个问题。但若看他们的博士论文（论文博士），则都是厚厚一巨册，有关这一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被细致地讨论到了。与日本学者一起切磋，我深切感到，他们对学问抱有很神圣的态度，而且很有耐心，满足于一点点的积累和进步，不像中国学者一味地写书，看似出版物很多，却积累不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应该说，问题的细致和专门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深度的标志。当研究成果有一定积累，比如像中唐诗研究，只要你注意别人的研究，就会发现，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被考虑过，很难马上提出全新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深入细致的基础上，力求将问题阐述得更充实、更周密、更完整。如果中国学者也能像日本学者一样做研究，我相信每年的论文索引起码要减少一半篇幅。我曾听日本学者说：中国每年出版的论著很多，但读后有收获的却很少。这是不是与大量的宏观之作有关呢？
王小盾说得对，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体，走向过程，只有微观发现的积累才能带来宏观认识的变化。宏观决不能凭本身更新知识。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理由。依我看，所谓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是应该扬弃的。否则心存此执，尤其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以宏观为通达，以微观为拘琐，势必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
理论与历史
“理论”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也许更应该说是古典文学编辑的又一“执”。在学会，在笔谈，在访谈和对话中，“理论”经常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学术刊物的编辑，则不仅运用在语言中，更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甚至成为他们衡量论著学术价值的惟一标准。请回想一下，在日常语境中，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评价尺度不就是“扎实”和“有理论”吗？然而从根本上说，两者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扎实”并不一定与创见相连，“理论”更不意味着深度。前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后一点则还须破其执，因为有没有理论，已成为潜在的价值前提，根深柢固地左右着许多学者和编辑的判断，影响到对学术的理性态度和一般理解。
不知别人有没有遇到过，反正我是有过多次，论文被以“没有理论“的理由退稿。一家以理论见长的刊物，编辑每相见必约稿。我因心存敬畏，总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有见解的论文寄去，但每次都被璧还，希望以后寄”理论性强些“的论文去。一再而三，真让我既惶恐又困惑，终不知眉黛深浅如何画得入时。我向来对自己的论文很少满意，《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是自觉薄有创获的几篇论文之一，完稿后寄给一家大刊物，初审已获通过，结果二审以理论性不强予以否决，认为文中谈的都是历史事实，没有从美学的角度作深入阐述。据说二审并非古典文学专业编辑，我也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对唐诗史稍微有点知识，就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无法从美学角度去谈论的。若从美学角度去探讨，甚至连这个问题也不会产生。何以呢？本文的问题是在作权德舆年谱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发现在贞元八年前后，梁肃、包佶等文坛巨子的下世和以权德舆为首的新进文人的入朝，形成了诗人集团交替、文坛盟主易人和台阁诗风兴起等具有诗史意义的事实，于是便以细致的史料发掘对唐代贞元后期诗史做了一番钩沉发覆的工作，就台阁唱和和“游戏体”两方面探讨了权德舆等台阁诗人群的创作及对贞元诗坛的意义，使一段沉湮已久的诗史重现浮现出来。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以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构了中唐诗史的序列，从而为唐代诗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由于问题本身是从诗人活动的系年考证中产生的，注定了研究方法的描述性和历史视角。美学角度的阐述且不说篇幅难以容纳（全文已一万六千字），文献也无徵，强作解事势必流于蹈空推测，还不如阙疑以俟多闻。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但若非个中人却也不易解会。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理论深度，不甘停留于现象的表面，乃是向上一路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事实的发现和澄清没有重要意义，只有加以理论阐述才是有深度的研究，更不意味着每一项个案研究都能达到理论阐述的高度。许多编辑不理解这点，而且越是自己不作专门研究的越不理解。因为他们实质上不理解“理论”的真实含义，由是也不能明白理论对研究的实践意义及其自身的呈现方式。
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的内容包含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理论和作为专业知识的学科理论两个层次。前者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后者则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并为我们提供一套技术规范和分析工具。在实际的研究中，前者通常已化作哲学观念，如现象学的方法或解构主义的方法，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深入到看问题的方式中去，无需特意强调；而后者则分为基本原理和特殊结论两个层次，以文学研究来说，基本原理如新批评派的本文中心原则之类通常已成为常识性的内容，似乎毋需再占用论文的宝贵篇幅；只有特殊结论，如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德里达的“异延”之类直接成为立论的依据或思路的启示的，才应该征引和加以说明。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者反而常常匿其思路所本，秘而不宣了。大陆学者对理论著作的征引，似乎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更不是出于对前人劳动的尊重，而只是装点门面。所以开宗明义就宣布自己是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来研究，近来更染上文化热病，什么都是文化，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一本书总是先从文化谈起，然后是美学，然后是文学史常识，等到进入本题已是一半篇幅以后。有些写得厚厚的书，刨去常识，内容所剩无几。凡浏览这类书，我一般都是从一半开始翻阅的。罗丹曾说，雕塑就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学术论著也一样，成果就是去掉常识的部分。一个成熟的学者应该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哪些内容是阐明自己的问题所必须的，哪些不是。而一个好的编辑也应该能看出，哪些内容是大路货，哪些内容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去掉浮词，对作者读者双方都有好处，在读者省得浪费精力，在作者则可以使自己的业绩凸现出来。有这两点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按理说，这种上挂下联，纵横捭阖的煌煌大著，明眼人都知道，无非是堆砌常识以充卷帙，以大部头唬人。可出版社偏偏看好，以为视野开阔，有理论高度。类似的论文更是倍受刊物编辑的青睐，喜其高屋建瓴，中西贯通，而不知其实大而无当，内容空洞。这种理论装饰的流行，久而久之，不光造成浮华的学风，同时还磨钝学术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最后怕的后果乃是从根本上导致问题意识的丧失。近年的报刊，被世纪末的情绪所笼罩，纷纷发表文化史、学术史回顾和反思的文章。《读书》、《哲学评论》、《中华读书报》以及《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则刊载了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十年学术回顾”为主题的反思文章，其中有个不断被提起的话题就是：如今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有个通病，那就是”没有问题”，原因在于许多学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似乎有点荒诞，正如李河说的，“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在先规定性的概念：‘没有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问题意识的丧失当然与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对理论的盲目追逐。不关心问题，而一味追逐理论，理论终究变得空洞无意义。如果我们同意李河的说法，那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成立的标志。事实上，任何有价值的问题的提出，都是基于一种理论眼光，包含着问题认识的深化，如果不能理解这点，而盲目追求所谓理论，那么不光理论应有的品格将被牺牲，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将枯萎。
除了方法意义上的理论迷执外，学术界对理论的迷执还表现在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上。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我理解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建立起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为此，历史材料的清理是首要的工作，不光历史事件要做过程的还原，就是理论问题也有必要还原为历史过程来讨论，只有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但在理论取向的价值观左右下，常会对学术发展的态势和战略设想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陈伯海、黄霖、曹旭三位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谈便给我这种感觉。三位都是治古代文论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们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令我尊敬，但他们对古代文论研究趋势的看法，我很难同意。他们认为，“近年来，出版了人民大学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上，上述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因而主张“下一世纪的研究应该转向，不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上”，亦即“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我们应该承认，近年古代文论研究在批评史方面的确有较大进展，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不是就能说“集大成”了呢？我还有点踌躇。通观全局，宋代以后的批评史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涉及的材料和问题都十分有限。即以诗话而言，明清两代文献的范围和数量我们迄今还没有比较可信的知识。据我和张寅彭的初步调查，清诗话现存著作已在八百种以上，未被阅读的起码有五分之三。一向最受关注的诗学犹且如此，其他文类可以想见。这样的现状怎么能让人乐观地转向理论阐释呢？
由于对文献的无知，八十年代刊行的一些论著曾出现不少狂妄无知的大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一些信口雌黄的人轻易地一笔抹煞。而另一方面，近十几年间若干新撰通史或专史的陆续刊行，又让学界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批评史研究已臻饱和，理论阐释则相对落后。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尚处于很浅的层次，很低的水平，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难以深入下去。我们知道，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始终都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语境中呈现出历史的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在每一段河道上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即以起承转合这一诗学的基本命题而言，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本文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不同时代的解释赋予它不同的理论内涵，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只有理清这一演变过程，完整地描述出这一命题发生、演变、定型的理论流向，把握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人们对它评价的变化，才能阐明它的基本内涵和古人的价值观念。如果随意抓几条材料轻率论定，那就成了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非但不能把握命题的基本内涵，甚而会误以为古人的说法矛盾百出，对古人的价值取向作出错误的判断。
我一直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虽说是一门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理论阐释也确实是它的重要任务，但归根结底，它首先是以历史研究的型态存在的。任何理论问题都必须先还原为历史过程，在过程的呈示中使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浮现出来。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但前辈学者就是这么做的。翻开《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就知道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文笔与诗笔》、《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上形成的。新刊的几种批评史虽然在材料搜集和理论阐释上都不乏“后出转精”之处，但离全面展示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丰富内容终究还差得很远，尤其是宋元以后，几乎可以说还刚刚起步。我们决不能像一些“短平快”那样，用“无所突破”或“鲜有创新”之类的粗暴结论来文饰阅读的贫乏。真正的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以更丰富的事实充实通史，而不是凭藉通史的知识作超越的理论思考。如果我们承认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是一门历史的学科，那么就必须遵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阐释应当重视，但历史研究更应大力展拓。
说到底，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历史视角，都有各自的认识作用，不可互相替代，当然也难以轩轾。从对历史的认知过程来说，历史还原是理论阐释的前提，理论阐释是历史认识的深化。在实际的学术运作中，两者经常是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的。学者个人因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无可非议。但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分析，哪方面更为急迫、更切实可行，便须综合权衡。我在现时更强调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完全是基于学科发展现状所作的策略性选择。是否适当，尚有待学界同人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