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对道教科仪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80年代。对斋醮科仪进行的研究可说是寥若晨星，仅有北京白云观的《太上出家传度仪》（1924年）：艾信慧著的《湖北长春观乙丑戒坛凳真录》（武昌长春观，1925年）；陈国符的《道教斋醮仪源考略》（1945年：此收在《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1962年）对有些探讨或介绍。
第二阶段，1980年——1990年。该一时期，在曹文治、罗柄良编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文集》中（1989年），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的《上海道教斋醮及其“进表”科仪概述》，对上海道教的斋醮特别是“进表”科仪的渊源给予了论述；并从用途及类型上对道教科仪进行分列归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卿希泰的《关于道教斋醮及形成问题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载），详细考证了斋醮的含义，认为斋与醮具有密切联系，均为祭祷神灵的一种仪式。另外还有白克京的《宗教仪式的文献整理与分析》、包士廉的《消灾仪式》等。这些论文从多角度、多侧面对道教科仪进行了探讨，立意都较高，论点也新颖，不乏真知灼见，为后来的道教科仪研究开辟了新视界，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之后，又有陈耀庭的《论<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思想内容》（《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对“炼度”、“济幽”和“斛食”三仪的形成作了历史考证和比较研究，提出“香港道教的《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约形成于南宋，保存着古貌”的论点。田诚阳的《道教斋醮科仪》（《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3期），以所见所闻，解释了斋醮的有关概念，并把斋醮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同时扼要介绍了一些醮坛科仪，并对现行斋醮情况及斋醮的意义进行了论述。该文为了解斋醮科仪历史及现状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
该段时期内台湾省学者对道教科仪的研究论文有丁煌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明宣德本<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初研》（郑志明编《宗教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著作有杨逢时的《道坛作法全集》（1983年9月——1985年3月）、《道符制法》（1983年9月）；苏鼎贵、杨逢时著的《宅元大法》（1987年）、《和合大法》（1987年）（均由台湾逸群图书公司出版）；台北集安堂编的《中国道坛符咒》（17册）（1983年）；程灵凡撰的《符咒研究》（台湾希代书出版社，1983年6月）、《珍藏符咒施法秘要》（台北武陵出版社，1983年）等。
大陆道教界内人士闵智亭的《道教仪范》（中国道教学院1990年编印），涵括从道教仪范概述、道教宫观仪范、全真斋醮科仪、略论道教徒的修养等几部分，详细介绍了道教徒必须掌握的仪范知识。书中还编集了一些现行科仪文本。翔实的资料对道内外人士均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阶段，1991年——1996年。这一时期，除一批老学者在继续进行科仪研究外，另有新的学者加入到此行列来，致以累累硕果。有关论文如下：
陈耀庭的《论道教仪式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提出道教仪式是以表现道教教义思想为内容的道教徒的一种行为系统，是道教徒寄托信仰，倾诉宗教感情的行为方式。并研讨了道教仪式的渊源、与一般生活行为的异同、其组合规律及结构等。《照彻幽暗，破狱度人——论灯仪的形成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1994年），对斋醮科仪中的灯仪的形成、发展加以论述，并指出其所具有的社会思想内容。《以生度死，以已度人——论炼度仪的形成及内容》（《道家思想文化——海峡两岸道家思想与道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社，1994年），考察了炼度科仪要旨、不同炼度仪式的程序和内容异同；认为炼度仪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原因和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谈及炼度仪流传的意义。《从斋醮科仪说龙虎山的历史地位问题》（《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三方面解释了天师道斋醮科仪在思想、内修、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并提出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不论从宗教学也或宗教人类学角度看均无高低贵贱、上下雅俗之分的思想。
王育成的《明武当山金龙玉简与道教投龙》（《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以考古、史籍相结合的方法，考释了玉简铭文，认为道教的投龙仪式是先秦时代先民对龙的崇拜和对天地山川河流祭祀的流承。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投龙仪式成为统治者常用的祭祀方式，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历代帝王崇道的情况，因而该篇论文对此的初步探讨是有意义的。
张泽洪的《唐代道教斋醮》（《上海道教》，1994年第2期）、《宋代道教斋醮》（《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1期）、《宋代斋醮的特点》（《宗教哲学》第二卷第二期，台湾宗教哲学研究社，1996年4月版）等文，对唐、宋、元、明各代的科仪活动、科仪经书的编撰、斋醮特点及帝王对斋醮的态度、政策等作了论述。文献丰富，论据充足，可资参阅以了解斋醮科仪的部分历史。其《道教斋醮源流刍析》（《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提出道教斋醮中的许多仪式源于先秦祭祀、继承了先秦宗法宗教祭祀理论和观念、受民间巫术祭祀的影响等观点。
刘仲宇的《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道教科仪在近代的传承和演变》（《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丁常云的《三官崇拜及其科仪》（《上海道教》，1994年第1期）；张金涛等的《天师道的符箓、斋、醮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姜生的《道教法服的伦理符号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4期）；丁煌的《<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初探》（台湾《道教学探索》第捌号，1994年12月、第玖号，1995年12月）；李丰的《台湾庆成醮的时空观——一个非常观的庙会文化》（《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红的《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之概念和方法讨论》（《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1期）等文，均在各自的考证下提出相关论点。
专著类有张泽洪的《步罡踏斗——道教祭礼仪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斋醮的专著。全书分斋醮源流、宫观仪范、醮坛仪范、斋醮仪式、当代斋醮巡礼五部分，概述了斋醮的历史源流、醮坛规则、科仪、法乐词章。侧重分析了一些重要、常用科仪，对当代斋醮仪式、程序也有撰述。
第四阶段，1997年至今。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该期对斋醮科仪的探讨范围不断拓宽，涉及到历史、人物、经典、区域性、与艺术的关系等多方面。如：
张泽洪的《论科教三师》（《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介绍了道教科仪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即陆修静、张万福、杜光庭的主要成就及贡献，指出科仪经典和格式的日趋丰富与完善是科仪思想渐趋成熟的标志；《斋醮科仪中的焚香》（《上海道教》，1998年第1期）及《道教焚香漫谈》（《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3月），两文概论了斋醮科仪中焚香的由来、焚香的科仪及灵香的制作等；《周思得与<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中国道教》，1998年第1期），介绍了《上》这一科仪经典及其编撰者周思得的生平事迹。此外，还有《道教斋醮科仪与民俗信仰》（《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道教斋醮科仪中的存想》（《中国道教》，1999年第4期）等文。
科仪音乐方面，有蒲亨强的《道教科仪音乐历史考察》（上、下）（《音乐艺术》1997年第1期，第2期），以原始道经为基本史料，追踪科仪音乐传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全程，并略述各历史分期的道派、经典、人物和相关文化背景，首次清理了科仪音乐历史发展的完整线索。甘绍成的《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对80年代以来大陆及港台地区在科仪音乐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回顾总结，并对科仪音乐的研究范围及方法提出一些建议。还有刘红的《香港的道教音乐》（《中国道教》，1997年第2期）、王宜娥的《道教音乐》（《中国宗教》，1998年第1期）等。
符箓、咒术方面，有姜生的《道符结构、语义及功能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李远国的《论道教符的分类》、《论道符的结构与笔法》（分载于《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1998年第2期）、《道教咒术初探》（《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勾勒了科仪道符与咒术的轮廓。
探讨台湾省道教科仪有关情况的论文有赖宗贤的《台湾的醮祭与符咒》（《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1期）及柏登基的《台湾道教科仪与炼养》（《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3期）等。
科仪经典方面的研究论文有张振国的《<灵宝望乡泉台金科>述略》（上、下）（《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第2期）及萧登福的《<太上说南斗六司延寿度人妙经>探述》（《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等。
杨民康等的《简论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乐舞及其跨民族性、地域性艺术文化特征》（《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5期），向延洪的《溆浦土家村寨举办罗天醮会的启示》（《中国道教》，1998年第3期）等文，表明对科仪的研究视野已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
此外，唐大潮的《道教科仪与中国古老宗教仪式》（《中国道教》，1997年第3期），王家佑的《道教斋醮科仪精义》（《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陈麒麒的《九幽灯仪简述》（《上海道教》，1997年第3期），陈耀庭的《“为什么要做道场”第一、二、三讲》（《上海道教》，1998年第1，2，3期），丁常云的《道教的禳镇科仪及其功能》（《中国道教》，1998年第3期）及《道教斋醮禁忌》（《上海道教》，1999年第3期）等论文也为这一时期的科仪研究增光添色。
此期的专著有张泽洪的《道教斋醮符咒仪式》与《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属于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之一（分别于1999年4月、9月由巴蜀书社出版）。作者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全面、系统。该书分四章，纵横兼顾，即廓清了道教斋醮的源流、发展、演变历史，又建立起科仪格式的理论框架，展示了坛仪法式的主要内容；并从丰富的科仪类中选取常行仪式，深入地分析其格式及思想义蕴；最后介绍了斋醮科仪思想的内容及宗教功能，以及与民俗信仰关系诸问题。
除了上面所罗列的成果外，还有许多有关道教史及介绍道教知识的综合性书籍、大型工具书也涵盖有道教斋醮科仪的内容。
从以上的大略统计中，可以看出多年来对道教科仪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对该专题的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后，发展速度可谓突飞猛进。我们所划分的四个阶段，其年限间隔是逐渐变短的，而其成果却在不断增加。第二，因前人的研究少，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相应来说也较缺乏，因而后来者对科仪的研究多属首创性或初步性的。第三，由于科仪本身内容丰富，牵涉广泛，学者们对它的研究角度就颇多，各角度少有相干。即使角度相同，其着重点也不一样，因此几乎不存在对某一相似问题的探讨有争论的现象。
道教科仪研究对拓宽道教文化研究领域、折射道教发展历史以及深度挖掘道教的精神与信仰实质等均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科仪研究中尚有不足之处有待弥补，如：如何对道教科仪进行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几乎没有研究；对现实斋醮科仪的写真少等。所以今后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天地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