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中地位较为突出、影响较为广远、学术成果亦较为丰富。在中国学术界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一般被归入基督教思想或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虽然从西方学术界和基督教界的学科归类上来看，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本有不同的界定，但因三者之间内在的关联和互渗，这种界定在中国学术界仅有相对意义，研究者往往将之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加严格区分。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基督教思想和哲学通史、古代基督教神学和教父学、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与神学、近代西方基督教思潮和宗教改革思想、当代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以及现代中国本色神学研究等。现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综述如下：
一、 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学者在20世纪对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为1911年至1949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多由中国基督教界的神学家、哲学家等学者来展开，以翻译介绍西方神学、哲学著作为主，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为辅。第二阶段1949至1977年，其间以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较为活跃，但基本趋势是由盛到衰；此时大陆学术机构中的一些教外学者也参与了研究，不过，这一阶段大陆学界从总体来看成果不多，而港澳台学者则推出了大量著作和译作。第三阶段自1978年起，开始进入了系统研究和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教内外学者的研究虽各有侧重、却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学界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上的空前繁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及成就。中国学者在第三阶段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乃译、著并重，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海外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家的代表著作，而且也逐渐推出了一批中国学者见解独到、视域颇新的研究论著，形成一定研究规模。
1911到1949年第一阶段为中国学界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文教及出版事业得以发展，基督教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引起中国知识阶层的关注。随着基督教所推动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之深入，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等社会领域出现的“非宗教”或“非基督教”思潮，中国基督教内学者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开始注重基督教思想领域的研究，组织翻译、介绍海外基督教神学及哲学名著，以回应社会的批评和挑战，与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教育界的有关人士展开深层次的对话。这一阶段的著译工作作为中国教会学者的本职任务大体可分为教义、神学和哲学、思想这两大类的四个方面。前一类的两个方面基本为宣教、护教之作，对教外学界影响不大；后一类的的两个方面则在维护信仰的前提下亦具独立研究的性质，对中国哲学界、思想界颇有吸引力。其中如赵紫宸所著《基督教哲学》（1926）、《基督教的中心信仰》（1934）和《基督教进解》（1947），谢扶雅所著《基督教与现代思想》（1941）等曾有力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提高了其学术水准。此外，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非宗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也曾在这一时期形成思想交锋、理论讨论的高潮。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本质、意义及其在华作用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这些理论分歧和争议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基督教思想的探讨和认识。
1949年至1977年第二阶段为中国学界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的转型和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开始出现基督教思想研究逐渐由教内转向教外学界趋向。50年代早期教内学者维系了1949年之前教界译、著基督教神学、哲学著作之余绪，但从总体来看这一研究已进入其低潮时期，对社会和学界的影响日趋式微。与此同时，港澳台地区的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却不断升温、学界阵容初具规模，从而与大陆这一研究的低落形成鲜明对照。在香港、台湾出版的大量基督教神学与哲学著、译作之中，尤值得一提的是从1955年至1976年左右由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现已更名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译从。这套丛书最初于1941年开始设计出版方案，由徐宝谦主持编务，1944年由章文新（Francis Price Jones ）重新调整计划，请人出面让美国神学界有关人士参与商议丛书3部53卷的翻译计划，1950年其翻译工作移至美国，并成立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所。丛书由章文新任总主编，中国教会的许多著名学者承担了翻译工作，在香港先后由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和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最终共推出32卷，在中国现代基督教研究领域形成了深远影响。
1978年至今作为这一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复兴时期，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关涉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研究都有明显的进展，其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前所未有。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学者将基督教神学、哲学视为思想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工作也从零散、随意而转向系统、全面，推出了一批重要著述。例如，中国大陆人文学术界出版的基督教神学研究著作包括范明生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1993）、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1994）、卓新平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和《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1998）、以及王晓朝著《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1998）等，此外，中国基督教界推出了“神学教育丛书”，中国天主教界亦推出了“神学丛书”，两套丛书发行的著作各达数十种之多。中国大陆学术界基督教哲学研究著作则包括尹大贻著《基督教哲学》（1988）、傅乐安著《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1990）、唐逸著《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1992）、李秋零著《上帝·宇宙·人》（1992）、张志刚著《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1993）、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陈麟书等著《重读马里坦》（1997）等。这一阶段对西方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名著的翻译亦达到了高潮，先后推出了多套翻译丛书，其中包括大陆学者刘小枫在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组织编译、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出版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共分“古代系列”、“现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三部分，何光沪组织翻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世界译丛”，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译丛”等。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在第三阶段的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著译颇丰。除了香港出版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之外，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推出了“辅大神学丛书”和学术专刊《神学论集》，基督教新教界也推出了“宋泉盛神学译丛”和由王崇尧主编的“基督教社会思想丛书”等。港澳台地区的这一研究以基督教界的专家学者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出版的基督教神学、哲学著作和译作已达上百部之多。
20世纪中国学者对于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研究主要基于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反思、以及捕捉和分析当代神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包括从古代至中世纪和近现代基督教神学及哲学的发展，在宏观把握中也有微观洞见，产生了不少颇有见地和价值的学术成果。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沿革来看，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正在建立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
二、古代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研究
对古代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发展的研究，中国学者的主要兴趣大体在四个方面：一为对古代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二为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三为对中世纪鼎盛时期基督教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的研究，四为对中世纪后期及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
对古代至中纪世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总体来看起步较晚、力量较弱，但在近20年左右取得了较大进展，使这一范围的研究工作得以奠立。在第一阶段的译介和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著译包括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由谢颂羔编著的《基督教思想进步小史》（1929）和由彭彼得编著的《基督教思想史》（1936）。第二阶段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为空白。在第三阶段，这种基督教思想历史发展的纵向梳理及其分析研究才真正有了起色。1982年，车铭洲所著《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出版，此书为大陆学者撰写的较早的一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史著作，从而结束了此前中世纪思想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原苏联著作之译本的历史，具有开创性意义。作者分三阶段论述了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繁荣和解体时期的哲学思想，其内容以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为主。但此书观点上创新不多，加之作者后来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因而在学界影响不大。1988年，尹大贻所著《基督教哲学》出版，内容涉及到古代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发展，但因全书涵盖面较大，所以对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研究并不突出。进入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1990年，香港学者林荣洪所著《基督教神学发展史：1.初期教会》出版，其颇为详尽的研究论述使中国学界耳目一新。1992年，台湾天主教学者张春申所著《神学简史》出版，他从神学、教会学和基督学三方面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加以条分缕析，言简意赅、颇见功力。这一年大陆学者唐逸在台湾出版了其专著《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尝试从文化视域入手，以新的方法论来探究这一领域。1994年，大陆学者赵敦华的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出版。这部著作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基督教哲学从古代至近代约1500年的发展，其引用资料之翔、论述着墨之多都超过了中国学界此前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规模，因而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在第二阶段才真正开展。这一时期以翻译为主，如大陆出版了吴应枫译奥古斯丁名著《忏悔录》（1954）、以及周士良重译本《忏悔录》（1963），叶启芳等译考茨基著作《基督教之基础》在1932年初版后又于1955年重版。此间在香港出版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译丛也包括大量古代基督教思想名著，如《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谢扶雅译，1976）、《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谢秉德等译，1962）、《亚历山大陆学派选集》（朱信等译，1962）、《东方教父选集》（沈鲜维桢等译，1964）、《奥古斯丁选集》（汤清等译，1962）和《拉丁教会文集》（马葆炼等译，1959）等。自1978年以来即在这一学术发展的第三阶段，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以翻译工作而言，这一阶段出版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名著包括香港“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收入的王来法译克莱门著作《劝勉希腊人》（1995）、包利民译（托名）狄奥尼修斯著作《神秘神学》（1996）、王晓朝等译斐洛著作《论〈创世纪〉——寓意的解释》（1998）和涂世华译德尔图良著作《护教篇》（1999）等。而其研究著作则包括范明生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1993）、以及王晓朝著《基督教与帝国文化》（1997）和《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1998）等。从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宽。
对中世纪鼎盛时期基督教神学及经院哲学的研究则相对活跃，尤其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较多。1930至1932年，利类思所译阿奎那的《超性学要》（即《神学大全》节译本）得以再版。1963年，大陆出版了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1965年，香港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译丛出版了谢扶雅译《圣多默的神学》等。在研究著作中，较为突出的则是大陆学者傅乐安所著《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1990）和《托马斯·阿奎那传》（1997）等，此外，中国学界也比较注重对安瑟伦、阿贝拉尔等人思想的研究，其译、著还包括徐庆誉等人译《中世纪灵修文学选集》（1964）、李承言译阿贝拉尔等著《亲吻神学》（1996）等。中国学者对经院哲学的研究一般亦与对新经院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尤其注重对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比较研究。不过，这种研究观其全貌仍似不足，空白尚多，如对安瑟伦的研究刚刚开始，而对波拉文图拉等人却缺乏系统且深入之探的研究。
对中世纪后期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以翻译为主，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则不多。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思想家库萨的尼古拉颇为中国学界所重视，其译著包括尹大贻等译《论有学识的无知》（1988）、李秋零译《论隐秘的上帝》（1994）等，专著则有李秋零著《上帝·宇宙·人》（1992）等。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则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为主，但基本上处于译介阶段，包括香港“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译丛所收入的徐庆誉和汤清译《路德选集》（上下册，1957、1959）、徐庆誉和谢秉德译加尔文著作《基督教要义》（上中下册，1955、1957、1959），大陆出版的宗教改革研究译著有孔祥民等译林赛著《宗教改革史》（1992）、陆中石等译罗伦培登著《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1993）和段琦等译阿尔托依兹著《马丁·路德的神学》（1998）等。此外，中国学界正组织力量，准备将《马丁·路德全集》译为中文。中国学者专门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的专著不多，其中包括李平晔著《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1983）和《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1992）、郭振铎主编《宗教改革史纲》（1989）等。
三、当代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发展研究
当代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发展研究以探讨20世纪西方神学和宗教哲学思想为主，在这一领域较具代表性的通论性研究著作包括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二十世纪神学引论》（1990年香港初版，1994年大陆再版时易名为《走向十字架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何光沪著《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1991）、张志刚著《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1993）和《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1997）、以及卓新平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和《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1998）等。较有特色的思想家或理论思潮研究著作则包括黄昭弘著《尼布尔的政治思想——论基督教伦理与政治》（1988）、武金正著《解放神学：脉络中的诠释》（1991）、卓新平著《尼布尔》（1992）、王贞文等编《潘霍华的心灵世界》（1993）、王崇尧著《雷茵霍·尼布尔》（1993）、郑绍光著《终末·教会·实践：莫特曼的盼望神学》（1999）等。关于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和翻译著作则不断涌现、蔚为大观，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中的“现代系列”、“宗教与世界译丛”中的部分译著，以及“西方学术译丛”中部分选译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这些专著和译著的出版，有力推动了当代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研究的发展，形成中国学术界这一研究领域的空前繁荣。
在这些研究论著中，虽然有一些乃以“西方宗教哲学”为题，但其讨论的内容在很大比重上属于当代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与传统看法不同，这些学者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还作出了新的分析和评价，认为神学反映了基督教会的思活动，揭示了在其信仰体系中理论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神学作为信仰体系中知识精英的理论思索和求知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基督教会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在教会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和灵魂作用，对教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对基督教神学的这一分析和认识，这些学者指出神学的结构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二者乃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若无理性在信仰思维中的参与则不可能构成神学，但神学中所触及的神秘意义却又超出了理性的推断和界说。因此，神学作为这种“紧张中的统一”乃是“说不可说之神秘”。以其独特的形式，神学乃涵盖了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形上学”之探的意义及作用。
在分析当代西方神学思潮的发展中，这些学者指出，20世纪西方神学的发展在新教神学领域是以自由主义神学的崩溃与嬗变、以及危机神学的崛起为标志，而天主教神学则以现代派神学的衰落和经院哲学的重建来揭开其序幕，天主教神学在20世纪的创新和突破乃是60年代“梵二”会议以后所出现的多元发展。20世纪西方神学与社会的接触更为密切、时代特色更加鲜明，几乎每一大的社会变化都有相应的神学思潮相伴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危机神学和辩证神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上帝之死”派神学、世俗神学、新正统神学和生存论神学的发展，“冷战”期间曾风行希望神学、普世神学和对话神学，而西方社会的转型和观念重构则使新福音派神学和后现代主义神学格外引人注目。此外，学者强调，当代神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关系和互渗亦更为明显，不少社会科学的新思潮、新进展在当代神学中都得到相关的呼应或重构。例如，神学对哲学思潮的回应包括存在主义神学、过程神学、神学解释学、神学美学、神学逻辑学的涌现，神学与历史及历史哲学的结合而形成了历史神学，神学对人类的关注而导致了神学人类学和人格主义神学的发展，神学对语义学的反思而构成了神学语言学和叙述神学，神父受未来学影响而促成希望神学的未来展望，神学在政治批判学说的启迪下而产生了革命神学、黑人神学、女权神学等，而神学与自然科学相交亦直接关涉到“进化”神学、过程神学、生态神学等形成及发展。当人们为迎接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而进行思想、舆论准备时，“走向第三个千年的神学”已成为热门话题。
四、现代中国基督教会本色神学建设研究
关于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路向，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界和学术界就已展开积极而深入的讨论。当时这方面的著作包括王治心著《中国文化与基督教》（1927）、吴雷川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等。以及众多有关“本色化”或“本色教会”的研讨论文。
50年代以来，港澳台基督教界的学者继续这一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著作，包括谢扶雅著《基督教与中国思想》（1971）、杨森富著《中国风土与基督教信仰》（1977）、林荣洪著《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1980）、吴利明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1981）、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1986）、吴明节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点》（1990）、林荣洪著《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1994）、邢福曾著《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995）、梁家麟著《吴耀宗三论》（1996）和邢福增与梁家麟合著《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1996）等。这些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开展了各层面的探讨，但对于5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的发展却反映出不同的看法及评价。
中国大陆基督教界的研究者则多从50年代以来教会自身建设之角度来看教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此，既有历史性回顾、也有未来之展望，但以中国神学建设及其本色化的问题为主。这方面的著述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文集包括《金陵神学文选》（1992）、汪维藩著《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1997）、以及丁光训著《丁光训文集》（1998）等。大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已经起步，除已发表大量研究论文之外，在资料整理出版上也有新的进展，包括张西平和卓新平所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1999）等。
围绕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尤其与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主题，中国大陆基督教会内外的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讨论。一般而言，学术界的研究者多从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中国化”或“处境化”这一角度切入。但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及其适应社会的方式，学者们有不同观点，说法不一。一派认为，中国基督教会及其中国特色神学的真正奠立要靠摆脱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及其神学思想、方法和话语的影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境域，以实现其“本色教会”和“本色神学”之目的。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化”和“本色化”这种提法本身乃是在理解基督教之本质意义上的一种误识或偏差；在其看来，基督教信仰与信仰者的关系应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纵向关系，而不是一种穿过历史、受文化浸染的横向关系，因此基督教在华并无“中国化”或“本色化”的问题，所谓促成其特色、被其所“化”之说乃有悖于基督教的普世性原则和超越性意义。这些学者由此主张在基督教传播学理解上应基于其整体意义、凸显其信仰的本质特点，并倡导用“处境神学”或“母语神学”来代替“本色化”之说，而在中国“处境”中则应致力于一种“汉语神学”的构建与发展。但是，针对后面这种观点，一些中国学者则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基督教本身在横向传播和纵向发展上早就充满了“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这种历史事实。他们强调，基督教自西方传入中国，其带来的西方文明色彩也是很明显的。所谓“中国化”和“本色化”正是相对于基督教目前已存有的西方特色而言，而且，“化”之本身涵盖着双向适应之意，旨在共同提高。
回顾总结中国神学之探的漫长历史，这些学者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宋、元三代，其特点是东派教会通过与易经、老子五行等中国文化遗产相结合而在华形成了“生生不息之道”的上帝观，“救赎上帝之所生”、“成全、完善上帝之所生”的基督观，以及“借助天力，自强不息，以护生为其至善与大德”的人生观。第二阶段为明、清时期，其特点是西派教会通过与儒家思想相会通而达到儒家“内在超越”与基督宗教“外在超越”的互补和共构，“即以上帝的恩佑与基督的拯救来完满儒家的内在道德修养。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上半叶，尤以20年代初为起点，其特点是新教神学家通过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提出“信知行综合而为一体”，“超脱于宗派信条之争而直探基督”，“禀有本国真正传统的中国人学做耶稣真门徒”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命题。（参见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117—118页）按此推理，当代中国神学建设之思则属于中国神学探究史上第四阶段。
有关学者指出，第四阶段的中国神学建设之探一方面乃为第三阶段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有着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鲜明时代特色和社会新意。第三阶段中国神学之探的主要代表为吴耀宗、贾玉铭、赵紫宸、谢扶雅等人。而第四阶段已颇有建树的神学理论家则包括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人。汪维藩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神学理论的根本途径是：“探求基督教基本信仰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点，本着圣经启示从优秀民族文化中寻觅中国神学的生长处”（同上书，124页），为此，必须从基督宗教基本信仰的要素和框架这一“法度”中创出“新意”，即“带有东方特色的神学新意，带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新意”，“反映中国信徒信仰与灵性实践的神学新意”，以及“与社会主义主义相适应的神学新意”（同上书，117页）。陈泽民则指出，中国神学的建设应“在上帝论上着重于上帝的爱”，“在基督论上突出宇宙的基督的思想”，在圣灵论上“视圣灵为充满一切的，包罗万有的、全能的上帝之灵”，“在人论上经常讲述和教导‘神的形像’的教义”，“在教会论上……需要发展一个根据圣经的富有活力的而又可行的教会论”（《金陵神学文选》，134—136页）。
丁光训对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的构建及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其“上帝是爱”的上帝观，“宇宙的基督”之基督论、以及积极、开放、包容、能动的创造论和人性论，为当代中国神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丁光训因突出上帝的“圣爱”而引导了中国教会神学思考重心的转移，使“上帝是爱”成为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新的重心和新的出发点。他提倡的神学思考旨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相合，旨在基督宗教的普世性与中国教会的地方性之有机关联。他认为“我们的神学工作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普世的教会的制约，但它不是模仿，它是中国基督徒针对中国教会自己的问题的思考”（《丁光训文集》，5页）。一些学者为此指出，这种中国特色神学建设的成功，将使中国基督教会不仅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且在信仰、理论层而真正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综上所述，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属于发展较快、学术研究潜力较大的一个领域。在已取得的进展中、基督教内与教外学者、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学者显示出各有专攻、优势互补的特色。但双方的沟通、对话和深层次交流仍很不够，因而其学术研究尚未构成有机整体。此外，中国学术界在基督教神学史、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中空白仍然较多，在不少方面也缺少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关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就其研究全貌而言，这一领域在中国仍为一门较新的学科，因而其发展和完善乃有着巨大空间及广远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