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宗教史上，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按照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将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851年英文《中国丛报》停刊这段时期，看作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早期阶段，即以广州和广东沿海为中心的阶段。10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迄未充分展开。但长期累积之下，中外学术界和宗教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也不乏可观之处。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清理，衡量其得失，可以为今后进行深入的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近年，笔者利用两赴海外访问研究之便，结合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专题研究，对相关的研究论著颇加意搜罗考察，撰为本文。但个人见闻所及，不免受到种种局限，遗漏在所难免。不周之处，尚希专家赐正。
一、教会修史与中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史研究
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梁廷枏的《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提到一些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情况，对新教则全无记载。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文著作，是王元深的《圣道东来考》。王元深（王宠惠的祖父）曾是郭士立创立的福汉会的成员，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他在1899年撰写了《圣道东来考》这本小册子，1907年在香港出版。该书以记述礼贤会在广东的活动为主，兼及其他新教教派在广东的初期活动，所涉及到的教派有：伦敦会、美国浸礼会、美部会（书中称为纲纪慎会）、英国安立甘会（书中称安立间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卫斯理会（书中称惠斯理会）、福汉会、礼贤会、巴色会、巴陵会、德国小巴陵会，卷首和卷末分别有《景教东来考》和《天主教东来考》。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德国礼贤传道会入粤记》，几乎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对礼贤会19世纪后期在广东活动的历史叙述比较详细，因作者本人即会中成员，他所提供的一些细节是难得的研究资料。他对福汉会情况的叙述，虽篇幅不长，但也提供了一些该会内部的情况。该书对其余各派在华早期传教活动的记述虽极简略，但亦具参考价值。
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贲的《中国耶稣教会小史》，作为《布道小丛书》的第4种。作者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追溯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然后分4个阶段简单地叙述1807到1907年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经过，其中第2章《教会立基时代》和第3章《教会萌芽时代》，就1807到1842和1842到1860年新教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简略的纲要。这本小书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1本关于新教在华活动的专门著作，由于对景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史也有叙述，故可以将它看作简明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它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20世纪前期教会修史的风气。
1920年，温国符编辑、邝柳春校订的《西广东长老会历史》，由启明公司承印出版。这本小书对美国长老会在广东传教以及广东本土长老教会的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其中第3章《论长老会传至中国》，对早期长老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有一点记载。
1924年秋，《神学杂志》第10卷第3号出了一期特刊，名为《中华基督教历史》，由冯玉祥题写书名。该刊叙述各新教差会的简况，侧重于当时的情况，对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礼贤会等新教差会来华活动的起源也分别在各部分的开头提及。
1934年，在广州等地活动的浸信会牧师刘粤声出版了《两广浸信会史略》一书。这是关于浸信（礼）会区域活动史的第一著作。作者对叔未士、罗孝全等早期浸礼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南方浸信会的活动，以及两广本土浸信教会的发展，都有较概括的叙述，有的内容较为详细。刘粤声在广州沦陷于日军前后到香港，于1941年又出版了《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1940年4月，“香港基督教联会”开会决议，编写《香港基督教会史》，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编写，以刘粤声为主编，同时向教友征求资料和文稿。到1941年7月，该书完成。全书分为7个专题，其中第 1章“会宗史略”介绍公理宗、信义宗、浸信宗、圣公宗和循道宗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起源，第7章“个人传记”为马礼逊、裨治文和叔未士等人立传，均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新教传教士在华南地区的早期活动。
1936年，女基督徒余淑心等编纂的《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由福州仓前上梅坞知行印刷所印行。其书卷一《布道志》中的第一章《布道之缘起》和第2章《布道开创时代》，很简略地回顾了美以美会派遣传教士到福州的开端，以及该会传教士在福州的初期活动。同年，同样由女教徒吴立乐主编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由上海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刘粤声作序。该书是同类书籍中部头较大的一种，共234页。在每一部分的后面，附有与正文有关的问答题，此乃仿效欧美同类著作的做法，供教徒修习之用。作者按地区叙述浸礼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中华南、江苏（含上海）和华东（浙江、福建）几个部分，对叔未士、罗孝全、晏玛太等的早期活动的叙述相对来说比较详细。
1940年，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王治心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是一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通史。从全书分为22章，叙述自唐代景教到晚清以后各大教派在中国活动和传播的历史，其中有3章，即：《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和《道光以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动》。书中所说的“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作为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各章单独来看，均显单薄，也较少专题性的讨论，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入门的途径。书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全从教会的立场出发，因此，该书仍可归入教会修史的范畴。
教会修史的风气，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夕。1947年，上海中华浸会书局还出版了“上海第一浸会堂”所编的《上海第一浸会堂百年史略》，专以浸会在上海的发展演变为内容。其中《史略》、《年表》两章对叔未士、啤士等人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上海的传教经历，有所叙述。
1949年前由教会人士所撰写、编著的上述书籍，本身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还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可以提供新教各教派在华活动的历史与现状的纲要和概况，供一般性了解之用，也可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资料，但一般不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大都很简略。披览之余，还可以发现，各项著述在叙述同样的史事时，均大同小异，且时有错漏之处。
二、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在较长的时期内中断了对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1950年由上海浙沪浸礼议会出版的《华东浸会百年史》，是解放前教会修史的余音。自此时直至1980年代，这个大陆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反洋教运动的研究，代表作是李时岳先生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一是着重于揭露、批判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侵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此处不一一列举。“文革”开始后，传教士的问题更成为学者不敢踏足的禁区。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也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关于早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有一些文章从各方面加以探讨。进入90年代后，有关传教士的研究，由初期侧重于宏观的评价和长时段的论述转向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标志着研究工作的深化。(这些文章或探讨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教史，或讨论新教传教士与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联系，或论述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文化等方面，均能通过具体问题探讨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中国大陆的专业学者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可以说80年代才开始。
几本相关的学术著作在这20年中也陆续出版。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以近代来华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搜集了众多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国内学术界不太常见的外文史料，对传教士（含天主教和新教）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因此，该书很受学术界的欢迎，分别于1983、1989和1993年修订再版和重印。顾长声于1986年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研究传教士问题的著作–《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这部书是29名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传记汇集。作者对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很重视，在书中为马礼逊、裨治文、雅裨理、郭实腊（郭士立）、伯驾、布朗、雒魏林、罗孝全、理雅各等9人作传。他们都是早期比较著名的传教士，在不同的方面具有影响。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关于他们的基本的生平和活动的资料。
1987年，张力和刘鉴唐两位学者出版了《中国教案史》一书。这是迄今份量最大的中国教案史研究专著。该书也有一章（第5章）简略叙述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作为讨论近代教案的历史背景，并对近代早期的3个教案进行了研究，其中对1848年青浦教案的研究比较详细，所征引的资料也较丰富。
90年代后，随着学术界对传教士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又有两部著作问世。1996年，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出版。这部著作从“唐元的基督教”说起，直至1949年，可以看作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作者表示要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传教史，搜集了比较丰富的史料，在对问题的分析、论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并在书中反映了大陆、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较之与10多年前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在学术上有所进展。但在基本架构和研究资料上，似乎未有大的突破。关于早期的新教传教运动，该书第3章也有部分内容涉及。
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的专著。作者尽可能地收集了有关中外文献资料，并对若干专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考察和论述。本书的前5章均有涉及早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内容，其中第5章讨论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关系，是较有特色的部分。还应提到的一部著作是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部研究传教士的专著。但该书的第2、3两章论述鸦片战争前后西学输入中国的具体过程，是以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作者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西学输入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在研究资料的发掘整理方面，近年所取得的一项可喜的进展，就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影印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但在国内一向难以寻觅。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黄时鉴教授在美国访问研究时获得该刊比较完整的复制件，经整理后由中华书局于1997年影印出版。黄教授在卷首所撰的长篇导言，本身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近年，在与传教士有关的研究方面，一个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的领域是近代教会教育研究，特别是教会大学研究。1989年和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分别主办了“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教会大学和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均结集出版。1998年11月，珠海市政府主办了“容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有一批会议论文与早期教会教育相关。1999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又主办了“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的主题之一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概而言之，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近代传教士问题的研究，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学术研究的领域也正在扩大之中。在所有论著中，以早期新教传教士为对象的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受到各方面条件，尤其是资料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讨论似乎到了某个层次后就再难深入，且常有互相重复之处；对一些表面事实背后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有深度的探讨。因此，可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处在初期阶段。
三、1949年后港台地区的研究状况
1949年之后，港台地区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数量不多。1957年，刘瑞滔主编的《港粤澳名牧生平》第一集，由“中华基督徒送书会”印行。该书介绍广东与港、澳地区早期华人牧师的生平。1960年，简又文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一书，简要介绍新教在华早期活动各方面的状况，包括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的小传、他们的活动、若干早期华人牧师、教徒的小传等。1968年，罗彦彬编著的《中华礼贤会在华传教史》由礼贤会香港区会印行。
香港地区真正在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是现任香港基督教文化协会会长的李志刚牧师。他作为神职人员，20多年来长期坚持勤奋的研究探索，至今已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几种研究著作。1985年，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以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鸦片战争前的内容为主，部分章节兼及鸦片战争后的史事。作者在第1章《序论》中简述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概况，以下各章分别对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史实，包括马礼逊牧师的来华、传教士与十三行的关系、传教士的中文出版事业、传教士的教育事业、传教士的医药传道事业、传教士的宣教事业、郭士立和罗孝全与洪秀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作者所搜集利用的资料，较之上述大陆地区的各种研究著作，都远为丰富；在各章中对各方面的史实的研究，也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中文著述的。因此不少大陆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在讨论有关问题时，都引用该书的资料以为研究依据。可以说，这部著作是迄今所有研究传教士问题的中文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一些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该书也还存在值得商讨之处：其一，作者对新教传教士与西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未予充分讨论；其二，由于在时间上大致以《南京条约》签订前后为界，部分问题的论述未能完整；其三，对于伦敦会马礼逊以外其他差会及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未能予以系统的研究；
四，在资料方面还受到一定的局限
李志刚牧师还有其他几种著作。1987年，他的论文集《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出版。该书有几篇论文研究早期新教传教士的问题：《早期传教士由澳迁港之事业及贡献》、《香港基督教首次会议之新探》、《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创立经过及影响》和《郭士立牧师在港之历史及其所遗中文资料》。这几篇论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的相关内容有所补充。1992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又为李志刚出版了《香港教会掌故》一书。这本通俗的历史知识读物，以精练而富有趣味的语言，叙述香港教会史，其中前面的几篇掌故，是以早期新教在华活动为内容的。李志刚还分别于1989、1994和1997年在台湾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一、二、三集。这其中有多篇文章属于他所擅长的领域–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研究，有关马礼逊、裨治文、郭士立等传教士的研究颇为深入。
台湾地区的有关研究成果比香港要少，没有直接研究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专著。1968年，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的写作模式和基本内容均与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相似，篇幅也相埒。论述早期新教传教士的部分，也基本上与后者相似。1977年，林志平主编的《基督教入华一百七十周年论文集》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这部论文集为纪念马礼逊来华而编著，所收的几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基督教史多方面的问题，但专门讨论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只有林治平的《平民中的英雄——马礼逊》一文，作为附录收在书中。1981年，宇宙光出版社又出版了林治平主编的《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其中王树槐的《卫三畏与<中华丛刊>》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出版过程中的作用。1983年，查时杰主编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由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梁发、王元深和何进善的小传。
五、20世纪40年代前西方学术界、宗教界有关研究成果
与中国同行相比，西方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对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研究，则起步较早，而且论著较多。据笔者所见所知，已出版的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英文资料和著作（含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数量约在800到1000种之间，此外还有大量的论文。这里仅略作述评。
最早撰写著作和文章叙述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是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1819年，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个来中国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史》（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书中 1812年之前的部分，由马礼逊提供初稿，米怜负责其余的部分。该书既是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按时间顺序，比较详尽地叙述了1819年之前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在广州、马六甲等地活动的情况，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主要是马礼逊和米怜自己的部分书信、日记，以及一些统计资料，成为现代研究者很珍视的资料来源。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1833年出版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在其开头的部分，对他自己早年的经历和伦敦会传教士在广州和南洋的活动，都作了简要的叙述，其中关于他本人的情况的说明，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该书末尾有一部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再次对新教传教士的情况有所议论。他在次年出版的《中国简史》（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的下卷，有20多页的篇幅概述该书出版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经过。他在1838出版的《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一书讨论中国宗教的一章中，简略地马礼逊、米怜、麦都思以及他自己的活动。
在米怜之后比较详细地介绍早期新教传教士活动的是麦都思(W. H. Medhurst)。他在1838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中国：现状与未来》（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叙述新教传教士（以伦敦会为主，含美部会）在广州、澳门和南洋华人居留地的活动，以及他本人和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1835年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的过程。由于所述内容大多与他本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该书的有些章节可以作为研究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第一手资料。
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是又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新教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他在1849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以近百页的篇幅，对景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概括的论述。由于写作的时代较后，卫三畏对鸦片战争后新教在新的通商口岸的立足和发展的过程，也有所叙述。作者是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中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许多事件，因此，他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可以依据或参考的。
除以上著作外，《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还发表了多篇叙述早期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文章，而作者也都是传教士。在这些文章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礼华(W. M. Lowrie)的《中国大地：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考察》，是比较全面的论述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系列论文，分5个部分在该刊第13卷连载。作者虽没有提供太多的资料，但他对新教与天主教在对华传教问题上的关系的议论，可以透露鸦片战争前后这两大基督教派别在中国的矛盾与冲突。卫三畏在该刊的最后一号，发表了他整理的1851年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比较完整的名单（含在南洋华人居留地活动的传教士），并在名单后附有一篇长文，回顾各口岸新教传教活动的历程，着重叙述其“现状”。这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此外，雅裨理(David Abeel)、波罗满(Polhman)、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人还在该刊分别发表了介绍厦门、上海等地新教传教士活动情况的文章。
在《中国丛报》发行的同时和停刊以后，还有一些英文刊物刊登与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有关的文章，如在英美发行的《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传教先驱》（Missionary Herald）、《浸会传教杂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中国传教呼声》（China Mission Advocate）等，以及在中国发行的《中日丛报》（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等，都刊登过有关这段历史的回顾性的文章、总结报告和个人传记资料。虽然这些文章大多为一般性描述和纪念性文字，但从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和资料。
1861年，英国伦敦会派出的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版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一书。这是作者主要依据亲身经历、参考其他资料写成的，以新教早期在华医务传道事业为主、兼及新教传教士其他活动的资料性著作。该书对新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前20余年的历史，包括各地传教医院开办和延续的具体过程，均有比较可信的记述，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和数据，可以弥补其他有关史料的不足。
186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所编《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这部著作是1867年前所有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传记资料的汇集，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每一篇传记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个部分是传教士的小传，叙述其生平与主要活动；后一个部分是该传教士的中、外文著作目录，附有简要的内容介绍。这种特征，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研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很重要的工具书。由于其搜罗大致完备，保存的资料相当丰富，现已被有些研究者视为第一手的资料来源。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该书在具体史实的叙述、介绍方面也有一些错漏之处，使用时须参考其他资料。
此后，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所出版的报告，都有一些回顾性的文字涉及新教在华传教的早期阶段。但在《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出版后的40年中，没有专门的著作出现。1907年，即马礼逊来华100周年之际，在华各新教教派供稿、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Being the Centu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这部著作由各来华新教教派的活动历史、发展经过、教务现状、所办事业、有关统计资料等内容构成，各教派的资料分开独立编排，自成一体，书后还附有英国与海外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爱尔兰圣经会在华传教活动的资料，以及早期传教士所开办的一些文化事业，如马礼逊教育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的资料和文献。因此，这部著作也是很有价值的工具性书籍，它侧重于传教团体的整体情况的描述、介绍，与以个人传记资料为主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可以相互参证、补充。
1922年，由“中华续行委办会”主持、美国传教士司德敷主编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调查中国基督教（新教）在华事业和活动状况的、经过整理的记录，是新教各教派在中国各地势力、所办事业和活动历史的资料汇集，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调查报告，均有追溯新教势力在这些地区早期活动的内容。由于它的编写时间在《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之后，又按中国行政区域划分调查的范围，故既可提供清末民初时期的新教活动状况，又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新教在华势力。应当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统计数字，虽然是比较珍贵的史料，但有些是不太完备的，在讨论具体问题时，须参照其他资料加以订正。
在这前后，英美宗教界关于早期在华新教传教运动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于上文所说的“教会修史”的阶段，其承担者一般与在华新教团体或其国内差会有关。由于种类较多，这里只将与本文有关的数种罗列如下：
蒂芙林顿（S. B. Tifferington）：《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在华传教史》(History of Our Baptist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出版。该书记载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北方差会在华活动史。
阿米特·里奇蒙（Armette B. Richmond ）：《美国圣公会在中国》（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1907年出版。
丽达·耶士谟（Lida S. Ashmore）：《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华南传教六十年史》（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i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1920年出版。本书较蒂芙林顿详细。
马格丽特·莱基（Margaret McKae Lachey）：《“同工事神”：美南浸信会在华传教活动研究》(“Laborers Together”: A Study of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s in China)，1921年出版。
海瑞特·诺伊丝（Harriet N. Noyes）：《美国长老会华南传教史》（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1845–1920），1927年出版。
力维弢（Walter N. lacy）：《美以美会在华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1948年出版。
杰拉尔德·德炯（Gerald De Joung）：《归正会在华传教史 1842–1891》（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1992年出版。
除以上笔者经眼的著作外，也许还有可以归入“教会修史”这一范畴的著述。这些著作具有和上文提到的中文著作相似的特征。大部分都很简略，特别是对各差会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对现代研究者来说不太方便的是，它们一般都不提供资料来源，从而难以准确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不过，它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当代学者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德炯的《归正会在华传教史》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它是一部资料详瞻、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归正会档案和报刊资料，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由于该书的出版，美国归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说得到了很透彻的专门研究。
在20世纪前期，也有一些专业的学术研究性著作问世。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巨著《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这部长达900余页的著作出版于1929年，内容为，从唐代到1920年代基督教各大派别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在中国活动的开端和初期发展，该书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予以叙述，描述了新教在华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并能提供一些数字和细节，所引用的资料也可以为研究者指引深入探讨的路径。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该书无法超越一般性陈述而进入具体问题的探究，有些叙述也不准确。
传教士的传记也开始陆续出版。在早期传教士中，马礼逊在最受重视的一位，据笔者所见，他的传记在10种以上。其中英国内地会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写的《马礼逊，一位宗师》（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是质量较高的一种。该书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1956年由简又文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书名为《传教伟人马礼逊》。1931年，麦沾恩所著的《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也由胡簪云翻译，上海广学会出版。赫尔曼·施莱特（Herman Schlyter）所著德文《郭士立的在华传教事业》（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在1946年问世。这也是至今最有份量的郭士立个人传记，其特色在于，它对郭士立的生平和活动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资料方面，该书利用了很多档案材料和其他德文资料。
在40年代，有两部与中国教会教育有关的著作出版。一是玛丽·安德森（Mary R. Anderson）的《华南地区新教教会女子学校研究》（A Cycle in the Celestial Kingdom or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1827 to Japanese Invasion）。这部专门研究华南地区新教女子教育的专著于1943年出版，书中征引的各类第一手资料堪称丰富，对华南教会女子教育的早期渊源和在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流变，均作了切实的论述。该书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后40年的新教传教士从事的女子教育活动的内容并不多，但因其征引了比较难以寻觅的资料，故笔者对这部分内容还是予以重视的。另一部是郭爱理（Alice Gregg）的《中国与教育自治》（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出版于1946年，论述自马礼逊来华至抗战爆发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所办的教育事业。
六、50年代至今西方有关研究成果
50年代之后，西方有关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术界取代宗教界成为研究的主力。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吸引人们注意的问题。195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尤金·鲍德曼（Eugene P. Boardman）的《基督教对太平天国思想的影响》（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是一部很专门的著作，它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思想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有见地的讨论。
196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显然加强了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学界主流长期轻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现象终于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不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呼吁重视传教士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并带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开展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从那时开始，一些有份量的英文研究著作陆续问世。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著作进行一些说明。
在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论文集中，有两部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有关。一部是费正清主编的《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年出版。费正清的导言和该论文集中几篇讨论对华传教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文章，可以给读者带来多方位的视野。其中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目的与手段》一文，就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西冲突的态度，作了出色的研究。另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论文集《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著述》（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由巴奈特（Suzanne W. Barnett）与费正清共同主编。这部论文集的特色在于，各位作者利用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原美部会图书中的一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研究他们的活动与思想，其中讨论米怜、裨治文、郭士立等的中文著述的几篇论文，很值得重视。
197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艾尔斯沃思·卡尔森（Ellsworth Carlson）的专著《福州教士》（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这部著作以西文档案资料与中文资料相结合，研究福州开埠前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医疗文化事业及其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冲突，是一部研究单独一个口岸的传教活动的力作。加拿大学者布里安·哈里森（Brian Harrison）在1979年出版的《等待中国：马六甲英华书院，1818–1843》(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则属于另一个类型。它集中探讨早期新教传教士开办的教育机构–英华书院，是迄今为止研究英华书院历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利用了与该书院有关的大量档案资料（伦敦会档案），从而使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70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加强对传教士的个案研究。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研究美国浸礼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马格丽特·寇林（Margaret M. Coughlin）的《叔未士与罗孝全》（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是197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乔治·普鲁德（George B. Pruder）的《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Issachar J.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则是1977年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博士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在于利用了美国浸礼会的档案材料，揭示了与叔未士和罗孝全有关的史实，其中部分材料是无法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因此他们所论述的事实有很多是鲜为人知的。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利克（Edward V. Gulick）所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t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是迄今关于美国传教士、外交家伯驾的最详细的个人传记，同时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出色著作。该书最明显的价值，在于作者利用了美国政府档案、收藏于耶鲁大学的伯驾个人档案和美部会档案作为研究材料，从而在具体事实的阐述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英国学者关于本课题的现代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1985年，卡尔·史密斯（Carl T. Smith）出版了《中国基督徒：精英分子、中间人与香港教会》（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书。这部著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在香港的活动，及其在若干方面的影响，都作了比较独到的讨论，特别是对中国基督徒和与传教士有关的人物的研究，在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有深度的尝试。该书揭示的有些事实，是其他著作所没有提及的。
近期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著作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慕瑞·鲁宾斯坦（Murray A. Rubinstein）的著作《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这部著作于1996年出版，是作者长期研究的一项成果。他对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在中国（广州–澳门地区）的传教活动做了很详细的探讨，在对这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的研究方面，超过了迄今所有的著作。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档案作了比较透彻的考察，使该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作者采用了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比较少见的类似于编年史的体裁；三是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重视探讨伦敦会传教士与美部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的关系。由于作者基本上将重点放在传教史的研究方面，又采取按年月叙述的方式，因此对传教士其他方面的活动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档案资料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利用不多，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以外的其他传教士，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可以集中精力对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的活动进行研究。
同年出版的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书，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叙述。裴士丹（Daniel H. Bays）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从十八世纪到现在》（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也在这一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尝试在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思想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以新的视野进行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其中杰茜·卢兹（Jessie G. Lutz 中文名鲁珍希）和雷伊·卢兹(Ray Lutz)的《郭士立的本土化之路：福汉会》一文，是笔者所见讨论福汉会的始末和内幕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最近，这两位学者又出版了他们的新著《客家人面对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1850–1900）一书。这部著作利用国内学者难以接触的许多史料，如巴色会档案等，就19世纪后期新教在客家地区传播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具学术价值的是8个客家新教徒的个人传记，其中几人如戴文光等，与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士立、韩山文、黎力基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部新著的意义在于，它在早期华人教徒研究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从以上所述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界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均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总的来说，欧美学术界因各种优势，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大，在进行专题研究方面尤为如此。当我们探讨新教在华传播早期历史时，可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但以往的研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在笔者看来，问题主要在于：各种论著对于这段时期新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整体情势和演变趋势还没有作出清楚的说明；对新教传教士所开办的各项事业的研究与了解，还局限于片段的或局部的了解；对这些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演变过程中思想与活动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对他们文化活动的思想背景，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他们文化活动的一些具体方面，研究也不充分。对这些问题，均应认真加以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