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个朝代和国家，其中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它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些王朝的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倔起过程等，便会发现，他们大多属于两类群体。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这些第一代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教养比较低，有不少还是文盲。这些开国皇帝虽然不懂得制礼作乐、以文饰其统治的那一套，但是，他们却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那些受到中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缺乏竞争力，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民间也流传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说法。
一、谈所谓对农民的“背叛”
一个人从社会的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这是一个极大的变迁，给不习惯于变化的国人以强烈的刺激。人们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他们还依照自己的想法对这类事情作出解释，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这解释作“天命神受”“奉天承运”，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显然，这是十分荒谬的。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和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大多数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在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被迫害而死的结局），但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自然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我们现在还提出这个问题意在对往昔史学界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流行的一些观点做些讨论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奔“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
第二，当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入伙，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这样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
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因此，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朱元璋造反和夺取天下活动的分析中一一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