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欧美各国的佛教研究，是世界佛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佛教主要在亚洲地区的国家内有影响，所谓的佛学研究，也就主要指亚洲宗教文化的传统学问。同时由于历史的积淀性和治学的经验性，使佛学的研究或按照传统地解经释义的理路发展，或按照信仰的角度从弘法的角度来阐释佛教，还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这种局面直到近世才被打破，而始作俑者，应该说是来自于欧美的学术界人士。
佛教真正为欧洲人士了解，严格地说来，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后而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认识到必须要深入的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尚未开垦的东方学方面，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佛教，就在这个背景下逐渐为人们所知了。所以佛教传入欧洲地区，首先是作为学术活动进行的。一些欧洲学者出于研究东方学的需要，开始接触了东方语言，例如梵文，进而接触了佛教，特别是用梵文和巴利文写的佛经于是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和消化佛教的教义。
一、英国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统治亚洲人民而出资建立的一个学术机构。1824年，英国学者克拉夫发表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一书，这是学术界开始较早地了解佛教。1837年在斯里兰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学者特纳首次将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书《大史》作了注疏和校订，并将其译为英语。他还撰写论文，推动了欧洲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1850年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又从僧伽罗文翻译了《现代佛教手册》，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其中有《般若经》、《普曜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对佛教的研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霍格林本人也批发价写过文阐，介绍尼泊尔和西藏的语言与宗教，并于是827年出版了译著《金刚乘论》，自著《尼泊尔佛教略史》二书。1850年英国神父埃特尔编纂了《梵汉手册》，附有巴利、僧伽罗、缅甸、泰、蒙、藏、日等佛教术语。这是最早的佛教研究的工具书。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79年，阿诺德出版了《亚洲之光》，这是一本讲述佛陀生平的著作，和诗文体写成，语文优美，清新流畅，影响很大，在欧洲广为流传，对普及佛教知识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很多后来成为佛教僧人和学者的人无不受到此书的影响。以后的10年，威廉斯出版了《实用梵文文法》、《梵英大辞典》。这部大辞典的编排采用了欧洲辞典的通行作法，突出语源学和语言学的特点，方便实用，受到学者的重视。契尔德斯编纂了《巴英辞典》，这是第一部巴利语和英语的辞典，对研究南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鲍尔受英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由于东方语言学的发展和不断的“考古”发现，使英国的学者取得了成绩，1884年，学者比尔已经译出了《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和《慈恩传》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欧洲的东方学的研究家扩大了眼界。英国人了解到，只有对巴利文和汉文佛典同样深入研究，才能对佛教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因此西方人也开始重视起汉文佛典的研究工作。1894年考威尔出版了古印度佛教学者马鸣著的《佛所行赞》和《本生经》的英译本，使人们对佛陀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详细的了解。1897年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介绍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因用散文体写作，语言优美，通俗易懂，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的探险家到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在蜂涌而起的活动中，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国掠夺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以及绘画、绣像等最有价值。这些灿烂辉煌的文献和文物在欧洲展出后，震动了学术界，引起对东方佛教的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的研究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影响。
1881年英国成立了巴利圣典会，该会以翻译刊行巴利文佛经为宗旨。巴利圣典会的英译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学界和佛教界的好评。里斯.戴维斯夫妇是主要负责人。戴维斯早年学习梵文，后在斯里兰卡工作时接触了巴利文佛经，于是他学习巴利语，后来又学习了僧伽罗语。他撰写的《佛教》一书介绍了佛教，被译成了荷、德、日等国的语言，发行了23版。1882年他创立了巴利圣典会，担任会长，又组建了“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释译了巴利佛教《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长阿含》。他和助手史梯德编集了享誉世界的《巴英字典》，撰写出最有名的《印度佛教》一书，对古印度佛教社会做了深入的研究，后人称赞此书“在东方文化的路上，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把严肃的研究与人们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达到平等的程度。他的著作可使他留下不朽之名。”戴维斯一生翻译佛教经论12部，撰写佛教著作30余部，主持出版了拉丁体巴利文三藏和注疏，著作等身。里斯.戴维1843年5月12日生于英国科尔彻斯特一个公理会的牧师家庭。曾经到德国布勒斯特劳大学学习梵文，获博士学位。1864年（另说1866年）至1872（另说1876年）年到斯里兰卡担任公职期间对佛教和巴利语感兴趣，于是开始学习巴利语及研究佛教。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乃辞职回国，先后在伦敦大学教授巴利语和佛教文学，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兼任书记和图书管理员。后来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比较宗教学教授，再任伦敦大学教授。1881年（另说1882年）成立巴利圣典会（Pāli Text Society），自任会长，致力于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在泰国皇室的资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译本，圣典会也成为欧洲佛教学者的重要组织。1922年10月27日逝世。生前著有《佛教手册》（Buddhism，1878），曾经再版20余版，有荷、德、日文译本。《佛教之印度》（Buddhist India，1903），再版8次。书中将印度的古代历史大部归于佛教，曾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反响。翻译巴利文《本生经》547个佛本生故事的前40个，并将其与伊索寓言作了比较研究，英文名为《佛陀本生故事集》（Buddhist Birth Stories）。与赫曼.奥登堡合译巴利《律藏》三册。用散文体翻译了巴利经典《弥兰陀王问经》。1896年在纽约出版《佛教及其历史与文学》演讲集（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ture）。他与斯泰德合作的《巴英辞典》，直到现在都是最完备的研究巴利佛教的工具书。另有与其夫人合作翻译的巴利佛典《长部》，英文名《佛陀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Buddha）。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摄阿毗达磨义论》等。他的夫人凯洛琳·阿古斯塔也是一名著名的佛教学者，曾经编集和翻译了佛教经论25本之多，她对佛教的“无我”说做了深刻地剖析，受到来自不同意见的争论。戴维斯夫妇崇尚佛教，认为在世界诸宗教中，唯有佛陀的“八正道博大精深，可以遵循安身立命”。他们还依照印度建筑样式建立家宅，命名为“那烂陀”，要子女学习巴利文，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看作是佛教徒。圣典会还出版了沃德伍德国与希尔合作的《巴利语三藏辞典》，这是目前仍是一本最重要的参考书。在英国皇家学会委托下，麦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最为著名，其内容涉及了大小乘佛典。缪勒本人还把《法句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译成英语，并编写了《梵语法》，供初学者使用。由于缪勒开创了西方比较宗教学研究，特别是用梵语来研究印度和印度佛教的历史，对西方研究佛教作出了贡献，被人尊为“西方印度学之父”。
1927年E．J．托马斯撰写了《作为传说和历史的佛陀生平》。1933年又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英国神父索西尔和霍多斯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4年埃德沃．孔兹与荷纳小姐、斯内尔戈罗夫合作编辑了《各朝佛教大辞典》。1955年孔兹又出版了《大智度论》的英译本，采编了佛经精粹《佛教圣典》，此书现已出版了20余版。同时还编辑出版了《般若文献辞典资料汇编》。孔兹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佛学家，他既懂梵文、巴利文，又懂汉文和藏文，而且对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不仅写学术著作，还写一般的通俗介绍性著作，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并以1951年出版的《佛学——本质与发展》一书最为著名副其实。他刚开始是学习的是英国传统的对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后来又对北传般若学产生了兴趣味，作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是英国佛学界真正开始转向北传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孔兹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曾在世界各国大学讲学，他所写的一系列通俗或学术专著，使不少的人开始了解佛教，进而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1955年印度裔学者穆尔蒂写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学》一书。荷纳是继戴维斯之后的巴利圣典会的又一名重要组织者。戴维斯逝世后，巴利圣典会在他的妻子阿古斯塔的主持下继续活动，荷纳小姐就是阿古斯塔的学生，也是圣典会的秘书。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巴利圣典会开始起上衰微，影响减弱。荷纳接替了圣典会的领导工作，重新开始恢复活动，在亚洲泰国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支持下，圣典会重新焕发出照人的光彩。他们已把南传巴利语三藏全部译成了英文，这不仅为学习和研究南传佛教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英国人改变了对佛陀的错误认识和对佛法的误解有极大帮助。因此荷纳被视为是对典会的复兴者。1981年荷纳逝世。
斯坦因从中国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书，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编辑的敦煌学的资料也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精品[1]。其本人也成为英国早期藏学研究的人物之一。继之有担任过英国驻中国西藏江孜商务代理和拉萨办事处的代表黎吉生，他对藏传佛教的噶玛派有很多的研究，在世界许多大学讲课，曾与斯内尔戈罗夫合作出版了《西藏文化史》（1968）。埃文斯．温茨对西藏的文献作过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西藏大瑜伽行者米拉日巴》（1951）、《西藏大解脱书》（1954）、《西藏度亡经》（1957）等书。曾任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的斯内尔戈罗夫撰写过《喜金刚坦特罗》（1951）、《喜玛拉雅的佛教》（1957）、《喜玛拉雅朝圣》（1961）、《释迦牟尼最后的涅槃》（1973）等著作，主编过大书《佛教的形象》。埃默瑞克对新疆的藏文史料作过整理，出版了《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一书。杰·苏玛尔著有《密宗与每日的宗教》、《佛教徒的身体与印度教徒的密宗》、《从人类学的方法看西藏早期的佛教史》等十几部著作。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此后出版的著作有张承志的《从华严宗看佛教的整体观》（1972）、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佛教、马克思和上帝》（1979）和迈克尔．派伊的《佛陀》、《方便婆罗密》等。佛学家A·K·渥德尔撰写的《印度佛教史》（1970）不受信仰的干扰，较忠实地介绍了印度的佛教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此书已经被译成中文本。[2]现在，[3]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University of Oxford）有世界著名的冈布里其教授（Prof.R.Gombrich），专门讲授梵文和南传佛教；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以研究日本佛教为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有苏汉密特教授（Prof. Sue Hammilton），也以研究南传佛教为主；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nster）有哈里斯教授（Prof. IranHarris）和一位日本学者，以研究南传佛教、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有维廉姆（Prof. Paul William）和波恩两位教授，也以研究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同时也兼有对大乘空宗的研究；巴斯大学学院（Bath SPA University College）有布莱恩·布克教授（Prof. Brain Bocking），以研究日本佛教和世界佛教现状为主；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ant）有莫比得教授（Prof. Peter Moore），以研究印度佛教为主；沙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有彼得·合维教授（Prof.PeterHarvard），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此外还有许多大学，虽然没有佛学专业，但也在大学本科兼设有佛学课程，如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卫斯米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ster）和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等。但是在众多的大学中，还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的佛学研究最为全面。该校设有几乎所有的东方语言课程，如汉语（包括古汉语）、日语、泰语、藏语、马来语、印地语等，还有梵语、巴利语等古老的语言。从师资方面来看，斯考罗布斯克教授（Prof. T. Skorupski）精通梵语、巴利语、藏语、法语和波兰语等多种语言，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巴瑞特教授（prof. T. Barret）精通古汉语、日语和法语，研究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为主的汉语系佛教、道教和儒学；出生于前苏联的皮亚得考夫斯基教授（Prof. Piyatigovski），精通西方哲学，以研究印度哲学和南传佛教为主。从藏书方面来看，亚非学院是目前英国乃至世界收藏有关佛学书籍最多的学院。它收藏佛学书籍历史悠久，特别是中文书籍的馆藏尤为丰富，它收集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各类书籍，并且设有专门管理中文书籍的图书管理员。该校也是英国现在唯一拥有《房山石经》的学校。英国的主要佛学刊物是：《巴利语圣典会会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宗教研究》、《中道》、《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通报》、《中亚杂志》、《中亚研究》等。
二、德国
1858年德国学者克彭发表《佛教》一书，约与同时，卡·弗·科本写出了《佛陀的宗教》，这是一本介绍大乘佛教的著作，他们为德国佛学研究之始。不久奥登堡著的《佛陀及其生平·教义·教团》一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欧美学术界的“标准作品”，此书出版后，曾7次再版，并被译成14种语言。奥登堡是研究印度哲学和巴利文献的，他不仅写作，还编辑了巴利律藏，译出戒本。以后又出版了《奥义书教义与佛教的起源》（1915）、《佛教经典论文》（1922）。与此同时，德国的探险家格林威德尔和冯·勒科特两人到中亚收集到上万份经卷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900年格林恩威德尔出版了《西藏·蒙古的佛教神话学》，这是德国最早的藏学著作。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此书一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与奥登堡在理论上商榷。与奥登堡同时代的人还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他们中间有的研究巴利文经典，如盖格将著名的南传佛教的《大史》译出，并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有的研究梵文经典，如著名学者韦伯深入地研究了《阿含经》，将大乘佛典《金刚针》译成德文。有的还通汉文、藏文等，如瓦勒泽尔就根据汉藏两种文字的《中论》，进行对比后，译成德文，又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以后又发表了多卷本的《佛教哲学及其历史发展》，这是德国学者开始研究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著作。舒尔曼发表了《历代达赖喇嘛传》（1911）。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格林和达尔克等人。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曾是一名小提琴手，因对印度文化感兴趣，后到东方旅行，逐渐受佛教的影响，最后皈依佛门。他在缅甸出家，成为第一个德国比丘。他主要在斯里兰卡生活，学习巴利文，出版了《佛陀圣言》一书，被译成十种语言，还写作了《论藏指南》、《佛学字典》、《佛教的基本教义》、《解脱的途径》，翻译了《人施设论》、《增支阿含》和《清净道论》等经论。1922年海勒出版了《佛教禅定》一书。40年代是德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高峰。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这是一本藏传佛教方面的书。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以及《义净的〈金光明经〉的汉文与藏文本译者》（1958）一文。以后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槃经》和藏文本《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和《佛陀的大弟子》，第二年编纂了解释疑难词汇的《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著述《止观坐禅法门》，不久又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53年以后威勒先后发表了《入菩提行经藏梵语索引》、《对〈大宝积经〉文献的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梵藏本对译》。1956年格文达喇嘛撰写了《西藏神秘主义的基础》。霍夫曼出版了《西藏宗教史》（1956）和《西藏宗教及萨满教的象征意义》（1967）。60年代伊始，梅色札发表了《关于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丹珠尔〉》，以后又发表了《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馆藏藏笔者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和《密教学密教史论文集》。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研究的作品。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伯内尔研究日本道元禅，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著作。舒曼对大乘佛教的发展提妯了自己的看法，出版了《佛学——解脱的哲学》。60年代以后享利·贝歇特成为当代最有名的德国佛学家，他写作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东南亚诸国佛教的经典作品。他对中亚佛教的语言现象也发表过不同的看法，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争论。马尔堡根据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写了《佛教与共产主义：谁掌握了亚洲》一书，书中对佛教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详细地研究。海西希是德国最有名的藏学家，出版的作品有《有关喇嘛教在17世纪镇压萨满教的蒙古史料》、《论蒙文大藏经的翻译技巧》和《北京的蒙文喇嘛教经版》等。还参加了意大利学者杜齐的名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的写作。
三界智在德国创办了《佛教世界-德国佛学》月刊，成立了德国巴利文佛教协会，发展了一批弟子。1911年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成立，《佛教展望》复刊，次年改名《摩诃菩提叶》。1913年佛教生活联盟从巴利文学会中分离出来，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地建立了分会，发行《佛学学报》，次年停刊，1920年复刊。1921年摩诃菩提会与佛教生活联盟合并，在慕尼黑成立德国佛教团体，发行杂志《佛教世界楷模》。1924年德国佛教团体易名三宝佛学社。保罗·达尔克在柏林成立佛教之家。波恩、杜宾根、哥廷根、慕尼黑、汉堡、莱比锡、马尔堡、佛莱堡、柏林等大学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单位。
由于英国和德国的佛学界在本世纪初对佛教的藏经，特别是对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做了不少的整理工作，在论藏整理方面做的不够，因此他们被后人看作是最早在欧洲出现的一个研究学派，叫做英德学派。
三、法国
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梵文文献送给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同时，又将一部份经典共171部赠给了法国学者尤金·鲍诺夫（EUGENE BURNOUF），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鲍诺夫，1901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语言学者。他从小就对东方东方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在学校期间，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语、古楔形字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29年他开始在师范学校讲授文学和比较文学，1832年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鲍诺夫就手这批经典后，于1844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言》的这样“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该书对佛陀和佛教的教义做了研究，又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为欧洲的梵语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佛学研究之父”。他和英国克拉夫合著了《试论恒河东岸圣言或巴利语》文法著作，也非常有名。他还和挪威学者拉森一起发表了《巴利语论考》，回顾了当时欧洲的巴利文研究。鲍诺夫还对当时考古学者发现的印度阿育王的敕文做了研究，肯定了这些敕文与佛教的关系。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在任职期间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佛典抄本，计划以巴利文库的形式刊行，但未能如愿。本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掠夺了大量佛教经卷后，法国成为欧洲佛教研究的又一中心。薛尼温·莱维是法国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探险家。他一生曾经多次到亚洲的印度、中国、尼泊尔、朝鲜，以及俄罗斯、美国、巴勒斯坦等地区，特别是他三次到尼泊尔窃取了大量梵本经典，其中很多是大乘佛教的经典，因此他对唯识学的研究尤深，发现了《唯识三十颂》的梵文本，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乘庄严经论》，出版了《唯识二十颂》和《唯识三十颂》的注疏，以及安慧的《唯识论》疏。他对《庄严经论》的发现，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研究的里程碑。他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朗合作编集多卷本的辞书《法宝义林》，也对促进欧洲的佛学研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鲍诺夫等人的推动下，欧洲出现了一股东方学研究的热潮，一大批学者都将注意力转向了佛教，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莱维等人的研究则给现代欧洲佛学研究奠定的基础。以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人对梵汉佛教研究作出了贡献。戴密微是研究中国佛教的专家，于1924年出版了处女作《〈弥兰陀王问经〉各种译本的研究》，以后对中国的佛教一直研究不缀，发表了《〈大乘起信论〉真伪辨》、《真谛论佛教教宗之起源》、《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中国佛教》等等，还对欧洲的佛学研究作了总结，写作了《佛学研究的现状》一文。又继续完成莱维的《法宝义林》，晚年对禅宗临济宗有深入的研究，1972年译注了《临济录》，取名《中道》。他对藏传佛教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了《吐番僧诤记》一书，此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被译成中文本。其弟子谢和耐对中国寺院经济的研究是学术界的精品，已发表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已经被译成中文。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经。
1253年，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前往蒙古，两年后返回，向国王报告了藏传佛教的情况。但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一位女探险家亚历山大．达维德．内埃尔，她写作和翻译了许多西藏的著作，出版了《西藏魔术与秘仪》（1958）、《西藏佛教口述秘密》。（1964）。考狄尔就整理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1915）。法国巴黎大学成立了西藏教学中心，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在1925年撰写了《米拉日巴传记》，后来又译出了《敦煌文书中之吐番史料》一书，晚年写出了《西藏历史导论》。石泰安是著名的世界藏学家，他的成果主要是藏传佛教民俗研究方面的，重要的有《喇嘛教的追傩与灵魂的理论》（1957）和《喇嘛教中的面具》。玛塞尔·拉露在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三卷本的《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论佛教的巫术》（1932）、《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和陀罗尼根本仪轨》（1936）、《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的道路》（1949）、《禁咒藏研究》（1955）等，1957年又著有《西藏的宗教》一书，1964年发表了《敦煌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藏文写本》，此书为她赢得了在学术界的荣誉。法国的重要佛学研究单位有：巴黎大学文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法兰西学院、法国第七大学、现代东方语学院、法国远东研究所、佛教与耆那教哲学中心、亚洲协会等。重要的学术刊物有：《亚洲研究》、《远东研究所报告》、《印度支那研究所报告》、《法兰西亚洲》等。
四、比利时
一般很多人都把比利时的佛教研究划归到与法国一派，称为法国比利时学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对佛教各派都重视，因此又被称为“现代学派”。比利是的佛学研究在欧洲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出现了许多世界知名的佛学家。蒲山是法国莱维的弟子。魏莱.蒲山（Louisde La Vallee Poussin）1869年生于比利时。曾经学习东方语言学，后到莱顿大学从知名学者汉特利克.柯恩学习偈颂（Gātha），同时学习藏文和汉文。1895年任根特大学教授。1921年参与成立比利时东方学研究协会。他撰写过30余篇佛学论文，出版《佛教：目录学》刊物。1925年出版的《涅槃》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将《俱舍论》和《成唯识论》译成法文，同时还校订《入菩提行经》、《菩萨地品》、《入中论》、《唯识二十颂》等经书，编辑了《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由于他将大乘经典介绍给世界佛学界，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被认为“填补了在早期巴利著作之研究，及后来中观学说之间的裂缝”的一场“佛学研究的革命”。他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题，引起了学者间的争论。蒲山的学生拉摩特致力于《大智度论》的研究，曾经将此论译出大部分，并作了详细地注解，引起学界的注目。他所著的《印度佛教史》又因内容广泛，时间跨度长，为学者重视。现代学者魏查理（Charls Willemen）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根特大学中文系主任，撰写过《法句经》、《法集要颂经》、《阿毗坛心论的研究》等书，论文有《六法发微》、《般若婆罗密多心经研究》、《善无畏三藏的印度名字》等等。他对部派佛教之一的说一切有部有很独特的研究，认为中亚的菩萨乘出现，是说一切有部推动的。他在美国、日本、印度、西欧诸国讲学，培养了数百名学士和十名博士，其中有二名是中国留学生。现被印度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五、意大利
意大利的佛教研究，特别是藏传佛教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显著的成绩。[4]中世纪时，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怀着满腔的宗教热忱，开始踏上西藏这块土地。1245年，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为了向蒙元王朝传教，前往亚洲，此行虽然失败，但在他的报告中记述了道听途说的“波黎吐番”。14世纪初，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西藏的宗教与风俗。1715年耶稣会会士德西德里带着教皇的鼓励，与葡萄牙籍神父埃马努埃尔·弗雷勒神父一起抵达列城，次年到了拉萨。德西德里在西藏住了6年，熟练地掌握了藏语，努力学习藏传佛教，最后写出了著名的四卷本《西藏纪事》，他本人也被后人尊为“西方早期最杰出的藏学家”。1717年另一位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神父也到拉萨，他在拉萨渡过33年，除了传教之外，还将许多藏文佛典译成了意大利语。1896年那不勒斯大学的洛伦佐已经开始研究巴利文经典，将《中阿含》译出124部，还译出了南传佛教的基本教义问答读物。本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杜齐（1894-1984）是当代最著名的研究藏传佛教的专家。1919年他从军队退役后，在罗马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印度圣蒂尼科塔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学习、工作。从1929年起，他长期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地区调查，先后8次进入我国西藏，弄走大量经卷文物。1933年他创建了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1950年开始主持出版《罗马东方丛书》，此丛书已经出版了60余本，藏学研究的著作占全部总数的五分之一。杜齐本人也是一个丰产的学者，一共写过360余种著作。有不少是有影响的作品，如《蒙藏佛教史》（1967）、《西藏的宗教》（1973）等，还对一些梵文经典做了校勘。他撰写的《曼荼罗的理论与实践》，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曼荼罗的意义。《西藏的宗教》是与德国学者海西尔著的《蒙古的宗教》合编一册出版，取名《西藏与蒙古的宗教》。全书共七章，里面有四章专门讲到了藏传佛教的开成、特点、各派教理、地位和僧侣生活、寺院组织、学经制度等等，并将其与西方基督教的诺斯替派的神秘学说相比较，重点解释了曼荼罗、灌顶仪轨、功能、及法身、幻身、智身、心与光明等理论问题，此书一出版，即轰动整个学术界。杜齐成为世界知名学者，被认为是国际藏学界的泰斗，其担任所长的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藏学中心。现在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上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六、俄罗斯
这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在其边疆贝尔加湖地区，生活着属于蒙古人种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这些民族都信奉藏传佛教。17世纪沙俄官员上书给沙皇的奏折和18世纪一些探险队的报告对藏传佛教已有报导。在东正教的一些教士撰写的书籍中，也对藏传佛教做过比较研究，以此来证明基督教是正教，其它教是邪教。一些沙俄政府的官员也对藏传佛教有所评论，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该地的宗教实行控制和改革。出于统治需要，18世纪时俄国政府已把藏传佛教纳入管辖之下，修建了桑格里寺，委任住持，使该寺成为俄国境内第一大藏寺，贝尔加湖以东的藏传佛教中心。以后沙俄政府又设立了宗教事务管理处，制定了僧侣管理条例。沙皇一世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亚等各国文字的佛经抄本，还利用公开的外交途径或“考察队”的形式到中国各地搜集资料。1905年奥得尔捷夫，1914年奥尔布格等人先后在敦煌盗走部分汉译佛典。另一些人则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据前苏联科学院已经公布的资料，数目达1243号，但据日本学者的统计，约为一万余号，占敦煌文书的总数四分之一。由于沙俄政府占有了这批资料，在皇家科学院内组织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俄国的佛教研究与英法德等国并驾齐驱，出版了佛书文库，出现了像罗森堡、彻尔巴斯基这样的佛教大学者，俄罗斯的佛学在他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了欧洲的彼得堡学派。1919年罗森堡经过对《俱舍论》的研究，发表了《佛教哲学问题》。彻尔巴斯基（Th.Stcherbatsky）1866年出生于俄国，专攻梵语佛教，在藏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在因明研究方面尤有成绩，撰成二册巨著《佛家逻辑》（Buddhist Logic）不朽之著，现已译成汉文出版。1923年著有《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日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汉译本、日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槃论》等书。1942年逝世。彻尔巴斯基的研究方法是“于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认为“法”的观念是佛教教义的中心点，依照这一观念，可以知道佛教是一个从基本原理发展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佛教的特征又可以认是极端多元论的，只有构成元素才是实在者，它们的所有结合不过是涉及多元分离元素的名称而已。以后在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下，佛教的研究在思想理论取得成果不多，重要的有B·N·科尔涅夫的研究，发表过《论佛教研究》（1981年）、《佛教宇宙观：其结构及在佛教世界观中的地位》（1983）等文章。70年以后，为了与美国对伉，前苏联对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研究加强，像佛教与国家政治关系、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佛教等等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此外，对支度支那各国的佛教研究，在前苏联的佛学研究中也有自己的特色。1989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中国接触增加，对藏传佛教和中国大乘佛教的研究投入增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最主要的佛学研究单位，土尔卡诺夫曾经出版过关于唯识学的研究著作。此外，莫斯科大学、布尔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也是研究佛教的主要单位。
七、美国
对佛教的研究，美国晚于英法德等国，但后来居上，现在影响最大，成果最多，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群体。美国人对南传佛教的接触，可以说很早。1873年斯里兰卡举行佛教和基督教大辨论，就已经在报纸上刊出，第一名美国佛教徒奥尔科特就是受到这次影响，到斯里兰卡考察，最后皈依了佛教。1894年保罗·卡罗斯在美国出版的《佛陀的福音》一书，选用的材料就是来自上座部佛教。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会上斯里兰卡僧人达磨波罗作了演说，呼吁人们对佛教的重视，佛教渐渐为人所知。1895年一群关心宗教的人在纽约成立了灵智会，佛教的轮回业报和涅槃的学说已被人介绍出来，但影响不大。不久摩诃菩提会美国分会成立。出版南传佛教著名论书《清净道论》，表明南传佛教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此时由哈佛大学瓦伦为首，朗曼、克拉克、印格思等人参加，编纂了《哈佛东方丛书》，译介了多部佛教著述。朗曼的老师是惠特尼，曾经编写了《梵语语法》，对学习和研究梵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朗曼主攻印度文学与梵文，受聘为哈佛大学教授，编纂了《梵文读本》。1890年朗曼被任命为美国文献协会主席，同时又是外国学术委员会委员，他极力关心丛书的出版，所出版的《佛教翻译》、《法句经注释》和《经集》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他本人也被誉为是“美国的麦克斯·谬勒”，但他的学术观点却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因为他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待东方的宗教和文化，带有偏见，这是不可取的。《哈佛东方丛书》的出版，标志了美国的东方学界与欧洲的学术界并驾齐驱，为现代美国在东方学领域居于领先的地位打下了基础。亨利.克拉克.瓦伦（Henry Clarke Warren）1854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童年时因从马车上摔下而终身残废。长大后曾致力于柏拉图和康德哲学的研究，后来又对佛教哲学有兴趣，精通佛典，从事比较研究。一生将其大部财产捐给了巴利圣典会，资助出版事业。1899年1月3日去世。耶鲁大学的埃杰顿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史达尔对佛教因明学，兰卡斯特对耆那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有精到的研究，近年来又致于电子版大藏经的录入。A·K·纳拉因曾任联合国世界佛教研究会秘书长，与世界佛教学者相熟，重点是研究中亚丝绸之路的佛教，曾经培养了数名华人博士。玲木大拙则在美国发表了多篇禅宗与禅学的文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0-60年代，禅宗研究在世界风靡一时，渗透到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的颓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此外，为了配合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学术界还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现状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东南亚、南亚诸国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三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此外还发表了《对中国佛教的重新解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佛教》等文。卡胡帕卡纳和赖特等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中观学和中国佛教史上的表现。日裔学者北川是美国宗教学界的知名人士，他对佛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发表过《佛教与僧伽》、《今日台湾佛教》等。5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表现突出，陈观胜、巴宙等人。由于他们对祖国传统宗教文化有深深地了解，又懂得西方的文化，在推进中西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有些人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学者的行列。陈观胜的佛教史有名著作是《佛教的中国转化》（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巴宙曾经留学斯里兰卡，到美国后对南北两传佛教作了比较研究。曾将南传的经典《弥兰陀王问经》校订后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在美国有很多华人佛教徒，他们对学术研究也倾其全力。1970年沈家祯创“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图书馆被认为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越二年建“菩提精舍”，该组织主要为研究佛学的人提供方便，具有学术性。1975年台湾名僧圣严法师在纽约建立了“中华佛教文化馆”，下设“三学研究院”和“禅中心”，发行《禅道通讯》和《禅杂志》刊物。净海和永惺法师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会”，讲授佛学。在美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专治中国佛教的学者，汉传佛教成为美国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洛克维尔两次到西藏探险，回国后写作了《喇嘛之国》、（1891）《西藏》（1891）、《释迦牟尼传》（1907）、《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的关系》（1910）等书。继之有尼达姆编辑的《耶鲁大学所藏的西藏文资料》（1960）、《西藏文物》（1960）等。霍浦金斯的《西藏佛教实践与理论》。韦曼是治藏传佛教最有成就之人。他撰写的重要作品有《佛教的创始与怛特罗传统》（1962）、《佛教怛特罗中的女性活力的象征主义》（1962）、《佛教与佛教混合梵语中的梵语》（1965）、《克珠杰的佛教怛特罗原理》（1968）、《佛教怛特罗的早期历史文献》（1968）、《佛教中观派的贡献》（1969）、《佛教怛特罗：对印度——西藏密教的解释》（1973）、《教义之争与桑耶寺的辩论》和《密教》等。鲁埃格的《关于西藏和佛教研究的一个新贡献》（1962）、《觉囊派：佛教本体论者的一派（1963）》、《关于印度和西藏佛教与“宗教基质”的报告》（1964）、《布顿法师传》（1966）、《关于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1975）。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西藏佛教的实践与典礼》。1958年蒙古僧人旺格格西在新泽西建立的第一座藏传佛寺。旺格曾在拉萨取得过格西的学位，1955年抵美，以讲授蒙、藏文为生。寺院建立后不久，吸收了几位从印度来的喇嘛，香火逐渐兴旺。到70年代初，又新建美国佛学研究所，1973年翻译出版了迦当派和格鲁派的教义集成。旺格主要承继格鲁派学说，所以有人称他为美国格鲁派的开山祖师。宁玛坐禅中心是土尔库于1969年在加州贝克莱分校建立的一个宁玛派佛教的组织。土尔库熟悉密法，精研教义，吸引了一些人，又陆续开办了宁玛佛学院、佛法出版社、宁玛乡下中心、甘珠尔与丹珠尔印经计划等组织，介绍了西藏的传统佛教文化。在美国凡是与东方语言文化相联系的大学和研究所，都与佛教的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像哈佛大学宗教系、耶鲁大学远东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威斯康星大学南亚系、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等都有研究佛教的学者。著名学术刊物有《世界佛教研究会会刊》、《东西方哲学》、《中西部佛法》、《宗教》、《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美国人类学者》、《金莲》等。
八、其它国家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国家外，佛教研究在整个欧洲都有分布。17世纪中叶，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和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等人从印度进入西藏阿里古格布尔王朝的札布让，受到了古格王的热忱欢迎，并得到国王的恩准，修建了一座教堂。不久，奥地利耶稣会会士白乃心和比利时传教士吴尔铎也进入西藏，而且是第一批到达拉萨的欧洲人。他们记述了藏传佛教的情况，特别是记录了活佛转世的情况。不过，对藏传佛教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匈牙利学者乔玛，他曾经学过医学、神学、哲学和地理学。1823年他到了拉达克（列城）的羊拉寺、以后又到普达拉克寺和阿里的卡诺姆寺等寺庙住了8年，1831年离开。乔玛是第一个接触藏文大藏经的欧洲人，他撰文介绍了西藏和藏文佛经，于1834年出版了《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1837年发表了《对甘珠尔的分析和丹珠尔内容要略》一文，奠定了西方以精研经文为基础的佛教学，所以他被为欧洲学者称为“西藏学的开山祖师”。1855年丹麦学者福斯博尔第一次将《法句经》译成拉丁文，以后又将《本生经》译出6卷，对欧洲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福斯博尔又和他人一起编纂了《巴利语辞典》。特伦克内尔和亨德里克森在丹麦皇家学院的支持下再一次编辑了《精密巴利语辞典》。哈尔对西藏的语言——象雄语的研究处在世界领先水平。1895年荷兰的柯恩将《妙法莲华经》译成英文，后来又撰写了《印度佛教手册》、《印度佛教史》等书，他是欧洲研究大乘佛教的先驱。许理和出版了《佛教征服中国》巨著，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魏晋南北朝进期的佛教特点，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ngha）的传入”，此书已经译成中文版。现在乌特莱希特大学的维特则对法称和印度哲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藏传佛教方面则有狄雍，他撰写了《米拉日巴传》，对《辨中边论》也有自己的看法。奥地利的著名学者是弗劳瓦尔纳，他以研究佛教逻辑和哲学中重点，撰写了《原始毗奈耶与佛典的起源》，创办了《维也纳南亚东南亚学刊》。其弟子斯泰因克尔内尔继承乃师的衣钵，专于法称的哲学。内贝斯基对西藏的文献和民俗有深入的研究，发表的著述有《对西藏造像的一个贡献》和《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书籍》等。此外，瑞典的施密特和巫尔风等人对藏传佛教也有很好的研究，特别是在藏传佛教的理论上表现了特色。此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有一些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如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冉云华对中国禅宗有很多的研究。澳大利亚的狄雍对世界的佛教研究评论非常有名，许多学者对他“又敬又畏”。
20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发展很快，佛教作为东方学的一支同样尽领风骚。但是其中一些亚洲的佛教僧人和学者到欧洲定居后，对促进欧美各国的佛教研究同样作出了贡献。由于他们自幼受到佛教的薰陶，又学习了西方语言文化和治学方法，因此对佛教的理解和佛经的翻译，既得心应手，又释义准确，将佛教的典籍译成西方语言文字，并撰写了佛教的著作。这些著述无疑也对欧洲的佛学研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注释：
[1]此资料现已由广西大学出版社在1999年翻译出版。
[2]商务印书馆，1995年。
[3]以上的材料主要取自广兴撰《英国佛教与佛学研究概观》，载《法音》1998年第8期（总第168期），特此说明。
[4]关于意大利的佛教研究详细情况，可以参考黄维忠著《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一书有关部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狄雍著《欧美佛学研究小史》，霍韬晦译，香港佛教法住学会1983年9月版，第Ⅹ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