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这一政治革命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革命人民经过三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已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永远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提倡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对封建旧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1]
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往往比政治上的革命还要艰巨得多。如上所述，五四运动开始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三十年前已胜利地完成了。然而，五四运动开始的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运动，是否也随着政治革命的胜利而完成了呢？没有。众所周知，直至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毒雾居然又一度弥漫起来。他们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复活封建官僚和家长制作风。他们不要科学和文化，宣扬宗教迷信，实行愚民政策。他们大搞封建特权，鼓吹盲目服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的必要。
本文试图回顾与分析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旧道德这一侧面，以为今天继续彻底地批判封建旧道德观念、树立共产主义新道德风尚的历史借鉴。
一
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旧道德斗争中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吴虞、鲁迅、李大钊等人。其中尤以李大钊、鲁迅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最为深刻透彻。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初期把反对封建旧道德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呢？这是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一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在人们心里激起了美妙的憧憬。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即为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他为了复辟帝制，实现其皇帝梦，一方面廉价拍卖国家主权，甘当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一方面大力扶植遗老遗少鼓吹封建礼教，疯狂镇压民主势力。因此，“中华民国”不仅没有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甚至连“民国”的招牌都有被搞掉的危险。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前夕，“民国”以来人们对于“共和”、“民主”的希望已完全破灭。这种情况在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怀疑和思考。他们切身感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政治。正如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总结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2]
因此，在当时进步的思想界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要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还必需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进行一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或者说“国民性改造”。如，陈独秀就曾指出：“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所以，他认为：“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觉悟”有两个方面：一为“政治的觉悟”，主要内容是“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为“伦理的觉悟”，主要内容是必须抛弃“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之说”。就这两方面的“觉悟”来说，陈独秀又认为“伦理的觉悟”比之“政治的觉悟”更为重要。他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
为什么“伦理的觉悟”如此重要呢？陈独秀在分析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政局说：“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袁世凯复活》）陈独秀把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恶因归结为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这种认识从理论上来讲是不正确的。因为袁世凯等人复辟帝制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当时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去找。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所以还能在社会上泛滥，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但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把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危害看得如此严重，确实也揭示了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即思想文化上封建伦理道德的复古逆流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着密切的关连。袁世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无不以鼓吹复兴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其先导。请看下列简略事实：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
一九一二年，由一批封建遗老遗少先后发起成立“宗圣会”、“孔教会”、“孔道会”等，鼓吹要“树尼山（孔丘）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孔教伦》），“陶淑人民道德”。（《孔教十年大事记》）袁世凯发布《尊崇伦常令》，公然声称：“政体虽更，民彝无改”。（《袁大总统文牍类编》）
一九一三年，保皇党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他在创刊序言中说明为什么以“不忍”为杂志名时说：“……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总之，封建伦理道德的破坏，使得他痛心疾首，实不可忍。他把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看成是“中国之国魂”，叫嚷“有意保中国，则不可不先保中国魂也”。（《中国学报题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驳康有致总统总理书》）同时，孔教会头子陈焕章等上书请将定孔教为国教订入宪法，得到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后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未被订入宪法，但在袁世凯操纵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第二项中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是年，袁世凯还两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发布了尊孔告令，并由教育部下令规定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圣诞节”，等等。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通令全国祭孔，规定“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发布《崇圣典例》，重新颁发“衍圣公印”。又发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分别等差，由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力图恢复封建纲常名教。九月间，袁世凯正式发布祭孔告令，把封建伦理道德称之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胡说，“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告令规定于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和各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是日，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并文武官吏，穿着离奇古怪的祭服，在北京孔庙行秋丁祀孔礼。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指示教育部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制订《教育纲要》，规定以《论语》、《孟子》、《礼记》、《春秋》等为中小学“教科书”。是年秋，由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以劝进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各地封建遗孽，包括“衍圣公”孔令贻，纷纷上书劝进袁世凯“复尊君亲上之本”，“诞登大宝”。于是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并下令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改元“洪宪”，举行皇帝登极大典。
再看在张勋拥戴清帝复辟前：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覆灭后，那些封建遗孽们仍不甘心于帝制和封建纲常名教退出历史舞台。以张勋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分子仍一再电请总统、议院速定孔教为国教。在张勋等人的电文中，胡说什么“若弃孔教，是弃国魂”，叫嚣应将孔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康有为致电政府，提出要“立饬各省祀孔，仍行跪拜礼”，甚至无耻地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3]
一九一七年，张勋等因宪法审议会未能通过将孔教定为国教，又致电总统和各省督军、省长，说什么“举礼义廉耻之大防扫地以尽”，则“何以固国体，定民志，服民心。”[4]七月一日张勋与康有为等发动复辟政变，拥戴清废帝溥仪为皇帝。在所谓的“上谕”中声称：“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等等。[5]
正是在这样大量的事实面前，使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深切地感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复辟与尊孔》）因此，开始于一九一五年、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首先对“孔教”––––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激烈的批判，成了当时社会上一次广泛的思想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经过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也使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肃清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艰巨性。如陈独秀在袁世凯覆灭后就曾分析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又说：“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张勋复辟失败后，陈独秀又分析说：“张（勋）康（有为）虽败，而所谓‘孔教会’，‘尊孔会’尚遍于国中，愚皆以为复辟党也”。因此，“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复辟与尊孔》）基于这一认识，这场反对封建旧道德的思想斗争，在继续深入下去，到五四时就明确地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形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第一个大高潮。
五四时期进行的这场反对封建旧道德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宣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思想斗争与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因此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也宣传过一些民主主义思想，也对封建礼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谭嗣同甚至发出了“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号召，但由于他们不主张根本推翻封建制度，他们的改良主义是在“托古改制”的口号下进行的，也就是在封建主义思想的外衣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可以说没有进行深入的批判。辛亥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也提出了“民权（民主）主义”，但当时民主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相并提出的，且以民族主义为重，而对民主主义的了解也仅仅是共和国体、议会政治之类的形式。他们对于封建主义思想也还没有来得及加以认真清算。当时如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代表章炳麟，对孔教儒家道德思想，也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和揭露，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批判提高到对整个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相反，他本人甚至以继承“国粹”自居，鼓吹以“国粹”来唤起民众，所以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还是采取妥协的态度。辛亥革命不幸流产的事实，从一个方面说明，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确实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碍。因此，从戊戌变法的“托古改制”，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发展，反映了全国人民对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
二
五四时期对于封建旧道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揭示了封建旧道德与民主政治之不可两立，与“现代生活”之不相适应。
在这一方面，陈独秀曾写过大量文章予以分析。当时，一些封建顽固分子都竭力鼓吹，只有重新扶植封建伦理纲常，才能“正人心，距诐辞，息邪说”，才能巩固“国基”。而保皇党人康有为之流，则引经据典，曲为其说，以证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均已包括在孔教所规定的封建伦理学说之中，以淆乱人们的思想。
对此，陈独秀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三纲五常”是“孔教之根本教义”（《宪法与孔教》），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吾人最后之觉悟》）所以，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是中国人的“帝制根本思想”。（《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是不可两立的。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吾人最后之觉悟》）又说：“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又详细分析了封建旧道德与“现代生活”的不相适应。他说，从经济上来分析，在“现代生活”中“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然而，封建旧道德“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所以说，封建旧道德“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再从政治上来说，他认为，现代政治生活中，每个人“莫不发挥其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然而封建旧道德所要求的则是“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这样，那有什么“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可言呢？此外，他还从妇女参政、妇女改嫁、男女交际等方面分析了封建旧道德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说：以孔丘为代表的封建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
对于当时一些认为孔教“伦理学说亦非全与现代生活不合”，主张对封建伦理道德与现代生活加以调和的思想，陈独秀也明确回答说，不行。他指出，对于这种既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造之大阻力”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于那套“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的封建伦理学说，绝“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再答俞颂华》）陈独秀这里对封建旧道德的激烈批判，虽然完全是用的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是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
五四时期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他一系列批判封建旧道德的文章中，也尖锐指出：儒家“孝悌”之类的道德观念，“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者，是“专为君亲长上而设”者。可见，“儒家之主张”，实为社会发展的极大阻力，“其流毒诚不减洪水猛兽矣”。（《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他认为，时至今日，“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同上）于是，他大声疾呼道：“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吃人与礼教》）“呜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揭示出封建的道德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是与“现代生活”不相容的，这就为彻底批判封建旧道德观念打下了坚定的立论基础。
其次，揭露了封建旧道德是压制“独立人格”的“奴隶之道德”和它的“杀人”、“吃人”的反动本质。
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对封建旧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入骨三分。这与当时那批判封建遗孽把封建旧道德赞美至无以复加的情况（略见上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独秀在揭露封建伦理观念严重压制“独立人格”、禁锢人们思想时说：“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再答常乃德》）这是说，不彻底批判孔丘儒家那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智慧就不能发挥。这也正如他反复申明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还尖锐地揭露出封建旧道德是一种“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他指出，“三纲”之说，就是要剥夺民、子、妻的“独立自主之人格”，而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一九一六年》）在这种“奴隶道德”的统制下，造成的严重结果是：“社会上种种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答傅桂馨》）不仅如此，这种“中国固有的道德”助长着“虚伪”、“利己”的行为，是一切“作恶的工具”。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指忠、孝、贞节）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
五四时期，对于封建旧道德反动本质揭透得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向封建旧道德进行无情挞伐的战斗檄文。他在文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旧道德的反动本质。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他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那些口宣“仁义道德”的卫道者的虚伪和残忍。他说：“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为了使人们从封建旧道德的羁绊下解放出来，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革命呼声。
以后，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文章中，对“孝”、“节”等封建旧道德说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因而，他“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鲁迅先生对封建旧道德罪恶的深刻揭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吴虞就曾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的文章，赞扬鲁迅的《狂人日记》。他说：“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他并且举出了许多历史上的事例来补充。他指出，那些“忠臣”、“义士”为了“想身传图像，名垂后世，却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为了他们一二人“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因此，他总结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先生和吴虞的这些深刻揭露，是对封建旧礼教的血泪控诉。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封建旧道德的义愤，推动了反对封建旧道德斗争的深入发展。
再次，理论上破除了所谓“民彝无改”的道德不变论。
当时，封建旧道德的维护者竭力反对“方今当以新道德易旧道德”的革命思想，鼓吹所谓道德“岂有新旧中外之或殊哉！”说什么“仁义礼智忠信廉耻，根于天性，协于人为，岂有新旧者哉！”（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孔丘儒家的封建伦理学说是“亘百代而常新”的，“政体虽更，民彝无改”。
针对这种封建道德永恒不变的谬论，当时进步的思想家，首先用进化论思想进行了驳斥。陈独秀认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敬告青年》）同样，“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答淮山逸民》）因此，他指出：“古之所谓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今日之教育方针》）同时，尖锐地指斥康有为之流以封建旧道德为永恒不变的说教，简直是一种“瞽说”、“妄言”。
鲁迅先生当时也是相信进化论的。他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他指出：子女应该超越父祖，子孙应该改变祖先的事。那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封建伦理说教，完全“是退婴的病根”，即社会停滞不前、甚至退化的根源。于是，他以辛辣的文笔讽刺那种道德永恒不变的谬论说：“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对于封建遗孽们的道德不变论从理论上批判得最深刻的是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早期也是以进化论来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例如，他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然的法则“渐次发生，渐次进化”的。所以，道德的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泰（大）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后来，李大钊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解剖封建旧道德的发生、发展和必然归于消灭的过程，因而使五四时期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底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明确指出，要说明道德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发生种种变动的问题，或者说“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问题，靠进化论是不够了，而必须“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李大钊同志指出：“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由此，他断言：道德“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任何“圣道”、“王法”、“纲常”、“名教”，都要随着社会的变动“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他还依据唯物史观的发展观点，认定宇宙、社会“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思想，有力地鼓舞着当时进步的人们与旧道德决裂、开创新道德的信心。
对于中国封建旧道德的发生和所以能长期存在，李大钊同志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伦理道德，完全是一种“牺牲个性”的道德。他说：“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然而，这样的伦理道德为什么能在中国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呢？他说，这绝不是因为这种学说本身有什么绝大的权威，也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永久不变的真理，而是“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他断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动，大家族制度必定陷入“崩颓粉碎之命运”，因此“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与此同时，他也论证了新道德、新思想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李大钊同志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特征，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是不十分明确的。但他确实是在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经济基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也就比当时一般人要深刻得多，意义深远得多。
三
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旧道德，同时就要提倡新道德。那末，当时要提倡的是些什么新道德呢？又如何来确立起这些新道德呢？
总观当时所提倡的新道德，基本上均属于资产阶级道德要求范围，其中心则是“个性解放”，即所谓“自主的”、“独立的”、“平等的”道德。
例如，陈独秀当时就认为，“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和“法律上之平等人权”、“学术上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袁世凯复活》）因此，他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一九一六年》）甚至认为：“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人生真义》）所以，他所提出的新道德无非也就是所谓欧美“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答淮山逸民》）
李大钊同志早期对于新道德的要求也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范围。但是，在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他看到了一个“新纪元”的“曙光”，看到“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新纪元》），从而建设一个“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因此，他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这样的新道德是同阶级社会中“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根本不同的，而是一种“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等等。李大钊同志这里对新社会和新道德的描述，虽然是很不准确的，但确实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李大钊同志注意到了发展无产阶级道德的问题。他指出：“现肛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并且希望用这种“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去改造社会，“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同志可说是中国近代最早探讨共产主义新道德的思想家之一。
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新道德呢，这在当时一般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中，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们一般地都寄希望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传入，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或者期待着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促使人们思想的“觉悟”。这种思想在当时虽然曾起过一定的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但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能正确指引出建立新道德的现实道路。
李大钊同志在开始时也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只须靠新旧两种思想的互相推演就能达到。如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新旧思潮之激战》）当他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他开始认识到：“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又说：“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而认为：“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指出不改造经济，精神的改造就必定没有效果。他又认为：“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的理论，把所谓物与心、灵与肉并列起来，这在理论上是不准确的，但他确实肯定了精神改造与经济改造的联系。
总之，五四时期对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新道德和如何建立新道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解决，而一般只有抽象的理想，这是由当时历史的条件所造成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五四时期虽然举起了彻底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伟大旗帜，但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五四时期所开创的彻底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革命事业，后来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解放全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献身，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挖掉了旧道德赖以生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从而为创立共产主义新道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从整个社会来说，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风尚层出不穷，中外交誉，有口皆碑。前几年林彪、“四人帮”一伙煽起封建主义的毒雾，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这只是历史前进中的暂时现象。因此，他们不得人心，终遭唾弃，完全符合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低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煽起封建主义毒雾的社会影响。同时，也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售其奸而得逞于一时，也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我国社会中，特别是广大农村中，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相当严重，而二千多年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由于长久地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也还没有彻底肃清。
今天我们应当继续五四时期所开创的事业，把彻底反对封建旧道德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今天的社会状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与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应当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去反对封建旧道德，而不应当象五四时期那样，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去反对封建旧道德。我们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而决不是追求资产阶级的个人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四个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的动员令，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随着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必将出现一个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注释：
[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2]《吾人最后之觉悟》
[3]《孔教十年大事记》
[4]《民国日报》1917年2月9日
[5]《东方杂志》1917年第4卷第8号
原载于《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