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先后呈提了不少有关具体改革事宜的奏章，如：《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请开学校折》、《请禁妇女裹足折》等等，这些奏折大都均受到肯定的评价。然其中有一个呈折，则一直受到进步人士的诟病，那就是他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而与此折相关，民国后在他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孔教会”（1912），以及他为此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如《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也就一直成为人们批评康有为保守落伍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一看到康有为提出要建立孔教，甚至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就批评他保守、落伍、反动的看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康有为之所以提出要建立孔教，乃至主张要以孔教为国教，完全是他从向西方学习中总结出来的，并与他的宗教观是直接相关的。
二，康有为认为，欧美之强盛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其立人心风俗之本的教化方面的原因。他说：“今之谬慕欧美者，亦知欧美今所以盛强，不徒在其政治，而有物质为之耶。欧美所以为人心风俗之本，则更有教化为之耶！”而“基督尊天养魂，戒恶劝善，行之欧美，成效久彰矣。”对于有些人以法国大革命为废除宗教的说法，康有为指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他说：“或者以法革命之废教也，岂知法废旧教而已，而尊天与基督无异也。”因此他坚信，“万国自小蛮夷，莫不有教。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哉？”（《孔教会序二》）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康有为提出要强化中国宗教的建设。
三，康有为十分强调宗教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他说：“政治教化之与物质，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者也。”（《孔教会序二》）具体地讲：“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孔教会序一》）因此他认为，神道设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以法律治理仅能“粗制其外，诱奸奖诈，免而无耻而已”，而宗教则“有以治于冥冥之中也。”“若尽弃教与神，则是人人皆能无所畏而不为恶者乎。”（《中华救国论》）
四，康有为认为，“教必协于民俗”（《复教育部书》）。对于中国，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乱后罪言》）；从当时现状来讲，“今中国犹是孔教也，四万万余人，其从耶教从佛教者，不过数百万，从回教者，千数百万而止矣，余四万万殆犹是孔教也。”（《复教育部书》）再则，“盖孔子之道，本于无我，敷教在宽，而听人之信仰，信佛信回，各听人民之意志，儒生学生，亦多兼信，绝无少碍”（《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所以，在康有为看来，“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学会报题词》），最适合中国民俗国情的宗教就是孔教。
五，康有为认为，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宗教的情况不完全相同，那些宗教都以神道为主，而孔教则以人道为主。正因有此差别，有人就认为孔教不应称之为宗教。为此，康有为作了专门的辩驳。他指出，“夫今人之称宗教者，名从日本，而日本译自英文之厘离尽Religion耳，在日人习用二文，故以佛教诸宗加叠成词，其意实曰神教云尔。然厘离尽之义，实不能以神教尽之，但久为耶教形式所囿，几若非神无教云尔。夫教而加宗，义已不妥，若因佛、耶、回皆言神道，而谓为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即不得为教，则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孔教会序二》）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宗教的理解和诠释是相当宽泛的。
六，对于孔教，康有为认为亦当应时而有所更张。如他分析说，由于孔教“博大普遍，兼该人神，包罗治教”，也就是说孔教原来是治教合一的。康有为认为，这在过去也许是很好的，然“若在今世，列国纵横，古今异宜，亦少有不必尽行者”，如这治教合一就应当打破。于是他说：“故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则实政无碍，而人心有补焉。”（《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七，有以当今民主国家应当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故反对立孔教为为国教。康有为则认为，把这二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他说：“凡今各国，虽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国教独尊焉。”“盖信教自由者，宽大以听人民之好尚，特立国教者，独尊以明民俗之相宜。义各有为，不相蒙，亦不相累也。”（《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