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玉台新咏》是六朝时传下来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诗歌选集。至迟于宋代已有人说此书为徐陵所编，元明以来，此说遂被人们所公认。本文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细致解读，认为徐陵在《序》中实已指出此书是一个很受皇帝宠爱和很有才气的美丽妃子所编，并论证了徐陵此说不可能出于假托；再根据梁、陈二代的后妃情况，考证此书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编纂。以此为中心，本文还对《玉台新咏》的版本及历史上关于此书的著录等重要问题作了相应考证，以进一步澄清在此书编者问题上所存在的有关误解。
《玉台新咏》为南朝徐陵所编，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已是常识；现存《玉台新咏》诸本中以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为最佳，这也已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但我现在对这两点都产生了怀疑。我认为此书实是一位女性所编，而且出于陈后主妃子张丽华之手的可能性很大。此说恐属于非常可怪之列，故请相关专家和读者不客气地加以批评。
一
我的上述想法主要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依据。此序不仅见于现存《玉台新咏》各本卷首和宋初所编《文苑英华》，而且已收录于唐初所编《艺文类聚》，故绝非后人窜入的伪作。《艺文类聚》所收虽有删节，但较之其他诸书所载并无原则性的差异。今引《艺文类聚》卷55所收徐陵《序》（注：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汪绍楹校本；该本的底本为南宋刻本。）于后，其为《艺文类聚》删略者则据《文苑英华》（以下简称《文苑》）卷712（注：据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按，该本的部分底本为宋本，余均为明刊本；其712卷的底本即系明刊。）所收及嘉靖郑玄抚刊本（以下简称嘉靖本）（注：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以下简称崇祯本）《玉台新咏》所载增补（注：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崇祯寒山赵氏本。）。凡属于增补的文字除加划黑线以示区别外，其在三本中有异文者并加注说明。
陵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
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间”字据崇祯本；《文苑》及嘉靖本作“涧”）、观津，本号（《文苑》误作“大家”）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文苑》作“内”），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文苑》误作“家”）人，俱言讶其纤手。说《诗》明《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兄弟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句，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文苑》作“以至”）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
至（《文苑》作“且”）如东邻巧笑，来（《文苑》作“唯”）侍寝于更衣；西施微颦，将（《文苑》作“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张乐鸳鸾，奏新声于度曲。妆呜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莲，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与婺女争华，麝月与姮蛾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
加以天情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唯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桃之树？九月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词。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既而椒房婉转，柘观阴岑，木鹤晨严，铜梁昼靖。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赊”，《文苑》、嘉靖本作“余”），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身轻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娇（“娇”，三本同，疑为“骄”之误字；魏邯郸淳《投壶赋》有“持矢作骄”语）；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著。无怡神于暇景，唯属意于新诗。可（崇祯本作“庶”）得代彼萱（崇祯本作“皋”）苏，微蠲（崇祯本作“蠲兹”）愁疾。
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封麟阁，散在鸿都。不藉连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墨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也。
丽（嘉靖、崇祯本“丽”上有“于是”二字）以金绳（嘉靖、崇祯本作“箱”），装之宝轴。三台妙札（嘉靖、崇祯本作“迹”），亦（嘉靖、崇祯本无“亦”字）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皆（嘉靖、崇祯本无“皆”字）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楼红”，《文苑》误作“按铅”）粉，仍定鲁鱼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灵（《文苑》、嘉靖本误作“云”）飞六（崇祯本误作“太”）甲，高擅（崇祯本误作“檀”，《文苑》误作“禅”）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
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縚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岂（《文苑》误脱）如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窦专黄老，金丹之术不成。固（崇祯本误作“因”）胜西蜀豪家，托情穷于《鲁殿》；东储（《文苑》误作“台”）甲观（《文苑》作“馆”），流咏止于《洞箫》。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猗欤彤管，无或讥焉。
由于是用骈文写的，处处都是典故，要理解其含义颇为困难，所以不得不对之作相应的阐释。但限于篇幅，当然不能像作注解那样地详尽。只能择其关键之处加以串讲，并附以必要的注释。
第一段是说，在具有高台和千门万户的皇宫里（注：“陵云概日”指高台；“千门万户”是东汉张衡《西京赋》中对汉武帝的皇宫的描写。），在地位最高的妃子所住、也是皇帝为其心爱的妻子所建造的、陈设极其豪华的房屋中（注：“璧台”是周穆王的地位最高的妃子所居住；“金屋”是汉武帝所说的将给妻子所造之屋。），有一位丽人。
第二段说，这位被选入后宫（“掖庭”）的“丽人”出身于“五陵豪族”的平民家庭（注：“五陵豪族”及“四姓良家”详见下文。）。宫中虽然也有来自颍川等地的善于“巧笑”的美女（“娇娥”），她们无不推许她为楚王宫里的“细腰”（注：楚王宫中的美女以细腰著称。），都说卫国佳人也要惊讶于其手的纤细（注：《诗经·卫风·硕人》有“手如柔荑”语，可见卫国佳人是见识过“纤手”的。）。她娴于《诗经》、《礼经》，哪里像宋玉东邻的美人那样会自己去追求异性（见《登徒子好色赋》）？她的婉约风流出自天性，并不是像西施那样由别人教出来的（见《越绝书》）。她像汉代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汉武帝妃子李夫人那样，从小学习歌唱；又像生长于河阳主家的赵飞燕那样本来就能跳舞。她弹奏的琵琶新曲、歌唱的《箜篌引》乐歌都出自自己的创造，并非石崇、曹植的创作（注：石崇有《王明君词》，可用琵琶弹奏；曹植有乐府诗《箜篌引》。）。她的鼓瑟技艺是从汉代杨恽妻子传下来的，她的吹箫之艺则源于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她的为皇帝宠爱，假如被昔日长乐宫中的人们所听闻，汉武帝的陈皇后知道了定然不平；她那天仙般的容貌如果画成图画并被汉初匈奴单于的妻子所见到，一定深为妒忌（注：阏氏为匈奴单于妻子的称号。《汉书·匈奴传》载：汉高祖被匈奴包围，就派人带了一幅美女图去见阏氏，说是若不解除包围，汉廷就要把这位美女献给单于以求和，阏氏怕美女夺她的宠，就劝单于撤除了包围。）。
第三段是在理解上难度最高的一段。自“至如”至“两靥”，说汉武帝宫中的各种美女；自“亦有”至“之珮”说仙界神女的谈情说爱；自“虽非”至“无别”说这位“丽人”较之汉宫美人、仙界神女均毫不逊色；故最终以“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作结。具体言之，则“侍寝于更衣”是汉武帝于“更衣”时要卫子夫“侍寝”的事，卫子夫后来成为他的皇后（见《汉书·外戚传》），此外并对卫子夫的美貌加以夸张，说她美得像宋玉东邻之女（所谓“东邻巧笑”）；“甲帐”也为汉武帝兴建和居住（见《汉书·西域传赞》），徐陵由此想像其中必有西施般的美女“横陈”（说“西施微颦”，是因西施在“微颦”时更加美丽）；馺娑、鸳鸾皆为汉宫殿名，《结风》为舞曲名，这里说诸美女在馺娑、鸳鸾为武帝歌舞；以下诸句则言这些美女的鬓、鬟、首饰、眉毛及两靥之美。接着引魏文帝《游仙诗》中所写他服山上仙童的丸药而得以“轻举”（见《艺文类聚》卷76《仙道》）和黄帝“造历得仙”（注：轩辕即黄帝。黄帝“造历得仙”见《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注。又，根据古人的观念，要“造历”先须明律，《汉书·律历志》说：黄帝之能造历，实因其以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而得“律本”之故，故云“腰中宝凤，授历轩辕”。“腰中宝凤”即指其声协凤鸣的“十二筒”，因其能携带于腰间，故有此语。）的事，以喻示其下文所写为仙界的情状：婺女、姮娥，皆指美丽的仙女（注：婺女本为星名，但徐陵的时代已认为婺女星为美丽的仙女所居，庾信《周赵国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的“馨馥于兰，年华于蕣，风雨消散，神灵离绝，婺女还星，姮娥归月”诸语可证。）；“惊鸾”句指仙女体态轻妙，美丽的长袖中飘出她拟赠送给所爱者的异香（注：韩掾，指西晋时司空掾（司空的属官）韩寿。韩寿“美姿貌，善容止”（《晋书·贾充传》），司空贾充之女贾午对他十分爱慕，二人遂有了私情，贾午并把晋武帝赐给贾充、贾充又给了她的西域所出奇香送给韩寿。贾充闻到了韩寿衣服上的这种香气，产生怀疑，查明了二人的私情，并让二人结婚。这里的“韩掾之香”象征女方送给男方的爱情的信物。其时香尚在神女袖中，意味着尚未送出。）；“飞燕”句则指神女的长裾宜于系结曹植所送给她的玉佩（注：曹植封为陈王。所著《洛神赋》中，写其曾遇洛水神女，他“解玉佩而要之”；赋中又说，神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体迅飞凫，飘忽若神”、“曳雾绡之轻裾”，此处“飞燕长裾”即据此而言。因古代妇女的华美上衣以燕尾为饰（参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蜚襳垂髾”及傅毅《舞赋》中“华袿飞髾向杂襳罗”等句及《文选》李善注中相关注释；“髾”即袿上所饰的燕尾，袿为上衣），在如“飞凫”、“惊鸿”般迅疾行动时，上衣与燕尾一起飞动，有如“飞燕”；“裾”既云“曳”，其长可知。）。最终说这位“丽人”虽非图画，但与图画中的汉宫美女不分轩轾（注：当时图画常以汉代事为题材，如梁元帝《谢东官赍陆探微画启》即有“史迁暂睹，悬识留侯之貌；汉帝一瞻，便见王嫱之像”等语。）；她所说的话语虽与神仙不同，但其多情绝不逊于美丽的神女（注：《高唐赋》写楚怀王游高唐时曾梦见巫山神女，自言“愿荐枕席”，在临别时对怀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处的“戏阳台而无别”，即言其多情与神女无别。）。
第四段说，这位“丽人”天资敏妙，工于诗赋、文章，不仅善于写情，而且也有像左棻《万年公主诔》那样的“累德”之作。按，左棻为左思之妹、晋武帝的妃子，是著名的才女；所作《万年公主诔》是受武帝之命，为帝女万年公主所作的哀诔（注：《文选》卷56曹植《王仲宣诔》“何用诔德”句李善注：“郑司农《周礼注》曰：‘诔谓积累生时德行’”。此处“累德之词”即指诔而言；“累德”为积累（生时）德行之意。）。此处说这位“丽人”也作有《万年公主诔》那样的文章，再一次点明了她的妃子身份，而且是才华可与左棻比美的妃子。
第五段说，皇宫森严而清静，当她不与皇帝在一起时，自不免感到寂寞。她既无力捣衣，鄙视织锦，又不愿作投壶、六博那样的游戏，只是以阅读“新诗”——富于新意的诗——来消遣。按，其中“三星”二句暗用《诗经·召南·小星》的典故，该诗有“抱衾与裯”之句，“怀衾”即“抱衾”。据《毛诗序》说，《小星》所写是国君的姬妾“进御于君”之事（注：“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多不信此说，但徐陵的时代还是相信《毛诗序》的。）；所以，此处仍然点出了“丽人”的妃子身份。
第六段说，但古今好诗分置他处，不在后宫，所以必须编集（“连章”），并予抄录。她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编成了这十卷书；虽然均为“艳歌”，但也并不逾越《诗经·国风》的范围。第七段说，这十卷书装帧极为精美，字也工妙，而且由她自己作过校正（“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
最后一段说，在皇帝朝会未散（注：青牛，指万年神木，《玄中记》：“万岁之树，精为青牛。”（《艺文类聚》卷88引）青牛帐，以万年神木为原料的木帐。木帐即幄，《太平御览》卷700：“《说文》曰：‘幄，木帐也’。”（案，今本《说文》“幄”作“楃”）《释名》：“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注：“幄，王所居之帐也。”皇帝临朝时，殿上用幄。“余曲未终”，指皇帝朝会时所奏音乐未毕，也即朝会未散。）、妃子们晨妆（“新妆”）已毕之时，就好打开此书，相对赏玩，把它在纤手中互相传递。这种雅事，并非东汉邓后的学习《春秋》（注：“邓学《春秋》”的邓，指东汉和帝邓皇后，她“十二（岁）通《诗》、《论语》”，“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后汉书·皇后记》）；但并无其特别重视《春秋》的记载。“好读《春秋》”的其实是明帝马皇后（同上）。此处的“邓学《春秋》”倘非徐陵一时误记，则“邓”当为“马”字之误。）与西汉文帝窦皇后的专习黄、老可比，较之生活豪侈的蜀汉刘琰让其数十侍婢诵读《鲁灵光殿赋》、汉元帝为太子时令后宫诵读其所喜爱的《洞箫赋》，都远为优越，那些学《春秋》、黄、老和诵《洞箫赋》、《鲁灵光殿赋》的妇女（注：“姬”字可解释为对妇人的美称，此处“娈彼诸姬”的“姬”即用此义。），都只是浪费时间，而像编成《玉台新咏》的丽人那样地使用彤管——红色笔管的笔（注：“彤管”出自《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才是一无可讥的。
通过这八段文字，徐陵此序实已明确地宣告了《玉台新咏》是一位美丽非凡、风流婉约、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并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为排解寂寞而编的“艳歌”集。
二
正因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已对此书的编者作了这样的说明，他就不可能再为此书加上“徐陵撰”一类的题署。否则就成为他公然自称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而他又是男性，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宣称自己为最受皇帝宠爱的娈童。这不但使自己为社会所不齿，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因为事关皇帝，纵或真有此事也应秘而不宣，如此大肆张扬，必然被视为对皇帝的恶毒诽谤而受极刑。他无论如何愚蒙乖张，都不会有此举动，更不会在这样做了以后仍然平安无事。所以，今天在此书上所见的“徐陵撰”的题署必然是后人所加（关于此点，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同时，《玉台新咏》不但选入了梁武帝的诗，而且还选入了武帝儿子萧纲、萧绎的作品。就算其所收入的萧绎的这些诗作于其虚龄十五六岁时，此集的编选也至早在公元522-523年，即梁武帝普通三至四年。所以，徐陵《序》中所说的那个编《玉台新咏》的妃子只能是梁朝或陈朝的妃子。
那么，徐陵说此书是一位妃子所编的话，是否为事实呢？这当然只有两种可能：是，或者不是。现在先按照通常的看法，以《玉台新咏》为徐陵所辑，从而不得不把《序》中出于妃子之手云云视为假托之词，然后再进一步考察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正如通常判案时必须考察嫌疑人是否有作案动机一样，在这问题上也须先推究一下徐陵这么做的动机何在，然后再看其是否合理。大抵说来，他的造作此等言语不外三个原因：第一，藉此以扩大此书影响——因为此书是妃子所编，也就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第二，藉此炫耀自己——连妃子都拿自己所编的书请他写序；第三，文人狡狯。但无论出于哪种动机，他都要将此书加以传播；即使是出于第三种动机，与世人开开玩笑，也必须别人看了此书与《序》，对他的假托之言信以为真，他才能达到目的。但是，既要将此书与《序》加以传播，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假借妃子名义的行为的后果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不考虑的。因为被假托的只可能是梁朝或陈朝的妃子，他的假托只能有两种方式：第一，假托为当朝妃子：书编于梁朝，就假托为梁朝的，编于陈朝，就假托为陈朝妃子；第二，假托为前朝妃子，但那只有书编于陈朝才行——书中既收入了萧纲、萧绎的诗，就不可能假托为宋、齐的妃子所编。
先看此种行为在梁代会出现什么后果。
据《陈书·徐陵传》，他在简文帝即位前就出使北朝，到梁元帝死后才回南朝；而此书当然不可能编于北朝。所以，如此书之编辑和假借妃子名义在于梁朝，就只能在梁武帝时。
梁武帝是个关心文事的皇帝，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又颇复杂。《梁书·徐摛传》载：
王（即简文帝，当时为晋安王。——引者）入为皇太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即梁武帝。——引者）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
梁武帝对“春坊”——太子属官的文体也加以关心，倘有自己妃子所编的“艳歌”在外传播，岂有不加注意之理？加以朱异是梁武帝的宠臣，徐陵是徐摛的儿子：朱异既要打击徐摛，对其儿子徐陵这种假托妃子名义传播“艳歌”的事岂会不加以举报？何况梁武帝又崇信佛教，倡导节俭，“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其后宫“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洒，不听音声”（《梁书·武帝本纪》）。徐陵既假托其妃子的名义，传播“艳歌”（尽管其中也有梁武帝的作品，但很多作品都较武帝诗远为绮艳），又大肆宣扬其生活的豪奢、靡丽，什么“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什么“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所有这些，全都成了对武帝的诬蔑、诽谤；这跟其父亲的仅仅文体新异，是完全不同的事，武帝岂能容忍？如果徐陵神智正常，他在梁朝绝不敢以妃子名义撰录“艳歌”，并写这样一篇序；倘使他这样做了，必然引起严重后果。而从目前资料来看，也未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此书决非徐陵在梁代假借妃子的名义所编。
那么，在陈代又如何呢？这就必须结合徐陵在陈代的整个处境来看。
如上所述，徐陵于太清二年（548）出使北朝，敬帝绍泰元年（555）始还。其时梁尚未亡，大权分操于其大臣王僧辩、陈霸先之手，徐陵甚为王僧辩所信用。既而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任约等率军反对陈霸先，徐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陈书·徐陵传》），也即参与了任约的军队，与陈霸先为敌。结果是任约等失败，霸先取代梁朝，成了陈朝的开国皇帝。只是霸先很有策略，任约等失败以后，“其与任约……同谋，一无所问”（《梁书·敬帝记》）。徐陵遂由陈霸先的反对派转而依附陈霸先。虽然霸先父子对徐陵都还看重，但他既有此一番经历，自然不得不小心谨慎（注：徐陵的小心谨慎，可从陈霸先死后，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一事上看出来。当时共有两种主张，博士沈文阿认为应服吉服，中书舍人刘师知主张服凶服，于是要徐陵发表意见，徐陵主张服吉服，其后又有另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主张服凶服，徐陵当即表示同意，说是“古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参缄，敬同高命”（《陈书·刘师知传》）。），而又表现得对陈霸先父子——陈武帝、陈文帝——特别忠心耿耿，以免被认为消极怠工或心存不满。但不料因此又得罪了陈文帝弟弟安成王陈顼。那是在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徐陵任御史中丞，“时安成王讳（即陈顼。——引者）为司空，以帝弟（文帝之弟。——引者）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叡假王威权，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世祖（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陈书·徐陵传》）当时陈顼任司空、侍中、中书监，徐陵把他的侍中、中书监都搞掉了。照理说，以徐陵的身份、地位及其对死去的皇帝的灵座侠御人应穿吉服抑凶服的问题都不敢坚持己见的情况来看，他是不可能贸然去与“势倾朝野”的皇帝弟弟为敌的，而这位御弟按理也不会惧怕徐陵；但在当时，陈顼竟“仰视世祖，流汗失色”，而徐陵竟“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是否文帝见陈顼权柄太重，怕其日后对皇太子不利，示意徐陵出来弹劾，这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徐陵弹劾陈顼有无背景，这使他又一次站错了队。次年文帝去世，太子奉业即位，陈顼与刘师知、到仲举共受遗命辅政，陈顼“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注：陈顼的成为辅政大臣恐怕并非文帝生前的主意，而是文帝死后其妻子沈皇后的主意，见《陈书·毛喜传》。）。陈顼玩弄手段，除掉了刘师知、到仲举和其他忠于皇帝奉业的大臣，同时，把徐陵调到了他直接管理的尚书省，任吏部尚书。徐陵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他自己说：“吾伏事天朝（指陈朝。——引者），本非旧隶。殿下（即陈顼）殊恩，远垂荐拔。故常战战慄慄，甘心痛谨，庶其愚老，无负明据。”（《徐孝穆集笺注》卷二《与顾记室书》）他任尚书后不久，有一次尚书官属大会，经常酗酒的陈暄（梁朝名将陈庆之之子）进来捣乱，徐陵“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传》）；然后陈暄就写匿名信攻击徐陵。其结果见于徐陵自述：“圣朝明鉴，悉知虚罔，唯云吾取徐枢为台郎，南司检问，了不穷推，承训劾为信言，致成堕免（“训”，指来自高层的指示，但不包括皇帝的命令，寒山赵氏《玉台新咏》卷八刘遵《王训奉和，率尔有咏》诗可证；所以，徐陵受到这一打击，其背后似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在主持）。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与顾记室书》）此事似不见于史籍，而从“致成堕免。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之语看来，徐陵似受到了免去吏部尚书的处分。所以，他在信中向顾记室分诉了冤枉后，又请这位与他关系颇为密切的记室向“殿下”表达其愿意依附的意图：“殿下德高两献，风美二南，亿兆归心，衣冠有托。久愿通启披诉圣明，伏见军戎多务，所以不敢祈冒。弟（指顾记室。——引者）与吾游眷，亟回星纪，故人有此，宁不矜叹邪？侍言有便，云何且为启闻。一蒙神鉴，照其枉直，方殁幽壤，无恨灰坏。伏觐谒帝承明，绪言多次，服矜遗老，曲赐湔濯。……吾得方辞武骑，永附梁宾。”这既是向陈顼求饶，又是表示忠心。上引文字的末二句尤为明白：司马相如曾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不得意，遂去依附梁孝王，孝王为景帝之弟。这里以景帝与梁孝王的关系喻陈文帝与陈顼的关系，意为只要你肯接纳我，我从此就不再为文帝尽力（也即不维护其儿子的皇位），而永远尽忠于你了。陈顼接受了他的降表，他也就参与了陈顼篡位的密谋，这也就是《陈书·徐陵传》所说的“废帝即位，高宗（陈顼）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也正因此，他不仅免去了处分，陈顼即位后他还升为尚书右仆射。但到太建三年（571），在陈顼（即陈宣帝）要命他为尚书左仆射时，他就一再辞让，要宣帝任命其旧部下和“帝乡贤戚”。由于宣帝硬要他做，他才勉强接受了下来，但不久又被免去了（注：《陈书·徐陵传》说陵于太建三年迁尚书左仆射。“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则任尚书左仆射四年。但同书《王玚传》，说玚以太建元年除侍中，领左骁卫将军，寻迁度支尚书，领羽林监。迁中书令。寻加散骑常侍，除吏部尚书。寻除尚书右仆射，未拜，迁左仆射。太建六年卒。是王玚在太建六年死于尚书左仆射任上，徐陵不可能任尚书左仆射到太建七年。）。
总之，徐陵在陈朝的地位相当微妙，而他自己也处处小心，“战战慄慄”，又哪敢去僭用当朝妃子名义，编什么艳歌呢？再说，攻击他的陈暄实是个“文才俊逸”的才子，社会关系也很广，而且跟陈顼的儿子叔宝（即陈后主）有交往，陈顼即位后，叔宝为太子，“引（暄）为学士”（见《南史·陈暄传》）；假如徐陵在被陈暄攻击前就曾僭用妃子名义编纂艳歌，陈暄不容不知，自当以此作为徐陵的主要罪行，而不会仅以徐陵“取徐枢为台郎”来定罪了。而在经过陈暄的攻击（何况其背后还有一位高层人士在主持）之后，他何敢再做此等事情？
至于徐陵在陈朝而僭用梁朝妃子的名义来编书，那也会产生另一个大问题：倘非对本朝心怀不满，对梁朝念念不忘，何以要用梁代妃子的名义造作此书，广为传播？
所以，徐陵以梁或陈朝妃子名义来编《玉台新咏》，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迄今为止，从无任何历史文献说此书为徐陵假托妃子名义所编，而只说是徐陵所编。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的记载既为徐陵自己的《玉台新咏序》所否定，我们自应承认徐陵自己的关于此书为一位妃子所编的叙述。
三
现在进而考察在梁、陈二朝妃子中有谁能与《玉台新咏序》所述妃子的情况相应。从《梁书》《陈书》的《皇后传》（均附嫔妃传）及《南史·后妃列传》及其他史籍的相关记载来看，梁、陈二代能与此相应的，只有陈后主的张贵妃——张丽华。所以，倘无新的史料发现，则在目前定此书为张丽华所纂辑似较为妥当。
为了便于将张丽华的情况与《玉台新咏序》所述相对照，先引《陈书·皇后传》中涉及张丽华的于后：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甚被宠遇。……后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捨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诸贵人”中当包括张贵妃）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
以此来与《玉台新咏序》所写的丽人相对照，那么，第一，《序》中“丽人”的美丽才慧、工诗赋，均与此相合。第二，张贵妃在妃子中最受宠爱，与《序》中“璧台之上”语合，璧台是周穆王的“上姬之长”盛姬所居，见《穆天子传》。又，张贵妃备受宠爱，也与“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之语相合。第三，张贵妃于十岁入宫，与《序》中“生小深宫”语相应。第四，后主宫中美女甚多，而“后宫等”“均言贵妃之善”，与《序》中所述“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而均推崇“丽人”的记载，也可互相发明。同时，正因有不少具有文学才能的美人，故《玉台新咏》编成后可“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第四，《序》中“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的后一句是说丽人像“四姓良家”似地“驰名永巷”。“良家”是指平民，这在《辞海》中就可查到；至于“驰名永巷”的“四姓良家”，当指西汉时的四个出身于平民的皇后：文帝窦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卫皇后、宣帝许皇后（赵飞燕也是出身平民而成为皇后的，但结局不好，故不计；卫皇后虽也被赐死，但宣帝是其所生太子的孙子，宣帝即位就给她平反，恢复了她的封号并受到尊祟）。《序》中以这“四姓”相拟，一面固然有颂美其可为皇后之意，同时也意味着她是平民出身。至于“五陵豪族”，是说西汉时被安排在五陵居住的人们。他们皆是大官、富人、豪杰之流，见《文选·西部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等句及李善注。张贵妃家虽是平民，又非富人，但既是“兵家子”，当可勉强列入“豪杰”一类，故赞其出于“五陵豪族”也无不可。
由于《玉台新咏序》中的“丽人”与张丽华存在这么多的共通点，而在梁、陈两代的妃子中并无别人可与这位“丽人”相比附，所以，张丽华很可能就是《玉台新咏》的编者。
关于此点，在这里还可举一旁证：《玉台新咏》收入徐陵的诗，于作者均称“徐孝穆”（徐陵字孝穆），不称徐陵；按照古人习惯，这是对徐陵的尊重。而作为徐陵先辈、而且是著名文人的沈约、江淹，地位远在徐陵之上的武陵王萧纪、邵陵王萧纶，则全都称名。为什么要对徐陵如此尊重呢？明末赵均的解释是“经其子姓书”（崇祯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赵均《跋》），也即传世的《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的后人的抄录而传之于世的，因为当时儿子辈不应直书徐陵之名，所以写作孝穆。此说也为纪容舒撰《玉台新咏考异》等所信从。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玉台新咏》卷首的序明明写作“徐陵撰”，《玉台新咏》卷十还收有何曼才《为徐陵伤妾》诗；既然《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子姓的抄写而传之于世的，他们在抄写徐陵序和何曼才诗时为什么又不避讳而直接写作“徐陵”了呢？所以，此书中徐陵诸诗的作者署“徐孝穆”，实在并不是由于“经其子姓书”，而是此书编者对徐陵的尊重。但编者并非徐陵子姓，并无避讳“陵”字的必要，自己固然称之为“孝穆”，却没有义务把别人作品中的“徐陵”也改作“徐孝穆”；至于徐陵的《序》是徐陵自己写了给编者的，在写作时当然自署“徐陵撰”，对此类序跋，在原本（与传写或刊刻之本相对而言）中例皆保留其手迹以取信，后人据原本抄写时自然也照样写作徐陵，而不会去把它改作“徐孝穆”。但倘若是别的妃子所编，就不会对徐陵如此尊重；张丽华则因徐陵是陈后主在做太子时的太子少傅（见《陈书·徐陵传》），对其特加尊重，自为理所宜然。所以，书中徐陵诸诗之署徐孝穆，一则进一步证明了此书绝非徐陵所编（世上断无如此妄人，在编书时对地位、辈分、名望远高于自己的作者皆称名，却对自己称字），再则也是此书系张丽华所编的有力旁证。
四
不过，近代以来，研究者对《玉台新咏》的版本几乎已达成共识。这种在版本上的流传甚广的看法与对于《玉台新咏》编者的上述推测是正好对立的。所以不得不就版本问题再作些说明。
如本文开头所述，一般认为《玉台新咏》的版本以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为最好。该本载有永嘉陈玉父嘉定乙亥十月旦日《后叙》，云：
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於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矣。……是岁十月旦日书其后。永嘉陈玉父。
世遂以为寒山赵氏刊本即自南宋陈玉父本出。至其异于他本者，则赵均于其所刊本《跋》（崇祯六年）中云：
今案刘肃《大唐新语》云：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诗，本集俱阙，独存此宋刻耳。虞山冯已苍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此本则筒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可以明证。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陈衔，并独不称名，此一经其子姓书，一为后人更定无疑也。得此始尽释群疑耳。……故今又合同志中详加对证，……东宫之令旨还传，学士之崇尊斯在。窃恐宋人好伪，叶公惧真，敢协同人，传诸解士，矫释莫资，逸驾终驰焉耳。
赵均所述，学者多信之，故以为其所刊《玉台新咏》优于一切“俗本”。
但在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大唐新语》此说是否可信。根据现有资料，在刘肃以前无人说过《玉台新咏》是梁简文帝命徐陵所编。刘肃是唐元和间人，距陈亡已二百年，书中又未就此说所自作出任何说明，其说本不可轻信。何况赵均所引、流行于明末的这部《大唐新语》实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现的、来路不明的《唐世说新语》，属于小说家，而非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史类的刘肃《大唐新语》。（注：祁承业《澹生堂藏书目》与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均于史部杂史类著录刘肃《大唐新语》，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刘肃《唐世说新语》，祁《目》并于后者注“即《大唐新语》，《裨海大观》本。”而赵均所引语见于《唐世说新语》。关于这一问题，复旦大学研究生吴冠文已写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予以辨证。）《唐世说新语》虽也署刘肃撰，但在明代以前从未见于著录，其书不出于刘肃可知。出自此类书籍的并无任何论证、又不提出任何确凿资料依据的片言只语，实不宜作为学术研究的定论。第二，寒山赵氏刊本与陈玉父本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赵均以前的文献中似并无关于陈玉父本《玉台新咏》的记载，赵氏刊刻之后似也无人对陈玉父本的情况作过较具体的介绍，更不知其流落何所（注：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屡言其所见“宋刻”，似其曾得寒山赵氏刊本的底本，但细绎文意，他所谓“宋刻”实即赵氏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提要云：“此本（指《四库》本《玉台新咏》的底本）为赵宦光家所传宋刻”，亦指寒山赵氏刊本。）。而在崇祯六年，明人伪造古本的风气已经形成，如五卷本与十二卷本《东坡志林》、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皆真伪杂糅之本（注：《水浒》120回本的问题已为学界共识；《东坡志林》问题参见我和徐艳合撰《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所以，即使真有嘉定陈玉父本，此本与寒山赵氏刊本是否一致（尤其是是否称梁简文帝为“皇太子”、梁元帝为“湘东王”），也还是问题。第三，假定寒山赵氏刊本与所谓陈玉父本完全一致，对陈本应如何评价也必须认真考虑。前引赵均跋，于引《大唐新语》“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语后接以“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因当时无新式标点，读者在读此文时往往误以为“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云云亦为《大唐新语》所原有，并进而以为通行本《玉台新咏》较寒山赵氏本《玉台新咏》所多出的“几近二百”篇诗皆出于“妄增”，那自然会认为寒山赵氏本最好了。但在实际上，赵均所引《大唐新语》之语出于该书卷三，原文只至“以大其体”止，以下皆为赵均之语。那么，赵均说《玉台新咏》“得诗七百六十九篇”究何依据？说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皆是“妄增”，又拿什么来证明？所有这一切，全是没有根据的臆说。换言之，寒山赵氏本的底本（假定其确有底本）比通行本《玉台新咏》少诗“几近二百”，到底是该本已经缺失甚多，少掉了应该有的将近二百首诗，抑或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之诗系后人“妄增”，实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中，最根本的乃是《大唐新语》关于《玉台新咏》的记载是否可信。我认为，此说并不可靠。第一，如前所说，出于此书的片言只语，不足以为定谳；第二，《大唐新语》说《玉台新咏》的编纂是因梁简文早年好作艳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就与唐代李康成《玉台后集》所言“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两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转引自宋刊袁本《郡斋读书志·前志》卷四《总集·玉台新咏》条）相违戾，更与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此书乃一妃子“撰录”之说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应以徐陵之说为正；第三，此书若为梁朝人所编，就不该选入梁武帝之诗。因为，在选以前必须要品评，以确定哪些应选入，哪些不必或不应选。但臣子怎可品第皇帝的作品，怎可向人暗示皇帝的哪些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入选资格。何况其中还收入了徐陵的诗，那不意味着徐陵的诗足以与梁武帝被收入书中的诗并驾齐驱，并比未被收入书中的武帝之作优越吗？倘若此书真是徐陵在梁代——并且是武帝在世时——所编，他不要身家性命了么？这样的事，不要说徐陵，就是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萧统也不敢做。梁昭明太子所辑《文选》，虽在《序》中说是“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但对于“圣代”——梁朝，仅选了江淹、沈约等的作品，却没有一篇梁武帝的诗文。而无论在当时或后世，从没有人认为昭明太子看不起他父亲的诗文，这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朝皇帝的诗文是不能选的。直到清朝，虽然康熙、乾隆的《御制文集》都一大堆，但清朝人的诗文选集可有选入他们的作品？《玉台新咏》既收入了梁武帝的诗（何况还有简文帝和元帝的），其不出于梁代可知。
《玉台新咏》既不出于梁代，又怎会称简文帝为“皇太子”、元帝为“湘东王”？寒山赵氏刊本（或者再加上其底本陈玉父本，假如赵本确是陈本的忠实翻刻本的话）的此种题署，显系后人伪造。
赵本（或再加上其底本）既伪造了这类题署，又较通行本《玉台新咏》少掉了将近二百首诗，那么，它较通行本的优劣究竟如何，还不值得重新研究么？这里顺便为此种研究举一个小小的例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则有……《盘中》（原注：《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严羽所见《玉台新咏》自是宋本；但寒山赵氏本却将《盘中诗》作为晋傅玄的诗，倒是属于通行本的嘉靖郑玄抚刊本将《盘中诗》作为汉代苏伯玉妻之诗。然则何者近真，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最后，说一说《玉台新咏》编者署名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玉台新咏》的明、清刊本均署徐陵撰，国内现存的《隋书·经籍志》以下诸目录也均如此。但据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玉台新咏》却是徐瑗撰。藤原佐世此书编于日本宽平（889-898）年间，大致相当于我国唐昭宗（888-904在位）时，其所著录的书籍，都是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然则我国唐昭宗以前传入日本的《玉台新咏》，实有一种是题作“徐瑗撰”的。当然，《隋书·经籍志》的编纂早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按照一般看法，其所著录似应较后者可信，从而后者的“徐瑗”很可能是“徐陵”之误。但如前所述，《玉台新咏序》既已明言此书为一妃子所“撰录”，徐陵于此书自不可能再署“徐陵撰”；自梁、陈以至隋唐的士人又还不至于看不懂骈文，也不至有人代为添上“徐陵撰”的字样；是以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徐瑗撰”实较《隋书·经籍志》等的“徐陵撰”为合理。何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不仅编纂甚早，现尚存留于世的此书日本大和室生寺旧藏抄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乃是平安末期的古抄本（现在所见此书的各种版本皆从此本出），其版本的来源也甚古。所以，倘无确切的证据，实不应以“徐瑗撰”与显为后人所窜改的“徐陵撰”的著录相矛盾而加以否定。
关于《玉台新咏》著录中的“徐陵撰”实为后人篡改这一点，还有三条旁证：一、唐末李康成撰《玉台后集》，却称自己之编此书为“以续陵序编”（注：宋袁州刊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前志》卷四《总集·玉台后集》说：“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序编。”按，同书同卷《玉台新咏》说：“《玉台新咏》十卷，右徐陵纂。”晁氏既以《玉台新咏》为徐陵纂，自当称《玉台后集》为“续陵编”而不当称为“续陵序编”。此所云云，当是据李康成原文为说，故与晁氏自已的说法相左。今所见晁书衢州本已改此句为“以续陵编”。然今所见衢本为辗转传刻之本，自当以宋刊袁本为正。又，晁氏在该书《玉台新咏》条中曾引李康成语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两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康成认为此书是徐陵所纂。因这段文字只是说当时“雅尚宫体，故采……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并未说“采……乐府艳诗”者就是徐陵。而且现在已不知李氏“以备讽览”句下的原文是什么，倘为“陵为之序”一类文字，那么，徐陵就只不过为之写序而已。），由“陵序编”（意即徐陵撰写序言的书，“编”在这里作名词用）之语，可知他当时还只知道（或只相信）徐陵是为《玉台新咏》写序的人，而不知（或不信）他是《玉台新咏》的编者，否则自应说“以续陵编”。二、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介绍“玉台体”说：“《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此一介绍显为未见《玉台新咏》者而设；其介绍“选体”就无此类词语。但既是向未曾见过此书的人介绍，自应告诉他们此书是谁所编，那么，他何不说“乃徐陵所撰”，却要说“乃徐陵所序”？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在涉及《玉台新咏》时也说：“徐陵所序《玉台新咏》十卷，皆《文选》所弃余也。六朝人少全集，虽赖此书略见一二，然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壮士，见之废卷……”（《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173卷）刘克庄如知道（或相信）此书是徐陵所编，书既被他编成了这个样子，自应首先归咎于他的纂辑，然则刘克庄何以不说“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如何不好，却要说“徐陵所序”呢？
由此看来，不但唐代的李康成，而且连南宋末的严羽和刘克庄也都不知道（或不相信）《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换言之，人们普遍认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乃是相当晚的事，这也意味着“《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乃系后出。否则，为什么从李康成到严羽、刘克庄都不知道或不相信此书为徐陵所编呢？至于李康成之不说“以续瑗编”，严羽、刘克庄之不说其为“徐瑗撰”，当是因“徐瑗”之名不仅为一般读者所不了解，他们自己也并不了然，甚或已怀疑其并非真名，是以都只突出其为徐陵所序这一点。
不过，“《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的开始出现，也不会迟于宋代。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将其归于徐陵名下，其书且有宋刊本传世。他在作这样的著录时有何依据，是否存在对前人记载的误解，今均已不得而知。但就严羽、刘克庄都只说此书“为徐陵所序”这一点看来，这在当时恐还是一种影响不大的新说。——今本《新唐书》也有宋本。但百衲本《新唐书》虽说是据宋嘉祐本影印，而《艺文志》中著录《玉台新咏》的一页却非嘉祐本（注：据张元济为“商务”影印本《新唐书》所作《跋》，该书绝大部分出于宋嘉祐本；嘉祐本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但《艺文志》载有《玉台新咏》的一页，却为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多数为二十六字。又，《新唐书》宋刊之存世者，尚有绍兴刻本，但其《艺文志》也已亡佚。）。所以，今所见本《新唐书·艺文志》的以《玉台新咏》为徐陵撰，是修志者的原文抑或后人的篡改，现也已不得而知了。
总前所述，由于《玉台新咏序》对此书乃妃子“撰录”已作了明白的交代，六朝人又看惯骈文，不会对《序》文有所误解，其书在开始时绝不会有“徐陵撰”的题署，并且很可能曾明示其与张丽华的关系；只是在张丽华被杀后不能再用她的姓名了，便改署“徐瑗撰”。至于这“徐瑗”是确有其人抑或子虚乌有，恐已无法弄清楚了。
这里再就张丽华说几句题外的话：张丽华实是我国古代极富才情的一位女性，但在男权思想的支配下，她长期被看作导致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直到吴伟业作《临春阁》才对她作了截然相异于传统的评价，不但热情赞扬了她的才华和美丽，而且认为如没有她陈朝会亡得更快（这绝不能诿之于吴伟业对明末政局的悲愤）。吴伟业的前半辈子是在晚明度过的，他自己虽活到清代，但其思想处处闪耀着晚明精神的光芒，对张丽华的评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近一段时期，受国外的影响，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起来了，这当然是好现象，但关于可供研究的女性文学的资料——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实亟须挖掘，否则只是很少的几个女性作家翻来覆去地被研究，未免寂寞。假如《玉台新咏》真是张丽华所编，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似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这恐怕也会导致对六朝文学的重新思考和描述。
原刊《文学评论》2004年02期 第5～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