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卷首列九图，其中冠以“伏羲”之名者有四图：《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并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
言“其说皆出邵氏”，并不等于说“伏羲四图”皆传自邵雍。邵伯温言其父学曰：“止有一图，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1]据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此“一图”为《伏羲八卦图》（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即《先天图》）。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图》采自郑夬之书，而郑夬则是贿赂王豫仆人得此图，王豫则于共城拜邵雍为师而受此图。邵雍移居洛阳后对张岷讲学时又改称此图为《先天图》。
《先天图》外六十四卦圆图象天，内六十四卦方图形地，以寓“天圆地方”、“天地相函”、“统体一太极”之义。方、圆六十四卦皆“一贞八悔”，圆图之贞卦为“乾坤纵而六子横”。在邵雍看来其八贞卦之方位与《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之说有合，因而邵雍有“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之说[2]。正因有此说，亦是邵雍当初为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命名为《伏羲八卦图》的理由。后来，邵雍的“先天易学”臻于成熟，遂将《伏羲八卦图》更名作《先天图》。
就冠以“伏羲”之名言，邵雍是止有“伏羲一图”。就图式而言，《周易本义》所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则与邵雍《伏羲八卦图》相同。可见，所谓“伏羲四图”，只有第四图为邵雍所传易图（本名《伏羲八卦图》或《先天图》，朱熹更改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其余三图皆非出自邵雍。
我们来考辨一下《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三图出自何人之手，并讨论其说是否“皆出邵氏”的问题。
一、黑白块《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乃朱熹作
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曰：“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3《伏羲八卦次序》（小横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所作之图。我们读《文公易说·杂问答·答袁枢》可知，当袁枢看到这两幅图后，就提出了“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等问题。朱熹回信答辩：“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又就图的出处答辩：“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朱熹我在前一次写给您的书信中就已经说明，古时并没有这样黑白之位的易图，而是我特意创造的，为的是使人们易于理解八卦和六十四卦奇偶相生的次序。）
邵雍曰：“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成，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又曰：“阳得阴而立，阴得阳而成。”又曰：“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也。”邵雍既有此说，他还会以独阳或独阴的“一分为二”为“四象”吗？
邵雍曰：“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邵雍既有此说，他还会有“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的问题吗？
邵雍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邵雍既于“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言“一分为二”的“加一倍法”，是从“一为太极”开始的“一分为二”吗？
邵雍曰：“乾为一，乾之五爻分而为大有，以当三百六十之数也；乾之四爻分而为小畜，以当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也；乾之三爻分而为履，以当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之数也；乾之二爻分而为同人，以当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之数也；乾之初爻分而为姤，以当（阙）是谓分数也。分大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阳数当之。如一分为十二，十二分为三百六十也。天统乎体，姑八变而终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变而终于十二。天起于一，而终于（阙）地起于十二，而终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万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万亿也。一生二为夬，当十二之数也；二生四为大壮，当四千三百之数也；四生八为泰，当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之数也；八生十六为临，当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一十五亿二千万之数也。十六生三十二为复，当（阙）之数也；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当无极之数也。是谓长数也。长小为大，皆自下而上，故以阴数当之。”邵雍既有六十四卦易数的“加一倍法”，那么，他所言“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如果不是指六十四卦的易数而言，此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朱熹自造黑白块大小二横图，用的是“卦爻”（《周易》原本卦爻符号不能“一分为二”，只好以黑白块替代之）一分为二的层累叠加。分一阳为二或分一阴为二，是“独阳能生”、“寡阴能成”。这种分法与邵雍“独阳不生，寡阴不成”说相悖，因而“其说皆出邵氏”于此不能成立。邵雍确有如同程颢所言要学得二十年工夫的易数“加一倍法”，然而却不是自太极开始的“一分为二”，是朱熹将自太极开始的“一分为二”强加于邵雍头上，因而“其说皆出邵氏”于此也不能成立。
二、《伏羲八卦方位》图先见于王湜《易学》
至于《伏羲八卦方位》图，邵雍只有“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和“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而无画图。乾上坤下，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兑东南艮西北之八卦方位图先见于王湜《易学》和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朱熹言此图之说“皆出邵氏”似有所本。然而，邵雍却是以《伏羲八卦图》（即《先天图》）的贞卦而言“伏羲八卦方位”。以《先天图》八贞卦方位看，自然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止有《伏羲八卦图》一图”已能释明“天地定位”一节之义，不必再画蛇添足而画出什么“伏羲八卦方位”之图。
值得引起人们主意的是：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伏羲八卦图》和《文王八卦图》，全是以六爻卦构成的易图。邵雍既然把六爻卦构成之易图称之为《伏羲八卦图》，他就不会再出以三爻卦构成的《伏羲八卦图》（即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
《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今人点校此句作：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前《伏羲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今人点校此句作：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邵雍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从无“乾南坤北”之说。邵雍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先天图》圆图象天，有卦气的四季流行。“图皆自中起”，以乾、姤之分界为中，以贞卦言，起乾向左行历兑离、震、坤、艮坎、以至于巽为顺（乾至震，父先子后；坤至巽，母先女后，故有“皆已生之卦”说）；起姤向右行历坎艮、坤、震、离兑、以至于乾为逆（巽至坤，女先母后；震至乾，子先父后，故有“皆未生之卦”说）。以春夏秋冬之序，则“逆知四时”之积数就是“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震一阳爻、离兑各二阳爻、乾三阳爻、巽一阴爻、坎艮各二阴爻、坤三阴爻）。显然，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的易数，是阳长阴消的六数，而且是一○型“循环无端”的模式，所以他有“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谓变易循环也”与“生则未来而逆推，象则既成而顺观”之说。邵雍曰：“天之阳在南而阴在北，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先天图》象天圆图乾卦为阳在南当夏至，坤卦为阴在北当冬至；形地方图贞乾在北为阳，贞坤在南为阴。邵雍说“时可逆知，物必顺成”，圆图起震一至坤六就是“时可逆知”；方图一贞八悔之贞卦（内卦）自下而上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就是万物自下而上的“物必顺成”。圆图的积数是“逆数之”的震一至坤六；方图的积数是“顺数之”的乾一至坤八。显然，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将乾一至坤八之数标图上，这并非邵雍的本意。总之，以此图及图说又及八数“皆出邵氏”，非是。
三、邵、朱易学思想有所不同，因而对易图之解释亦各不同
邵雍曰：“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有诗曰：“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功夫。”准此，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皆有文字之迹，皆是“今之周易”内容，必属后天之学无疑。准此二节之义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亦是后天之学图。邵雍所创《先天图》本身有卦画之迹，其图本是后天之图，只是因其可用来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谓“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分别以《说卦》两节文字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显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说卦》两节内容为“《易》之体”与“《易》之用”，皆是指《周易》体用而言，并无将“伏羲八卦”界定为“先天八卦”。
邵雍主浑天说，以“天圆地方”相函之图为“太极”全体，而朱熹则主张“母生子”说，以一○为太极。正因如此，方要将《先天图》内方图“取出放外”。正是出于这一主张，方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清代学者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图，六横图乃朱子作。[4]朱熹谓“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则是指此图而言。在朱熹看来，《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方会有如此困惑：“《易》逆数也，似康节说方可通。但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邵雍曰：“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
朱熹有关“先天图”的主张，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别传》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以中间虚处为“太极”，下标“天根”，上标“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图”。自章潢将“黑白鱼”形图改称为“古太极图”[5]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替以“黑白鱼”形图者[6]。邵雍创为“天圆地方”之《先天图》，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太极全体”，天地为两仪。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则是有天无地，以“太极”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两仪”，显然与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学”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观物”与“唯理”之不同。
四、“伏羲四图”的辩证具有现实意义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见其精。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和唐明邦先生所著《邵雍评传》，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笔者因研究《易》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见凡涉及《易》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7]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我想，《周易本义》卷首“伏羲四图”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1]见《易学辨惑》
[2]见《观物外篇》，下同。
[3]见《朱子语类》及《文公易说》，下同。
[4]见《白田杂集》
[5]见《图书编》
[6]见《翼元》
[7]任继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91年12月8日《周易》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