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作为宋代涪州石鱼题刻收录的“朱子诗”，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抑或朱子真迹，也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而是大约在清代中期才刻于北岩石壁的作品，当地人称作《北岩题壁》。
关键词：《八琼室金石补正》；石鱼题刻；朱熹；《观澜》；《北岩题壁》
作者简介：李胜，重庆市垫江县人，1966年生，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唐宋文学文献和区域历史文化。
一
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分两部分共收录有宋代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题刻一百零七段：一为卷八三（宋二）之“石鱼题刻一百段”，一为卷一一二（宋三十一）之“涪州北岩题刻七段”。其中，“石鱼题刻一百段”第七十八段标题为《朱子诗》，题下有双行小字注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四寸，四行，行七八字，字径四寸余，正书。”诗文如下：“□（耳、少，左右结构）愁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扗）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落款：“晦翁”。①杨殿珣先生在其《石刻题跋索引·诗词部》中径称为“石鱼朱子诗”，系年附于“淳祐”②。《全宋诗》卷二三九四在收入朱熹《训蒙绝句》九十八首时，充分利用了这一石刻史料，不仅用以校勘其中第五十一首《观澜》，谓“眇然方寸神明舍”之“然”，“《金石补正》卷八三作‘愁’”③，而且在卷首的编者按语中说：“朱熹训蒙诗，世人多以为伪。然《宋人集》甲编收有徐经孙《徐文惠存稿》，其卷三《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引熹自序称：乃病中默诵四书有所思之作。证诸《朱文公文集》卷二已收《困学》等六首，《永乐大典》卷五四一有《中庸》一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有《观澜》真迹一首，足证非伪。……”④，将其作为证明《训蒙绝句》非为伪作的重要支撑材料。可见，自《金石补正》以来，所谓“石鱼朱子诗”一向是被人们看作“《观澜》真迹”，即出自朱熹本人手笔的。
诚如《全宋诗》编者所言以及束景南、王利民等其他学者对朱熹训蒙诗所做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笔者同样相信：《观澜》诗等近百首绝句，确系朱熹“为其家塾训蒙之用而作”⑤，“是一组结合《太极图》的义理通解四书主要命题的性理诗”，也是“他的理学体系的椎轮”⑥，大约写就于隆兴元年（1163）⑦或者隆兴二年(1164)⑧，时朱子年三十四、五，在福建延平（今崇安）。而且，若单就《观澜》诗而言，笔者至少还可举出如下方面的材料和理由以证其真：
（一）有朱子自谓曾经有作的多起记载
宋代真徳秀在其《西山读书记》卷十五、《论语集编》卷五中记载：“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因云旧曾作观澜阁词，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无穷。”⑨又，宋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在川上曰章》也有“丁巳（1197）所闻”曾道祖（择之）记录的朱子语录：“某尝为人作观澜词，其中有二句云：观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无穷。”⑩此外，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元代刘壎的《隐居通义》卷一《理学一·论子在川上章》（《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66册，第25页）、明代胡广的《论语集注大全》卷九（《四库全书》本，经部第205册，第176页）、清代李光地、熊赐履的《御纂朱子全书》卷十六《论语七》（《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20册，第385页）等。
（二）有可靠的早期文本一直流传
宋宝庆绍定年间（1225-1232）陈思编刻、元至正（1341-1368）末陈世隆补刊的《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朱子一·性理吟（上）》就收录有朱熹《观阑（澜）》诗：“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尽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⑾而且，按照清代朱彝尊“思所编群贤小集，皆其同时不甚显贵之人”⑿的看法，是集所收诗歌——包括朱子《观阑（澜）》在内应该具有较高的真实可靠性。
（三）与组诗中其它诗歌的关联、互证
在《全宋诗》整理本朱熹《训蒙绝句》九十八首里，第六十三、六十四为《逝者如斯》二首。其一云：“如何物却能形道，只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动理，故言逝者可同观。”其二云：“岷源（原注：朱本作渊流。胜按：注误，朱本作渊源。见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诗赋·补遗·训蒙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565页。又，《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岷源”作“岷原”，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3册，第675页。）万古只如斯，东注（原注：朱本作江。胜按：注误，朱本亦是“东注”，与《全宋诗》据以录入的郑端《朱子学归》本同，此处毋需出校。又，“注”字作“江”，见于郭齐、尹波点校本《朱熹集》之《外集卷一·诗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5738页。）曾无间断时。后学不因川上叹，安行体用亦难窥。”⒀这两首诗，无论诗思涵容还是语气口吻，均与《观澜》诗如出一辙，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可以互为证明。
二
然而，判定《观澜》一诗的著作权归属与《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石鱼朱子诗”是否“《观澜》真迹”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即：《观澜》诗为朱熹所作并不等于说“石鱼朱子诗”便是出自朱熹亲笔。恰好相反，笔者在试图力证其“真”的过程中，找到的却是一些在相当大程度上足够判其为伪的否定性材料，兹略述如下：
（一）《金石补正》收录有误，不足采信
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附录的《元金石偶存》中曾说：“石鱼宋刻百余段，姚彦士始搜拓之。己巳（按：同治八年，1869年）冬，悉数赠予。内有元人题记两段，……。”⒁据此段文字，结合书中将朱子诗首句“□（耳、少，左右结构）然方寸神明舍”的“然”误读为“愁”，而“每向狂澜观不足”句之“狂”字可能由于拓片的局部不到位丢脱了一横，陆氏照录讹作“扗”即“在”字，感觉不通又无法补正，遂加括弧以示存疑的情况看，陆增祥编入《金石补正》的“石鱼朱子诗”仅仅是来自于姚彦士（觐元）所赠“石鱼宋刻百余段”拓片，其未曾作过实地考察，亦不了解当时涪陵方志中已有的相关资料（详下文）显而易见。所以，经过仔细的考辨类分，陆氏虽然发现了“内有元人题记两段”，却始终没能发现朱子诗刻其实根本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这一简单事实，错误地将其归入“石鱼题刻一百段”。这不得不让人对他把《朱子诗》断为宋刻的相关结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从当时与姚觐元一同搜集整理石鱼文字的钱保塘在《石鱼题刻九十八段》编目核抄本“朱子诗”条目下所批的覆校按语：“此在点易洞，近人刻，不足存”⒂，以及光绪三年（1877）姚、钱同撰的《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⒃最终并没有收录该诗，而1995年新修的《涪陵市志》经实测将“朱熹诗刻”列入“北岩名胜”（详下文）等，均可得到证实。
（二）涪州方志离奇标题，特意作伪
涪州方志，以明季兵燹毁没之故，今仅存清代以来七种。除最早的一部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董维祺、冯懋柱等纂修的《重庆府涪州志》四卷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邹宪章、熊鸿谟等纂修的具有乡土志性质而“稍异于州志”⒄的《涪乘启新》三卷之外，其余五部：乾隆五十年（1785）多泽厚、陈于宣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德恩、石彦恬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同治九年（1870）吕绍衣、王应元等纂修的《重修涪州志》十六卷，民国十七年（1928）刘湘、王鑑清、施纪云等纂修的《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十七卷，1995年蒲国树等人新修的《涪陵市志》，在艺文门中均相沿录选了朱子《观澜》一诗，但均标为《北岩题壁》。按题义，北岩“朱熹诗刻”应是由朱子在涪州亲自题写，或在别处受人请托专此题写、然后由人携至涪州翻刻的。而且，基于涪州北岩在程朱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朱熹与北岩人事上的联系来理解，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颐以党论削籍、“编管”涪州，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解除管制、移往峡州（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在涪州总共生活了两年有余。其间，程一直住在长江北岸北岩的普净院，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周易程氏传》（或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⒅，北岩也因此在南宋庆元党禁以后成为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之一而闻名朝野。以远续孔孟、近接周程自命的朱熹前往先师遗址瞻仰凭吊、题壁留念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另外，据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文公门人》所列“及门受业四百二十人”，朱子共有宋之源、宋之润、宋之汪、度正、渊等川籍门人五人。其中和涪州北岩有密切关系的，是重庆府的渊和度正⒆。渊，字亚夫，号莲塘（一作荡），涪州人，《朱子语类姓氏》列为“癸丑（绍熙四年，1193年）所闻”⒇，“为《池录》第二十八卷，……从朱子学于建阳考亭”。〔21〕度正，字周卿，号性善，合州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县）人，“曾于庆元三年（1197）问学于考亭”。〔22〕二人学归后都曾主教于涪州北岩书院，传布发扬理学，深得朱熹器重。由他们出面函请朱熹为北岩书院题写诗句训示勉励，也是可能而且能够办到的事情。
但是，上述推想并不能得到历史文献材料的支持。查考朱子一生行迹，无论是宋代黄榦的《朱文公行状》（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明辨斋刻本）、李方子的《朱文公年谱》（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还是明代何可化的《紫阳朱夫子年谱》（清康熙二年<1663>刻本）、清代朱钦绅的《朱夫子年谱》（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清道光光绪年间<1767-1908>刻本）、褚寅亮的《重订朱子年谱》（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乃至今人新著如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等，都没有他曾经到过巴蜀大地，到过当时四川重庆府辖下的涪州，和他曾经于何时何地为谁题写过该诗的记载。翻检有关各方的文集、语录，如《朱熹集》、《朱子语类》、《性善堂稿》等，特别是其中彼此往复的遗留书札、序跋以及其他人的一些相关信件，如：朱熹的《与亚夫》三书〔23〕、《答度周卿》〔24〕、《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后》〔25〕、《（与）刘德修》〔26〕等，也不见提及此事。而涪州方志，除了前述的五部在艺文门中收录所谓《北岩题壁》诗，其中一、二并在古迹或石刻等目偶尔提及一下诗名之外，也再找不出关于此诗——特别是其来历的任何记载，尤似空穴来风，显得可疑。正如道光《涪州志》凡例所说：“程（颐）黄（庭坚）二夫子为理学名儒，足迹所经，诚堪向往。故既列《职官》，复详《流寓》，亦高山仰止之意云尔。”〔27〕涪陵方志自乾隆州志开始，即列有涪州“四贤”（程颐、黄庭坚、谯定、尹燉）或“五贤”（“四贤”增入亚夫）的名目，于程、黄诸人谪涪事迹、遗迹如程子“点易洞”、黄庭坚“洗墨池”、尹焞“三畏斋”等等，莫不详载。连朱门弟子渊，也被奉为“五贤”之一，于古迹、山川、津梁诸目备载与其相关的“夫子坪”、“溪”、“溪堂”、“溪桥”等遗迹。依此类推，亦可反证朱熹与涪州及其北岩诗刻实无牵连。否则，涪州方志必将其列入四贤五贤，为此广罗张事。
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既然“石鱼朱子诗”不是真迹，那么它又是刻石于何时呢？笔者以为，通过综合考察朱熹《观澜》诗不同传本的异文情况和涪陵地方志中所录《北岩题壁》及与之关联的点滴记载，应该可以推断出其形成的大致时间。
（一）朱熹《观澜》一诗的三种不同传本
笔者对朱熹《观澜》一诗的传世文本作了全面清理，得到三种不同传本。除开上文已经提到的宋元间陈思、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作“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尽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其余两种均出现在对朱熹诗文进行大规模整理刊刻的清代。一是康熙癸亥年（二十二年，1683）郑端《朱子学归》二十三卷，其末卷《诗教·观澜》诗作：“□（耳、少，左右结构）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28〕一是雍正庚戌年（八年，1730）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百十一卷，其《诗赋·补遗·训蒙诗九十六首·观澜》诗作：“□（耳、少，左右结构）焉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此处看。尝向狂澜观至理，只是工夫欲顺难。”〔29〕其中，朱本烦琐割裂，此首与二陈本不同者凡一十一字；而郑本简明扼要，此首与二陈本仅异一字，且较前者及二陈本字、义略胜，应是当时《观澜》诗最为流行的本子。
（二）涪陵北岩“朱熹诗刻”和历代涪陵地方志中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诗
1、今存于涪陵北岩崖壁的“朱熹诗刻”
《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石鱼朱子诗，至今仍存。1995年新修《涪陵市志》在第二十六篇第四章第二节《北岩题刻》中说：“南宋至民国年间，钩深堂及北岩崖壁上留下题刻甚多，但由于崖壁砂岩易风化，字迹多漫灭，崖壁现存题刻和有痕迹可辨者70余幅……可辨、可定为宋代题刻的有7幅”。其中“朱熹诗刻”（胜按：此处判为宋刻有误，详下文）：“85（幅宽）×142（高）厘米。行楷，4行。正文：‘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落款：‘晦翁’。”〔30〕，无标题。如前所述，由于北岩崖壁为比较粗糙的砂石，又年久风化形成不少凹点，致使诗刻中个别“﹑”划漫漶尤甚，极难察辨。从重庆市涪陵区政府公众信息网上最新发布的诗刻图片〔31〕来看，“眇然”应是“渺然”，二者此处同义。
2、涪陵地方志中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诗
乾隆《涪州志》卷十一《诗选》、道光《涪州志》卷十一《艺文志·诗选》、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五《艺文志·古今体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四·诗选一》、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五篇第七章《艺文一·诗歌》〔32〕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观澜》）诗为：“渺（胜按：道光、同治《重修涪州志》异作‘□（氵、耳、少，左中右结构）’）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胜按：道光《涪州志》作‘恰’）如有本出无穷”。
（三）历代涪陵地方志中与《北岩题壁》（《观澜》）有关的记载
1、道光《涪州志》卷一《古迹》“点易洞”条：“北岩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滴露研朱注《易》于内。前牧张晴湖傍壁为楼，颜曰‘观澜’。”卷十一《诗选》张师范《北岩十咏·观澜阁》（题下双行小字原注：阁峙岩颠，俯视一切。）：“杰阁挐云据上遊，鱼龙嘘沫互沉浮。聒天崩浪轰霹雳，漾日轻漪狎鹭鸥。惊喜世途翻局异，观摩物理至虚侔。棹讴朝暮响空际，捲起澜光澹若秋。”又，陈昉（字午垣）《涪陵北岩十景》诗序：“涪陵北山之阳有岩焉，曰北岩……（碧云）亭之西曰观澜阁。高□（石、尊，左右结构）峭壁，俯瞰长流。每登阁旷览间，令人有河伯之叹。故晦翁题壁句云：‘每向狂澜观不足，恰如有本出无穷’。阁之得名殆亦以此……”，以及其中《观澜阁》诗：“峻阁峥嵘气象超，下临无地上干宵。开轩风雨来松壑，到眼波澜学海潮。坐对南山依汉案，依凭北斗望星轺。晦翁独有澄观意，高咏于今未寂寥。”
2、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人物志·文苑》“贾元”条：“字长卿，涪州人。有文学，凡使蜀还京者，必问曰‘得贾先生文章否’。题《观澜阁歌》，撰《文庙御碑亭记》，乡人重之。”小字注：“见《通志》及《蜀中著作记》”〔33〕。
3、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北岩”条：“州城大江之北，上有注易洞，为宋程伊川先生谪涪时注《易》之所，又有三畏斋及尹子读书处、黄涪翁洗墨池。岩壁多宋以来名人留题，多漫灭不可识，惟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尚存。”〔34〕
4、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六篇之《北岩名胜》“观澜阁”：“在点易洞前，首建于元代。以朱熹《北岩题壁》诗意命名。阁名为元代文史学家、涪州人贾长卿题写，并作《观澜阁歌》(原注：已佚)。阁之上有‘江天独坐轩’，仅容坐一人。阁轩前临悬岩峭壁，可俯瞰长江波澜。”〔35〕
上述材料，可以据以进行如下的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第一，《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石鱼“朱子诗”即今存于涪陵北岩崖壁的“朱熹诗刻”，在字句、内容上与清代郑端《朱子学归》中的《观澜》一诗都是完全一致的（按：□（耳、少，左右结构）、眇、渺三字此中为异体字）。由此，可以得出“诗刻”出现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本编成之后的结论。
第二，从涪陵地方志收录《观澜》一诗均标为《北岩题壁》来看，应该是先有该诗的题壁，然后才有方志的收录。方志的收录以乾隆州志为最早，却不见于此前的康熙州志。由此，又可进一步大致得出“诗刻”的形成在这两部州志的纂修之间，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的结论。
第三，按道光州志所记，观澜阁为前州守张师范首建，以当时北岩崖壁已有的“朱熹诗刻”——《观澜》绝句诗意命名，并与点易洞、碧云亭、致远亭等共同形成了“北岩十景”。而张师范之守涪州，又可从后来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张师范”条、卷十四《艺文志·散体文》所收陈廷璠《州牧晴湖张公祠碑记》得知其详：张公字晴湖，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除知涪州，二十二年丁丑（1817）以年逾七旬、多疾体衰解组还乡。任内悉心赈济，兴办义学，曾重修尹焞三畏斋、程颐点易洞等〔36〕。据此，观澜阁之建当在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11-1817）之间，这与康熙州志既无题壁诗亦不载观澜阁、乾隆州志有题壁诗仍无观澜阁记载的情况正相吻合。
第四，民国《续修涪州志》说，北岩“岩壁多宋以来名人留题，多漫灭不可识，惟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尚存”。其中，“朱子七绝”并未称“朱子书”，而山谷辞世时朱子尚未出生。因此，“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只能理解为朱子七绝不署书刻人。又，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在《涪翁题名》“元符庚辰涪翁来”（题下双行小字原注：正书，径二寸，凡三行，行三字。）下所系按语：“《舆地纪胜》：绍圣丁丑（1097），伊川先生来涪于北岩普静院辟堂传《易》，阅再岁而成。元符庚辰（1100），徙夷陵。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堂’。按，此题名七字盖同时所书也。”〔37〕、民国《续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钩深堂”条：“宋程伊川谪涪，即旧普静院辟堂，黄山谷为题‘钩深堂’……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改为师范中学堂，‘钩深堂’三字移刻于岩石”。〔38〕北岩岩壁“钩深堂”三字虽确为黄山谷原书，但是晚近移刻。“朱子七绝”能够与之仅存，表明其镌刻时间亦不久远。
第五，查《蜀中著作记》，确有涪州当地人贾元曾经“题《观澜阁歌》”〔39〕，同治《重修涪州志》记录如实。但该作既已不存，又找不出其它任何相关的记载，何况依孔子泗水观澜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的圣训和朱子《观澜》绝句诗意建修观澜阁并为之题诗撰记在全国各地蔚为风气，古已有之：宋元祐八年（1093），福建武夷山真隐峰下曾建观澜阁（《福建通志》卷六十三）；宋崇宁间（1101-1106），孙乔年在江西也建过观澜阁（《江西通志》卷四十一）；今江苏省镇江市焦山，还有清代作为乾隆皇帝南巡时逗留的行宫的观澜阁。至于写观澜阁的文学作品，单宋代就有胡寅(1098-1156)的《观澜阁记》（《斐然集》卷二十一）、周必大（1126-1204）的《寄题新居罗长卿观澜阁兰堂二首》（《周益文忠公集》卷七）、项安世（1129-1208）的七律《观澜阁》（《平庵悔稿》卷五）等。所以，新修《涪陵市志》仅凭同治州志一句“题《观澜阁歌》”的记载，就生发出涪州观澜阁建自元代，贾元题写阁名等等，是颇为牵强的。即便事实果真如此，最多也只能说明那时曾经依照《观澜》绝句诗意等命名建造过观澜阁，和“朱熹诗刻”、《北岩题壁》没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宋代石鱼朱子诗，即涪陵地方志中所谓《北岩题壁》者，实清代中期无名氏取美前贤文字，附会于乡里风物之作。其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亦与石鱼无关，更不是朱子的真迹。不过，在今天看来，它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文物，荷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仍然是值得我们宝贵和珍惜的。
注释：
①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兴刘氏古稀楼断句缩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②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72页。胜按：“淳祐”为1241—1253年，时朱子已卒（庆元六年，1200年）数十载，由此或可推断杨氏虽然仍以“石鱼朱子诗”为宋刻，并不认为是朱子亲笔，即真迹。
③《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册，第27677页。胜按：“眇”、“□（耳、少，左右结构）”异体；“愁”，当为“然”字手写误读。
④《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册，第27671页。胜按：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亦见《矩山存稿》卷三，《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81册，第31－32页。
⑤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⑥王利民《从〈训蒙绝句〉看朱子学的发生过程》，南京：《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0页。
⑦同注⑤。
⑧王利民《〈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南京：《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第20页。
⑨真徳秀《西山读书记》，《四库全书》本，子部第705册，第444－445页；真徳秀《论语集编》，《四库全书》本，经部第200册，第165页。
⑩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00册，第809页。
⑾陈思、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3册，第673－674页。
⑿朱彝尊《两宋名贤小集·跋》，《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2册，第329页。
⒀《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册，第27678页。
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兴刘氏古稀楼断句缩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65页。
⒂钱保塘《石鱼题刻九十八段》，《涪州石鱼题刻》，《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25页。
⒃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州石鱼题刻》，《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30－352页。
⒄《涪乘启新》卷首《编辑大意》，涪陵：涪陵小学堂光绪乙巳（1905年）刊本。
⒅卢连章《二程学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3页；徐洪兴《旷世大儒——二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⒆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441页。
⒇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00册，第13页。
〔21〕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22〕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23〕《朱熹集》卷六三，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3289－3291页。
〔24〕《朱熹集》卷六十，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3116页。
〔25〕《朱熹集》卷八四，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4318－4319页。
〔26〕《朱熹集》别集卷一，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5357－5358页。
〔27〕道光《涪州志》卷首，涪陵：涪州州署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28〕郑端《朱子学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21册，第641页；又，《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五年（1986>）版，第22册，第393页。
〔29〕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567－568页。
〔30〕《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8页。
〔31〕参看网页：http://www.fl.gov.cn/xwlr.asp?newid=2&mlm=57&mxh=9492（2005-3-31）。
〔32〕《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5页。
〔33〕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册，第572页。
〔34〕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7册，第17页。
〔35〕《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8－1409页。
〔36〕详参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册，第503、669页。
〔37〕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34页。
〔38〕同注〔34〕。
〔39〕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九《著作记第九·贾先生集》，《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92册，第6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