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石碣排名的认识，概而言之，有宋江、吴用捣鬼说，有根据某些“标准”、“原则”搞定说。其实，该问题没那么玄奥，其不过是对之前描写的发挥和引申。即：其反映的高下关系，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关系所进行过的努力；其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结构所进行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发挥引申与铺垫支撑的关系。把握这个观点，有利于认识《水浒》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好汉；位次；结构；发挥；引申；描写
对石碣排名，李卓吾（姑从）认为是宋江、吴用筹划的，为愚弄梁山好汉而捣得鬼[1]。曲家源认为是根据宋江、吴用的思想意识排出的，具体标准有：名望、特殊知识和技能、世系显赫、上山前职位高低、武艺强弱、宋江的个人好恶[2]。沈家仁认为是梁山在“人才队伍壮大时”，“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的任用”。具体原则有：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3]。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玄奥，其不过是对之前描写的发挥和引申。即：其反映的高下关系，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关系所进行过的努力；其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这种结构所进行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发挥引申与铺垫支撑的关系。把握以上观点，有利于认识《水浒》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下面，拙文以排名的顺序为说明顺序，以排名可能有的类别单位为论述单位，以三十六天罡星为例，约申愚见。
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这四位以统领群雄和谋划决策为共有特征，是属梁山领袖层好汉的类别单位。
之后八个部分中，我将分别阐述：排名前，在高下和结构两个方面，一些情节是围绕排名的形态展开的。在这四人中，除卢俊义外，其余三人，在排名前都有明确的地位，虽在不同阶段，其位次有变化，但总的来看是与石碣地位的情况近似或相同（不赘）。同时，在这个期间，他们也是作为类别被表现的。
1、火併王伦后，林冲要公孙胜坐第三把交椅，晁盖、公孙胜逊让，林冲就解释说晁、吴、公孙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
2、宋江上山后，梁山按新旧头领分坐，位次的排定暂时搁起。但晁、宋、吴和公孙却是明确的前四位头领。
3、劫法场救出宋江后，李逵倡议造反，号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蛊惑成功后，晁、宋做大宋、小宋皇帝，吴、公孙做丞相、国师，我们都做个大将军。
根据以上三点可见，林冲所持的公孙坐第三把交椅的理由，李逵的“他们”、“我们”，宋江上山后这些人的情况特殊，强调的事实只有一个：排名前，对梁山领袖班子来说，他们俱不可或缺；梁山集团是集体领导，他们是以领袖这个类别特征存在于该集团中的。
排名前，卢没有公开地位，但他捉了史文恭后，为确立梁山泊主，宋江建议赌斗，其实，通过这件事，卢在事实上就成为二号人物了，至此宋江等的事实地位与石碣地位也完全等同。因为：赌斗中，宋先成功，卢做梁山泊主就大可消歇。但由于吴、公孙这两个梁山的二号、三号人物，在卢部下，属卢统领、听命于卢，故卢客观上在吴、公孙之上了。金圣叹认为，“打东平、东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隐”。宋江私心自用，置吴、公孙于卢部下，是借他们掣肘卢氏暗助自己。不切。其一，打东昌府时，卢部下好汉如云，但效命卢氏的只有郝思文和樊瑞两个无名之辈。宋到来后，属卢统领的好汉关胜、呼延灼等才扬鞭出马。可见，于宋江上心、于卢氏怠慢者不惟这二人。其二，宋要赌斗时，卢就表示：“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遣。”。打东昌府时，卢“连输两阵”，就“一连十日，不出厮杀”。这说明，当事人卢氏也无与宋争春之意。故在那场赌斗中，人马调拨不影响结果，不管如何调拨人马，其结果都是“宋固必济，卢固必不济”。对第一把交椅，宋江究竟持何态度，我们不敢妄言，但是，以宋江对众人的了解，纵其真贪恋此位，也用不着那样。
我们认为，联系吴用的一处反常，就主观动机而言，吴、公孙被卢统领，倒是作者为成就卢的二号人物所进行的努力。卢大功告成后，宋表示让位，可能是问题棘手，众人默不作声。但吴用却挺身而出。他先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与卢推让不已之时，他又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如若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同时，面对忠义堂上的麻木，他“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吴不是李逵式的莽夫，晁盖已逝，就算其遗言可以轻慢，但卢的感受不能不考虑吧。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不管如何，吴之所以不畏得罪人而如此，主要是因为有“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的前提在。因为当时的梁山是宋江为尊，吴用为次。这时，吴要“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说穿了是自己要让出来。所以，作卢俊义居吴用之上的文章，不只赌斗时的一处，反对让位时，作者就已经这样落笔。联系这两点可见，卢代吴而立，是作者的一大构思。卢捉了史文恭后，与其说是写宋江让位，不如说是写吴用让位。只不过一方是“明写”，故引人注目；一方是“暗写”，故少为人知。但是，“明写”只是“虚写”，“暗写”才是“实写”。
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这五位以世系高贵、武功一流为共有特征，是属一流马军头领（朝廷降将）的类别单位。
这些人都是从朝廷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故武功、修养、品位、人生观、价值观等，与非此出身的好汉不同（不赘）。在天罡英雄中，其出身同第五类别的好汉，但也有别于那些人（见董平等部分论述）。
排名是发挥引申了作者为成就它所进行过的努力，在高下的意义上，就程度而言，所谓“进行过的努力”分两种：1、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关系已经在事实上彻底明确（如前述宋江等的情况）。2、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在事实上还未彻底明确，但为明确这一点，作者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好汉之间的高下走向已基本明确。
无须讳言，排名前，对关胜等，只于清风山人马上山后，作者说过林冲在秦明之上。对其余情况，他付之阙如。但这并非他忽视其它方面的情况，没有解决其余问题的努力。
其一，关胜出场前，对林冲、秦明，宋江礼敬有加。但是，梁山泊外，林冲“挺枪出马，直取关胜”。关要宋江出来说话，宋就“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后林冲、秦明双取关胜，宋又“鸣金收军”。并说，关世系高贵、武功绝伦，“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林、秦就“变色而退”。衬托是重要的表现人物的手段，但衬托不得随意。这里如只是一般性的衬托，让关在普通人物面前得意就能收效，无庸林、秦如此的人物。况且，林、秦有的是过人之处，宋江也下士礼贤，如关胜不是英雄绝顶，借林、秦的失意衬托关胜，不仅有悖宋江的风格，也有损林、秦的形象。但这里对这些却全然不管不顾，关胜一粉墨登场，宋江就心荡神摇，梁山无论贤与不肖，一概相形见绌，颜色竟废。这说明：排名前，为呼应石碣地位关系，于五人中，关胜确实是作者以最亮丽的色彩装点的好汉。
其二，清风山人马上山后，花荣在秦明之上。但作者紧接着又说“本来秦明才及花荣”，“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才如此。作品中，对事实上已确立的地位关系进行解释的仅此一处。对这个问题，李卓吾（姑从）戏曰：“霹雳不及狮吼。”就自身的情况看，花荣不乏骄傲的资本，但如此的人物，不凭本领上进，反借妹妹出头。褒耶贬耶？后联系石碣排名才明白，此番词费是对有违其原则的情况进行的颠覆——以正话反说的方式，从调动读者心理欲求处着眼，故意通过解释，引导读者认识其不妥。可见，排名前，作者已注意秦明、花荣的地位关系问题，注重以该原则规范具体的描写。
柴进、李应、朱仝——这三位以仗义疏财为共有特征。仗义疏财写就了他们的价值，决定了他们的被看重和被抬举。
较之其他好汉，他们有两个特点：1、别人基本是为成就自我而不容于当世，他们却是由于成就他人，为当世所不容。2、一般而言，梁山招引好汉上山，主要着眼于斗争的需要。他们也属被招引上山的，但这却是因其有周全照应梁山好汉的历史，在“苟富贵，无相忘”和饮水思源心理的支配下才有的。
金圣叹认为，打高唐州，林冲第一个出马；“打青州，用秦明、花荣为第一拨，真乃处处不作浪笔”。排名也是如此。就表面看，排名不过几百字，但就是这几百字，却有大量描写对其进行铺垫。所以，排名与之前的描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以联系的眼光认识这两者，往往别有洞天。
其一，五十八回，为拦截宿太尉，李应、朱仝“立在宋江背后”。宿的随从拒绝宋的要求时，“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花荣等就“摆列在岸边”。宿自己拒绝宋的要求时，“李应把号带枪一招” 李俊等就“一起撑出船来”。金圣叹说：宋江背后两个传令，“朱仝领岸上诸人，李应领水军诸人”，“写得又严整，又错纵，真正妙笔”。且不知，联系石碣排名，这段描写更值得称道：1、两个传令非任意捏合，这里他们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呼应其石碣上的并列。2、李、朱以武功自雄。这里隐其赳赳之姿，扬其儒雅之色，是为类别的和谐，比照柴进进行的临摹。故这里不惟严整、错纵，也有严谨、寄意深远。
其二，一般而言，《水浒》的笔调是明朗显豁的，但也不废隐晦曲折。作品说，武松寄食柴进门下期间，开始时，柴进对他也“一般接纳管待”，但武松“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后来，由于庄客搬口，柴进就疏慢了他。就表面看，武松被疏慢是事出有因，但就实质看，却是柴进开始就没把武松当回事。因为柴进之于武松，倘能像待宋江、林冲那样，镇日相陪，无一丝倦怠；倘能像宋江待武松那样，情意殷殷，关心备致，何来“管顾不到”、“庄客搬口”、武松粗暴。对这个问题，如从石碣地位关系原情察隐，不难看出这是基于两难而有的笔墨。因为在作品中，柴进以仗义疏财为主调，如“疏慢”过于直白，这会使柴进的形象出现牴牾。但在石碣上，柴进在武松之上，如其太在乎武松，像对宋江、林冲那样伏低作小，这种地位关系就不能成立。
鲁智深、武松——这是以一流的江湖好汉（步军头领）为共有特征的类别单位。较之其前的好汉，步战为长与寄情江湖，是他们的风采。他们心性健迈，快意恩仇，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属出色的好汉。但考虑到排名的情况、特别是与呼延灼的地位关系，入伙梁山时，他们就失之自信，以联合梁山的方式对付青州。
鲁、武的石碣位次，上见之前论述，下发挥引申张清偷打鲁智深的描写。东昌府城头，张飞石击鲁，鲁“鲜血迸流，望后便倒”。上山后，他就“径奔来要打张清。”我们认为，这个细节是明确地位关系的产物。因为东昌府外，张清连打十六位好汉，可谓顾盼自雄、风光十足。但考虑到位次，他在十六，在天罡英雄中，只是中等偏上。这样，以张的风光盖世，如无人消歇他，梁山就放他不下。所以，十五人被打后，出于杀张清之势的考虑，作者就安排鲁这个最不能被人戏弄的好汉被偷袭且“鲜血迸流”。这样，鲁智深打张清就顺笔而出。注意：“径”者，直接之谓也。“奔来要打”是只要打人，没想到挨打（反之，应是“奔来要与张清打”）。而张清呢？作品说，鲁上来后，“宋江隔住，连声喝退，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这里，一方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一方是借宋的不计前嫌而归顺，说明通过这，张已被鲁征服。鲁、武居董、张所属类别的好汉之上，发挥和引申了这一点。或曰：鲁智深打张清可以那么理解吗？1、东昌府外，被张清击伤者众，但以鲁为剧。2、别人俱为公开打斗时被击伤，但鲁是被暗算。3、所有被打好汉中，鲁最后一个被打；且鲁最为目中无人，最不可被人戏弄。综合这三点可见，这里作者进行的种种努力，都以表现鲁必欲压服张清、张清不可轻薄鲁为旨归。如果不考虑石碣地位关系的问题，他用得着如此费心吗？
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这是出身（朝廷降将）上同关胜等，属二流马军头领的类别单位。
衡之以关胜等，他们有以下的另类、不足甚或不为所重：1、对关胜等来说，本领出众已使他们风光无限。但除此而外，关为关羽之后，林父为提辖，秦“祖是军官出身”，呼延是呼延赞嫡派子孙，花“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他们世系不一，但都是名门之后。这些人也英雄了得，但大多无家学渊源，身世浮白，根底浮浅。 2、关胜等武功正宗，大气磅礴，不仅战无不胜，而且胜之以武；而他们有的以特技见长，能于打斗中得手，但有时愈是肆其奇巧，愈让对手轻贱。3、关胜等基本以剿梁山、挑战梁山的姿态登场，虽兵败而终，但都曾让梁山为之失色。他们则基本以抗拒梁山、应战梁山的形式亮相，虽也不乏高明，但大体而言，梁山对他们是不以为然的。4、被俘后，前者去就有节，虽降而无亏于行止。而他们或“只因一个女子，就来卖国负人”（董平）；或慑于威势，“叩头下拜受降”（张清）。
这五人中，徐宁善使钩镰枪法，属梁山的技术干部。那么，徐宁属该类别吗？我们认为，徐宁是以特技见长，是为破连环马被赚上山的，但破了连环马后，梁山就再无这种技术需要了。从破连环马后到准备打董平、张清期间，梁山战事频仍，徐虽列身其中，却基本是投闲置散。所以，在梁山上，为使徐宁能有牢固的价值定位，打董、张时，作者就从武功的角度着眼，改写其立身、发挥作用方式，通过表现其与董平、张清大体相当中的稍有高下，把其归入董、张之流。故在作者笔下，东平府外，董、徐“战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叫鸣金收军。”东昌府外，徐要战张，宋江说他们“正是对手”。在作品中，五十余合是两将争斗的极限，徐能与董战到这个程度，同时宋江认为，他与张“正是对手”，可见他与那二人不相上下。但尽管如此，宋江对他还免不了担心，可见较之那二人他又稍有不足。这样，徐宁与董、张类别相同，且在地位上居他们之后就不足为奇了。
天罡星中，董平等大体为中间人物类别。出于结构的考虑，在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设计上，作者是有用心的。在石碣排名中，宋江、吴用凤头也；石秀、燕青豹尾也。他们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性格十分鲜明，在生动中建构出对称的两极。徐宁位在十八，居三十六人的中间。虽然，《水浒》善于刻画人物性格，但徐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武功绝顶，说不得本领平庸，绝少激动人心之处。但在头、尾生动的两极之间，配以徐中间的不温不火，石碣排名才具备工稳的品格。另外，徐宁而外，杨志十七，索超十九，他们分列徐宁左右，似从中绾束两边好汉。三十六人中，经历曲折者非杨莫属，他一出场就在梁山的地界。但在经历了太多的波澜之后，才羞羞答答地上了山。故杨可谓上下纵横、牵扯八方，其某一人生历程，都与他人纠缠不清，梁山好汉的大多活动是因他而见关联。索“已从杨志文中出见”，“隔五十余卷，而乃忽然欲合”，应该也是出于网结人物的考虑而有意为之的结果。
戴宗、刘唐、李逵、史进、穆弘、雷横——这是立身方式（步军头领）同鲁、武，属二流江湖好汉的类别单位。
拙文认为，石碣排名为“分类别排列的、且类别之间顾盼贯通的结构形态”，行文至此，对“分类别排列”，已有说明；对“顾盼贯通”，还未提及，故试作说明。这六人中，刘唐等五人，杀人放火之莽汉也。但戴能与宋江盘桓唱酬，并以李逵“全没些个体面”为耻。可见，就修养而言，戴另类是也。但这正是石碣排名的精妙处。就区别的角度看，排名的结构是分类别排定的、等而下之的（天罡星是八个类别）；但就联系的角度看，其首尾人物又互相顾盼、彼此贯通。如：宋江等以统领群雄为职守，但公孙胜却“备员而已”。多数情况下，他不是决策于庙堂之中，施展智慧和谋略，而是置身第一线，呼风唤雨。故在帅与将之间，他承前启后，贯通前两类人物。二类人物中，关胜武功绝顶，能征善战，但他全是“云长变相”，“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把单廷珪打落下马，见了梁山好汉却不说输赢，这种风范又有类宋江等的以德服人。花荣以武立身、擅长神射，“一矢先死曾涂，次死曾索”，但他交结宋江的文秀，救助宋江的仗义，分明又是柴进的作为和气派。三类人物中，朱仝的亮点是仗义疏财，但他都头的身份，又与鲁智深、武松是一流人。武松不也做过都头吗？等等。明乎此，不难理解，戴这里的另类，也是一种顾盼和贯通。
排名有两个问题让人费解：1、戴宗以神行见长，其价值定位和立身、发挥作用的方式迥异他人，故其地位让人疑惑。2、凡合写的好汉，一般其石碣地位相近。朱仝、雷横是合写的，但却地位悬殊。
对这两点，如从拙论出发，一切就豁然开朗了：1、戴的地位是发挥引申了他能管束李逵的事实，即生活中，戴可以支派李，李听命于戴。石碣上就戴前李后（或曰：除戴外，宋江、吴用也能管束李，为何他们与李地位悬殊，而戴与李地位相近呢？我们认为，宋、吴是能管束李逵，但由于他们与李逵地位悬殊，出于顾及身份，对李的任性，他们大多是听之任之，并不真正计较，有时甚至是无可奈何。而戴与李却不是如此，由于他们地位相近，故戴对李很没体统，不仅斤斤计较，而且不择手段地作弄他）。2、雷横的地位因雷曾被刘唐奚落、且自己屈从于这种奚落而错位。在十三回，为讨回晁盖的银子，刘唐对雷横大打出手，最后雷横主动表示不与刘唐“一般见识”，这场争斗才结束。所以，由于雷有这个十分关键甚至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地位就舍弃朱仝、参照刘唐给出（事实上朱仝、雷横也区别较大）。
本来，在《宣和遗事》、《自还俗》等《水浒》创作所利用的资料中，李逵第六，刘唐十九，雷横二十一，戴宗二十三。其位序与排名的情况迥不相同。对比这两者，我们认为，对这四人地位的改动，是根据上述论述作出的。即：刘、雷的情况，暗合他们为银子而打斗的细节，作者就未变动他们的高下；李、戴的情况，有违戴宗能管束李逵的事实，作者就颠倒了他们的高下。这说明，以戴宗管束李逵的事实与刘唐、雷横为银子而打斗的细节，作为他们确立石碣地位关系的依据不是捕风捉影。
李俊、阮小二、张横、阮小五、张顺、阮小七——这是以擅长水战为共有特征，属水军头领的类别单位。
前面，对排名方面，《水浒》对话本、戏曲等资料（人物位序基本一致）的改动已有说明。概而言之，这种改动，一是像前面那样照应自身的情节；一是进行类别意义上的调整。在《自还俗》中，李俊（作李海）、张顺、张横（作张岑）、三阮零散排列。在《水浒》中，由于他们同属水军，就被调到一起。这两类情况很多，不赘。同之前的情况，这六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好汉之间的石碣地位关系，也是发挥和引申了之前的具体描写。如：上山前，李俊、二张、穆弘并称当地“三霸”，在石碣上，穆弘所属的二流江湖好汉就与李俊等所属的水军的石碣地位相近。又如：火併王伦后，刘唐在三阮之上；在浔阳江边，李逵称雄于张顺。刘、李所属的二流江湖好汉就在水军之上。梁山八百里水泊烟波浩淼，按理说水军应大有可为。但考虑到石碣地位关系，对这个问题，作者表现人物在时机上是有选择的。即：水军的英雄主要在排名后进行，通过两败童贯、三战高俅、血洗方腊，水军才风骚独具。之前，虽有水战的描写，但多为调配笔墨。所以，戴宗等或许是平庸的，李俊等或许是优秀的，但在排名前，由于戴宗等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故能给人有所为的印象。由于李俊等主要是以“把守山寨”、“驾船接应”之类的活动表现自己，这就难免窝囊，不及戴宗等的有声有色。
当然，排名前他们也表现过英雄和不凡，但这绝非在整个梁山英雄群体中炫耀他们。在白龙庙聚义时，阮小七看见“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李俊等），于是三雄要“夺那几只船过来”。“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风吹胡哨，飞也似摇将来”。宋江奔出庙看时，只见“当头的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倒提一把明晃晃的五股叉，头上挽个穿心红，一点儿，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裈，口里吹着胡哨”，宋江于是认出来人。三阮见如此，就“退赴过来”。这是李俊等首次在众好汉面前亮相。从表面看，他们浩浩荡荡、气势非凡。但是：1、这里三阮与李俊等是冲突的两极，说明在此是以这两方进行对比。2、三阮是去挑战李俊等的，况已“赴开的半里之际”，说明他们离岸已远。3、当头船上人的“叉”、发式和衣着等，已被宋江看得清清楚楚，并彼此认出，说明李俊等靠岸已近。这样，这里虽然说三阮是见来人与宋江相识，才“退赴过来”，但事实上暗示，面对李俊等的声势之大和行进之快，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这说明，李俊等入伙的描写，只是表现他们在气势上压倒三阮，是为他们能在地位上分别对应地高于三阮作铺垫。
杨雄、石秀、解珍、解宝、燕青——这是以卑微为共有特征的类别单位。天罡星中，他们位在最后，发挥引申了这一点。
就命运而言。天罡星可分三类。一如宋江等，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在人生之路上，虽然也免不了遇到些磨难，但这只是享受尊崇、表现得意的手段，磨难不过是数不清的叩头便拜，说不完的关怀备致。一如武松等，家境贫寒，身世孤苦，实实在在体验了人世的艰辛，但通过血与火的打拼出人头地，昔日之蒿艾今朝而为芳草。一如这五人，出生就注定了一名不闻，但个人资质不差，也为命运的改善奋力拼搏，但都无改于做人的卑微。。
在上山前，杨雄算差强人意，但就难免被泼皮戏耍、娶品格有亏且为再婚的女子为妻看，他也不过如此。石秀、二解穷兮兮的，被人骂作乞丐，其苦大仇深自不待说。 燕青倒是锦衣玉食，但身为奴仆，仍属卑贱，从被卢叱咤、“一脚踢倒”等描写看，燕青有自己的屈辱与辛酸。在现实的推动下，他们开始了新生活。但这仍无改于作人的卑微。上山后，这五人主要以打探、卧底、做内应等手段立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也功在不朽。但由于是以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故功而不显，不为人所重。你看，那些公开打斗的好汉固然是英雄了得，但作者借第三者视角对其进行的夸美，更是把其得意推向顶点。关胜绰刀跨马，直临阵前，宋江就“与吴用指指点点喝彩”。林冲生擒扈三娘，宋江就“喝声彩，不知高低”。但杨雄等没有这种幸运。大多情况下，是他们的斗争，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使战局改观，别人只是借着他们的成就努力了一点，但最后，扬扬得意的还是别人。
茅盾先生说，《水浒》善于从人物出身表现人物。作品中，以地下斗争立身的不止这五人，但同属这种人，也贵者自贵、贱者自贱。就伪装的身份看，柴进等，客商、富豪是也，置身敌营出生入死，但还是峨冠博带，有随从、有伴当，呼群三五，意气扬扬。他们呢？石秀还是“挑着柴担”，二解还是带着猎物。所以，虽然说杨雄等上山，是告别了过去，但作者却时时把他们的历史抖弄出来，要人们不要太上看了他们。
应该承认，为表现他们的卑微，在手段的使用上，作者已是无所不用其极。杨雄、石秀也属出色的英雄，特别是石秀，豪杰之性不让武松。但上山后，晁盖说他们“把梁山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连累梁山好汉受辱，于是喝令斩他们，后“众头领力劝，晁盖方免了二人”。梁山求贤若渴，凡有人入伙，一概礼遇优隆。但他们满怀憧憬走上梁山后，作者却让晁盖青红不分，是非不辨，置梁山的一贯政策于脑后，另从品德的角度苛求他们。这其实是出于石碣地位关系的考虑，借晁盖的发怒，剥落他们的面子和尊严；借众人的求情，衬托他们的失意。这样，不蜷曲在所有上山比他们早的天罡英雄之后，他们又能如何呢？
金圣叹说，《水浒》善于表现人物的多样化，“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且不知，《水浒》也善于淋漓尽致地演绎人物类别的多样化。善于在多样化的类别中表现人物。
综上所述：区区几百字的排名，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代表着作品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其关乎成书、表现技法、情节的构建模式和认识人物形象等问题，是认识作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对这个排名，如不从拙论出发，作品大量内容就不可理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该排名是在一百零八人完全聚齐，重要性的叙述基本完成后搞出来的，所以，其具有总纲的性质，读《水浒》，如果能从这里入手，一切就纲举目张。研究《水浒》，对这些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J]，辽宁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3] 沈家仁《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兼与曲家源同志商榷》[J]，争鸣198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