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将门”的现象，这种将门在军队及国防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宋时期，将门现象依旧突出，出现了或几代为将，或数世统军的情况，甚至还有与北宋王朝相始终的武人家族。本文即以北宋为断面，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进行断代史的剖析。内容包括北宋将门的具体情况，其形成的原因与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积弊及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史上，长期存在“将门出将”之说，即指几世从军及产生将领的现象。就中国历代王朝的发展总体而言，将门还构成了武将群体中的骨干力量。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若以此为断面加以集中考察，可以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的基本特点予以揭示，并能够对其在国防和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进行评估。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北宋个别武将世家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1]，但从整体上探讨北宋将门现象的工作，尚明显不足。因此，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
将门现象在北宋以前已长期存在，并成为军中影响甚大的一种传统。据《史记》卷七五《孟尝君传》记载，孟尝君早年曾对其父曰：“文（孟尝君名田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见“将门有将”之说在孟尝君之前当流传已久。以后，此说更成为传播甚广的谚语。如曹魏时，曹植在上疏中有“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2]的言辞；南北朝时，同样的谚语见诸史籍记载[3]；隋炀帝也对群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4]揆诸史乘，还有类似的记载。如西汉时，赵禹对大将军卫青说：“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5]等等。
先秦时期，将门世家颇为活跃，著名者如：秦国自王翦之后，王氏三世为名将（王翦、王贲和王离），蒙氏两代为名将（蒙骜、蒙恬和蒙毅）；赵国之赵氏两世为主帅（赵奢、赵括）。还有乐羊、乐毅及乐乘等几世在数国统军的现象。这一时期，最突出者则莫过于楚国的项氏世将，如太史公所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6]
秦汉以降，“将门出将”的现象依旧绵延不绝。如秦汉时之李氏将门，先后出名者有李信、李广、李蔡、李当户及李陵等数世，号“李氏世将”[7]；周勃、周亚夫两代则皆居西汉大将之位。在汉代，因陇西等六郡“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良家子弟往往从军而产生将门，如赵充国便因此成为西汉中叶名将，其子赵邛亦追随至中郎将。与此同时，辛武贤与其子辛庆忌以军功分别至破羌将军、左将军，辛庆忌之诸子也继为将领，“皆有将帅之风”[8]。两汉之际的耿弇，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为一时名将，以后其子弟也多为将领，史称：“三世为将。”[9]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门世族把持军权的现象更为突出。如孙吴之陆氏，自陆逊挂帅之后，其子陆抗继拜大司马、荆州牧，领兵镇守荆州重镇。陆抗死，其子“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其中陆晏和陆景兄弟官至裨将军、偏将军[10]。隋唐时期，军队中继世为将的现象同样非常普遍。如隋朝名将韩擒虎出身将门，其父居北周大将军之位，韩擒虎之弟韩僧寿亦为隋将，其家族统军者多人，故修史者曰：“韩擒虎累世将家，威声动俗。”[11]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后，其子薛讷继为大将，“后突厥扰河北，武后以讷世将，诏摄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使”。薛仁贵弟薛楚玉及其子薛嵩、其孙薛平、其重孙薛从，则数世为将[12]。中唐名将张守珪一门三世为将，名振河西[13]；出身将家的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裨将”。但自李晟立功成名后，家族数代统军为大将，其子李愬又再为名将[14]。至于中唐以后、五代之时，藩镇割据下的世代为将、垄断军职的现象，更屡见不鲜。如典型的河朔三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之类。这当然又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极端化现象。
二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然而，包括“将门”现象在内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却延续下来。北宋时期，“世为将家”依然为当世军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将门也始终在当时武将群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时间上来看，将门大致可分为宋初开国将领、遗臣故将，和之后历朝成长起来的将帅之家三类；从地位上看，将门又有高低之别。以下依据前后顺序，对时间上划定的三类将家分别考察，并就一些典型家族进行必要的剖析。
1．开国将领之家
北宋初的开国将领，或因“翊戴之功”加官晋爵，或因深受信任分据要职，或以善战成为军中将官，从而构成了当时武将群体中的核心力量。虽然宋太祖随之收夺了功臣大将的兵权，但却保留了包括其在内的开国将领诸多方面的特权，特别是子弟荫补武职、优先迁转的待遇，甚至给予其与皇室联姻的礼遇[15]，而这一做法为后世嗣君所承袭。因此，便造就出一批将门之家，绵延数代，几世为将。
宋初的功臣大将，主要有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及赵彦徽诸将[16]，以及李处耘、韩重赟、罗彦瓌及王彦升等人[17]。通过查阅《宋史》诸将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代有关碑传等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张光翰、赵彦徽、罗彦瓌及王彦升四人子嗣情况不详外，其余诸家都有继世为将的记录。
宋初功臣大将中继世为将者以张令铎和韩重赟两家为代表。其中张令铎在初居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的高位，韩重赟在宋太祖朝曾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要职。张、韩两人之子，有加官西上閤门使、领绵州刺史，出守西部重镇原州者[18]；有长期出任镇、定、高阳马步军都钤辖，成为河北前线有名边将者；还有官至左屯卫大将军、领遥郡团练使者等[19]。
宋初功臣将门中三世及以上为将者，以石守信、王审琦和李处耘三家为突出。石守信是宋太祖建国的主要支持者，曾任三衙最高军职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诸子皆以荫补武职，其中长子保兴历延州路副都部署、及知澶州等，拜棣州防御使。石保兴之子元孙在宋仁宗朝历殿前都虞候及鄜延副都部署等，加观察使衔，跻身高级将领之列。石守信另一子保吉，以娶延庆公主的缘故，在宋太宗朝已授节镇。宋真宗朝，石保吉曾出任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景德初，宋真宗北上亲征，石保吉又承担护驾重任。其子从武者，也官至武阶中的诸司使[20]。
王审琦在宋初任殿前都指挥使，其九子皆以父荫补武职。长子承衍以驸马身份在宋太宗朝授彰国军节度，先后出知天雄军府、贝冀都部署等职，为河北驻军重要将领。次子承衎，历知延、代、并州等，“皆兼兵马钤辖”。王审琦其余诸子，则为西上閤门使以下武官。王氏第三及第四代后裔中，不乏诸司使及领刺史者[21]。
李处耘是宋初的枢密副使，曾多次参与用兵。其次女为宋太宗皇后，诸子皆继世为将，而以继隆、继和兄弟最为出名。李继隆“以父荫补供奉官”。宋太宗即位后，历河西行营都部署以及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将帅之职。景德初，宋真宗赴澶州，李继隆又率军护驾。史称“ 公二纪宿卫，四换节旄”，“功臣之号，凡三加焉”[22]。李继隆死后，与故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庙室，可见被视为一代最重要的武臣。李继和长期镇守边陲，在宋真宗朝出任殿前都虞侯，领端州防御使。李继隆另一弟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李氏第三代仍继续为将，其中李继隆之子昭亮，“四岁，补东头供奉官”。历北方前线守将，迁步军及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要职，成为又一代禁军大帅。李昭亮之子惟贤，历知冀州等，领遥郡团练使。李继隆从子昭逊，至供备库使[23]。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宋初功臣诸将不仅本人为当时禁军的重要将领，而且其子弟也因家门背景在武职上获得顺利发展，遂出现了几代为将的现象。
宋初功臣大将之外的开国将领，大致包括入宋后获得节钺者及以下将领，由于他们大多原本官爵不算显赫，与前朝关系相对较浅，因而受到赵宋王朝的重用。如王全斌、郭守文、尹崇珂、刘廷让、崔彦进、张廷翰、张琼、杨信、曹彬、潘美、党进、马全义、何继筠、李进卿、李汉超、李谦溥、荆罕懦、贺惟忠、李汉琼、刘遇、李怀忠、米信、田重进、刘廷翰及崔翰等等将领。他们虽在地位及特权上不及功臣，但因不断得到拔擢，加之人数更多，也涌现出很多将门世家，其中既有几代为将者，也有一世多人扬名军旅者，从而在总的影响上也超过功臣之家。其代表主要有杨信、何继筠、李汉超、李谦溥、王全斌、马全义和曹彬诸家。
杨信在入宋后，历殿前都虞候和都指挥使等要职。其弟杨嗣，是宋真宗时御辽名将，历定州及镇州路副都部署等，拜保州团练使。杨信另一弟杨赞，“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资朝著至牧守焉”[24]。何继筠在宋初长期驻守棣州，后拜建武军节度。其子何承矩在宋太宗和真宗朝，长期镇守沧州、雄州等要地，又兼河北缘边安抚使，为当时前线重要守臣。何承矩诸子也多荫补武职[25]。宋初名将李汉超长期镇守关南，授观察使。其子守恩，少随父从军。“汉超卒，擢为骁猛军校，累官至陇州刺史、知灵州”。后遇夏军伏击而死，同时死难者还有其子望之、其弟守忠等[26]。由此可窥见李氏将门一斑。李谦溥在宋初镇守隰州，官至团练使。其长子允则历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知镇州等，终宁州防御使；其次子允正先后任鄜延及镇定防区将官等，积官客省使、遥郡团练使[27]。宋初大将王全斌曾为征讨后蜀之役的主帅。其诸子多为武职，其中审钧曾任广州兵马钤辖等。王审钧之孙凯，在宋仁宗朝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等。王凯之孙诜，娶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28]。
马全义为宋初勇将。宋太宗时，其子知节以荫补供奉官，年仅十八岁便奉命监彭州兵。在宋真宗朝，先任鄜延地区统军官，后迁枢密副使和知枢密院事等要职，成为参与大政的武将最高代表[29]。据王安石记载：马知节死，其子洵美“终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另一子之美，“终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其孙辈十六人，其中“庆宗今为右班殿直，庆崇今为文思使、知恩州”[30]，皆为武官。
在上述簪缨世家中，最为突出者还是曹彬家族。对曹氏一门稍加考察，颇能加深对北宋高级将门的了解。曹彬出身后周外戚、亲信，但因入宋后表现忠谨谦恭，从而赢得三朝的信赖，先后出任征讨南唐的主帅和雍熙北伐的主力大将，两为枢密使，死后封王，与故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室，可谓极武将之荣。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据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31]记载：曹彬七子：璨、珝、玮、玹、玘、珣及琮，惟有玘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又以璨、玮及琮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以父任为供奉官，彬为上将，璨常从行”。在宋太宗时代，长期为前线守边。宋真宗朝，曹璨历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曹玮为宋真宗时西北名将，历知渭州、秦州及鄜延路副都部署等。天禧中任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后因遭宰相丁谓所忌，改定州都部署等，拜节镇[32]。曹琮也有与兄长相同的经历，后在宋仁宗朝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再度成为禁军三衙将帅[33]。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不少，但已不完整，并且事迹也多不详。现据史料考证可知，他们中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有事迹可述者主要有仪、僖、偀及修几人。据记载：曹仪迁军职至步军都虞候。景祐初，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34]；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为仪州守将；曹偀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夏战争中；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等，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35]。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36]；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37]。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38]。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曹佾之子评在宋徽宗朝曾任马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39]；另一子诱至安德军节度使，曾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马步军司公事[40]。曹诱之孙湜尚公主，继为武职[41]。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军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历任马、步军司主官[42]；曹琮之孙诗为驸马，担任武职[43]。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曚仍为禁军大将[44]。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又作曹濛，还有记载作曹矇[45]。据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46]可见曹矇当为曹曚之误。如作曹曚，便意味曹彬一门为将五代，若作曹濛，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从曹彬到曹曚数代统军，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2．遗臣故将及其后裔
北宋建国初，前朝遗臣故将虽因不属于赵宋勋臣、亲信，无法得到重用，但因一部分人得以留用，加之原本地位颇高，故不仅其本人在短期内扮演枢相、将帅的角色，而且其后裔中也不乏跻身武将者，这样也形成了一批将门。如魏仁浦、吴廷祚、符彦卿、韩令坤、慕容延钊、王景、郭从义、武行德、侯益、孙行友、赵晁及折德扆等等，其中以吴廷祚、慕容延钊、侯益及折德扆诸家为突出。
后周枢密使吴廷祚在宋初得到留用。吴氏共有六子，长子官至定州钤辖；次子历知成都府等，授西上閤门使；另一子元扆为驸马，授节镇，在出知潞州时，“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事”。其余子孙亦多为武臣[47]。慕容延钊在宋初迁殿前都点检，曾任荆湘之役主帅。其弟延忠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军都指挥使。其子皆为武官，其中次子德丰长期守延州、灵武等要地，加团练使衔；其从子德琛，“以延钊荫补供奉官”，曾任并代钤辖。慕容氏第三代后裔虽继续从武，但地位已降至使臣[48]。旧藩镇侯益五子，入宋后中除一人为文官外，其余皆居武职。其孙辈多为武官，其中侯仁矩在宋初历祁、雄二州刺史，“治军有方略”。侯仁矩子延广，在宋太宗时出任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以对付李继迁势力，后死于任上。其子孙仍多为武官[49]。
折德扆家族既是北宋将门的著名代表，也是旧藩镇和蕃将中的特殊世家。折氏出身党项族，五代时割据府州[50]。宋初，折德扆听命，遂继续留用。折德扆死后，其家门长期承担镇守府州重任，以防御西夏。其中折德扆长子御勋、次子御卿还获授节钺，五世孙可适为宋神宗和哲宗朝名将，历泾原副都总管等，迁步军都虞候，拜节镇[51]。史称：“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52]
3．宋太宗朝以后的各代将门之家
宋太宗朝以后，不断产生的将领队伍，其后嗣因同样获得各方面的特权和机会，这就为其从军为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遂不断孕育出新的将门之家。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在宋太宗朝至北宋末的将领家族中，不少都有继世为将的情况，如杨业、王超、高琼、范廷召、葛霸、呼延赞、丁罕、张凝、曹利用、冯守信、张耆、夏守恩、狄青、赵振、姚兕、种世衡、王珪、宋守约、刘仲武、苗授、和斌及刘延庆等等将家。像张凝在宋真宗朝至殿前都虞候，其子昭远则先后出任鄜延路兵马都钤辖及步军、马军都虞候等[53]，可谓两世为三衙管军；事迹不显的丁罕，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步军都虞候。其子守德虽无明确官爵记载，但据史称“能世其家”[54]可知，当继续从武为将。据王安石所书神道碑反映：冯守信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其子十三人中，虽多为下级武官，但也有至诸司副使者[55]。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死后，其子季孙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等[56]。而在他们中尤以杨业、王超、高琼、姚兕及种世衡诸家为突出。
抗辽名将杨业出身将门，入宋后任判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加云州观察使。杨业战死后，其子弟多迁补军职。其中长子延昭在宋真宗朝又以河北守将闻名，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及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加莫州防御使。杨延昭子文广，曾追随范仲淹于对夏前线，又“从狄青南征”。治平中，迁步军都虞候[57]。杨业一门为大将三世，是北宋将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超为宋太宗和真宗朝马步军都虞候，曾任河北前线主帅。其子德用在宋仁宗朝出为大将，入居枢相。王德用弟德基，官至延州观察使、鄜延经略使；德恭，官至蕲州刺史。“鲁公（王超）之孙二十八，皆以材武闻于时，继登显仕，或遥领州郡，或擢在横班。”[58] 其中王德用子咸融，官至眉州防御使[59]；王德用长子咸熙早卒，生二子，“伯讳泽，以强敏习知民政，累典州郡，终皇城使。仲讳渊，字巨源，结发为右侍禁、閤门祗候，七迁至皇城使、阁门通事舍人，更历烦使，出权陕州兵马钤辖”。王渊死，其子孙仍有继续为将者。宋人评价道：“观国朝以来将相大臣子孙保有其家室迨数世而不坠门法者，不十数家，而建雄军节度使、鲁国武康王公其一也。”[60]
同样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三衙大帅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更为突出。《宋史·高琼传》记载高氏有七子。其中继勋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又据王珪于熙宁时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情况为：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继和，崇仪副使；继伦，西头供奉官；继密，内殿承制、阁门祗候；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继元，东上阁门使、嘉州刺史；继荀，右侍禁；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继顒，左侍禁；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继敏，内殿承制；继昌，西头供奉官。高琼孙辈情况为：“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孙辈：“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孙：“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来孙：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61]。需说明的是，高琼孙辈以下任职情况，仅为王珪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者也不能显现。如高琼孙辈中的遵裕是西陲重要守将，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及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等，加团练使；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官东上阁门使、华州观察使等[62]。
姚兕之父姚宝原为普通武将，战死于定川砦之役。姚兕在宋神宗朝历鄜延路总管等，累迁东上閤门使、通州团练使。其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宋徽宗朝，姚麟迁至殿前都指挥使。姚兕之子雄、古，也是当时有名的边将。其中姚雄“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后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史称：“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姚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靖康元年，勒兵勤王，为河东制置使。姚古之子平仲，早年在西北为将，靖康间以领兵夜劫金营失败而被贬[63]。从姚宝算起至姚平仲，姚氏将门在北宋中后期凡四世。
种世衡为宋仁宗朝御夏名将，其子古、谔、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种古历知镇戎军及环庆路钤辖等；种谔历鄜延副总管等，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谊历熙河副将、知兰州等，加保州团练使。在种氏第三代中，种朴历知河州及安抚洮西沿边公事等，后战死；种师道“以荫补三班奉职”，历泾原都钤辖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从童贯讨伐燕京，为都统制。靖康时，历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及河北、河东宣抚使等，一时成为军中柱石；种师中至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靖康之难中，任河东路制置副使，战死沙场[64]。元人修史时指出：自种世衡后，种氏一门“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65]。
三
北宋时期，将门的情况已如上所述。如仅以《宋史》中的武臣列传为线索，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将门出身者在武将群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那么探究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的话，不难发现既有承袭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北宋本身制度和政策的关系。
自秦以降，文官在选任上呈现出日益制度化的趋势，如先后出现的征辟、察举、九品官人法及科举等选官制度虽存在许多弊端，但毕竟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渐发展完备。而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却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汉开国时的军功爵及唐宋短暂的武举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选举制度。因此，在选拔、任用武将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特别是世袭制残余）的影响更大。同时，文官队伍的培养有学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学、国子监及各类官私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文官。而培养武官的专门学校，却几乎不存在。这就造成军事才能的培养主要依赖军营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最后，武将的升迁传统上侧重于实效性的军功以及论资排辈，而较少考虑系统的文化素质及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武将之家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子弟生长于军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事活动。此外，传统上练兵习武还具有浓厚的保密性，甚至于传子不传女，这也使将门获得有利的条件。于是，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遂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这便形成将门出将的传统，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将时所承认：“将门出将，史有言焉。”[66]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募兵制度，从军遂更加职业化。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67]组成的军人地位低下，以从军为职业并赡养家庭，也只能以军营为家。北宋军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又少有其他谋生出路，于是举家从军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宋统治者从稳定军队和兵源的目的出发，也有意培植军人子弟安心军营。如宋真宗曾表态：“朕念取农民以实军伍，盖非良策。惟军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继世从军，但虑父兄各隶一军，则须分别，以此不敢应募，今可晓谕许隶本军。”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附和道：“此辈常从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闻见，又免废农亩而夺耕民，真长久之画也。”[68]韩琦在熙宁初也指出：“ 诸军多是弟侄子孙以父兄尊属在军，遂愿投本营同活；或无子孙者，即召本营人为舍婿，冀一身有托。更有堂从疏属有服外亲充军，后有卑幼补为人员。”[69]甚至还将战死者后代编入军中，所谓： “士死国，赙赏其家，涅其孤儿，使继衣廪。”[70]因此，军人、武官子弟深受军旅生活影响，自幼熟悉弓马，武将便成为其传统发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构成了孕育将门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举突出的例证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赞，在宋太祖、太宗两朝成为将官，以勇猛敢战著称。雍熙四年，呼延赞被宋太宗召见，他“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史称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呼延赞历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职，加团练使衔。呼延赞卒，其子必显又被擢为军副都军头[71]。可见其家满门从军，具有典型的传统将门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对武将上层又进行了拉拢收买，给予其家族诸多方面的优待。甚至采取了与其联姻的做法，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帅不仅获得了安保富贵的待遇，而且数家与皇室建立了婚娅关系，宋人对此大加赞赏[72]。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这一手做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拉拢上层武将的一种传统，以后北宋诸帝立武臣女为皇后几乎成为定制[73]。在此祖宗之法的庇护下，不仅一批批将领及其家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为其子弟从武为将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如前述李处耘、曹彬及高琼等将门之后，还在外戚身份的支撑下，长期把持禁军将帅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74]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76]，影响很小。如南宋人所说：“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77]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 “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78]。有学者指出：“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79]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子弟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获军衔，甚至未经战阵便为将官。如前述石守信长子保兴“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其余诸子更为年幼就荫补武职；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获节钺。而众多普通武将子弟在荫补等相关制度的鼓励下，同样有机会走上以武立身的发展之道。如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官，其子弟都可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如北宋中期将领赵滋，其父原为环庆路都监，天圣中战殁，遂“录滋三班奉职”[80]。大将刘舜卿之父生前为镇戎军都监，死于好水川之战。“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81]。类似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庆历二年，环庆部署司曾建议：战死将校子孙原录二、三人，今后对非战胜而死者，要求仅录一人。宋廷一时“从之”。但韩琦认为不合情理，“乞并如旧制施行”，当政者又恢复旧制[82]。这便说明荫补制度对于培植武将后备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造就了绵延不绝的将门。
第四，北宋时期的高级将领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条件，其子弟还有较多机会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如天禧初，閤门副使缺员，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閤门副使。”[83]治平中，朝议选拔宿卫将官，宋英宗道：“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杨文广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84]。张昭远和曹仪作为三衙大将张凝、曹璨之子，杨文广作为名将杨业之后，自然易为人君了解，其升迁也就迅速。同时，一些将帅子弟也因家门的缘故，增加了与朝臣交往的机会，较易得到他们的关注。如：咸平时，将领李谦溥之子允则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毕士安的推荐，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85]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战死后，其子季孙继续为将，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张耒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86]的诗句相赠；苏轼也曾举荐道：“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87]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又对将门的形成和稳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玮曾娶潘美之女；曹玮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88]；王超之子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89]；大将葛霸之子怀敏又娶王超之女[90]，等等。这种联姻自然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进和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当与其保持和其他将帅联姻有一定关系。张昭允原为大理评事，以娶潘美之女缘故，换武职。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怀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颇被亲信”，迁至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91]。可见张氏在将职上的发展，与潘美家族的关系颇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毕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袭及门阀制度，这就决定了将门现象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过度依赖家门功勋而缺乏战场锻炼，便不能不退化承担武将的能力，随着荫补资格的逐渐下降，纨绔子弟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挤出武将队列。因此，北宋两世、三世为将者不少，而三代以上为将者就相当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数将门，能保持数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数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门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撑。此外，其门规较严，处事谨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谨慎著称，其作风对后裔有极大的影响。史称其子曹璨“起贵胃，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92]，当非虚言。高琼则“善训诸子，使读书，率能自立于时”[93]。而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门之盛，则主要依赖长期对夏战争中军功的维系。
综观北宋历史，将门不仅在军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产生了许多有为将领，乃至名将，诸如曹彬之后璨、玮，李进卿之后延偓，杨业之后延昭、文广，杨信之弟嗣，韩重赟之后崇训，马全义之后知节，何继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凯，侯益之后延广，王超之后德用，赵振之后珣，种世衡之后古、谔、谊、朴、师道及师中，郭遵之弟逵，刘贺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珪之后光祖及稟等等，皆有相当的事迹可述[94]。
北宋将门中继世为将而人才迭出的情况自然存在，但这绝不表明将门出身者都属良将。事实上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平庸之辈，特别是在上层世家之中又更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审琦等高门子弟，依赖家世安享富贵，而又表现平庸的情况自不用说，其他许多将帅后裔无所作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对此仅通过《宋史》及《东都事略》中诸多武将列传的记载就可得到印证。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范仲淹所说：“ 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95]还有人反映：“近岁恩倖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96]明镐在巡边时则发现，“时边任多纨绔子弟”，甚至行军时还有倡妇同行[97]。这些将门子弟一旦踏上战场，便暴露出一副无能相，如韩琦所说：“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98]按：魏昭昞为宋初枢密使魏仁浦之孙、驸马魏咸信之子[99]，王克基乃功臣大将王审琦后裔、驸马王承衍之孙[100]。熙宁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帅，则唯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以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术。”[101]这种局面至北宋后期，并无改观。如宋钦宗也不得不承认：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的曹彬后裔曹曚，并无应付战事的能力，所谓：“曹曚戚里，岂识兵事。”[102]
结语
综上所述，将门现象在北宋时期十分突出，他们在当时的军队及国防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北宋将门中也存在诸如能力不断退化以及坐享富贵等痼疾问题，而较之以往相比，其程度更为严重。推究其因，则首先在于过多依赖家门和荫补的缘故。即隋唐以来，统治者虽在文官的选拔上逐渐注入竞争考试机制，但在武将的任用方面却多因袭传统，忽略了制度上的建设和变革，北宋又日趋狭隘和保守，这便难以激励将门的茁壮发展，也制约了武将队伍中人才的成长及交替。欧阳修对此评说道：“（将帅）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盗贼，唯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今国家求将之意虽切，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以至无人可用，则宁用癃锺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103]其次，又与北宋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有相当大的关系。武将群体在遭到文官士大夫集团长期压抑、歧视的情况下，文武之间形成鸿沟[104]，北宋将门在职业自信和荣誉感上遂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乃至于还出现其子弟转求文墨之途的现象。宋哲宗时，苏辙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105]第三，还在于长期对武将处处设防，束缚其行动自由，如实施“将从中御”及以文驭武之法，设置监军，使用“阵图”等等。这也造成了将家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的后果。于是，北宋将门中就难免形成浓厚的“八旗子弟”习气，便不能不对其职业角色产生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将门出将”本身也存在产生武人权势膨胀，甚至酿成事变的可能性。如果当政者对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赋予过大的统军权，而缺乏必要的制约，使得其长期主宰大军，或盘踞某一地区，家族因素和利益不断膨胀，遂不可避免要与王朝中央发生矛盾，便易于导致兵变后果的发生，前代这样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即使南宋时也出现了吴曦之乱。由此看来，北宋统治集团在推行“崇文抑武”国策，以及“将从中御”、“以文抑武”等举措的形势下，又处处防范和限制武人的权势，通常不允许某个，或某些武将世家长驻一地（唯一的例外只有折氏长期镇守狭小的御夏前线的府州，但其实力极为有限），更不允许长期把持一支军队，实行频繁的调动和更换，便使得“将门出将”现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从而杜绝了“将门”势力膨胀的结果。
注释：
[1]主要有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辅仁学志》13卷1、2期（1945年12月）；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王云裳《抗金名将刘锜家世考述》，《文献》1992年4期等。
[2]《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3]《魏书》卷六二《李彪传》；《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纪三十七》义熙五年三月，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4]《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
[5]《史记》卷一〇四《田叔传》，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
[8]《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
[9]《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
[10]《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
[11]《隋书》卷五二《韩擒虎传》。
[12]《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附讷、嵩、平、从》，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13]《新唐书》卷一三三《张守珪传附献诚、献恭、煦、献甫》。
[14]《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附愿、宪、愬、听、琢》。
[15]《宋史》卷二四二～二四三《后妃传》，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华书局点校本（各册出版时间不一，以下简称《长编》）。
[17]见《宋史》李处耘、韩重赟、罗彦瓌及王彦升等人本传。
[18]《宋史》卷二五〇《张令铎传》。
[19]《宋史》卷二五〇《韩重赟传附崇训、崇业》。
[20]《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传附保兴、保吉、元孙》。
[21]《宋史》卷二五〇《王审琦传附承衍、承衎》。
[22]杨亿：《武夷新集》卷一〇《李继隆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继隆、继和》、卷四六四《外戚中·李昭亮传》。
[24]《宋史》卷二六〇《杨信传附嗣、赞》。
[25]《宋史》卷二七三《何继筠传附承矩》。
[26]《宋史》卷二七三《李汉超传附守恩》。
[27]《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附允正》、卷三二四《李允则传》。
[28]《东都事略》卷二〇《王全斌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传附凯》。
[29]《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知节》。
[30]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三《检校太尉赠侍中正惠马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点校本。
[31]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东都事略》卷二七《曹彬传》；《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璨、玮》。
[33]《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琮》。
[34]《隆平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丙戌。
[36]《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曹佾传》。
[37]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38]王安石：《曹武穆公玮行状》，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39]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载于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六～七，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41]《东都事略》卷一一九《外戚传》。
[4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六～七。
[43]《东都事略》卷二七《曹彬传》。
[44]李纲：《梁溪集》卷五〇《乞种师道听节制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靖康要录》卷一、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46]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附元辅、元载、元扆》。
[48]《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钊传附德丰、德琛》。
[49]《宋史》卷二五四《侯益传附仁矩、延广》。
[50]《旧五代史》卷一二五《折从阮传》，中华书局1976年校点本。
[51]《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附御勋、御卿、克行、可適》；《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二一之八。
[52]《宋史》卷二五三“论曰”。
[53]《宋史》卷三二六《张昭远传》。
[54]《宋史》卷二七五《丁罕传》
[5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四《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勤威冯鲁公神道碑》。
[56]《苏轼文集》卷三一《乞擢用刘季孙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57]《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延昭、文广》。
[58]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〇《西上阁门使王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宋史》卷二七八《王超传附德用》。
[60]《苏魏公文集》卷六〇《西上阁门使王公墓志铭》。
[61]王珪：《华阳集》卷四九《烈武高卫王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高遵裕传附公纪、世则》；《东都事略》卷四二《高琼传》。
[63]《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附麟、雄、古》；《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
[64]《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附古、谔、谊、朴、师道、师中》、卷二三《钦宗纪》。
[65]《宋史》卷三三五“论曰”。
[66]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八《上执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引《两朝国史志》，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68]《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庚戌。
[69]韩琦：《改配诸军五服内亲事奏》，载于李之亮等《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七，巴蜀书社2000年版。
[70]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载于《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二·传记行状》。
[71]《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赞传》。
[72]王曾：《王文正笔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这可从《宋史》卷二四二～二四三《后妃传》、卷四六三～四六五《外戚传》得到充分的说明。
[74]《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附攽》。
[75]《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卷三一五《韩亿传》。
[76]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77]方大琮《铁庵集》卷二六《策问·武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宋史》卷一五九《选举五·补荫》。
[79]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7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0]《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
[81]《宋史》卷三四九《刘舜卿传》。
[82]《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乙未。
[83]《宋史》卷三二六《张昭远传》。
[84]《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文广》。
[85]《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丁巳。
[86]张耒：《柯山集》卷一二《送刘季孙守隰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苏轼文集》卷三一《乞擢用刘季孙状》。
[88]王安石：《曹武穆公玮行状》，《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89]欧阳修：《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一九。
[90]《宋史》卷二八九《葛霸传附怀敏》。
[91]《宋史》卷二七九《张昭允传》。
[92]《东都事略》卷二七《曹彬传》；《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璨》。
[93]《东都事略》卷四二《高琼传》；《宋史》卷二八九“论曰”。
[94]见《宋史》诸将本传。
[95]《范文正集》卷八《上执政书》。
[96]《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97]《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乙未。
[98]韩琦：《周历边塞陈利害奏》，载于《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二。
[99]《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溥传附咸信》。
[100]《宋史》卷二五〇《王审琦传附承衍》。
[101]钱顗：《上神宗乞择将久任》，《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百官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102]李纲：《梁溪集》卷五〇《乞种师道听节制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甲寅。
[104]参见拙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5]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七《进策五道·臣事上》，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苏辙集》本。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