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普通的观点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近代，异己的西方，凭借其坚船利炮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制度，打乱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被迫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求独立、发展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由“师夷长技”到“变法”，再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可惜学生没有超过老师，反而总是被愚弄、蹂躏。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反倒变法成功，脱亚入欧，反过来入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赢得了民族独立，所学习的，也还是西方的“真理”。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民族发展的道路渐趋明朗，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究其实，也在于把西方成功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特色相结合。
一言以蔽之，向西方学习，是当今乃至今后的一个长时段内，我们不可回避的道路。
就学术尤其是纯人文学科的视角来看，中国与西方，常常被归结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它一直是近现代乃至当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内部紧张。当“西学”和“中学”遭遇的时候，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豪情与近现代的弱势，会通过各种方式，在知识分子的心思和言行中涌现出来，于是有各种表现，乃至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另一方面，“中学”和“西学”的对立，在国人心中，又强化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维护中国的民族特色，也成为了一个神圣的任务，虽然民族特色表现何在等等，俱是问题。
向西方学习与弘扬古国雄风，既有联系也有矛盾。由之观察近年的儒教之争，读经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国学问题等等，无不与之有着种种内在联系。
一言以蔽之，古、今、中、西四个字，是中国近现代学人心中横亘的四维，剪不断，理还乱。
然而，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吗；西方，是中国的“他者”吗？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言語不通，形状不同，衣冠不类，嗜欲不似，制度不一，志意不合……而且，罗素曾经有过一句戏言：“中国似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1]这里所谓“原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中心观”所得出的原则。
然而，现在早已不是中西初识的阶段，而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即便我们承认如果不是西方的侵略打乱了中国正常发展的道路，中国自己也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已经走在了前面，我们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现在再闭关自守，没有出路。可以说，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西方初识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遭遇陌生的“他者”的景况。而如果从将来的眼光着眼，只要我们确定并不断完善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并确信本国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公约部分，就不应该视为西方独有的特色，不应该视为是本国的“他者”，虽然它是从西方开始。这个公约部分，决不可仅仅视为科技方面。
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想说明中国和“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想说明把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这个预设的诸多不合理性。因此，本文无意于纠缠二十世纪初、八十年代中，中西方文化论战中的许多观点，也不具体讨论“中国”、“西方”这个名称本身的模糊性。只是想着重强调，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他者”，要多向西方学习。往日、今朝之中与西，也许并非将来之中与西。
何兆武先生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认识，非常深入：学或科学，作为纯粹理性产物的知识（拉丁文Scientia或德文的Wissenschaft）而言，本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所谓真伪或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有精粗与高下之异，但无本质之别。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什么中学、西学之别，而只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习惯的不同。我们不应该把对客观事物的知识的判断与对主观的价值取舍的判断混为一谈。中西思维方式不同似也应从其两重性着眼：一方面是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其本身是否能被人类普遍的纯粹理性所裁可，一方面则是这一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使然[2]。
所谓“中学”与“西学”之间，其实有可以公约的“人类普遍的纯粹理性”，也有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习惯的不同”。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尤其是思维等等方面的长处。当然，首先需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有志的学人，那怕是研究中国古典方向的学人，也似乎应该在专业之余，尽量多学习西方的知识——不是为了立即有所得，实用，乃至挟洋自重，卖弄博学；而是为了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在今天的情势下，需要学人群自己给自己已经沉重的重担，再追加一份道义上的学习“西学”的要求，熔炼新的民族思想。
西方的知识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其思维，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借鉴。柏拉图，是古希腊的，也会是中国的；康德，是德国的，也将是中国的；罗素，是英国的，也该是中国的。中国的孔子、老子，已经被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甚至老子很可能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种研究、借用，在西方仍然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是这种研究所具有的开放性、世界性的眼界，是非常明显的——暂不考虑这种研究背后的“西方中心观”。而在中国，中西分科的特点还非常明显，甚至同在哲学系之中，中哲和西哲可以互相鄙薄，老死不相往来。希望这种局面能够逐渐改观。
简单地说，中国的学人，如果有中西互补的自我要求和努力，或许是民族之幸吧。至于中西贯通之类，那是“大家”之作，非小子所敢论。
那么，难道中国真的不是西方的“他者”吗；西方，真的不是中国的“他者”吗？
中西方的差别，未来的差异，决不可能轻易消除。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不少学人都以东方、中国作为“他者”，以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但是，这种把中国当作“他者”，就值得我们自豪，要高唱未来世界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这种醉歌吗？其实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想象中构建的异邦风情；而西方学者挑选出想象的中国，正是为了自己的理论诉求，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即使跳出了西方中心论，也不可能跳出自身考察问题的视角。
譬如安乐哲先生在《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一文中，颇有同情怀特海哲学的意味，为此他强调了中国古代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赞同葛兰言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定[3]。但是遵循安乐哲先生文中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找到葛瑞汉提及了中西方均有关联思维，西方直到“科学革命”之后才完全让位于因果思维[4]，似乎大可不必借中国来说事。而且，西方学者对于葛兰言之语似有不同认识，对“关联性”思维与有机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似乎也有区分，并有不同看法。
那么，中国的学者还要不要把西方作为“他者”呢？
这种意识还是必须要有的。我们需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理论诉求，而不能简单地追赶西方潮流。我们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决不是把西方的时髦理论，简单套用到中国的实际上来，食洋不化。
同时还需要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隔膜，已经越来越深，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补课，不然也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食古不化。在今天的情势下，需要学人群自己给自己已经沉重的重担，再补加一份道义上的学习“中学”的要求。我们不能成为无根的“自我”，那时就既谈不上“中学”，也谈不上“西学”，也无所谓“自我”与“他者”了。
因此，中国，一方面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也不是西方的“他者”。中国和西方在知识、思维等方面有可以公约的部分，也有因为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形成的偏重，有自身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只是在于提出问题，尝试清理古、今、中、西的纠葛，为志士仁人探索努力的方向，希望学人们勉力加深“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的知识，以求中西互补。
注释：
[1]转引自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37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
[2]何兆武：《“中学”、“西学”与历史文化传统》，载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序》，1—3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3]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4]葛瑞汉：《论道者》：359—364页（原书316—3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