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为作者的君臣关系系列研究之三，之一的《“圣相”李沆》已刊于《文史》第52辑，之二的《“平世之良相”王旦》已刊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包括本文在内，以上文章的日文版，均收录于《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另外，本文亦为2004年“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又收录于《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引言
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比改朝换代还难。这种与生俱来，又被后天所塑造的性格，有时候，可以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寇准的一生，有过富贵荣华，权势鼎盛，位极人臣，有过贬黜流放，落至谷底，匹夫弗如。跌宕坎坷，大起大落。这一切，绝大部分原因，是由其性格所致。作为士大夫，寇准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比较集中的，是《寇忠愍公诗集》三卷。[1]读其诗，观其行，我觉得他本是一个诗人，实在应当加入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行列，或者是应当与李白、杜甫为伍。不幸的是，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宋代，昔日那放浪山水，高隐林泉已渐成微音绝响。士大夫们奔竞于仕途，读书做官，成为读书人的必由之路。寇准为潮流所裹携，其身由己也好，不由己也好，总之是别无选择。然而，其生也幸，遭逢的是一个政治全面开放的时代，士大夫势力全面崛起的时代。由穷而达，这个时代，已使士大夫们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式的“修身齐家”，而是把视野投向“兼济天下”，欲舒展压抑已久的“治国平天下”之志。而时代也给予了宋代士大夫得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欣逢其时，使寇准顺利地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端，在君臣之间，展开了一番诗人以外的作为。
寇准其人，尽管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屡经波折，但在党争剧烈的宋代，却非议不多。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也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
寇准的政治活动，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真宗作为第一个正常继统的君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而寇准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活动，在新旧交替时期，对皇帝权力的走向以及中央政治的定型，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寇准个人的屡贬屡起，终不见弃的政治生涯，也反映了饶有意味的君臣关系。虑及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寇准的还不多，因此，本文在考察寇准的性格对其政治行为影响的同时，主要意在考察其政治行为在君臣关系规范方面的意义。
一
“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2]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登进士第，是年十九岁。这个年龄在有宋一代进士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3]尽管宋太宗取士，习惯于“临轩顾问”，[4]但这时的寇准似乎并未引起太宗的特别重视。而《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记载的“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书行在，辞色激昂，举止无畏。上壮之，命有司记姓名。后二年，进士及第，浸以贵显”[5]，似亦近乎不实之传闻。寇准进士及第后，就被授官大理评事，派往遥远的归州巴东县任知县。在知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才被调任大名府成安知县。[6]在两处知县任内，寇准颇有治绩。“其治一以恩信。每期会赋役，未尝出符移，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7]此后，“三迁殿中丞，调兵食于西夏。还，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遂给札试禁中，授右正言[8]，分直东观。中谢日，赐绯袍银鱼。罢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转盐铁蠲司判官公事。会诏百官陈边事，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赐金紫，判吏部东铨。”[9]此时，才真正是太宗与寇准君臣际会的开始。
但在此之前，君臣之间似乎已有接触。有一条较为隐密的史料，为各种史籍所不载，仅见于《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992）十一月丙辰条的注中。在这条注中，李焘引用北宋张商英撰写的《寇准传》云：“寇准通判郓州，得旨召见。太宗谓曰：知卿有深谋远虑，试与朕决一事，令中外不惊动。此事已与大臣议之矣。准请示其事。太宗曰：东宫所为不法事，他日必有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器，俟还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废之，一黄门力尔。太宗以为然。”李焘有些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故仅录于注中。但李焘的《长编》注文，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出于某种考虑，不便记入正文的史实，有时也以注的形式写出。比如，堪称千古之谜的“烛影斧声”事件。李焘把这条他认为“诬谤特甚”的有关寇准的史料放在注中，大概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而我则有几分相信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比较符合太宗其人的性格特征。在太宗后期，立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后党、阉党及朝中各种势力之间颇有明争暗斗。原拟立为太子的太宗长子元佐就被太宗废掉。而这条史料涉及的次子元僖，原来也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但到后来，也失宠于太宗，死时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这些都是见于《长编》正文的史实，可与张商英所记相参证。同时，这条史料也与前引寇准神道碑“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的记载相印证。至于太宗为什么特地招来寇准，大概是太宗觉得有兵变之虞，还是找一个局外人商量为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太宗无疑对寇准早已有所了解。以前，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宗与寇准之间那超乎寻常的关系。屡屡委以重任，最后又密询立储之事。看来似乎都可以从这件事上找出渊源。
对“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这件事，《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989）七月己卯条具体记载：
初，左正言、直史馆下邗寇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上器之，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准，当授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在君臣际会之始，太宗就对寇准极为赏识。当然，这种赏识，与寇准入仕后的政绩也不是不无关系的。从这一记载还可以看出，在官员任用时，太宗虽然征求宰相的意见，但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这也是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的强权政治的一个特征。
“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10]寇准性格耿直，颇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遇有不满，则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自己的这种性格，自己也很清楚。用他自己写下的诗来说，就是“孤立敢言逾素分”。[11]君主强权，臣子倔强，一起共政，冲突势在不免。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12]犯颜直谏，在历代史籍中屡屡可见，但到了动手拉住皇帝的衣服，强令皇帝坐下来听其意见的程度，似乎还不多见。一向强权的太宗恐怕也是初次遇见这样的臣子，怒不得恼不得。后来不管是想通了，还是故作虚怀纳谏的姿态，“上嘉叹曰：‘此真宰相也。’又语左右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魏征)也。’”[13]这也是一心想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无奈。
淳化二年（991），“岁大旱，天子以为忧，尝辇过馆中，泛以问。众皆曰，水旱天数也，尧舜所毋奈何。准独曰：‘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上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偏颇状。准曰：‘愿召两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诏召两府入。准乃言曰：‘某子甲作赃若干，少尔，罪乃至死。参政王沔，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顾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上顾问沔。沔顿首谢。即皆罢去。”[14]最初，太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寇准说“朝廷刑罚偏颇”而遭天谴。这样说，无异于指责太宗为政不明。同样是神道设教，借天威来压君威是人臣的惯用手段。在这里，实际上寇准挑战的对象是同太宗一体的执政集团成员。他所揭发的王沔，据记载，当时“赵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宽简自任，王沔怙恩招权，政事多决于沔”。[15]因此，寇准这样做，不惟冒犯主威，而且还冒犯当政权贵。冒双重风险，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然而，政治有时往往就像是赌博，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果然，对寇准的行为，“上大喜，以准为可用。遂骤进”。[16]这次“骤进”，《宋史》寇准本传记为“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从此，寇准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执政决策中枢，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从此开始。
寇准的性格，不仅与太宗时有捍格，与同僚也常有抵牾。与寇准同时出任执政，立班位于寇准之上的知枢密院事张逊，寇准就与他合不来。“逊素与准不协，数争事上前”。结果，遭到了暗算。有一天，寇准与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退朝骑马回家，在途中被一狂人迎着马首高呼万岁。这在当时，尤其在敏感的太宗那里，是极犯忌讳的事。当时的街使判佐金吾王宾，过去曾经被张逊保举过，所以，张逊抓住这件事，嗾使王宾上奏。当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准自辨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逊执宾奏斥准，辞意甚厉。因互发其私。上怒，故贬逊而罢准”。[17]涉及到皇位，太宗最为敏感，所以，罢免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即使是罢免，寇准与张逊也是有区别的。张逊被责授右领军卫将军，而寇准只是罢守本官，暂时被挂了起来。这期间，还让寇准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各荐举两个人担任京官。寇准自六月份罢守本官，到十月才予以差遣，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但太宗实在是特别赏识寇准。《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出知青州之后，接着记载：“上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否？’对曰：‘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累数日，辄复问。左右对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复召用准者，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上默然”，大概是一种宠爱而未得到回报的伤心。尽管如此，太宗也没有改变对寇准的赏识，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准又被召回朝中，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担任参知政事。对于寇准的再次起用，太宗特地向宰相吕蒙正作了说明：“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18]
寇准性刚，不容人，大概为朝中人所皆知，因此，在执政集团内，无论是宰相，还是参政，似乎都让他三分。在寇准出任参政的半年后，吕蒙正被罢相，参知政事吕端接任。吕端任相刚刚五六天，太宗就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这是太祖当年为了削弱宰相赵普权力的做法。但这次却纯粹是为了参知政事寇准才重新实行的。这不光是太宗的意见，而是宰相吕端首先提议的。史载：“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议，亦以慰准意云。”[19]被太宗誉为“大事不胡涂”[20]的吕端，主动避开寇准锋芒，而太宗亦乐为此事，这就使参知政事寇准的地位与权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参知政事“悉与宰相同”，作为一项祖宗法，亦被延续下去。《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在“参知政事”条专门记载了这件事：“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后来，王安石最初以参知政事的身分，能够得以实行变法，自然与此有关。
太宗对寇准相当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对讳莫如深的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也同寇准商量，并听从了他的建议。如前所述，在太宗后期，宫廷内外围绕着立储问题，斗争相当激烈。在太宗耳边吹风的，有后党，有阉党，还有朝廷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最初既定的太子元佐被废，继之既定的太子元僖又不明不白地病死，无不与上述的斗争有关。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太宗能屡屡与寇准相商，可见太宗对寇准信任之深。《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载：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他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关于这一记载的另一种版本则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是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驿召还，问后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固问之，公再拜曰：‘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上大悦，遂定策，以寿王为皇太子。”[21]不管真宗被册为皇太子是否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太宗与寇准商量立储大事，并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当可为定谳。这一点，另有史料可为佐证。《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994）九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除参知政事的乙亥条之前，载：“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于此后，李焘注云：“准言见至道元年八月。”亦即寇准刚刚从青州被召还之际。寇准于后来的真宗有拥立之恩，定策之功，故于真宗之世，虽几次遭贬，但从真宗个人感情上，始终对寇准眷顾颇深。至于最后没能阻止寇准被流放烟瘴，则是反映了皇权在政治斗争中的无能为力，与真宗个人无关。
在制度上，参知政事地位与权力被太宗大幅度提高之时，与寇准同为参知政事的还有张洎。此人是经寇准推荐成为参政的。史载：“初，寇准知吏部选事，洎掌考功。考功为吏部官属。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准益重焉，因延与语。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荐洎于上。”在政界，信任往往可以成为强化权力的润滑剂。由于有了太宗的信任，作为参知政事的寇准甚至可以插手参知政事的任命，援引同党。因太宗原来对张洎印象不好，在任命张洎一事上有些犹豫。但架不住寇准“数荐洎不已”，志在必得，太宗也只好任命张洎为参知政事。张洎“既同执政，奉准愈谨，事一决于准，无所预”。[22]张洎与寇准的关系，大体上反映了互为党援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内部的主从关系。
当时的执政集团，按后来攻击寇准的人说，宰相吕端和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荐引的。因此，对寇准，“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23]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到过“事一决于准”。特别是在人事方面，寇准尤为专权。在至道二年，行郊祀礼，内外官员依惯例加官进秩。寇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焉。”广州左通判冯拯因为过去得罪过寇准，所以，这次进秩时，寇准就把他排在了右通判彭惟节的下面。但冯拯在奏章列衔时，依旧把自己排在彭惟节的上面。寇准就以中书札子把彭惟节提到上面，并“切责拯”。本来就窝一肚子火的冯拯，实在忍无可忍，说：“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而向太宗上疏揭发寇准。冯拯的话实际上道出的大部分权臣弄权的基本特征，即借皇帝的名义弄权。这件事使太宗很恼火。他把宰相吕端叫来责问。吕端说：“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吕端所言，一方面是推诿责任，另一方面说的也是实情。的确，对于寇准，即使在执政集团内，众人也都是退避三舍。
寇准刚愎自用，不肯轻易认错。在冯拯这件事上，当太宗问起他时，他一口咬定是同吕端等人一起商量过的。这也许是事实。但以寇准那样的性格，当他提出意见之后，谁又能提出异议呢？寇准倒是觉得受了冤枉，争辩不已。太宗本想压下此事，就说，这件事如果拿到朝廷中去争辩是非，太伤你们大臣的体统了。但寇准则不依不饶，争辩不休。气得太宗说出了这样的话：“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意思是说，我让你下台阶，你却不给我面子，你怎么就不会像小鸟依人那样乖巧一点呢？寇准不仅不乖巧，而且又拿出当年扯着太宗衣服使之听他的意见的劲头，第二天又把一堆中书的档案记录抱到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不可。结果，使太宗彻底生气了，罢免了寇准的参知政事。[24]
作为政治家，应当说这次是寇准的错。他破坏了一个原则，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平衡。在传统政治的构架内，宰辅专权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虽然会有非议，但一般并不会危及其政治生命。然而，前提是，宰执如果力不足以钳制君主，那么就必须同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取得君主对其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然后，方可能以皇帝的名义，拉大旗做虎皮，发号施令。而一旦破坏了这个原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宰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专权的基础。这次寇准的失误，应当说是他那非政治家的性格所导致。
前面说到寇准用中书札子升降冯拯和彭惟节。在传统政治的权力运作中，中书札子的出现与强化，可以说是对皇权支配力的脱逸，实质上是对皇权的抗衡。因此，常常遭到来自君主，特别是来自试图强化权力的君主的制止。这次冯拯上疏时，把寇准颁出的中书札子也一同交给了太宗，因而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说：“前代中书以堂贴指挥，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宗的前代，即是太祖朝，所谓权臣当是指赵普。果然，太宗接下的话就指出了当年赵普专政时期的情形：“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贴势力重于敕命。”就是说比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敕命还有权威。这种事情后来被太祖所制止。因此，太宗质问道：“今何却置札子？札子、堂贴，大同小异耳。”参知政事张洎回答说：“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亦如京百司有符牒关刺。札子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对此，太宗说：“自今但干近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取旨后行。”[25]这实际上是一场君臣之间关于宰辅权力范围的讨论。张洎不愧是寇准所援引，而且，如前引史料所云，“捷给善持论”。作为执政集团一员的参知政事张洎，既是为寇准回护，又是在回护他所置身的执政集团的权力。结果，以强权的太宗，也没能废除中书札子，而是作了妥协，保留中书札子，但在颁行时，须经其批准。这就无异于肯定了中书札子存在的合法性。这种一来，也只是太宗作为强权君主可以控制，到了后世，所谓“奏裁”，亦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寇准被罢免参知政事不久，就被命出守地方，为邓州知州。这是寇准与太宗君臣际会的最后。因为此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去世了。寇准出知邓州，是他进入政治中枢后的第二次跌落。在邓州，他在《南阳夏日》一诗中写道：“世间宠辱皆尝遍，身外声名岂足量。闲读《南华》真味理，片心惟只许蒙庄。”[26]中国过去的士大夫，在政治得意之时，受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激励，出世心重，但当遭受打击政治失意之际，则往往心向老庄，神往林泉。在士大夫的这种两面性中，前一面是主流，而后一面不过是一种不情愿的无奈。比如寇准，虽然此时“片心惟只许蒙庄”，但很令人怀疑这里面有多少真意。他不会甘于寂寞，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吟：“休学严夫子，荒凉老钓台。”[27]的确，寇准是不甘心“荒凉老钓台”的。他在诗中所说的“世间宠辱皆尝遍”，实际上，到当时为止，刚刚三十六岁的寇准，宠则有之，辱尚未焉。只要他继续在仕途上跋涉，在政坛上搏击，那么，等待着他的宠辱，正未有穷期。这是寇准的性格所决定的。
寇准与太宗的君臣际会，是太宗在位的后期。我在读史时，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传统社会的历朝创业的君主，几乎无一不为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们所改造。把原本充满野性的、甚至是文盲的武夫，改造为合格的内圣外王的标准帝王。改造的方式，除了读经读史，潜移默化，更主要的是上言进谏。较之温和的读书，进谏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手段。这种改造尽管多数是得到君主本人的配合，但其间也充满着不少不愉快的乃至激烈的冲突。最终，桀獒不驯也好，刚愎自用也好，都统统被纳入了传统的为君之道的规范之内。宋代的太祖、太宗都不例外。在太宗后期，事实上这种君主改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君主的行为依然处于群臣士大夫的监督规范之中。前述寇准的牵衣之谏，天谴之诫，可以说都属于规范君主的行为。这种对创业君主的规范改造的行为，都对后世继统的君主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君主自律意识的增强，无疑为逐渐强化的宰辅专政消除了阻碍。
二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继创业君主之后，真宗是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真宗被立为太子，寇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太宗驾崩之际，寇准远离朝廷，没有参与当时激烈的即位之争，亦即对真宗的即位，并没有直接的定策之功。同时寇准也不是太宗为真宗选定的顾命大臣。这一切，决定了寇准还要被“晾”上几年。
真宗即位后没有立即起用寇准的原因，恐怕是在当时的宰相吕端。在太宗朝，吕端为相，寇准任参知政事，着实领教过寇准的专权独断。当时就处处对寇准退避三舍，而今既然不在朝中，对这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之人，又何必把他召来，自寻麻烦呢。而在吕端之后，前朝宰相张齐贤、吕蒙正和曾为真宗潜邸太子宾客的参知政事李沆相继为相，一时还轮不到寇准。然而，寇准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起用不过是迟早的事。实际上，不管真宗是感激寇准当年赞同他做皇太子，还是觉得他可担重任，总之，一直有起用之心。我们来先看一下真宗即位后寇准的仕履：“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门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时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真宗命准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28]从上述寇准的仕履可以看出，寇准实际上正一步一步重新接近权力中枢。
在传统政治构架下的人事任免，官员用舍，往往不能简单地说取决于皇帝，或者说取决于宰相。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还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反映形式——舆论。就是说，对一个人舆论反映的好坏，并不是单纯的毫无背景的，而是往往包含着某种利益集团的诉求。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在进行人事任免时，则不可能置舆论反映于不顾。这也是寇准迟迟不被起用的一个因素吧。寇准难容人，也就势必不易为人所容。不仅仅是在中央政治中枢如此，寇准在任地方官期间，也曾与同僚有冲突，被人告到朝廷。上述寇准的仕履中，寇准从知同州徙知凤翔府，据史载，就是“为通判刘拯所讼故也”。[29]至于刘拯因何讼寇准，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根据《长编》中的一条李焘的注文，大约此事与当时朝中的宰相张齐贤有关。注文引国史《张咏传》，说张齐贤“与寇准相倾”。[30]果真如此的话，从真宗即位第二年开始就担任宰相的张齐贤也曾是寇准进入权力中心的阻碍之一。在政治上某种结局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各种因素所汇集的合力的作用，而并非仅仅由于某个单方面因素。
由于寇准是前朝执政，又于真宗最初有拥立之功，并且在真宗即位以后，历任知开封府、权三司使等要职，卓有政绩。所以，几乎朝野都认为寇准肯定会担任宰相。寇准在知开封府时，曾向王禹偁的儿子王嘉佑询问外界对他知开封府所做所为的反映。两个人的对话如下：
准知开封府，一日，问嘉佑曰：“外间议准云何?”
嘉佑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
准曰：“于吾子意何如?”
嘉佑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相则誉望损矣。”
准曰：“何故？”
嘉佑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以太平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嘉佑所以恐誉望之损也。”[31]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不仅反映了外界的舆论，而且还反映了寇准的朋友对寇准的认识。王嘉佑因为是寇准的后辈，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但意思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即以您性格，与皇帝搞不好关系，因此还是不做宰相为好。对自己的性格，寇准很清楚，所以在听了王嘉佑的话后，称赞他有“深识远虑”。其实，这段对话，饶有深意的还在于揭示了一个并非秘密的秘密，即权臣专权，必须建立在与君主保持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用王嘉佑的话说，就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达到对权臣“言听计从”的程度。
景德元年(1004)，寇准入相。当时，前朝执政老的老，死的死，寇准以其年龄优势，为朝中仅存。特别是当真宗深所倚信的宰相李沆在景德元年七月薨于任上之后，又适逢北方契丹大举进攻，内无宰相，外有强敌，任用寇准为相，不管真宗是否愿意，也是别无选择，势在必行。尽管如此，鉴于寇准与太宗与臣僚曾发生的种种龃龉，真宗总是有些顾虑。《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条载：“李沆死，中书无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准，乃先置宿德以镇之。庚寅，迁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真宗接着问毕士安：“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便顺势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这时，真宗把他迟迟不用寇准的顾虑合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对此，毕士安向真宗做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毕士安的解释，可以说打消了真宗的一些顾虑，“不阅月，(毕士安)遂与准俱相”。
寇准成为宰相，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峰。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既幸又不幸。幸者，寇准实现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这个制高点上可以大展治国平天下的作为。不幸的是，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在读书做官几乎是当时士大夫的必由之路的环境下，寇准做到足以保证他得以优游吟风咏月的经济条件的官位即可，就像苏轼那样。因为在寇准身上有着许多作为政治家所不应有的缺陷。他性格耿直任性，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并且还爱许愿，让人领情。此外，又嗜酒如命。我常常有些思惑不解，寇准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典，为何在他身上见居然见不到一点儒家士大夫的温文尔雅，敦柔忠厚。《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援引的野史，记载了寇准入相后他的朋友张咏的反应：“张忠定守蜀，闻公大拜，曰：‘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畋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对于二人的关系，野史接着记载道：“张、寇，布衣交也。公(寇准)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我认为张咏说寇准“不及学”以及“不学无术”，主要是指政治经验与权术，而不见得是指一般知识与学问。
景德元年（1004）九月，与宋相持已久的契丹辽朝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32]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机，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寇准此时被任命为宰相，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契丹来势凶猛，寇准与毕士安“合议请真宗幸澶渊”。[33]面对强敌，真宗对亲征显得犹犹豫豫。在寇准的强硬坚持下才下定决心。史载：“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佯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34]寇准的这一席话，具有双重威慑力量。既指向王钦若、陈尧叟，又指向真宗。结果是无论谁都不敢承担“委弃宗社”的罪名，这才使亲征成行。
野史对寇准强邀真宗亲征一事记载得更富有戏剧性：“契丹犯澶渊，急书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大惧，以问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国危如此，岂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其说请幸澶渊。上不语。同列惧，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驾起，从驾而北。’上难之，欲还内。公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而大事去矣，请无还而行也。’遂行。六军百司追而及之。”[35]其实，真宗亲征并没有如此仓促，九月议定之后，十一月才出征。这是此条史料的不实之处。但对真宗畏懦寡断和对寇准举重若轻的描述，则是相当传神的。
真宗在亲征澶渊的途中，又有了动摇，再次萌生了南逃的想法。《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条载：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且宜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将入内，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准入对，上曰：“南巡何如？”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
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上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
读这段记载，总给我一种寇准联合武将高琼对企图南逃的真宗实行兵谏的感觉。看吧，寇准慷慨激昂，再申前议，高琼则威胁以士兵不从南逃。真宗面对的，与其说是辽军的威胁，不如说是眼前可能发生的兵变。作为皇帝，二百多年前唐玄宗西逃途中被迫缢死杨贵妃才平息兵变的事情，真宗是不会不清楚的。当他把似乎是求援的目光投向手持武器的侍卫时，没想到侍卫也站在寇准和高琼一边。在这种形势之下，真宗不得不从谏，断了南逃之念。从这件事也可以想像得出，为什么后来王钦若说的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的谗言一发即中，这实在是触动了真宗内心深处最为屈辱窘迫的一幕。
真宗一行在寇准等人的催促下，勉勉强强地总算到达了澶州。澶州城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真宗又不愿渡过黄河到北城去，因为直接与辽军对阵，而且，一部分辽军已迂回进入了河北，所以比较危险。史载：“天子北巡至澶州，虏骑已过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驻南澶州。准劝上北渡，以固众心，毋令虏得乘胜。上犹豫未决。”寇准向依然想南逃的真宗晓以利害，说：“今一旦弃去，(社稷)非复陛下所有，若盗贼因缘而起，陛下当何归乎？”然而，兵临城下，大概性命比皇位还要重要，因此，在寇准再次劝真宗北渡时，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寇准又动员了在真宗身边的武将高琼：“准谓琼曰：‘事当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琼曰：‘相公谋之庙堂，琼何敢与知？然相公所以谓上何？’准曰：‘今渡河，则河北不劳力而定，不渡则虏日益炽，人心不敢自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琼呼曰：‘陛下听寇准语，准所言是也！’”听了高琼的呼喊，本来已经打算回到内室的真宗，不得不回来，与寇准重新商量。这时，寇准就给高琼使眼色，让他带侍卫的部队先渡河。“准即眣琼，以其兵先渡”，同时“又自牵马奉上”。就这样，真宗等于是被寇准、高琼等人硬拉着过了黄河。[36]
皇帝亲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就是寇准之所以一再强迫真宗北进的原因。在真宗渡过黄河后，寇准又进一步让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寇准对真宗说：“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贼矣。”于是，“上因御澶之北门。将士望见黄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37]
在整个亲征过程中，真宗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寇准的勉强下进行的，所以极为消极。“上尽以军事委准”，他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了寇准。寇准也就当仁不让，“准因承制专决”。[38]实际上，在亲征之前，边事既开，就已经处于这种局面了。“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39]制度的变迁，往往是由变例到常例，而成定制。宰相参与军事，此时一开先例，庆历之后，便有了宰相兼枢密使之形态。而到了南宋，便成为不易之制。
寇准临阵掌兵，“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虏数千骑乘胜薄城下，有诏吏士迎击之，斩获太半。虏乃引退，不敢复逼。”真宗即使把全权交给了寇准，但能否取胜，心里没有底，当与寇准不在一起时，常派人窥视寇准的状况。史载：“会暮，上还宫，留准居城上。上使人视准何为，曰准方饮酒歌笑，上未尝不释然也。”[40]又载：“公在澶州，每夕与杨亿饮博讴歌，谐谑喧呼，常达旦。或就寝，则鼾息如雷。上使人觇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41]寇准如此举止，恐怕不仅仅是真的有类似曹操横槊赋诗那样的雅兴，而是为了安定君心与安定军心而故作潇洒，可谓用心良苦。当时的人把寇准比作之东晋淝水之战时临阵博弈的谢安。[42]
“相持十馀日，其统军达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达览额。达览死，乃密奉书请盟。”由于宋朝处于有利形势，所以一开始寇准并不同意议和。辽使“来请益坚，上将许之”。[43]这时，寇准打算提出很苛刻的讲和条件。即一是让契丹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契丹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这是连太宗想要完成都未完成的事业。但消极的真宗只想早点结束战事，这时又有人“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来自内部的掣肘，使寇准不得不同意与辽朝讲和。[44]
宋朝派曹利用为议和使者。辽朝最初提出条件，要求割让河北。曹利用说，这个条件我不敢回去汇报，可以每年给钱帛二十万。辽朝嫌少，第一次谈判没有成功。曹利用回来汇报之后，真宗因急于还朝，就交代了岁币的底线：“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但曹利用临出使前，又被寇准召去，对他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史书上描写，“利用股栗。再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45]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以三十万达成“澶渊之盟”后，在真宗那里又闹了一场近乎笑话的虚惊。曹利用结盟回来后，真宗急于想知道结果。当时，真宗正在吃饭，不便见人，就让内侍问曹利用。曹利用卖乖子说：“此机事，当面奏。”真宗再次派内侍问等在外面的曹利用，让他简单说个大概。曹利用不肯说，只是把三个指头放在脸上做了个手势。于是，内侍进到里边告诉真宗说：“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不禁失声惊叹：“太多！”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姑了事，亦可耳。”就是说，即使多也认了。由此也看出真宗急于摆脱不安境地的心理。后来得知是三十万，才转惊为喜。真宗把以三十万成约看成是曹利用的功劳，从此加以重用。[46]岂不知如果没有寇准的威吓，曹利用大概是不可能坚持以三十万成约的。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主持下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多以和亲的方式，用血缘关系来维持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以保持和平局面。大约从五代后晋向辽供岁币开始，[47]改用以经济关系来维系和平局面，而血缘和亲的方式则渐渐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随着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时期的到来，单纯靠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双边关系了，而经济意识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认同，似乎和平也可以用钱来买。这也是利益与和平的等价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以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告成，于宋无异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似乎人们并不如是观。因为这点钱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按后来的宰相王旦的计算，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48]用些须钱币换来百年和平，似乎并无不妥。而且，受各种情况制约，这种结果亦可以说是客观形势下的产物。在此之后，北宋末及南宋的几次议和方式，无不受“澶渊之盟”模式的影响。这也可以算作一项“祖宗法”吧。对这些和议的是非功过，我们似应尽量摆脱现代意识，从事件的历史渊源与彼时彼地的客观形势去评说。
“澶渊之盟”的成功，应当说是群臣同心同德的结果，特别是寇准与毕士安这两个宰相密切合作的结果。在亲征前，“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当下诏亲征后，“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49]后来，毕士安又扶病追至澶渊。二相同心协力，也使寇准的份量增重了许多。对二相的戮力合作，后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宋人吕中曾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50]元代的《宋史》编者也在卷二八一“论赞”中写道：“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巨敌。……景德、咸平以来，天下乂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
而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消极，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寇准的督促甚至是强求下做出的。因此，对寇准的行为，后来就有了正反两个角度的评论。曾主张真宗南逃的王钦若说：“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51]而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52]就是说，寇准把真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同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这里的“左右”，与现代汉语的动词“左右”语义相同。以能够左右天子为大忠，这大概是从宋代士大夫开始才有的观念。宋人还有类似的表达。南宋刘炎《迩言》卷七有“人臣以进谏为大忠”之语，可与之两相映照。“进谏”已是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的一种限制，而“左右”已超过“进谏”，可以说是对君主的行动的支配了。当然，同样是作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史弥远之于理宗，则无人认为是大忠。这里，评价的标准大概是左右天子的目的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同吧。寇准为政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力图并且实践左右天子的一生。但他之所以获得是正面评价，可能就与毕士安当年向真宗推荐寇准时所说的“忘身徇国”有关。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谈到“澶渊之盟”时，也说寇准“不以家谋，专以国计”。[53]
寇准临危受命，果然不负君望，更不负众望。写下了他从政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54]
三
经过“澶渊之盟”，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55]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览，实行宰相专政。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君臣关系上，寇准与后来的宰相王旦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谋求支持，而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君主。因而，彼此关系不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而是制与受制。不要说君臣之间，即使是普通的人际交往，长此以往，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最终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寇准性格上的致命弱点。寇准以独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功，被朝野视为大英雄。在这种氛围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发作或有所动作。而寇准的政敌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恐招致舆论谴责的灭顶之灾。然而，却潜伏着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正随着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远去，以及寇准大权独揽所蓄积的不满，正一天一天地临近。可怕的是，为成功冲昏头脑而得意忘形的寇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竟毫无知觉。
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惯例，论资排辈。“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56]或许是与此事类似的事，或许是同一件事，在野史中还记载：“章圣(真宗)尝谓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哉？坏国政者正由此耳。’”[57]
但寇准在人事任免上有着当时流行的偏见，即排斥南方人。这是从太祖开始就有的偏见。据说太祖曾立下过不用南人为相的祖宗法。后来，真宗朝宰相王旦也曾以这个祖宗法来阻止南方人王钦若为相[58]。景德二年，后来成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59]而在此之前，寇准对后来也成为仁宗朝名臣的青州人王曾，态度则截然不同。本来，按规定，“试文当属学士舍人院”，但“宰相寇准雅知曾，特召试政事堂”。[60]大概寇准又拿出了任官不用例簿的架式，结果，将作监丞王曾被任命为著作郎、直史馆。对南方人存有的偏见，也许寇准一生都没有消除。他在后来任枢密使时，进士赐第，真宗本来已经准备让江西人萧贯居第一为状元，但为寇准所反对。他反对的理由直接了当：“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对此，史家评论说：“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61]这大概也是寇准与出身于南方的王钦若一直不和的一个原因吧。《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载，王钦若因“素与准不协”，当寇准任相时，“累表愿解政事”，真宗“为罢资政殿学士以宠之”。但寇准为了贬抑王钦若，“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寇准的做法与他当年在太宗朝贬抑冯拯完全一样。结果，也被王钦若告到皇帝那里。也许是因为寇准正值权力鼎盛，又同样深得真宗信任，对这件事，真宗没有像太宗那样追究寇准，只是给王钦若在“资政殿学士”的头衔上加了个“大”字，提升了他的立朝班序，算是摆平了这件事。
这一时期，寇准正逢盛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他经常把两制等高级官员邀到他的府邸聚饮，当喝到“酒酣气盛”之时，常常把大门一锁，强留下客人，通宵达旦地喝酒。[62]
“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寇准独裁，又得真宗信任，一时权势如日在中天，自然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嫉恨与攻击。这正如《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所云：“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前面说过，宰相专权的最稳固的基础是君臣之间“相得皆如鱼之有水”一样的密切关系。如果要想打击哪个宰相，最能击中要害的，莫过于离间君臣关系了。景德二年，有一个叫申宗古的平头百姓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诬告寇准勾结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真宗本来即位就充满曲折，对这样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寇准大为不安，一时又无法辨白。这时，与寇准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挺身而出，“力辨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63]这才使寇准安定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寇准深得真宗信任之时，所以还构不成对寇准的致命威胁，但很难说事件在真宗心里丝毫未存芥蒂。
寇准的政敌们一直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击寇准。《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条载：
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
在澶渊亲征之前，有人曾问过寇准的打算。寇准说得相当壮烈：“直有热血相泼耳。”现在，这句话被政敌抓住把柄，说他“无爱君之心”。并且进一步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这些话一句句都刺到真宗的心上，触到了真宗所不愿想的隐痛。由王钦若这样的有地位的人引经据典来挑拨离间，远较申宗古那样的平头百姓有力得多。王钦若的一番话，可以说成功地离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君臣关系。
一般说来，皇帝不能并且也不敢毫无正当理由随心所欲地罢免宰相、执政大臣乃至普通官员。必须是在屡有臣僚弹奏进言或是舆论恶评之后，形成了某种罢免的氛围与理由，皇帝才有可能行使其罢免权。皇帝行使罢免权，也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皇帝本身对要罢免的人不满，乘有人进言而捎带一泄私愤。这种罢免还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皇帝个人意志。另一种情况是，皇帝对要罢免的人并无恶感甚至是宠信的，但经不住别人的屡屡攻击或舆论压力，不得不罢。这种罢免并不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是违反了皇帝的意志。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在皇帝的罢免命令的背后，都具有朝廷内政治势力间角逐的印记。同样，皇帝行使的任命权亦是如此。
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三月，被派知陕州。我在前面曾说过，任何结果，都不是某种力量单独作用形成的，而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导致寇准罢相的，不仅有来自王钦若以及申宗古等人的恶毒攻击诬告，还有由于寇准的专权而导致同一执政集团内部对他产生的不满。寇准“举措多自任，同列忌之”。舆论往往是一个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晴雨表。寇准罢相过了将近半年，真宗还说：“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曾被寇准压制的冯拯，在寇准罢相后成为参知政事。这时，他接上真宗的话说：“吕蒙正尝云准轻脱好取声誉，不可不察。”[64]冯拯落井下石，可谓出了口恶气。
在景德二年申宗古诬告寇准时，尚有同时为相的长者毕士安为之辩护。当年十月，毕士安病故，寇准便失去了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
此外，抛开各种不利的舆论因素，寇准的罢相，应当说还与“澶渊之盟”后，进入和平环境，朝廷的政策转变有关。从前述寇准任官不用例簿，不循旧制看，他是一个不大守成规的人。这在非常时期并无不可，但在需要守成的时期，则有点麻烦。所以，无论是真宗也好，还是执政集团也罢，选中“遵法度，重改作”[65]的王旦为相，取代了寇准。这大概也是从寻求朝野安定的大局出发的吧。
寇准有政治家的作为，却缺少政治家的心计。一如他那诗人本色，率心由性，得志之时忘形，失意之时放浪。当他从政治的峰颠跌落后，他的表现一方面是放浪形骸，一方面是谋图东山再起。
寇准出知陕州后，基本上不理政事，终日宴游。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失意有关，但也与多年沿袭的旧习有关。《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1007）六月庚申条载：“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戊寅条，还记载有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
寇准终日宴游，不过是借酒消愁，以掩饰或者说冲淡其在政治上的失意。他曾写下过《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66]“痛饮能令百恨开”，包含了相当深的感慨，而这些感慨都需要酒精来排遣。只有到了“腾腾须入醉乡来”的境地，似乎才能体会到政界以外的“天真高趣”。此时的寇准，情绪很低沉，颇有报国无门的感叹。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闲心终不忘鱼钓，淡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67]老庄思想，可以说是为积极入世的中国读书人在济世不得的时候，预备的精神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之所以很少有因政治绝望而自杀者，大概要归功于老庄预备下的这个适足以自我调节的精神乐园。而中国读书人又很少甘于终生归隐，老死林泉。老庄设置的精神乐园，不过是他们在失意之时进行精神调节的暂时落脚之地。就寇准来说，他意识到：“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尽管寇准有激流勇退的念头，但对过去曾有的辉煌毕竟难以释怀。所以，他接着前面的诗句写道：“林风惊断西窗梦，一夜愁声忆翠微。”[68]此时的寇准有很多梦，而且多数是重返政治中枢之梦。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述：“魂梦不知关塞外，有时犹得到金銮。”[69]
寇准一直存在着重返政治中枢之梦。实际上，对寇准这个重要人物，谁也未曾忘记过。在他罢相刚好一周年的时候，真宗特地把他召到京城谈话。[70]寇准此时也许燃起一丝重新起用的希望之光，因此在京城逗留了十来天。最后看没什么动静，才怏怏而去，返回任所。也许真宗有心起用，但他一个人并不能完全左右政治，大概终因有人反对而作罢。
与在太宗朝被罢免时的情形一样，在重返政治中枢的道路上，寇准又开始了相当漫长的跋涉。
在知陕州时，《宋史》本传记载寇准“从封泰山”。实际上，这是寇准自己要求跟真宗一起去泰山封禅的。《长编》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庚戌条载：“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表请从祀，诏可。”在“澶渊之盟”后，真宗这个并非以打江山起家的君主，试图向内外宣示其皇位受命于天的正统性，与王钦若出的得天瑞的馊主意一拍即合，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降天书封禅的闹剧。[71]寇准此时未在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在态度上，寇准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天书之类的鬼把戏。但尽管如此，他特地上表要求“从封泰山”。其目的不外是为了接近皇帝和权力中心，可见他是煞费苦心。果然，寇准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从封泰山”，迁官为户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又改派至北方重镇，后来宋朝的北京，任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兼驻泊都部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阴时，寇准特地遣官去行在。这自然也是为了讨好真宗。[72]
寇准知天雄军，流传有一件逸事：“契丹使尝过大名，谓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曰：‘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73]由此亦可看出，寇准其人爱面子之一斑。寇准在天雄军，还有一件事让真宗抓住了话柄。《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丁丑条载：“知天雄军寇准言：‘振武军士援送契丹使过境，已各给装钱。’上谓辅臣曰：‘寇准好收人情，以求虚誉，卿等今见之矣。’乃诏谕准不当擅有给赐。命备钱偿官。”在寇准罢相时，真宗就说过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的话[74]，这次寇准弄巧成拙，再次印证了真宗的这种不良印象。此亦可见寇准胸少城府。
印象归印象，重用还是要重用，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大中祥符五年，“河北颇有盗贼，而奏报不实，又不即时擒捕”。鉴于此，“诏知天雄军寇准都大提举河北巡检”。[75]在此之后，也许是寇准为了改变印象，在是年年末，向朝廷报告“狱空”，来说明他勤于吏事。在中国古代，除了征收赋税，大概处理民事案件是地方官的最主要的工作了。而“狱空”，则说明治安良好，民无讼事，是最能体现地方官政绩的事情。对此，真宗下诏嘉奖。[76]大约此时，寇准迁官为兵部尚书。[77]
也许是由于寇准在治安管理方面成绩卓著，也有可能真宗了解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不致于当真宗不在京城期间，勾结其他亲王夺其皇位。所以，在出幸亳州时，任命寇准为权东京留守。[78]寇准终于回到了天子脚下。时为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走到这一步，寇准花了将近七年时间。好在他有年龄优势，还不致老态龙钟。
寇准成为权东京留守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寇准很快将被重新起用。果然，过了大约半年，寇准入朝，被任命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使、同平章事，在宋代被称为“枢相”，与宰相有着同等的地位，只不过分工主管军事而已，比仅仅为枢密使在地位上要高出许多。寇准八年来谈不上卧薪尝胆，却也是朝思暮想，总算又重返到政治决策中枢。这是他第三次进入执政集团。寇准这次重返中央政坛，与宰相王旦的推荐有着直接关系。寇准与王旦是同一年进士，并且两人在彼此进入中央政界以前，就已经关系相当密切。[79]在宋代，除了产生过特别的恩怨，一般同年进士都会互相提携，而自然形成一个荣辱与共的政治集团。
四
寇准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就被罢免枢密使，出守外藩，又一次被迫离开了政治中枢。尽管政界的升降沉浮，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各种政治派系互相角逐的结果。但从政治家自身来看，与其性格因素以及政治策略也很有关系。寇准凡事率性而行，不讲究策略，到处树敌，则是导致其在执政集团内站不住脚的主要因素。
在王旦的推荐下，寇准成为枢密使，入主西府，与宰相王旦对掌二府。两个人本应像当年寇准与毕士安那样，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同时，或许还有对这个接替他为相的王旦，过了七八年才把他拉入执政集团总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找些麻烦。史载：“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也许是一报还一报，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碍诏格”。“吏得之，欣然呈之旦”，前些天因“碍诏格”而受罚的吏人大概觉得总算抓住把柄报复寇准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却送与枢密院”。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而没有报告给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后，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80]
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印，寇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