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温泉，男，字源春，号田畔居士，1939年6月11日生于福建省顺昌县，祖籍长汀县。1965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在学期间，曾主编诗刊《凤凰木》。1958 年开始创作，发表诗歌40余首、对联20余副、文艺评论及新闻报道多篇，散文、小说在地方获奖多次。现为闽北客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
（一）杨时故里的新文化义举
将乐县向有“文化之邑”美称。不仅在宋朝就有文化大家杨时，而且其后还有杨时的儿子以及冯梦得等等一大批文化明星，直至如今，仍是文人荟萃之地。
将乐县正在建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文化新邑。将乐县客家联谊会、将乐县客家文化研究会于1993年杨时诞辰940年之际，举办了第一届杨时研讨会，如今（2007-09-11）又举办第二届杨时研讨会。这是将乐县建设新“文化之邑”，促使新“文化之邑”焕发更加灿烂光芒的众多举措之一。将乐县改革开放以来，一手抓经济建设，使将乐城乡经济空前繁荣，同时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显示了新姿态，展现了新风貌，卓著的业绩日新月异，光彩夺目，令人惊叹。研讨杨时，是挖掘、保护、继承与光大本县和我国古代文化精华的重要举措之一。挖掘、保护、继承和光大杨时文化精粹，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元素之一，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展示将乐的文化底蕴，增浓文化氛围，发展将乐的文化旅游，吸引投资等事业，也有利于将乐、福建，以至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目前和今后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有益。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研究杨时，借鉴杨时，超越杨时，让将乐这个“文化之邑”展新图、显新貌，在地球上放出更夺目的光辉，这就是将乐研究杨时之路和目标。
（二）杨时值得崇敬、纪念、颂扬、学习
杨时（1053—1135）将乐县人，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他是当时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至今仍有许多闪光点值得崇敬、纪念、颂扬、学习。杨时4岁开始读诗书，8岁就会吟诗作文，15岁潜心研读经史，曾游学邵武。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此前，他就在将乐含云寺讲学、著书。之后，他一边为官，一边专心研究理学、继续著书立说，又把求学于程颢、程颐的学习笔记整理成《二程粹言》；他写许多奏疏、诗文，不仅言治国利弊之实事，反映民生疾苦，而且充满理学，告老还乡之后，在故里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他“倡道东南”，师承“二程”，以儒学为核心，吸收释、道精粹，又吸收当时其他学者，如张载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光大洛学，“传之沙县罗从彦，再传延平李侗，三传而及朱子，开闽中道学之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他是“程氏正宗”，又是“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是中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杨时的哲学思想，在杨时健在时就对朝鲜和日本影响很大。杨时的理学为中国哲学史建立了一块丰碑。
杨时是宋朝很有建树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职，任过浏阳、余杭、萧山等县令，任过朝廷的秘书郎、著作郎、国子监祭酒、左谏议大夫、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死后高宗赐“左太中大夫”，谥文靖。他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秉公办案，刚正不阿；反映实情，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蓄水灌田。他在朝廷任职时，不结党营私，不党同伐异，而是不畏权势，据理直言，积极抗拒“金”的侵略，维护国家统一，不乏爱国之举。他对内政外攘、德治法治、发展生产、正确处理生产关系等方面，都有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主张和业绩。他的主张和业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巩固封建统治又体恤民情，在自己行政能力范围内，忠实履行自己的理学主张和职责。
杨时与建阳人游酢树立了“程门立雪”的尊师敬道楷模。他一生既虚心拜师孜孜学习，又兼收并蓄刻苦钻研，有所创建、尊师超师；他又一生诲人不倦，多处办学亲授，传道育人；也十分重视家教，自立家规，要求严格，把五个儿子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之人。
杨时是宋朝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令人肃然起敬。杨时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他“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辩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经义可以开来学于后世。”杨时尽管积善积德一生，但他对自己还不满意，他在《齿落抒怀》诗中写道：“身上萧条事事空，齿牙凋落剩衰翁。渴心尚欠冰凌解，病骨长思药力攻。文几倦亲尘土暗，断编慵理蠹鱼封。南床稳卧陶公宅，枕上悠扬一榻风。”他的老师说：“圣人济物之心无穷，而力或有所不及。”（《二程粹言·人物篇77》）杨时毕竟是人不是神，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世间的好事要大家来做，世间的恶事要大家来除；一个人，只要他尽善尽力而为，就对得起天理良心、对得起祖先和父老乡亲了。
总之，杨时值得我们崇敬、纪念、颂扬、学习。现在，不仅将乐故乡人崇敬、纪念、颂扬、学习他，他任过官、办过学、讲过道的地方的人都在崇敬、纪念、颂扬、学习他。
将乐有这样的宋代文化大师，是将乐人的骄傲，也是顺昌人的骄傲。理由有三：
1、顺昌县是将乐县的邻县。将乐古代文化和杨时文化及其延续文化对顺昌影响很大，而且是相互影响的。
2、顺昌是将乐的儿子。将乐在三国东吴永安三年（260年）置县，属建安郡，为闽越早期置县的七个古县之一。唐贞观三年（629年）拆将乐东南两乡置将水场。垂拱三年（687年）分南乡将水口为蠲科镇。景福二年（893年）改为将水镇，后又改为永顺场，隶属建州。五代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永顺场才升为县。因“县有顺阳乡，水有顺阳溪”而名为顺昌。（注1）
3、传说顺昌县元坑镇漠武村是杨时出生地。传说有孕的杨时之母得梦，天上“文曲星”下凡来投胎，算命先生命书箴告：“择居古镛岭，生在十里潭；七岁返故里，家声世泽长。”又箴告：“……恩父乐居弥勒肚，慈母分别十里潭；……”因谟武上三里下七里听不见水声，被称为“十里澄潭”，杨时父母就搬到谟武居住生下杨时。杨时长到七岁举家要搬回古镛岭那天，其父突然急病死了，就葬到顺昌城东溪南“弥勒献肚山”，至今那山仍叫“弥勒肚”（注2）。这当然仅是民间传说。据史载，杨时之父杨殖于元佑五年（1090年）去世（是时，杨时已37岁了），葬于将乐龟山，后因龟山脚建机砖厂，继而又建龟山村，杨殖墓于1988年春迁到将乐水南镇乌石山麓，与杨时墓相邻。但民间传说可以证明杨时对顺昌的影响，他至今在顺昌人心中还有崇高的地位。今顺昌姓杨的有三四百户，都自称是杨时后代，在元坑镇谟武村及郑坊乡较多。
杨时还是客家人的骄傲。因为杨时也是客家人。杨姓是中国第6大姓、将乐县第3大姓。杨时是杨震的后裔（注3），属“四知堂”。杨姓来源，有7种说法。一般认为两种，《姓篡》说是以国（封地）为姓，《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是以官得姓。但有一个共同采认的事实——杨姓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子孙，当然更是黄帝的后裔。（注4）《姓纂》载：“周武王子唐叔虞封于晋，出公逊子齐，生伯倩（侨），天子封为杨侯；子国，以国为姓。”杨国在今山西洪洞东南一带。对于伯桥为杨姓氏得始祖这一点，《唐书宰相世糸表》有不同看法。《唐书宰相世糸表》认为：周宣王之子尚父，被封于杨国，是最初以杨为姓的人。春秋时，晋国灭杨。杨成为晋武公孙子突的封地。突被称为羊舌大夫。突的孙子肸（字叔向，又称叔肸），以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人称杨石，又叫杨食我。春秋周敬王匄六年（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舌氏，伯石的儿子逃往华山仙谷，遂居华阴（今陕西省），称为杨氏，史称杨氏正宗。（注5）
杨姓最早的繁衍地在山西洪洞一带。春秋时亡国后，王室后裔逃往陕西弘农、华阴一带。战国时，杨伯侨第十六世孙杨章任秦惠文王的左庶长，因战功显赫被封为华阴侯，杨氏从此再次崛起。山西华阴成为杨氏的发祥地，杨章被尊为华阴杨氏开基祖。故有天下杨氏“源于三晋”、“杨氏出关西”之说。东汉时，关西华阴的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名动天下。杨震（59-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弘农杨氏是一个名门旺族。他在东莱任太守时，昌邑（今山东省巨野东南）县令王密为了感谢他的举荐之恩，深夜到驿馆拜见，以10锭黄金相赠。杨震十分生气，毅然拒绝。王密说：“夜黑人静，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后人，杨氏子孙以“四知堂”作为自己的堂号，激励子孙洁身自好。东汉杨昌时，华阴杨氏开始向外播迁。西晋末年始，杨氏后裔逐渐渡江南下，扩散于南方诸省。五代时，杨伯侨第五十四世孙杨荣(字子江)的先祖从夔州顺长江而下，迁居江州湖口(今江西九江)。杨荣考中后唐（923-936）进士，官任镛州（今将乐县）司户。杨荣任期满时因时局动乱，回籍路途阻塞，选择在将乐县城北郊龙池团杉田里定居，成为将乐杨氏开基祖。杨荣有2个儿子，即杨胜达、杨胜远。长子杨胜达有5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杨明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杨时的祖父。杨时的父亲叫杨殖。杨时在《先君行状》中说：“自皇祖而上，世为农家，至先君始励其子以学。”（注6）
杨时后代，在外省（次子杨迥死后葬于江苏宜兴；第三子杨遹长年居住在常州，死后葬于江苏江阴）、三明市地区漳平地区各县、在顺昌县……都有，而且有到海外发展的。现在杨时后裔又有几十代了，有人宣称他是杨时后的第58代（注7）。客家人崇文尚德，尊师敬道，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家教严格，诚实直爽，刚正不阿，助人为乐，开拓进取等等精神品质，与杨时有文化上的先后相互影响。
（三）杨时值得研讨
杨时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力、财力去研究。一是我们要出版、研究普及他留下的大量著作（著有〈礼记解义〉、〈列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经义辩〉、〈解字说〉、〈二程粹言〉、〈龟山集〉等，体现他对理学和文学的贡献）；二是要研究他的清正廉明、依典执法、敢揭弊端、宽政仁民、体察实情的政绩；三是要研究他正已育人的言行和方式方法（特别是进行德育的家规、学规的可操作性）；四要研究他所处时代状况，认识他这位文化巨人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经济、政治、文化……周边国际环境等）；五要研究他对后世的影响；六要研究他在今天的意义。
研究杨时，既要站在宋朝历史阶段的角度去研究，又要站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去研究，一句话，要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去研究。
研究杨时，既要肯定他对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其时的先进性（他“洛学南传”，传至朱熹，把儒学发展到高峰，其理学成为元、明、清的官方和民间思想核心体系），又要用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知识以及伦理要求）、现代法制要求去衡量、去品评。
研究杨时，既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也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阶段性质区分法简单地去任意定格。前面说过，挖掘、保护、纪念、研究、颂扬杨时，不仅有利于展示将乐的文化底蕴，增浓文化氛围，发展将乐的文化旅游、吸引投资等事业，而且有利于将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和谐小康社会建设加快速度。杨时著作等身。其著作，一是激活我们理论思维的资料（哲学著作、政论著作、家规、书院规等）和形象思维的资料（诗词等）；二是理清理学发展脉络环节不可或缺的资料；三是含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文化的有益元素和值得借鉴的方式方法。我想，古今中外人间，不完全同，也不完全异吧？“善言古者必援今，善修辞者必揆诸理，审时世之异宜，合皇王之一道”（注8），这也是“理一分殊”吧。
杨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主张民本和谐思想。发展二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之源，人性即理。又吸收张载“气”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为一气。他对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创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学说，使北宋理学更加系统化。
杨时理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庸”。中庸的核心是爱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和愿治相结合等。民贵就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财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己”、“盖天下之是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事则事无不济矣”（《杨龟山先生集》卷四）；民为邦者，统治者必须爱民，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杨时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执法、变法的主张。“愿治”就是要辩忠邪，举贤才，“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中庸待人”（《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始见于杨时和程颐关于《西铭》主旨的讨论。在杨时看来，“理一分殊”的关系就是仁和义的关系，理一为仁，分殊为义，仁是本体，义则是本体之用。这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理一而分殊”。据此，人人都应当有共同的仁爱之心，又应当爱有差等。杨时通过这一阐释，从人生哲学方面论证了儒家道德准则的神圣性。他对此说的创造性发挥，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开创了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杨时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杨时以诚为核心，赋予诚意直心、忠信、自然随顺天道的内涵，反对私意，争胜急利之心以及权谋机巧，并将诚意上升为天道，以天道自然说明人道自然，其范围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论“诚”的框架，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与认同都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
儒学发展到宋朝，产生了各种学派。上个世纪不少人简单化地以谁是唯物主义（还分含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等）、谁是唯心主义（还分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杨时，自然被定格在客观唯心主义），进行或褒或贬，进行人为切割分离，客观上制造对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的敌意，造成对一些古文化和古文化人予以歧视、予以遗弃、予以扼杀，造成一些古文化中对今天建设新文化有益的元素被埯埋。我们今天要把它们（他们）挖掘出来，重新检测、鉴定、利用，创造继往开来文化思维生动活泼的局面。
“理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程朱理学”；广义的既指“程朱理学”，也指“陆王心学”。理学萌芽于中唐以后，至宋朝，“二程”、杨时及其后续以及把儒学发展到最高峰的朱子理学体系，直到清朝逐渐衰微。它的产生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转折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也与当时中国外部政治影响、外部文化影响（如佛教）有关。理学自南宋末起，程朱理学派成为主流理学派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钦定的官方正统之学。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发展，使儒学思辩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但理学内部不断分化，宋朝学派林立，在“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就有反对派，浙东学派就斥之为空谈天理、性命、人欲、义利的“虚学”、“伪学”，主张“实学”。二程大讲天理，明朝王阳明却说“心即理”，我的心即理、即宇宙，你们说的道都早就在我心中。不论什么派，在发展中国文化上都有建树，不过多少高矮之分而已。要把其中蕴涵的有益于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元素（营养成份）鉴别出来，就要通过挖掘、清理、研究的系统工作。
有人评杨时有复古倾向，一是言必称孔孟，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事实上，他是借古训来解决现实和未来问题，是他用古训与问题结合，加入自己的思想、理想、策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说他反对变法，其实他在行政方面的言行，是与王安石变法意图一致的，只不过路径方法不同罢了。他不是也上疏请除茶、盐二法么？！他是看到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假王安石变法之名，贪赃枉法大营私利、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的做法不满而已。但他打苍蝇却打伤厨师，这是他的历史过错。
宋朝理学内部，也有“虚学”、“实学”之争，有人重伦理，内省修养，轻实务学问；有人重实务学问，轻伦理内省修养。人总有其价值观，但价值观有正确的、错误的，有高尚的、有低级的，儒、释、道都有其特定的标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杨时《龟山集》品评杨时的言辞著述说：“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并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据也。”我认为，对任何学说学问都有正确地学还要正确地用的问题；不论“虚学”、“实学”，正确地学正确地用，都是实学；即使邪学、伪学，如能正确地了解正确地使用，也可变为有用之学，——因为一个人的思想绝非某个人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只不过有的人的脑子是多棱镜或哈哈镜罢了。
自古至今，都有爱走极端者。议“天人合一”，有人认为人要完全顺天意，就要听天由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有的人认为“人定胜天”、“我心即天”、“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说“王道霸道”，有人认为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施“仁”，有人认为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施“霸”施“暴”，以我至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论“义利”，有的人认为“君子耻言利”，只能“重义轻利”，有人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北宋·李觏语）二程朱子理学发展到后代，就过分强调“去人欲，存天理”（而不是“节人欲”、“限人欲”），一切理论、伦理都围绕着“灭人欲”三个字。“灭人欲”论者说“人而有欲，禽兽不如”；宣扬极欲者则说“人而无欲，禽兽不如”。
我们主张的“天人合一”、“天道”、“人性”、“事理”，是反对两个极端的。应当是人文价值观与科学价值观的统一，道德与法制的统一，穷天道人性操行表现与实际劳动操作技能的统一。所有知识都与道德有关，科学活动也包含道德。道德家搞伦理教育也应与科学技术新成就结合起来，而科学活动也必须遵循普遍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事实上，杨时的理学核心，其阐述的学说，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当时的“实学”只是“理一分殊”的差别。我们在研究、继承杨时文化时应注意到科学知识对道德进步的重要影响，又注意到道德修养对科学进步的促进作用。俗话说“皇帝也要有人管”。我们在重视道德风尚建设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法律规章制度建设。善良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未必是善良人。我们要对一切人讲道理；但要注意到，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是自己不懂道理。我们要对一切人讲道德；但还处于不能取消司法部门和国家军队的时代。以德以法治国治企业治家，综合治理，以倡导“八荣八耻”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今天我们该遵循的方针。既“格物致知”又“知行合一”，个人内省修养加刻苦学习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逐步达到知天知命的性善境界，才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
（四）“文曲星”杨时为何在宋朝到将乐投胎
文曲星杨时为何在宋朝到将乐县“投胎”？我想，他是时代的产物，地域经济、地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社会人文传统的产物。
（1）经济的发展。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宋代，由于冶炼技术发展，特别是焦炭炼铁技术的运用，促使生产工具数量和质量大提高，促进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宋朝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2）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自身发展到宋代，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文化，面对释、道的活跃，儒者对儒学进行内省反思，对儒学基本范畴用新事物、新观察、新知识进行新阐释。这不能不影响到对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有不同理解，因而出现了各种学派。各种学派的相互影响，促近了儒学的发展。“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世。”（陈寅恪语）“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及。”（邓广铭语）统治者提倡读书，把提高各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为消弥人民反抗、减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有效手段。即所谓“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亦变为善”。当时文化比较普及，幼童学校，官办的很多，私办更多，连妇女也能诗能文。尊重妇女的王安石和歧视妇女的程颢，其家里的女人几乎都能诗能文。
（3）政治比较开明。宋朝统治者不论所谓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需要变法，特别是面对金的入侵，宋朝统治者内部主和主战也议论激烈，但皇权政治比较宽容开明，允许各政治派别并存，允许各文化学术派别同时林立。抗金派李纲被罢免，太学生因此向朝廷请愿；为避免太学生被镇压，杨时为太学生陈东等人辩护，就主张“言者无罪”。此时的封建社会，还处于上升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能力还充满自信，不会象明清那样，封建皇权统治行将崩溃时期，统治者缺乏自信而大兴文字狱。杨时在朝，一边怒斥“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一边自己刚正不阿，对皇帝和朝廷直谏批评、痛陈弊端，对众权贵屡屡弹劾，连推举他为朝官的蔡京也不放过，还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然而他却未受到打击报复，倒是官运亨通、仕途顺达。杨时歌昇平、颂龙恩的言辞少，倒是分析朝政弊端的奏疏多。他的诗，虽然理性思维多于形象思维，但言志抒怀感情丰富，佳句多是格言箴言，没无病呻吟，没低级趣味，也没盲目颂太平，更没谀词。他抒发志向雄心、著书育才、宦海体味、社会见闻、兵况战事、血亲眷恋、童年细忆、流年叹逝、投闲归田、褒友为善、悯人顿挫、山川田园、天地季景、花草虫畜、民情风俗……的复杂思想感情跃然纸上，对“权门车马日纷纷”、“玄白定知非世尚”、“太平陈朽富，一旅百夫耕”也有揭示，题材内容相当广阔。
（4）科举制度实施最佳，取士不问出身。宋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执行得最佳的科举制度。取士不问出身，不问贫富，不问农工商，都可通过读书、科举登上仕途，而且升迁很快，不论资排辈。读书入仕，“学而优则任仕”的孔子名言，得到基本实现。这促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从乞丐、妓女到武人和皇帝都以读书为荣以不读书为耻的修身准则。这与“粗人以战斗取富”的五代武将目不识丁、极端轻视文化，认为“安朝廷、安祸乱，直须长枪大剑”、“如毛锥子，焉足用哉”的状况不同。宋时洛学，杨时及其后的理学育人书院，都是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正适应了科举制的要求，适应了“官本位文化”。
（5）客家传统影响。将乐是纯客家县，客家文化醇厚，客家精神浓烈。杨时是客家人，客家人向来崇文敬德，尊师尚教，不忘祖根，重读书明理、求有为耀祖。杨时4岁读诗书，8岁善诗文，“程门立雪”求名师，这都不是偶然的。
（6）国际环境变化和地域发展不平衡。杨时所处的时代，是政治经济南移的时代，东南经济比北方经济先进，而金的入侵，政治也逐渐南移，程颢说：“吾道南矣！”是科学预言。发这预言，不仅是他看清了杨时的聪慧、尊师的品德、师承洛学的至诚和学而有成，而且是他看清了中国历史形势和闽中文化的基础。（“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有人统计，在宋朝，福建状元和进士都仅次于浙江。）他不会不认识到“吾道南矣”不是杨时一人所能完成的。杨时的道，即使完全等同于“二程”，或高于“二程”也不能“道南”，如果没有较多的“道南”之人和“道南”的其他条件，也就不可能“道南”。所以，程颢“吾道南矣”的预言，可与诸葛亮隆中对媲美。
（五）杨时的时代局限性
孔孟创立儒家学说，是在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其理论适应了新社会的创建、发展、巩固之需，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儒学就体系已经完备；其后大儒，基本上是释经主义者，即使朱熹这样的集儒学之大成的大儒，也是以注释“四书”来掺加自己的符合儒学理论核心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而已。而这些新观点新理论，自然反映了封建历史新阶段统治者的新要求，自然也会吸收对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的新观察成果，自然也会吸收当时的新科技成果。不过，以儒学正统自居的大儒，如他们的祖师孔子一样，只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大术，对于稼穑之事，视为君子不为的雕虫小技。所以，他们的理学，虽然吸收了些当时生产、自然科技知识，但仅止于肉眼的远察，很少有人亲做实验。我读杨时所辑其师语录《二程粹言》，听到其师二程，一说到天地人及其关系时仅止于气、性、阴阳、五行的颠来倒去阐释论证，说到关于日食、月食、雷、电、雨、露、霜、冰、四季、地震、洪灾、鬼、神等等，其知识水平不如今小学生。
儒学发展到顶峰而出现的理学，是封建社会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也是儒学本身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理学的萌芽、发展到钦定为统治思想，预示新的社会关系萌芽。理学创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时起时伏，还有几座秀丽的山峰，还有几处繁荣，但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从理学于唐朝后期萌芽，发展到集理学大成朱熹，把所有的天理、人性、圣人君子之道的理学核心归结概括为三个字——“去人欲”（后来变为“灭人欲”）——就可看出来。程颢就岐视妇女，朱子的门徒们把小女人的脚捆绑起来，好让女人受虐待而不能远逃，年青女人丈夫死了多年也不准改嫁，甚至受活寡也要受到死。贞节坊充斥国中，连小小的山村顺昌县谟武也有。理学发展到后来成为变态的理论，摧残人性、摧残人权的理论，理学的泛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畸形化。这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大作坊发展的后果触痛了一向重农轻商轻工的儒学家，也当然触痛了依赖佃户、庄院奴才长工自产自供来养活的地主。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手工业大作坊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洋货洋文化的传入，一片恐慌；为牧歌式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受到威胁、岌岌可危而一片恐慌；他们深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于是便拜请尧舜孔孟亡灵来当门神钟馗。不可否认，这些理学家的感觉还是十分灵敏的，他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空“臭氧层”出现了个大洞，他们要炼石补天，补地主总代表——天子——的天，“皇恩浩荡”的天。后期信奉朱子理学的一些统治者，把爱国、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变成自以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永远是世界中心国的教条，误认为五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史是可资自满和傲慢的本钱，从而把它变成沉重的包袱；于是，干脆闭关锁国——门一关，就是家天下；甚至于连一扇窗户也不开，生怕屋外的一丝新鲜空气飘进来引发感冒；甚至于实行驼鸟政策，头往沙堆里一钻，好象这样子就与外界的一切都无关了，就太平无事了、万寿无疆了。他们的补天术，是起了作用的，——延长了封建统治的寿命。本来，全世界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唯中国最发达，中国早该先于英国、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早该诞生、发展现代科技。当然也应看到，中国不能先于英国、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先于欧洲诞生、发展现代科技，与经济基础落后的金、元、清的入侵和统治有关，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被清朝和外国侵略者扼杀的。
横看纵看宋朝的志士能人、学者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所谓变法派保守派政治家，都有个共同点，政治上都忠于皇权（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都“爱国”（与金讲和的人也说是为了“爱国”）都强调要富国强兵，都要大统一（中央集权），都承传孔孟的济世理想，都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们所研究阐明的对象不同，途径不同，师承不同，方法不同，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和阶层人士之利益也不同。因而学理偏向不同、外形色彩也不同。
浙东学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们反对程、朱等人只谈论一些关于道德性命理气等类的抽象问题，而且还反对从事于这些空谈。陈亮认为学者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并自以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关于正心诚意的不传之绝学，这般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风痹不知痛痒“的人。他认为天下“千途万撤，因事作则”因而学者都应“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他不愿做一个“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实际上，实学与理学之争，仅仅是各有所侧重而已；但影响到后代，“实”与“虚”的论争思潮，确使某些人各走两个极端。
暂不评论浙东学派对程朱等的评论说得对不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二程到杨时等人直至朱熹和朱子的门人办学传道，是为了培养圣人、君子，都贯穿官本位思想，突出孔子强调的“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学而优则事工、事农、事商、事科技”，不论官学私学，都不培养能工巧匠，而把能工巧匠的培养任务留给民间的“师傅”，中国的科技发展，在现代新兴学校创办之前，科技人才几乎都是靠民间师承的。即使理学本身发展，起初也靠民间师承，后代才钦定。我看，这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首先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
师承关系，在今天中国仍有意义，不论民间师傅还是官私学校的老师，我们都该尊敬。老师，在中国古代是五位至尊的第五位，“天地君亲师”供奉在大厅中堂（客家人称“天子壁”）神龛上，每天早晚要礼拜。元佑八年（1093年），杨时与游酢（他俩好友加同学，后来又加亲家——杨时第三子娶游酢之女为妻）“程门立雪”故事，自然是“千古佳话”，我们今天仍要学习他尊师敬道精神。不过，“程门立雪”是限于当时条件所致，我们今天不须去模仿，我们不要学其形式，要学其精神，要拜见老师求教，电话相约就行，让老师先有安排准备就行，不要想见就见，走到老师家门口连声“报告”都没有就乱闯。我们尊师有多种形式，也不需要走到另一极端以贿师、赖师来尊师。
仕当然要学而优，然而不能仅仅“学而优则仕”。仕（当官）要德、才、健兼备，做各行各业的工作也要德、才、健兼备。我们的社会之风是，既敬好官，更敬科学家、技术能手、能工巧匠、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助人为乐者、利税交得多的企业家……。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要研究探讨义理，而专做探讨义理的人或宣传工作者、思想工作者，也应学习科学技术，深入实际学习工农兵。如今的学者、伦理工作者也要利用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和电化教学工具，否则，不能算合格。
（六）研讨杨时的良好开端
将乐县第一届、第二届杨时研讨会，是杨时研讨的良好开端。杨时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挖掘、保护、研究、运用杨时文化，是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专人进行和各方人士主动支持、配合，才能完成。杨时文化，有物质性的，有非物质性的，如何开发运用，须有个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大家共同努力实施，从到达一个个小目标以致达到大目标。
开发运用，目前该做的，一是保护好、依旧样修膳好墓地、故居、遗迹，不仅要列入文化旅游点，更要列入教育基地点、普及古文化知识的基地；二是收集整理出版发行杨时著作和有关资料，使其普及于大众；三是组织专人进行专题深化研究，以出学术新成果；四是要普及学术研究新成果，使其成为正人心、节人欲、养人性、树高德、端民风、促政廉的“催化剂”；五是不能停留在知天识理上，还要制订出可操作化的规范来。
面对古代文化，要有一个“圣人”心态。杨时辑录的听二程讲课笔记《二程粹言·天地篇19》说：“子曰：天地之心，以复而见。圣人未尝复，故未尝见其心。”讲得精妙绝伦。圣人未尝复，人类历史也不可复，任何历史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服务的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对象。远古文化，已死亡的，我们对之不要过分哀挽；对至今还活得很爽的，我们不要太爱或太恨、或甚至害怕而恐慌。宋明理学创立发展过程中，许多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相互论战起来，相互视为水火不容的大敌，如今其故乡都把他们搬出来和睦相处，藉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似可哂笑。《二程粹言·论事篇4》说：“子曰：天下之事无一定之理，不进则退，不退则进。时极道穷，理当必变，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使其不至于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二程粹言·人物篇82》）我们不要如“文革”时那样狂急浮躁，还是宽容点、“中庸”点好。“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为之，斯不公矣。”（《二程粹言·论事篇28》）然则，我们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文化，是“公天下之事”，就该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要求、“八荣八耻”社会公德规范来指导，该立足于当今，该面向国内外实情及其发展趋势。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研究新问题，去创建有一定超前性的新理论、新文化，何尝不要“三个面向”？“三个面向”就是要面向科学，就是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与时俱进。远古文化精华，只做为构筑新文化的基础之一或工具之一，或比较参照物之一。二程和杨时认为，天地人，理一也，反复教儒要通天地人之理。如何通呢？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上珠穆朗玛峰如何？还是看不清整个地球嘛！如今是宇航时代，我们该到宇宙中去返观研究整个地球上的古今一切。“惟圣人凝然不动”、“惟圣人善通变”（语见《二程粹言·人物篇100、101》）。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圣人多得是，一起来研究研究吧。
最后我要重复说，挖掘、保护、研究、运用杨时文化，是要把杨时文化的精粹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元素之一，而不是为了振兴儒学、发展儒学，搞什么新儒学、创建儒学历史新高峰；我们的目标是，继承本地本国古今文化精华、吸收全世界各民族古今文化精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文化。
2007/9/10，顺昌
注解：
[1]《顺昌县志》（1994年8月第1版）
[2]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顺昌分卷、谟武村卷、续集》正文第一页《杨龟山出世》。
[3]融达资本网：《闽北“三杨”（杨亿、杨时、杨荣）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启迪与影响》。
[4]《百家姓辞典》，穆柳森编著，海天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5][6]中华杨氏网：《福建建宁杨氏起源考究》（见《中根网》转载）。
[7]据自称是杨时后代者在网站上的贴子。
[8]《顺昌邑志》（明·正德版）
参考文献：
①杨时：《二程粹言》
②《杨时诗选》
③《宋史·杨时传》
④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⑤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⑥林荣发：《闽学鼻祖杨时》
⑦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
⑧丘山石：《论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
⑨高秀昌：《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