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是屈原《离骚》、《九歌》、《天问》等之外的九篇作品的合称。其名称来历有二说：一则王逸认为：“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名也。”（《楚辞章句》）；二则朱熹认为：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按：当指刘）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按：亦非一地之言）也（《楚辞集注》）。王逸之说是毫无根据的。完全是自己的主观臆想。其原因亦有二：一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相关叙述，表明在刘向之前尚未有“九章”的专称，而是以散篇指称的（详见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此不赘述）。二是我认为，“九章”中并非都是“陈忠信之道”，相反，更多的是抒写个人的不平遭遇和幽怨之情，甚至觉得自己“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惜诵》），故以为朱熹说是正确的。“九章”之名始见于《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惮于九章。”作为《楚辞》的第一个编辑者，我们可以认为是刘向首先使用“九章”一名的。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九章”中辄九篇作的排列次序、亦即各篇写作大致先后的问题。
王逸本“九章”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显然不是按作品的创作年代来排列的，很可能是他循用了刘向编辑的《楚辞》本。对他们本来的排序问题（亦即创作先后问题），后来研究楚辞的名家，如黄文焕、林云铭、蒋骥、游国恩、郭沫若等均提出了不同看法。根据我对作品的理解，参考各家说法，密切联系历史事件（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屈原的行踪），我的意见是：惜诵、橘颂、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悲回风。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应该注意到《九章》与《离骚》一样，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是诗人在同腐朽堕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产生的。其思想艺术价值正在于它同《离骚》一样，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发自肺腑的高扬的激烈的爱国感情。》。其中《哀郢》篇最深刻地表达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九章》和《离骚》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区别在于《离骚》是屈原近于综合性的自我生平叙述，而《九章》则是比较具体的片断生活的记录和心灵与情绪的零碎、杂乱地显现。《九章》被更多人认为是研究屈原生平和思想最有价值的材料。沉郁愤慨的情感、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贯穿于九章各篇。这九篇文章，虽然有着大致相似的感情基调，却是作于相距遥远的三个不同的地方。必须了解的是，屈原除了在楚国都城郢任职外，曾先后两次飘荡在外。其中，第一次（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后，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在汉北（即今汉江以北，具体位置不得而知），这是屈原在遭到楚怀王疏远时，自己主动离开了深爱的故都郢（我以为，《惜诵》《橘颂》即作于动身出发之前，而《抽思》即作于北上途中或是旅居汉北之时）。第二次是被楚顷襄王放逐江南，历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在途中和投河之前作了后六篇。
屈原飘荡地图（重要地点如郢、汉水、淮河、长江、长沙等均已用红笔标出）
再与楚国此段历史时期的大事记结合考察，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屈原的行踪及其思想变化的外因：
周烈王四十一年（楚怀王槐元年）；
楚怀王十一年：击秦不胜（可见此时楚王尚未绝齐事秦，屈原仍受信任）；
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转折）；
十七年：秦拜我将屈丐（楚弱明矣）；
二十四年：秦来迎妇；
二十五年：与秦王会黄棘，秦复归我上庸；
二十六年：太子质秦；
二十八年：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
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杀景缺；
三十年：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周赧王十七年（楚顷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来归葬；
十四年：与秦会宛；
十五年：取齐淮北；
十九年：秦击我，与秦汉北（屈原第一次流放地）及上庸地；
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这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兵在白起带领下攻破郢（即今湖北江陵北），屈原深恶楚国政治的黑暗，痛感国家的沦亡，无力挽救，又不愿离开楚土，悲愤之余，遂于6月27日（五月初五日）投汩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以死殉其志。
以上据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
其次，结合各篇具体内容来看。
《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叙述了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以及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等，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明显是离开楚都郢以前的作品。此时的屈原依然对楚王和楚国抱有很大的信心与热情。此时，屈原受到楚地尚巫习俗的影响，进行了占卜：“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历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占卜的结果是，留既不可，去又不忍，唯有洁身自保而已。其实，这时的屈原报国之志还是存在的，他不相信自己就这样倾颓下去，自己还可以为祖国效力：
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
播江离与滋菊兮，原春日以为糗芳。
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综上原因，拔此篇放在第一位。可概括为屈原初遭馋而失位于楚都之作。
《橘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首先就橘的形象和特征进行了赞美，然后针对此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伟大人格和安土重迁品质的缩影。此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有人从辞赋的角度上说，它“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在屈原踏上流放征途之前甚至更早的时期才能写出来。
《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之时（“倡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可证），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楚怀王之后的抑郁幽怨、苦闷心酸之情。此时的流放，不同于后来的弃逐江南，屈原很大程度上仍然“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与涉江后的四篇作品有较大区别。因此认为它是第三篇。
《思美人》反映了诗人品质高洁、气质不俗，思念怀王而不能受信任、受重用，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至于其为楚顷襄王初期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时所作的证据，详见马茂元《楚辞选》，此不赘述。
《涉江》很像是屈原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踪（渡长江而南，浮沅水西上），反映了诗人信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虽对楚国政治进行了批评，但主要还是重申了自己正确而坚定的立场：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推此语气兼及思想，应该是南行书苦发愿之作，因此断定为承上启下的第五篇。
《哀郢》一说作于怀王死秦之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之后，主要是抒发了诗人君亡过破身危的哀思以及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这与以后三篇都当是投江前很短时间内接连写作的，都是在有了必死之志时写作的，可以笼统的概括为“绝笔词”。不管是“诗穷然后工”，还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此时的屈原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很可能也预测到了楚国也是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故而屈原是很失望的，也是平静的（极其愤怒之后的平静，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因此，回顾自己的一生，回想自己的理想与现在的处境以及楚国当前的恶劣态势，屈原是百感交集的，他写下这篇《哀郢》以及后面的《怀沙》等三篇作品就很好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样的处境，去原始写不出这样大悲亦达静的作品的。因此我认为，怀疑这几篇作品的真伪问题，以及把它们当作屈原前期作品的认识都是不很确切的。此片最后的总结，表现了作者曲折而复杂的心理过程，极其沉痛的的爱国、失望情感得以表现；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刻，屈原对楚国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所考虑的已经是生命的最后归宿问题了：
乱曰：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怀沙》为屈原自沉之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抱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 我认同后者。“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可见此时屈原仍在南行，或者是已经到达了他要投的汨罗江边（对“汩沮”存在不同解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篇作品着重叙述的是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高尚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殉君王、殉楚国的决心和意志。
重华不可遻兮，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兮，岂知何其故！
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
离闵而不迁兮，原志之有像。
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
自己即将就死的悲哀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在郢都已亡，屈原将目光转移到自己流放的楚国南方时的作品。
《惜往日》有人认为这才是屈原的“绝命词”。它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小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达了必死的决心。这是对一生的一个短暂总结，也是去往江边的最后一次比较冷静的思考。最后阐明了就死之前对前辈贤者生死的认识，抒发了垂死时对国家日暮途穷的忧虑和深切的悲哀：
原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
情冤见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错置。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氾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痈君之不识。
《悲回风》这是我认为的屈原一生中最后的吟唱。它很明显地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之情，但不如此前作品浓重深厚，是在即将投江的前一刻从容写就的。此篇在王逸本中就是最后一篇，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参考。当然主要还是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风格，与其他八篇都有较大不同，垂死的哀音、低徊往复的情思、潜在的强烈感染力，无不显示作者写就此篇从容赴江的气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