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辉，男，1965年生于安徽萧县农村，初中文化。自2004年起，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书画》、《中华文化画报》、《人民政协报》、《四川文物》、《徐州工程学院》、《商丘师范学院》、《寻根》、《收藏参考》等报刊，先后发表了20余篇长、短汉画研究文章。2006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由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题评的《汉画解读》一书。
在汉画乐舞百戏的场景中，我们不仅经常看到我国不同民族的器乐、舞蹈，时而也会发现一些异国的乐器、幻术等，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翻看先秦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史，也正是经历了这种本土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无数次的碰撞、磨砺、吸收与融合。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美德，不断进步，发展壮大。到了汉代，国家统一，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这些都会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地域或国家之间的往来也更加密切；许多新生事物和文化也由此应运而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和谐。
一、汉代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里包括了本土文化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吸收。本土内的交流与融合，更加丰富了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促进了团结；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减少了文化上的隔阂，加强了汉朝与周围各国的沟通和友谊。
汉代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且较为开放的社会，在政治上较先秦及秦代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进步。人们的思想也较为活跃，人心思变，呈现出豪迈、开拓进取的状态；对新文化、新事物，充满了强烈地追求与探索欲望。
西域之名始于西汉，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是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 南亚、西亚等地区；狭义而言，主要是指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葱岭以东、敦煌以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凿空”，建立了汉朝与西域沟通的桥梁，为文化的大发展、大融合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在汉代，音乐、舞蹈、杂技与幻术、服饰、宗教、生产与经济等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汉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1、音乐
古人认为，“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因此统治者经常利用音乐对民众实行教化。人们在生活中更是离不开音乐，它如同饮食一样，成为古人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汉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例如山东两城出土的画像石中，车骑之间有二人在吹奏胡笳。[1] 远在中原腹地汉人的日常生活中何以会出现胡乐？这就反映出汉代社会发生的一个文化现象——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吸收。
音乐可分为雅乐和俗乐两种。雅乐，即雅正之乐，是宫廷之乐，多用于宫廷祭祀、贵族礼仪活动等；俗乐，即是民间音乐的泛称。《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说明俗乐深受大众的喜爱。汉武帝时期已经注意对民间和异域音乐的采撷，并重新设立专司俗乐的乐府机构，组织了东海、齐、蔡、秦、楚、郑、沛、临淮、巴渝等地民间民间音乐艺人，共计八百二十九人（《汉书·礼乐志》），从事各地的音乐、舞蹈等方面的采集、整理、创作；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歌唱和表演等。这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即便是民间一般的交往，也离不开音乐，如《盐铁论·崇礼篇》：“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人们在音乐的欣赏上已经不满足于对过去传统艺术的守护，大胆地吸收了国内各民族和异国的乐器和乐曲，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给古典音乐注入了新声与活力。
汉高祖刘邦就很欣赏并乐意吸收异族的音乐。《西京杂记》卷三记载，汉高祖时，宫中在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于阗乐》是西域的音乐。负责乐府工作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经根据西域的乐曲，写成二十八曲新的曲调，后被用作军乐。[2]
匈奴自称为“胡”，两汉时期，许多匈奴器物深受中原人的欢迎，灵帝时期还掀起了一股“胡化”的热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除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外，还喜好“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包括匈奴在内的域外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可想而知。
角和笳：西北民族乐器。角，最初是用动物的角，后来改用竹、木、铜等材料。笳，似笛，源自匈奴，吹奏起来有相当的表现力；北魏杜挚《笳赋》说起“刚柔待用，五音迭进”。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就是其在匈奴期间学习胡人的乐器、乐曲而创作的。《白氏六贴事类记》则记载：“胡笳者，张骞入西域返汉后，传其法于西京，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嘉祥汉画像石》图46，画面下格，右边一轺车，车前左行之人一手持笳吹奏一手扛戟；同书的图64，下格主车前二人持笳扛戟左行。
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二种。卧箜篌，《史记.封禅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诏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候琴瑟自此起。”唐代杜佑《通典》载，箜篌是“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晖所作。其声坎坎应节，谓之坎侯。……旧说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就是说的属于琴瑟类的卧箜篌。竖箜篌，出自西域，后传入匈奴，为避免其与汉箜篌混同，又被称为胡箜篌。《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乐器。”杜佑《通典》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大概在汉灵帝时期，竖箜篌传入我国，后来又从朝鲜传入箜篌的音乐作品。汉乐府中有一曲名《箜篌引》。南阳市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中，是乐队奏乐的场景，左起第三人、四人正在弹奏的正是这种“体曲而长”若弓形的箜篌。[3]
琵琶：大体可分为秦琵琶、曲项琵琶和曲项多柱琵琶三种。[4]刘熙《释名·释乐器》说：“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晋傅玄《琵琶赋·序》说：“《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全晋文》）秦汉之际，琵琶主要是伴奏乐器，魏晋之时，琵琶独奏的形式就开始出现了，如《陌上桑》、《广陵散》等。四川乐山虎头湾崖墓墓门上，[5]刻画有乐伎图，一男子怀抱琵琶正在弹奏。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的画像石中，也刻画有弹奏琵琶者。
笛：有竖吹和横吹两种形式。竖吹之笛，在据今七八千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刚文化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6]横吹之笛，是从汉武帝开始。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奏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7]羌笛，汉时简称为篴（即笛），它本来是西方边区（甘肃、四川一带）少数民族羌族的乐器，只有四个按孔。公元前一世纪，京房在后面添加了一个最高音的按孔，才有了五个按孔。[8]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的画像石中，左起第四名男子吹奏的就是横吹之笛。[9]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支横吹笛的实物。《嘉祥汉画像石》图80“南武山画像第3石”，画面由上至下的第二格，右起第三人手持的则是竖吹之长笛。
汉人的乐器也同时传入了周边民族及国家。《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期，“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后来此女返回，路过龟兹，与龟兹王降宾结为夫妻。此后，龟兹王夫妇又多次进入京师朝贺。其间，龟兹王深深喜欢上了汉朝文化，“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围，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传入匈奴的乐器中有鞞鼓，《胡笳十八拍》第三拍记载：“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说明汉朝的鞞鼓不仅传入了匈奴，还深受他们的喜爱。
2、服饰
我国素有“衣冠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古代不仅对人作了尊卑的区分，还依其身份的贵贱，而穿着不同质地的布料、服装，制定了一系列服饰礼仪、制度。服装在汉代不仅是礼仪、贵贱、种族等的体现，还是不同民族、国度文化、审美的反映。
雍容华贵的丝绸成为最早连接各民族和国家的纽带。据《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丝绸之路，实际上不是汉代才存在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外关系已见诸史籍文献。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可以知道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已经开通。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秦”，表明最迟在秦国或秦朝时，秦已经与之往来。丝绸是西方各国最受欢迎的中国的产品之一。据考古发现，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西北的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里，有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可见我国丝绸制品早在战国之际就远销欧洲，或者中外经贸和文化交流时的赠品。
华美的丝绸，成为各民族贵族追捧的对象和身份的标志。武帝时张骞出使到大夏，在那里发现有“邙竹杖蜀布”，后来张骞再出使时就带去了大量的丝绸等，作为外交馈赠品。新疆民丰尼雅还出土有汉绮。[10]罗马时代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喜爱穿着丝绸服装，这在当时的造型艺术中都有明显反映。[11]尼雅遗址在1995年10月出土了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汉式织锦，上面用红、白、蓝、绿、黄五色织出云气纹、鸟兽纹、辟邪等图像。[12]罗布淖尔所出的“万世如意”汉锦，“以浓绿色作地子，将花纹衬托得更加绚烂”。[13]《史记·匈奴列传》：“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异族服饰也曾在某些方面影响过汉人的穿着。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京师贵戚竞相仿效。
靴：它最先在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中出现，后来又连同胡服一起传入中原。《释名·释衣服》：“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汉代军官俑就穿靴。[14]
耳珰：是汉代妇人饰于两耳之物。《释名》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今中国人效之耳。”
武冠：又名武弁、大冠，武官之冠。《中国古代服饰史》载：“武冠，又名赵惠文冠。秦灭赵，即以其君之冠赐近臣。汉因亦用之。” [15] 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的金日磾画像中，[16]刻画的是其孝道故事。金日磾头著武冠，身穿汉服，跪在其母面前，反映匈奴贵族金日磾在汉朝宫廷中不仅接受了汉式服装，还受到了孔孟之道的熏陶，对其母奉行孝道，成为汉代宣传的典型人物。
白叠布产于南越。《后汉书·陆续传》中说，陆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另外，葡萄、珍禽异兽、良马等则从西域大量涌入中原后，汉人用它们作为布料上的新颖装饰题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葡萄锦，考古发掘中也有东汉时期以葡萄为纹饰的丝织品和毛织品。
3、舞蹈
《毛诗序》说：“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汉代的国力昌盛，文化繁荣，并设立了乐府机构，这个时期的舞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这种空前而良好的艺术氛围，促使了舞蹈艺术的交流、吸收和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时虽然有纯器乐演奏的但曲、无乐器伴奏的徒歌和清唱加帮腔的但歌，最常见的却是集器乐伴奏合歌舞于一体的《相和大曲》形式。
汉代的舞蹈，在继承传统舞蹈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异国的舞蹈与技巧。我国的舞蹈，主要是展示衣袖和腰姿的动作，以腰部的动作为主要特色。“翘袖折腰”，“表飞縠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崔骃《七依》）。西域各国的舞蹈，以腿部动作为主要特点，讲究激越的腾跳和旋转。具有代表性的舞蹈有《胡腾舞》、《胡旋舞》等。[17]汉灵帝时，因为灵帝喜爱胡舞，胡舞因而风靡京师（《后汉书·五行志》）。
胡旋舞：产生于胡。王子初先生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认为：河南新密打虎亭2号壁画墓，在乐舞百戏场景里，第1组人物做魔术表演，第2组二人表演的就是胡旋舞：左侧之人头戴宽沿尖顶帽，腰束白色短裙，下穿红色束口细裤，足蹬尖头黑鞋，左腿上弓，右足尖点地旋转作舞；右边之人亦在进行舞蹈表演。
长袖舞：为楚地流行的舞蹈。刘邦曾经是战国时楚国的子民，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宠姬戚夫人又“善为翘袖折腰之舞”。上行下效，所以楚舞、楚歌盛行于两汉。如《徐州汉画像石》图7的“乐舞图”，右边的画面建鼓的旁边，一女子挥袖而舞；图73的“车马·六博·乐舞”画像，画面分三格，上格右起第二人，正在舞长袖、折腰肢，翩翩起舞。同时，其他诸侯国的舞蹈也继续流行，“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盐铁论·散不足》）
巴渝舞：西汉初期由西南少数民族传入，此舞兴起于高祖，至魏晋尚存。据《晋书·乐志》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盐铁论·刺权》记载：“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渝（巴渝舞）作于堂下。”四川綦江二磴子岩崖墓出土的画像，[18]左边一人吹笛，其右六人著长裙或短裙、腰束带，手牵手而舞，似为巴渝舞。
盘鼓舞：起源于楚地，是汉代常见的舞蹈。就是将盘、鼓放置在地上，舞人在盘鼓之间或盘鼓之上表演的舞蹈。其中有七只盘子的，称为七盘舞，也有一鼓一盘，有鼓无盘，二鼓无盘等多种形式，表演方式较为灵活。如《嘉祥汉画像石》图43“宋山画像第1石”，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二格右边一男子踏在五只鼓上，手挥一桴作击鼓而舞状。
此外，汉画像石中还有吴越族表演的舞蹈。[19]山东济宁城南张出土的一汉画像石，图中的八名断发纹身的乐人围成一个圆圈，在地上椭圆形的毯子旁边跳跃舞蹈着，其中一人倒立。
4、杂技与幻术
四川长宁东汉石棺画像上，一人倒立在11个叠加的案上表演，显示出艺人的勇敢和高超技艺；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图右边有作跳丸、跳剑等表演的多名伎人；芦山樊敏阙上，还刻画了象戏图，[20]这些表演活动中不仅有我国传统杂技，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其中融合了异国的节目。这是因为杂技的历史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为久远，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当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西域的幻术和杂技也随之传入了中国，异族的杂技和幻术，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舞象：是由西域传来的杂技表演。在汉初，中国的大象已经很罕见，西汉中期，随着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西方的动物不断涌入中原，“自是之后……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有人认为，汉画中出现的大象都与佛教有关，但当时的大象多作为杂技娱乐表演。如《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棰牛击鼓，戏倡舞象。”
安息五案：是由安息传来的杂技节目。即是把多个案子叠加、放置在地上，然后人在上面做各种表演。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太平乡出土的“盘鼓舞”画像砖，一女子在叠放的十二案之上倒立，显示出其高超的技艺和惊险的场面。
幻术：即近代所谓的魔术。据《西京杂记》记载，我国秦时就有幻术表演，如“东海黄公”戏，它虽然带有杂技和戏剧性，但是主要的还是幻术节目。[21]汉武帝时，大宛各国曾经遣使来长安，“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即大秦）眩人献于汉”（《汉书·张骞传》）。眩人传入了“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等魔术（《张骞传》注）。《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西京杂记》中描述：“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可见西方杂技和魔术，深受人们的欢迎。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22]中室东壁横额上刻画了“鱼龙曼延”之戏，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幻术。画面中戏车左边，有人装扮的大雀、鱼和龙。《汉书·西域传赞》对此解释：“漫延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老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河南南阳王寨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23]一男子跽坐，口吐火焰。汉画百戏场景中跳丸的画面更是屡见不鲜，如《嘉祥汉画像石》图版133“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画像第8石”，其中一人跳数丸。
都卢寻橦：“都卢”，是南洋之国名，在交趾以南，据说其国人体轻善攀；此项杂技就是由都卢国传入。寻橦，即指长竿。《方言笺疏》卷一：“寻，长也。海岱大野之间曰‘寻’，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橦”，在《后汉书·马融传》注中曰：“旗之竿也。”汉代所用的橦，长短不一。按其表演的形式大概为：有移动式，如顶在头上；有固定式，如固定在物体上的；有“戏车高橦”式，即安放在百戏车上。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东壁横额画像，右边戏车上建有双橦，一个艺人正在橦上倒立，作旋转动作；图左边一人表演的正是移动式都卢寻橦，长杆上还有一儿童在上面做飞翔的姿势。
5、生产与经济
汉文化对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影响主要包括生产、物资、技术等方面，在文献、汉画和考古资料中也均有反映。
汉朝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得到应用和推广，其生产工具、方式和技术被传播到了周边民族，对当地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冶铁业发达，许多郡（国）设有铁官，铁器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后来又使用了二牛一人的耕作和牛马同耕的方式，更使生产效率得到飞速提高。成帝时，汜胜之还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著有《汜胜之书》，是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汉对匈奴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会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单于恐”，到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单于）遣左右大将各万骑屯田右地”（《汉书·匈奴传》）。表明随着汉朝农耕文化的传入，匈奴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
生产方式与技术等对外传播的途径很多。有外任的官员把生产技术带到了任所。《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任延，是东汉南阳宛人，“建武初，（任）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九真人原先不知牛耕，是任延把此项技术传播到了该地。由汉匈的互市或匈奴俘虏的汉军等方式，中原的穿井、建筑等技术随之传入匈奴。]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即汉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发材数千”（《汉书·匈奴传》）。这些技术的传入，不但促进了匈奴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匈奴转入定居生活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不仅有牛耕的场景，还绘有女子采桑图及养蚕用的筐、箔之类的器物，说明东汉晚期，该地已经传入了养蚕业。由于战争、商贸等方式，汉朝先进的生产工具等也会被推广开来。西汉对匈奴战争胜利后，“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此后，汉朝由沿边地区对该地进行大规模移民和屯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一些新郡。如《汉书·地理志》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匈奴列传》：“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陕西绥德一东汉墓门柱上，下方刻画了牛耕图。一人在后播种，前有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呵斥赶牛，二牛在前拉犁；靖边寨山墓的立柱中部，一农夫御两牛拉犁耕地，上面还生长大片的庄稼。[24]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是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汉王朝经丝绸之路把国内的丝织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不同民族或国家。
近几十年，在贝加尔湖、阿尔泰等地区发掘的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墓葬中，发现了较多产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漆器、丝织品、铜器、五铢钱与汉族服装等。1956年，在辽宁西岔沟发掘的西汉匈奴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具有汉族风格的铁斧、铁镬、铜镜、各式刀剑、五铢钱和半两钱等。尤其是大量出土的汉式铁器，说明匈奴已从中原接受了铁器文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也绘有牛耕的图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山的匈奴墓地出土有农作物籽粒，前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加盟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伊沃勒加镇城址出土了汉代的石磨和铁犁铧，证实汉对匈奴农业生产工具的传播。
经济方面。汉代在城郭内设置的市，是供国内商贩进行商贸的场所；设在边关的市，则是供汉与异族或外国贸易的场所。四川广汉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左边门垣上，用隶书题写“东市门”三字。新繁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画面中市垣环绕，一边的门旁以隶书题写“东市门”，另一门旁题写“北市门”。[25]农产品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的桥梁。《后汉书·马援传》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方珍怪，权贵皆望之。”从西方经西域传人中国的物品有葡萄、苜蓿、核桃、蚕豆、芫荽、大蒜、石榴、芝麻、胡椒以及各种香料。葡萄最初写作蒲陶，当时一般食其鲜果，后又用以酿酒，并作为器物上的图案，如铜镜上的海马葡萄纹。广东、广西、河南、河北、云南和贵州等地，出土的陶制或铜制的胡人灯，除去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形象外，还可能有印度人，[26]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6、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汉代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道教和佛教。道教产生于我国；佛教则是外来宗教，二者对我国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1）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战国秦汉以来，由对神仙的崇拜而产生了方仙道。《史记·封禅书》载：“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事。”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到了东汉中晚期，终于产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成为影响范围广泛、势力强大的宗教。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其的思想核心是神仙信仰，老子的道家哲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道教虽然在激烈地抨击、排斥佛教，但也融合了某些佛教的文化。如老子诞生的传说显然就加进了释迦佛陀诞生的神话色彩。[27]《太平经》推崇图谶，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叙述了老子见周朝渐衰而离去。至关，应关令尹喜之请，述《道德经》，其后行至天竺成为浮屠，并教化胡人，出现了老子西入夷狄和其“教胡”之说。在《后汉书·襄楷传》中，梁楷给桓帝上书时也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实质上，这都是道教与佛教之间的一种“战争”交锋，是因为佛教对中国的输入影响到了道教的利益。
东汉晚期，道教在四川极为兴盛，因此许多汉画中出现了道教活动的内容。长宁二号石棺，[28]画面分两幅，左边一幅的右边，二人相对站立，其左站一持节方士，面向左边。最后有一鹿、一人和二人六博。南溪县二号石棺，[29]画像的右边，站立二主二仆和一鹿，左边一持节方士跪在天门外，一人出迎，西王母坐在天门内的龙虎座上。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画像，就是一处道教刻画的内容。它位于一个汉代道观遗址的旁边，为道教祭祀的场所。[30]根据其相互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十八组。其中三组共四尊人物像，均着汉式衣冠。这三组汉装人物像分别由X1代表的第一组、X68代表的第六组、X66与X67代表的第五组画像，X1、X66、X68三尊人物像是整个摩崖画像群之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最上方的X68是黄帝画像，居于下面画像群上部的X66是老子，西部X1是关令尹喜。黄帝、老子和关令尹喜都是道教信奉的主神，而整个画像群则是以老子为中心。[31]除去第十六组、第十七组和第十八组画像分别是道教人物外，其余十二组都是佛教内容，具有极其典型的佛教艺术造型特点。[32]
（2）佛教
佛教是中国出现较早的另一个宗教。对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争议较多，有人认为是在西汉哀帝时期，有人说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还有人说是东汉晚期。
相传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摩尼），在公元前6—5世纪所创，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由天竺迅速传播到中亚各国。
文献中记载了许多有关佛教的事情。《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汉武帝时期，往来于汉朝表演的西域伎人、商人和使者等，促进了中外文化、宗教的传播。《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汉书·楚王英传》也记载，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明帝当时还敕令建造佛教寺院、翻译佛经《二十四章经》。此时，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真正意义上的确立。《后汉书·陶谦传》：“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同郡人笮融……往依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上述记载，表明异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由弱至强，逐步被国人接纳而得以昌盛。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33]中室的八角柱的东面和西面，上端的华盖下坐东王公和西王母。柱身南侧面和北侧面的上部，各刻画了一位头上有背光、双手合十、正面站立的菩萨；柱南侧面中部，刻一位肩生双翼、双手施无畏印的正面端坐的菩萨。四川彭山等地崖墓出土许多东汉陶或铜质摇钱树座，其上常见佛或菩萨；[34]芦山县还出土一尊东汉青铜佛像。[35]乐山麻浩一号崖墓，[36]是一座由前堂和三个后室组成的墓葬。前堂通向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上，刻画一个结跏趺坐、项光、手施无畏印的佛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载，在汉代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的佛经。
此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的汉画里，刻画的是金日磾与其母休屠王阏氏的故事。描绘了金日磾恪守孝道祭祀母亲且忠心于汉朝；其母教子有方，为汉培养出一位贤臣。这些都是匈奴汉化的具体表现。宫廷和各郡国还图画了金日磾与其母的形象进行表彰，表明人们并没有因他们是外族人而排斥，反而进行大力地宣传，揭示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双重融合。《后汉书·祭遵传》记载祭遵之弟祭彤死后：“乌桓、鲜卑追思彤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一方面是乌桓、鲜卑人对祭彤的敬仰，另一方面还包含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和亲密无间的关系。
二、汉代社会的背景及文化交流、融合的因素
汉代是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的第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革，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进步与变化；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汉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前进步与繁荣对文化交流、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天下一统的汉代，政治上较为开明，并且打破了过去相对封闭的区域文化、经济，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刘邦是一位兼收并蓄的帝王，武帝更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具有开拓精神，致力发展与周边民族及许多国家的经贸、文化和友好关系，表现出汉王朝在政治上有了“通古今之变”（《史记·司马迁传》）的需求。他们这些治国理念都被其后的统治者所遵循。作为汉代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和道家同样发生了巨变，黄老与儒家思想都曾经占据汉代的统治地位，他们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尚且能够互相吸收，为己所利用，这种相互吸收的理念对社会就必然会产生深刻影响。
在经济方面，生产工具得到改良，生产技术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之治时，无论郡县或京师的粮仓都陈陈相因，郡县财政收支有余，朝廷府库的钱达到了空前的积累。经济的繁荣，对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助推力。
2、贸易与交往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汉代内外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即“互市”，这种边境贸易为当时的汉族和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窗口，各种物质的流通，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求。同时，频繁的交往，会把各种信息相互传布，促进了不同民族、国度人们之间的沟通和友谊。
国内进行的集市贸易，刘邦至武帝时，虽然实行重农轻末的政策，但未禁止民间商贸。昭、宣之时，特别是西汉后期，由于废除了缗钱税和其他律外苛征，私营工商业复苏，贩运活动又开始活跃。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民弃本逐末”（《汉书·贡禹传》）。
另一个是关市，是设置在边境关口供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人从事贸易的市场。在当时，边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许多物质主要从汉获取，因而关市成为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虽然两汉时期汉匈之间战争不断，可是，匈奴的物质匮乏，要依赖与汉互通关市获取物资，而汉为了减少匈奴的侵扰且为了互利，也不得不屡通关市。《史记·匈奴列传》：“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同时，汉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也在进行，“南贾滇僰，西贾岷邛”，并从那里贩回邛杖、笮马、牦牛等返回内销。在对西域的贸易，还出现过“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形（《后汉书·西域传》）。
3、人口的流动、迁移与战争加速了文化的交流、融合
和亲，是汉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口流动和交往。汉朝初定，经济萧条，国力衰弱，面对强悍匈奴屡次的侵扰，汉朝庭被迫选择了与匈奴“和亲”，以此缓和汉匈矛盾。“和亲”不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同时还有大批的使者、工匠、奴婢等随行，带去汉王朝的文明和先进技术，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都影响了匈奴，对推动匈奴贵族的汉化具有重要意义。
归附于汉的匈奴人和民众的迁徙，加快了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步伐。《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秋（元狩三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公元1世纪，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王朝，逐渐与汉相融合。1977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发现了一座汉代匈奴墓，出土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从墓葬的结构到随葬品，完全是汉文化的特征，如使用仓、灶、井、铜镜、五铢钱等明器。证明南匈奴进入中原后，其中部分匈奴人已经完全汉化了。这种融合打破了自然经济所限定的狭窄的交往范围，使汉族与匈奴之间的族际婚有了条件，同时，这种远缘联姻不但提高了汉族人口的素质，而且使民族人口素质产生了质的变化
战争是“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一种特殊方式的融合，中华民族就是经历了千万次战争的磨合、洗礼、交流，才逐步形成现在的大家庭。不仅如此，战争中人员的流动、调配和物资传输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战后，因被俘和逃亡等因素加入匈奴的汉军将士与流民，带去了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不断向其传播汉文化，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其汉化。所以说，战争是一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最为古老而激烈的行为和方式。
战争中对敌长技进行吸收，然后“师夷长技以治夷”。从商周到战国，中原军队作战基本是以战车为主，而匈奴却擅长的骑射，给中原军队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西汉初期，胡服骑射的长技被汉吸收、利用。陕西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兵马俑坑中，共有10个俑坑，骑兵就占了6个。说明西汉初期，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吸收了其优点，骑兵已经成为主要作战力量。晁错向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孥衣，劲弓刺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汉书·晁错传》）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先，是根据自身需要的自发行为；官方的组织与实施在后，起到调节和指导作用。历史的发展也证实，文化是不分地域、种族和国家的，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汉文化持续发展和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汉文化也对国内各民族和相邻诸国的文化的进步起到促进和丰富。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与必然趋势，不但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采，更加灿烂，对西域各国乃至世界文化、经济的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产生共鸣、共识和进步，增加了相互理解，互利互惠，促进了友谊，使世界更加和谐、安定。
注释：
[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2卷，图49，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2]《晋书·乐志》：“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3]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图479，文物出版社1985年。
[4]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22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5]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图11，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6]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卷，12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8]同上。
[9]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3卷，图86，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萧亢达先生根据此人吹奏的方式而认为是笛。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4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1]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图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楼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式织锦——国家级文物》，《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13]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6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同上，256页。
[15]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7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16]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图7，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17]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25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8]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图37，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19]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25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图105，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21]《西京杂记》卷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老衰，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
[2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卷，图203，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23]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图131，文物出版社1985年。
[2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5卷，图107、233，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25]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文物》1973年第3期。
[26]苏奎：《汉代胡人灯初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增刊。
[27]《太平经》记载，老子：“既育之后，有九龙吐神水。”是“释迦慈父降生来，还从右肋出身胎，九龙吐水早是贵，千轮足下瑞莲开”的翻版，见《太子成道经》卷一。
[2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图106，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29]同上，图135
[30]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351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31]同上，338—343页。
[32]同上，348页。
[33]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
[34]何志国：《论汉魏摇钱树的格套化与商品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35]钟坚：《卢山发现一尊汉代人像》，《文物》1987年第10期。
[3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卷，图3，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