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的韩偓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肇始、发展、相对繁荣三个阶段。这一时期韩偓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平事迹、文献考辨与整理、《香奁集》与词的研究、诗歌创作及其影响等方面。关于韩偓的生平事迹，对其生年、卒年、字号以及行踪进行了考察；在文献考辨整理方面，学者们对韩偓诗歌进行辑佚、辨伪并考察其版本的存留情况，进而对诗歌进行了新的校注；在《香奁集》与词的研究方面，把《香奁集》和词放在一起研究是一大特点，对《香奁集》的作者、思想内容，学者们也多有争议；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家普遍认为韩偓后期诗歌具有独特的价值，一些学者以史证诗、并重新探讨其诗歌的主导风格。但我们同时看到，韩偓研究刚刚步入正轨，还有大量问题没有解决，研究方法存在单一、静止和孤立的倾向，研究角度需要创新、一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化，韩偓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韩偓研究；生平；诗歌；《香奁集》；述评
作者简介：张伟利（1982-），男，山东临沂人，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韩偓（842–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少有诗才，李商隐曾称赞他“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呈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天复元年因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经湖北、湖南、江西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侨居泉州南安县，卒于南安龙兴寺，葬于葵山之麓。韩偓是晚唐五代之际的著名诗人，以《香奁集》和《翰林集》名世。现代意义上的韩偓研究发轫于上世纪初，百年以来韩偓研究经过其肇始期和发展期，逐步进入了相对繁荣期。
20世纪上半叶是韩偓研究的肇始期。继晚清著名学者、桐城后劲吴汝纶评注《韩翰林集》后，1911年震钧作《香奁集发微》，专就《香奁集》进行笺释。
此前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问世，这是韩偓的第一个年谱，对其生平事迹首次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李叔同寓居泉州对韩偓很是推重，亲作《香奁集辩伪》，并嘱高文显作《韩偓评传》①。此时，韩偓研究专论有三篇②，分别是薇园《稻花香馆杂记·香奁或无题诗》，玄修《说韩偓》[4]和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其中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可以看作韩偓研究全面化的开始。
建国后至70年代的三十年间是韩偓研究的缓慢发展期。这一时期研究相对低落，论著较少。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略有提及外，论文仅仅有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王达津《古诗杂考·〈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和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等几篇。尽管如此，但这几篇文章都是有很大力度的论作，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对韩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前人的有关论述进行了纠谬与补充。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则提出了与阎文相左的观点，对《香奁集》的作者、《香奁集》的自序、《翰林集》的部分诗篇提出了质疑。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偓研究进入了相对繁荣期。仅此后二十几年发表的论文是过去八十年的六、七倍之多，一些专著也相继问世。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陈祖美《韩偓评传》、陈继龙《韩偓事迹考略》都对韩偓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证与梳理。台湾则有陈香《晚唐诗人韩偓》，对韩偓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述，是有较大分量的研究成果。齐涛《韩偓诗集笺注》、陈继龙《韩偓诗注》相继出版，对韩偓诗进行了新的笺注诠释。陈伯海《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首次对韩偓诗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此为标志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由生平辨证转向文学价值探究。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韩偓研究经历了由旧学到新学、由冷到热的发展过程，许多著名学者为韩偓研究作出了贡献，随着更多学者加入韩偓研究的队伍，也预示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
一、生平研究
关于韩偓的生平，在《新唐书》、《十国春秋》等史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于韩偓事迹叙事有紊乱处，为此刘乾《〈新唐书·韩偓传〉辨误》专门进行了梳理。近世以来为韩偓做年谱者颇多，先后有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震钧《韩承旨年谱》③（《香奁集发微》附）、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陈继龙《韩偓生平简表》（《韩偓事迹考略》附）以及台湾孙克宽《韩偓简谱初稿》、陈敦贞《唐韩学士偓年谱》、高文显《韩冬郎年谱》（《韩偓》附）等数种之多，其中霍邓《年谱》于韩偓生平事迹考证最为详实，应该说是各个谱当中最优者。但并非没有缺憾之处，周祖譔、叶之桦《韩偓年谱补正》即针对霍邓《年谱》进行了补正，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④。岑仲勉《唐集质疑·韩偓南依记》、陈香《晚唐诗人韩偓·韩偓与福建》主要对韩偓贬后尤其在福建的行踪进行考察。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的韩偓部分也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陈祖美《韩偓评传》对韩偓生平和创作都有所介绍；陈继龙《韩偓事迹考略》也具有传记的性质，可以看作是对韩偓生平研究的最新成果。康正果《晚唐诗人韩偓》、齐涛《论韩偓与韩偓诗》以诗歌为线索概述了韩偓一生的基本事迹。
韩偓的生卒年。韩偓生年史未之载，现在唯一的依据就是李商隐诗（《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呈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冯浩《玉溪生年谱》系此诗于大中七年，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遂定韩偓生于会昌四年（844年）。陈寅恪批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认为“此诗应作于大中五年，则是冬郎实生于会昌二年壬戌年即八四二年”。霍邓《年谱》据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定李商隐诗作于大中五年，故也认为韩偓生于会昌二年（842年）。王达津《〈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则认为韩偓生于会昌元年（841）。三说当以陈寅恪、霍松林说为是，证据确凿，并为广大学者所接受。韩偓生于会昌二年，庶几应该成为定论。《十国春秋》云韩偓卒于后唐同光元年（923年），缪荃孙、震钧、陈寅恪、霍松林等都持此说。王达津《古诗杂考·〈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和康正果《晚唐诗人韩偓》则认为韩偓卒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或此后不久，理由是韩偓诗纪年止于乾化三年、以后就没有诗了，而且第二年其妻裴氏去世，疾病缠身、又遇悼亡，应该在乾化四年或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韩偓的字。关于韩偓字，历来有致尧、致光、致元三说。《四库总目提要》谓“按刘向《列仙传》称，偓佺，尧时仙人，尧从而问道。则偓字致尧，于意为合”。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陈寅恪批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等从之。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则根据吴融诗《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认为偓字致光，“吴融与韩偓同时为官，可证其字实为致光”。对于这个问题，陈冠明专门撰文《韩偓字甄辨》，他从《新唐书》的错讹、韩偓字的意义出典等方面入手并反驳施蛰存之说，作者经过详细考察后下结论认为“韩偓字致尧，庶几亦无由可疑矣”。
韩偓前期行踪。韩偓的后期行踪我们知之甚详，前期则资料相对匮乏。对于韩偓生平前期的一些具体事件，学者也多有考辨。对于韩偓“江南之游”一事，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最先提出并且加以否定。周祖譔、叶之桦《韩偓年谱补正》、陈继龙《韩偓事迹考略》都认为早年有“江南之游”的事情，从其诗歌就可以清楚窥见。诸家还提出早年“北上并州”的推测，曹丽芳《韩偓北上隰州、并州时间考》认为霍邓《年谱》提出“当在龙纪元年春末的意见是正确的”。《韩偓事迹考略》认为韩偓遭黄巢起义曾避乱成都，都自成一说。陈香《晚唐诗人韩偓》认为韩偓曾流寓晋江、惠安，《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则认为晚年有一段畸恋，虽未必如是，但也可备参考。
二、文献考辨与整理
对作品集的考辑整理，是进行韩偓全面研究必要的基础工作，也是近世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辑佚辨伪。武强贺氏刻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三卷，《香奁集》三卷，又有《补遗》一卷。但《补遗》是补入《全唐文》所录奏议三篇、手简11帖，并非补诗之遗。陈尚君《全唐诗补编》重录一首《深村》，辨伪一首《刺桐花》。周祖譔《韩偓诗的编辑流传与版本》则辑大家失之眉睫、视而不见的佚句“连宵侍坐徘徊久”。李叔同到惠安弘法，则从《螺阳文献》辑佚诗一首《淞洋洞》。陈香《晚唐诗人韩偓·遗闽佚诗》补入七首即《题松洋山石壁诗》、《啅雀》、《记梦》、《有怀旧事》、《欲寄》、《坐待邻翁返》、《良辰》。对于辨伪，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于《全唐诗》十函七册下谓“韩偓《大庆堂赐宴元铛而有诗寄吴越王》，暨又和、再和、重和，凡四首…此殆误收”。在诸文中，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辨伪力度尤大，他考证《香奁集》自序是一篇假序，由于他根本否定“江南之游”所以认为“各本共有的《江南送别》、《过临淮故里》、《吴郡怀古》、《游江南水陆院》这一类诗，可断言皆非出于韩偓”，又根据周昂《十国春秋》之说认为韩偓集所载《红芭蕉赋》、《黄蜀葵赋》为黄滔所作。
版本研究。韩偓生前曾亲自编定诗集，《香奁集》为入闽后编辑，《翰林集》祖本也是出于韩偓的手抄本。但各目录书所载篇目、卷数并不相同，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陈伯海《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都提到韩偓作品的版本问题。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考察了《香奁集》六种本子的收诗情况，并认为其中三本与另外三本有不同来源；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也认为韩偓诗集有两个系统，一个为大体编年者，一为分体不编年者。周祖譔认真对校各种版本后，则认为现在所存各种本子同出一源，周祖譔先生论证严密，给人诸多启发。专门对韩偓诗集版本进行了系统地考察的是万曼《唐集叙录·韩翰林集（附香奁集）》、邓小军《韩偓集版本》、周祖譔《韩偓诗的编辑流传与版本》。万曼《唐集叙录·韩翰林集（附香奁集）》专门对韩偓诗集各种版本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梳理，很是明晰。邓文探讨了韩偓诗编集及宋代版本、今存韩集宋本明清刻本抄本及其源流与分系、今存韩集其他明清刻本抄本及其源流与分系，并考察了韩偓笔记《金銮密记》及散文。周祖譔文则以一卷本《韩偓诗》为主体，分别考察了从一卷本到三卷本的增益离析、现存各种版本的情况以及与《香奁集》的重出问题等方面，论述精到，颇多发明。
近人校注。清末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是韩偓第一个全集校本，但对《香奁集》却未加评注。1911年震钧《香奁集发微》则是专门针对《香奁集》作了笺注阐释。此后直到九十年后，2000年齐涛《韩偓诗集笺注》的出版，这是新时期韩偓诗歌的第一个校注本。第二年陈继龙《韩偓诗注》也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两个本子是韩偓诗集比较通行的注本，它们的先后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为深化韩偓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契机。但也不免偶有失误，为此吴在庆《韩偓若干诗歌解读系年辨释》、白爱平《〈韩偓诗集笺注〉校注疏误举例》分别针对两个注本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辨误。
三、《香奁集》与词的研究
关于《香奁集》的作者问题，千载以下聚讼纷纷。《香奁集》为韩偓所作，各书多有著录。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认为《香奁集》为和凝伪托，“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作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则谓“世传《香奁集》，江南韩熙载所为”。这样关于《香奁集》的作者就有了三种说法。但近世以来更多学者认为《香奁集》乃韩偓所作，有的学者专门进行了辨正考订。玄修《说韩偓》“今考香奁集前有偓自序，无题诗三首亦在香奁集中，偓亦自序。是则不得以其艳诗，而疑其为和凝所托也”。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用大量的篇幅把沈括、叶梦得、方回、葛立方、胡震亨、毛晋、何文焕等人观点细致严密地加以考订后，最后试下批判“现行世本的《香奁集》应该说是属于韩偓的”，事实充分，令人信服。沈家庄《〈香奁集〉的作者不是和凝》、陈香《晚唐诗人韩偓·韩偓的诗案》、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通过考析《香奁集》不是和凝所作，从而肯定作者是韩偓。但近世仍然有学者认为非韩偓所作，李叔同寓居泉州对韩偓很是推重，亲作《香奁集辩伪》，认为“偓乃刚正之人，岂是作《香奁集》者？”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认为“《香奁集》作为一个集而言，与韩偓本人毫无关系。而《香奁集》本身，乃是由杂凑了韩偓、和凝、韩熙载，乃至不知名姓的人的作品编辑而成”，此后张兴武《〈香奁集〉非韩偓所作再考订》、刘鹏《〈香奁集〉归属问题考述》都延续徐复观的观点，张兴武进一步认为“乃宋初所传艳体诗集，成书年代及编撰者姓名难以确考”，刘鹏则直接说是“宋仁宗朝所编选艳情诗歌选集”。
《香奁集》的思想内涵。韩偓是晚唐忠臣，大节挺然，《香奁集》既然为韩偓所作，忠臣而作“艳语”，其人品与诗品之间便存在一种矛盾之处。黄世中《论韩偓及其香奁诗》、刘怡《解开韩偓的人品和“诗风”矛盾的结》就试图为这种矛盾探寻一种合理的解释。有些学者认为《香奁集》非韩偓所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忠臣不可能作“艳词”。有些学者认为《香奁集》是韩偓所作，但同样为了维护忠臣形象，就把《香奁集》解释成“香草美人之遗”。吴汝纶评注《韩翰林集》其子吴闿生作跋语亦云“韩致尧为晚唐大家，其忠亮大节，具在篇章，而含义悱恻，词旨幽眇，有香草美人之遗”。最为特出者当为震钧《香奁集发微》，全书完全用“香草美人”的方法来解释《香奁集》，将《香奁集》目为屈原之《离骚》、《九歌》，“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忱，缠绵于无穷者”，其推崇可谓至矣。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也认为“当以屈子香草美人求之，始不失为忠厚之道”，并且用屈原诗句来概比《香奁集》诗句，为《香奁集》的“香草美人”之法寻找依据。直至施蛰存认为震钧乃冬郎后世知己，他虽然不完全同意震钧的笺释，但同意他对《香奁集》的评价，认为“作者是有所寄托的”。
《香奁集》的情感表达。有人认为《香奁集》纯粹为绮艳言情之作，这种观点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如方回《瀛奎律髓》云“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时世不可救药，姑流连荒亡，以抒其忧乎”？胡震亨《唐音癸签》谓其“冶游诸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黄世中《论韩偓及其香奁诗》则谓《香奁集》所抒发的是一种纯真诚挚的爱情，并对香奁诗的本事进行考索，认为韩偓所恋的对象是他的表妹即李商隐的女儿。康正果《风骚与艳情》中“香奁诗”一节探讨了香奁诗的内容和描写手法，作者认为“香奁诗把‘元和体’对琐事和闲情的关注完全引向了艳情的趣味，妖艳的女性及其闺房生活构成了它的中心内容”，“诗人好象有意在闺房的日常生活中收集素材，他既非敷衍旧事旧题，也非记录个人的冶游生活，而是想象性地再现了闺中佳人在不同情境中应有的形象”。林伟星《韩偓〈香奁集〉情感脉络的文本分析》探讨了香奁诗作为艳诗的情感表达方式。
《香奁集》与词的关系。这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张侃《拙轩集》卷五《跋揀词》便云“偓之诗淫靡，类词家语”。震钧《香奁集发微》云“《香奁集》命意，去词近，去诗却远”。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说的更具体“《香奁集》虽属歌诗，然其中有音节宛然曲子词者，且集中诸诗，造意抒情，已多用词家手法”。自施蛰存经典论述后，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探讨《香奁集》的词体性质的文章大量涌现，如白爱平《韩偓词与〈香奁集〉管窥》、张巍《韩偓香奁诗的词体性质》、杨文娟、陶化武《〈香奁集〉与词的内在特质》、董希平《香生九窍：韩偓诗歌的词体意识》等。一些论作在谈到《香奁集》词体性质的同时也谈到了香奁诗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如孙克强、陈丽丽《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刘怡《论韩偓“香奁体” 的性质及对宋词的影响》、张晓霞《韩偓《香奁集》的词家手法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陈祖美《〈香奁集〉与〈漱玉词〉》、李晓婉《尚故以为新，点铁亦成金—谈李清照〈点绛唇〉对韩偓诗〈偶见〉的化用之功》考察韩偓香奁诗对李清照的影响，后者则以李清照《点绛唇》为例作了个案研究。曹章庆《论冯延巳词对屈宋辞赋和韩偓诗歌的受容性》[53]则检讨了冯延巳词对韩偓诗歌的学习化用。
韩偓词的研究。对韩偓词的研究是和《香奁集》的研究密切联系着的。对韩偓词篇目的考订历来未有定论。《尊前集》、《花庵绝妙词选》仅载《浣溪纱》二首，《全唐诗》在《浣溪纱》二首外又从《花草粹编》增《生查子》一首，共得三首。王国维辑《香奁词》除上述三首外，从《香奁集》中增十首，总共十三首，这是对韩偓词最宽泛的辑录。林大椿《唐五代词》录五首，分别是《浣溪纱》二首、《生查子》二首、《木兰花》一首，其余篇目附录于校记中。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评》收《浣溪纱》二首、《生查子》二首、《玉台》、《金陵》共六首。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录《浣溪纱》二首，另外十一首列入副编。施蛰存《读韩偓词札记》则认为韩偓词有《浣溪纱》二首、《生查子》二首、《玉楼春》一首、《谪仙怨》三首，“当以此八首为定本”，并对这八首词进行了笺释，可以说是对韩偓词研究的代表之作。缪钺《论韩偓词》题诗曰“冬郎神似义山诗，雏凤声清人尽知。幽约低回无限意，如何未见入新词”，认为韩偓没有将沧桑之痛、身世悲哀写在词中。王小兰《从〈香奁〉到〈花间〉》通过比较《香奁集》与《花间集》的异同来探寻唐五代词体发展演变的艺术轨迹。
四、韩偓诗歌创作及其艺术特质
韩偓一直被目为“香艳诗人”，恐非的评。只有对韩偓整体诗歌创作作出宏观鸟瞰，才能真正对韩偓有一个公允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逐步认识到韩偓后期诗歌的独特价值。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就探讨了“游览诗迁谪诗丧乱诗合而为一之韩偓诗”，认为游览诗“具身境意境，不仅写景之深妙而已也”，迁谪诗“饶有心性”，丧乱诗“读之无不惊耸悲萧”。又说“孰谓偓之诗才，不宜于迁历之体哉”。玄修《说韩偓》指出韩偓诗“精于炼字”，“又有使用俗语者”的特点。陈伯海的《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首次对韩偓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文章认为韩偓诗中最有价值是感时的篇章，把感时诗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唐代动乱时代的写真，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最后痉挛以至死亡的图景。作者还探讨了写景抒情诗和香奁诗，认为写景抒情诗“能够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即景即情，浑然无迹”，香奁诗“确有一定数量作品反映士大夫的狭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尤其作者重点考察了各类诗歌的艺术手法、艺术特色，提出许多卓见。杨旺生《韩偓诗歌简论》也认为真正体现诗歌创作成就是其后期诗作，他以《香奁集》为代表探讨其前期诗歌，同时从“反映唐末社会变乱”、“抒写内心忧思愤郁”、“描写山水风景”三类诗歌来看其后期诗作。宋心昌《韩偓诗词散论》分别对“冬郎神似义山诗，香艳未必是淫词”的香奁诗、“世事虽未入新词，然却洁净有风姿”的香奁词和“砥柱晚唐擅近体，雏凤声清人尽知”的近体诗歌进行了概说。
韩偓后期诗歌研究。杨明洁《论韩偓的政治抒情诗》对韩偓入翰、贬官后的政治抒情诗专门拈出来作了疏理，作者认为“篇什题旨意在探本溯源。矛头所向，是地方藩镇恶势力的巨憝、朱温及窃权的宦官、奸相，指斥他们的罪行”。也正因为如此，王海峰《一曲风雅不废的慷慨悲歌》认为应该重新认识韩偓诗歌的主导风格—“悲惋慷慨”。刘心《试论韩偓入闽后的诗歌创作与艺术特色》主要探讨了韩偓在福建的诗歌创作，认为韩偓此时的诗歌内容题材拓展了，意象扩大了，同时在诗歌表现手法和特点上也更具多样化。韩偓后期诗作亦有“诗史”之称，一些诗歌与史相合或补史之缺。陈寅恪批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对韩偓许多诗歌进行了批注，从历史的角度对《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故都》、《八月六日作四首》等诗进行笺证。邓小军《韩偓〈八月六日作四首〉笺证》（收《诗史释证》）广泛征引《资治通鉴》等史料专门对《八月六日作四首》进行详细解析，在陈寅恪观点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吴在庆《解读几首韩偓诗的史料依据——兼谈韩偓诗与〈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关系》根据《资治通鉴》、两《唐书》对《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冬至日作》、《八月六日作四首》之二等进行了解读。
韩偓贬后心态嬗变。被贬后的韩偓仍系心唐朝，深感“宦途险巇终难测”，希冀过一种“稳泊渔舟隐姓名”的生活，其心态较以前有很大的变化，其内心矛盾借助诗歌来抒发，其心态嬗变也必然反映到诗歌中。吴在庆《韩偓贬官前后心态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孟晨丽《从韩偓的感时述怀诗看诗人被贬后的心态》、刘铁峰《韩偓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和《韩偓贬谪诗歌中的情感心态探讨》、苏黎明《从韩偓贬后诗作看其晚年思想》或者从诗歌创作探寻作者心态，或者从心态看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在探寻韩偓心态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如吴在庆文从贬官前与贬官后做对比，使人更能深切感受到其前后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因缘。
韩偓诗歌体裁。诗至晚唐，往往以近体见长而少古体。韩偓的诗歌也是长于近体，而近体中又以七律诗歌数量最多，成就也最显著。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曾云“唐末七言律，韩致尧为第一”。故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之。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认为韩偓七言律“不规矩于一家，不亟亟于形似，典丽高举，流连哀思，有唱必叹，无垂不缩”。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认为韩偓习惯用七言律表现其思想，“远绍杜甫，而且更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是杜诗在唐末的最好继承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心昌《韩偓诗词散论》认为韩偓“砥柱晚唐擅近体，雏凤声清人尽知”，其七言律“或咏舞，或述景，或怀旧，或写男女恋情，题材较宽，诗集中佳作层出迭见”。张健《韩偓的五绝》则对韩偓的11首五绝《效崔国辅体四首》、《半睡》、《两处》、《春闺二首》、《花时与钱尊师同醉》、《与僧》、《野钓》进行了解析。与分体研究相联系的是分题材研究。陈香《晚唐诗人韩偓》第六章《韩偓的唱酬》、吴在庆《韩偓咏梅诗解读》、卓清芬《韩偓闲适诗初探》、郁慧娟《雨村歌者—浅析韩偓诗中“雨”的艺术表达》等分别对韩偓的酬唱诗、咏梅诗、闲适诗、写雨诗进行了分类阐析。例如郁慧娟文通过雨中感诗伤事、雨中落花、雨中风物的生机盎然及雨中思妇来看韩偓诗中呈现的烟雨苍茫的世界。
韩偓诗歌的音韵学分析。王力曾经说：“历代韵文本身对汉语史的研究价值并不比韵书韵图低些”。许多学者都重视对唐诗人用韵的研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杜荀鹤、寒山子等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韩偓作为晚唐五代之际的著名诗人，又以近体擅长，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王力《汉语诗律学》就曾经指出韩偓用仄声的特点，并举出五律《五更》、《乾宁三年在奉天重围作》、七律《闲步》的例子。陈鸿《韩偓诗韵研究——五代诗韵研究之一》专门对韩偓诗的用韵情况进行研究，在考察了韩偓用韵的三十六摄后探讨了其古体诗用韵与《广韵》的异同、近体诗用韵出现耕庚青清同用、寒桓删山同用和不同摄通押现象，并有四声换韵、四声通押、养漾合用的情况。陈冠兰《韦庄韩偓的诗歌用韵》把韦庄韩偓放在一起来看，以考察晚唐北方语音的面貌。
韩偓诗歌对后世的影响。韩偓诗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然是《香奁集》，因为《翰林集》晚见且直到清同光年间才真正受到重视。因此探讨韩偓诗歌的影响主要是《香奁集》的影响，而《香奁集》大家所关注的最多是对词体、词人的影响，如前述所列孙克强、陈丽丽《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刘怡《论韩偓“香奁体” 的性质及对宋词的影响》、张晓霞《韩偓《香奁集》的词家手法及对后世的影响》诸文等。张巍《韩偓与江湖诗派》指出江湖诗派在推崇贾姚一派的同时也效法韩偓的香奁诗，部分诗作在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风格婉丽缠绵。韩瑜《韩偓在后世的传播及其影响》以陈继龙《韩偓诗注》所附“集评”为蓝本，考察了晚唐五代至北宋、金元时期、明代、清代等几个时期文人对韩偓及其诗歌的关注与评价。
五、韩偓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回顾百年以来的韩偓研究，在总体上取得一定成绩。尤其近些年来逐步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角度逐步转移到文学的层面，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的突破。但我们同时看到，韩偓研究毕竟处于一个相对薄弱的状态，急切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略举几端。
一、韩偓研究刚刚步入正轨，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尽管前人对韩偓生平事迹多有考辨，但关于韩偓生平中的许多问题尚不明朗，入仕前的事迹尤为晦暗。韩偓家世交游等情况亦不明晰，其思想状况、与儒释道的关系等问题值得去探讨。韩偓弃官后，可以去的地方尚多为何要辗转入闽？施蛰存认为“夫艳情诗者，多数为文人意淫之作”，《香奁集》所写是否实有其事可以考辨一下，也可以给韩偓一个公道的说法。诸如此类，韩偓研还有较大的发挥的余地。
二、研究方法存在单一、静止和孤立的倾向。研究者对《香奁集》注意较多，后期诗歌虽然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研究尚不够深入。学者们习惯就韩偓论韩偓，没有充分用联系的方法放在一个较大背景和视阈中去考察。大家都喜欢说韩偓对杜甫、李商隐的继承关系，但其中关系到底如何，并未见专门的探讨。韩偓《香奁集》对后世艳情诗歌影响较大，但后人是如何对香奁诗接受的，学者们探讨不多。韩偓身处晚唐五代之际，其诗风受晚唐五代诗风影响以及影响晚唐五代诗风如何也并未见有人探讨。对韩偓前承后继、横向联系的关系没有明晰的认识，对其诗史地位便很难有一个合理准确的确定。
三、研究角度需要创新，一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化。学者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尚存在于较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虽然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但大多沿续前人的角度，深化、发明力度不够。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看到韩偓研究相对繁荣的同时，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论作的质量参差不齐，总体来讲比起前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当然，我们所说的深化是相对于现有的研究状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停滞不前、都需要深化。也只有随着研究角度的创新和研究程度的深化，研究的突破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宏观百年以来韩偓研究的历程，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断发展的过程。尽管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生把韩偓作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对象，有一些论文内容厚实，价值可观，为将来的韩偓研究积蓄了力量。我们相信，随着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随着一批青年学者的迅速成长，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韩偓以及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的队伍，韩偓研究在新的百年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注释：
①《韩偓评传》书稿于1937年交于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已排出校样，不久就可以出版。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入侵，书稿毁于“八·一三”战火。后由高文显重新编纂，直到1984年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书名《韩偓》。
②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认为20世纪上半叶“对韩偓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论有两篇，即薇园的《香奁或无题诗》和玄修的《说韩偓》”，而实际上有三篇，晓勤先生没有注意到邵祖平的《韩偓诗旨表微》，笔者认为邵文才真正算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
③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认为震钧《韩承旨年谱》是韩偓的第一个年谱，误。韩偓的第一个年谱应该是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震谱后出，在许多方面颇受缪谱的影响。
④对此邓小军自己后来亦有补正，收入其《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年7月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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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福建泉州 36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