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余嘉锡先生语），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呈现出勃勃生机。
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曲折前行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整个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联系不紧，但是它的兴衰起伏却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是整个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行的道路。
全国解放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的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出版。接着，《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这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随着出版社的组建和调整，古籍出版的范围由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其它学科。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次年《续资治通鉴》也与读者见面。《资治通鉴》整理小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诸如顾颉刚、齐思和、张政烺、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复校的有聂崇岐、王崇武、容肇祖，大家协同作业，其质量之高，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盛。另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会要辑稿》、《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等大型古籍相继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重印了一批建国以前的整理本如《国学基本丛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书，满足了一部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
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史记》，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它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也全面停止。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并从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调集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基本结束。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方面承担的《宋史》出版。至此，历经二十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这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最好版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81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人根本看不懂，损失很大。”又说：“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匡亚明同志任组长。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大会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训、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它的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
回顾过去五十多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繁荣，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兴盛的基础。建立和健全一支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所说，“整理古籍，需要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1981年中央指示发布以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至今，正是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历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上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和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使这项事关中华文化传统承继不断的伟大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二、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斐然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目前这样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发布，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国家在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决定每年划拨古籍整理出版和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学术水准，还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建设，乃至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可以说，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下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以来的二十多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其中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只作一种计)，是此前32年古籍图书出版总量的1.9倍。最近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500种左右。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比如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又如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它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又如1985年整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经过季羡林等学者费时数十年的校注，不仅使该书成为研究我国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再如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同时，《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的编纂或出版，表明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搜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而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则标志着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除了人们原先关注较多的传统概念中的文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高度重视。1982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在全国划分了10个协作片组织规划的落实。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如《诸病源候论校释》、《黄帝内经太素校释》等，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学方面如《中国农学珍本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及《齐民要术校释》等，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上佳之作。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体现着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下，已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3000余种，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 1959年3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通过高教部委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同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是新中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开端。1982年7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所设古典文献专业已增至四个，另外还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在完成古籍整理课题的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加上不断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本科生、研究生队伍，可以说目前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在数量上已达到数千人的规模。
第五，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1958年，中华书局被指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蓬勃兴起，虽然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已达22家之多。这22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600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2000种左右(其中6-7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20年前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1958年，在当时的国务院科学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面负责制订规划、组织整理研究、协调出版、培养专门人才等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文革”，古籍小组工作有所停滞。1981年恢复古籍小组建制，直属于国务院。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古籍小组的职能划归新闻出版总署，组建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古籍小组成立、恢复建制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从1958年到2001年，古籍小组先后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一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O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以及《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草案）》(2001-2005)。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划拨的古籍整理出版专款的支持下，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基本走上了有领导、有规划、有竞争、有协调的轨道。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指引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使古籍整理出版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带来了古籍整理出版20多年大发展的局面，这个文件，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目前，尽管在新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精神没有变，党和国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变。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依然是指导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贯彻和执行这一重要指示，仍然是我们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基本保证。
三、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科技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心与思考。有的人觉得古籍整理出版离现实太远了，现在是现代化，是电子时代、网络时代，古籍整理没有多大意义。有的人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怎么能连接在一起?有许多现实的问题。古籍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使用古代文献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一些古籍整理图书经济效益不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有很多困难，有些年轻同志不愿意做这项工作。面对这些问题，在现阶段进一步明确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搞好，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延续性和交融性的，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尤其如此。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际上处在同一体中，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其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承的历史，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在，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抱有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整理我国古籍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说到底是民族性的表现，而民族性正是先进文化的显著特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要把中国的文化建设好，确实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任务，可以说更加集中地落实到了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同志身上，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批判继承的着眼点是古为今用，立足点是当代的具体实践。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同志来说，学习、落实“三个代表”的思想，应该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上下功夫，做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十分明显，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是由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的。在当前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过去我曾经结合大家的意见，将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条分为十个问题，这里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归纳起来，再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直接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和《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前者于1993年开始工作，现在正在加大推进力度。《中国古籍总目》完成后，我国古籍的存佚情况大致可以摸清，从整体上掌握现存古籍的品种和数量以及大致的学术内容和价值，将会大大促进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进展顺利，可望于今年年内完成。上述两个目录完成之后，便可以为现存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并为今后制定规划、确立重点项目、进行宏观调控等一系列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之上，可根据科研、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对现存古籍分出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现存古籍的数量，因为统计的范围不同，有不同的说法，10万种，或者12万种，或者15万种。毋庸置疑，这大量的古籍，并不需要全部整理出版。其中的大部分只要保存好就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科技手段，如影印、缩微胶卷、扫描、数字存储等，做起来更方便了。这是第一档，只要保存好就可以了。第二档，是供科研和教学人员使用的。对这部分古籍，只要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就足够了。如果一个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要根据别人搞的选本、看别人作的译文，才能读懂原文，那他用的就不是第一手材料，这种研究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当然，特殊的图书例外。有的书，确实诘屈聱牙，很难读懂，必须做好校释工作。这个问题涉及到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结合，需要另作探讨。第三档次，是给一般读者看的。给一般读者看的应该是古籍中的精华，应该把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展示给广大读者。但即使是精华，也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有剥离和转换的问题。比如，古代讲的忠，与现在我们讲的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忠，不一样。今天我们讲孝，和过去的含义也不一样。所以，古代的东西即使是精华，也需要批判地继承。《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等，是古代文化遗产中比较优秀的东西，但对于孔孟之道，也要做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确定取舍。给一般读者看，应该有选本，应该有注释，有的应该有译文。我们将古籍大体分为三个档次，采取适宜的整理方式，该保存的保存好，然后集中学术界力量进行重点整理，把人力和资金也集中在重点古籍的整理上，一定会大大提高古籍整理效率。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古籍整理图书的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古籍读物，各种整理本不断地重复出版，四大古典名著的排印本有数十种之多，《论语》、《孙子兵法》等名著的新注新译本层出不穷。抛开个别出于保存古籍版本的需要不说，各种新本之间内容大同小异，相互因袭，甚至后出的还达不到早出的版本的水平。比如《论语译注》，大家公认杨伯峻先生整理本最好。《李太白全集》，大家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点本做得好，有这样的整理本，在最近一段时期内，还需要重新再搞吗?建议成立一个评议审定小组，请专家学者对已经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进行评议，确定“善本”。比如《孙子兵法》，将若干个译注本集中起来，经过评议，选出一种当前水平最高的整理本，如果没有更多新的文献出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必再搞新的译注本。评议工作逐渐开展，最终形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善本”目录，以古籍领导小组的名义公布。一方面在读者中起到引导作用，有利于宣传推广这些图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整理未整理过的文献，在古籍整理的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古代典籍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与其它图书出版之间的差异。一般非古籍图书，或者出自当代作者的创作，或者出自编辑策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积累和增加。而古籍整理是通过适当的整理方式，使传世的文献典籍为当代或未来的学术文化服务。除了出土文献，粗略地说，传世古籍是一个定量，而不是变量。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有计划性，避免重复和浪费，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将有限的出版资源集中到那些我们尚未问津的古籍文献上，集中到那些整理未臻完善的古代文献上。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古籍整理不仅要服务当代，还要为千秋万代服务。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因此整理古籍，首先要尽可能保留古籍的原貌，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其次要在整理的形式、整理的方法上进一步创新，不要停留在乾嘉学派、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开拓创新。做出立足学术前沿、代表时代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来。古籍整理图书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工程。要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如果我们能策划出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选题，那是不朽之盛事。如果我的能编选出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样的选本，读者将受益无穷。我们今天的条件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应该做出前所未有的好的整理本、前所未有的好的选本，应该比前人做出更大的成绩。那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为子孙后代做出了我们应该做的努力，我们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要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要求“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工作就没有基本的保证；二是要遵照古籍整理工作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同的、合适的整理方式，以求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明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是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普及与提高工作有很具体的要求，一则是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些是属于提高性工作范畴。另一则是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属于普及性工作。普及与提高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普及性读物读者面略广，各出版社在普及上动的脑筋更多一些，这是好事，但出于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同样有一个精品战略的问题，普及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贴近读者，适应读者的普遍需求。普及与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第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目前全国有20多个专业古籍出版社，数量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古籍出版社的全品种出版物中，古籍图书所占的比例约占30％，也就是说古籍出版社还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了非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上。这说明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重要的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产能力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发展为一个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是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的，20余家古籍出版社，共享全国的古籍图书市场，面临共同的任务、相同的读者群和市场，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我们自身来说，应该更加强调共同开拓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存空间，共同培育古籍图书的市场。恶性竞争、选题撞车、低水平重复出版等现象，损害的是古籍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损害的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古籍出版工作要在图书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尤其要注重发挥自身的编辑优势和品牌优势，要用整理出版的高质量去树立权威，形成古籍出版的集团优势。
第五、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
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谋求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存和发展，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当今从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优势更为明显。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部经过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而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检索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在文献检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远非传统的面对纸质图书、皓首穷经式的检阅方式可以比拟的。数字化检索不能代替学者对文献典籍的细读和涵咏功夫，但数字化古籍强大的检索功能和对现代人的实用性，无疑将扩大古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效率。
近几年，古籍电子化的工作已经有不少有效的尝试，电子版古籍越来越多，举其要者，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全唐诗》、《国学经典文库》、《国学备览》等，以其信息容量巨大、检索快捷方便等传统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欢迎。最近由中华书局承担的“中华古籍语料库”、“中国古籍网”等古籍数据化工程，经中国出版集团批准立项并正式启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传统的古籍整理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古籍的保存、传播和使用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未来方向，顺应这种变化，是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任重而道远
古代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精神足以自传。关于这一点，李一氓同志有一段精彩的表述，他说：“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它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我们不能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化产业的位置，要将它放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整理和出版古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是一项长期的和重要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要求，继承优良传统并超越传统、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传统，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为振兴中华而用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中华民族能以前所未有的强盛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普及民众，推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古籍整理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今年8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胡锦涛同志还对当前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这一重要指示，非常切合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实际。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下古籍整理工作所遇到的新问题，迎接挑战，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