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甫于公元759年冬，为避安史之乱而入蜀，在众多亲友的支助下，营建了被后人称为文学圣地的“成都草堂”。在杜甫漂泊的一生中，成都草堂的那段生活，相对充满了闲适、安定的色彩，在草堂旖旎、清幽的田居生活中，饱经忧患的诗人暂停下了到处流徙的生活，身心都得到了休憩。寓居成都草堂是杜甫一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诗人洞明、恬退的心境，使他的创作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诗中随处可见诗人的隐逸思想，诗人彻底抛弃了 “奉官守儒”的终极价值追求。其诗思想感情超拨流俗，表达了“潇洒送日月”的隐逸主题，甚为高旷、明丽，诗人主动投身隐居之地，有明显期隐的心态。
【关键字】杜甫；成都草堂；隐逸思想
杜甫是世人公认的诗歌“集大成”者，因此获得了“诗圣”的桂冠。后来无数评论者认为杜甫诗歌代表风格为“沉郁顿挫”，这跟诗人伤时感事、敏感多愁的性格分不开，更与诗人一生颠沛流离、落魄潦倒，而又要时时大声疾呼，发出仁者生命的强音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因此，诗人每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都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征，如前期的“三吏”、“三别”、后期诗情锤炼更为老道的代表篇《秋兴八首》等，每个阶段都有明显的感情特征。而在成都草堂栖居的将近四年的时间，诗人一共创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诗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水流心不竟”的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恬淡萧散之情让人倍感亲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活脱脱仿佛让人看到一个不问人间事的世外高人，过着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草堂诗是诗人屹立于任情不羁、追求生命自由的境界上之心声，由于诗人率性、逍遥、旷达心境，使得草堂诗充满了恬淡的艺术美，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草堂诗中隐逸思想的集中表述
1、闲适自居的恬退之志
杜甫是带着避乱的考虑来到成都的。成都草堂落成之际，安史之乱并未平息。不仅如此，蜀中军阀也乘机作乱，国家战伐迭起，内外交困，并无宁日。诗人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政治的黑暗，想要一番作为而终不可能，于是诗人选择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他在为自己的选择走一条不同于寻常的道路时，诗人于《堂成》所表现心境是欣喜而明丽的：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诗中写到了草堂的规模、样式，草堂前后的景色充满了活泼的生机，诗末，作者还借杨雄自况。
由陇右至成都的途中，杜甫也一再申诉自己厌倦了礼仪缛节和功名羁绊，意欲回归自适本性的生活：“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发同谷县》）也表明了诗人放弃了济世的理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过一种心灵自由的生活。
草堂的建成，不仅结束了诗人漂泊不定的生活，其清幽静谧的环境更为杜甫的恬退归隐提供了实践的理想场所。杜甫之所以卜居在此，原因就是“已知出郭少尘事” （《卜居》）、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在这里，诗人“幽偏得自怡”（《独酌》），再也不用为政局的迷雾而彷徨，所以能拥有淡泊的心态和轻松闲适的心情，享受眼前的田居生活：“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
因为杜甫居住的草堂，远离世俗烟尘，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听来自大自然的美妙音符，加之诗人的心态是喜悦而恬淡的，他的笔下出现了即使是四月梅雨季节阴冷潮湿的天气：“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梅雨》）。诗人却能一扫凄清阴冷的气氛，情怀高迈地表达了自己的想象，“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梅雨》）。展现了“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的傍晚清幽的诗景。诗中白云、茅茨、檐影、流水等美好景物一一在作者笔下呈现。一派恬静、优美而适意的景象，让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感到满足而自在，诗人那颗在世俗中挣扎痛苦的心终于获得了宁静。 “新添水栏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另渠述作与同游。” 表达了诗人向往陶渊明那样归依田庐的生活，诗人在精神上亲近躬耕的陶渊明，使得草堂诗明显的流露出陶诗的旨趣。
2、淡然物外的“天人观”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歌创作，完全是在心境淡泊的情况下完成的。杜甫本是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无论是在旅食京华的十年悲辛中，还是在战乱的生死未卜中，他都始终许身社稷，未曾丢掉浮名羁绊。但草堂栖幽后，杜甫像变了个人似的，慷慨济世的心忽然变得淡泊、闲散起来。他在诗中一再陈述自己的疏懒，“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 （《西郊》）；连衣裳也懒得讲究：“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 （《田舍》）。在《屏迹三首》重诗人甚至自绘了一副幽栖懒意图：“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合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杜诗言志》评曰：“夫充无事无营之极致，则虽儿之失学，妇之愁贫，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间，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浑如醉乡之无荣辱，尚何修饰之文为耶？虽蓬垢终日可也。使隐居者真能若此，斯可谓真隐。而岂绝物鸣高者之所可拟耶？”
杜甫决定退隐了，就要淡泊明志，真要过隐逸的生活了。在《独酌》一诗中，诗人更言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了做官的欲望：“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草堂成了他效仿陶渊明追求桃花源生活的一种理想生活追求，只是陶渊明的桃园是在现实之外的，而杜甫的草堂是在现实之中的，这里有的是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在草堂生活的这段时间，耳闻目睹的再也不是兵荒马乱的战争惨状、颠簸奔劳的劳碌生活，而是浣花溪边的鸟语花香、万里桥旁的青松翠柏、朋友相聚的诗酒酬唱、老妻孩子的天伦之乐。草堂成了诗人闲适疏放心情的载体，他淡然物外的天人观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沉醉在山水田园的幽隐恬退的生活之中。写于幽隐后不久的一首《为农》一诗，即体现了隐士的自食其力，自耕自养的生活图景：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这是诗人决定弃儒归道的心境的转变的标志。从战乱和流徙煎熬中挣扎出来的诗人松弛了长久疲惫的身心，决意要过朴居为农、偏居一隅的隐逸生活了。虽然志在隐逸是诗人身逢乱世作出的退让之举，但毕竟淡泊人生已成为诗人执著追求的理想生活。此后，表达恬退之念的诗歌成为诗人笔下常见的生活情态，贯穿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与大自然的怡情之中。
在杜甫淡泊心境的独特观照下，草堂内外可谓处处“幽”，景幽、晶幽、物幽、事幽、意幽。真如诗人所言：“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草堂诗作中大量的幽境完全是诗人热衷觅“幽”的结果。诗人不仅写“戏笔手札”觅桤，还觅桃、锦竹、松等。访北邻、拜南邻，钦慕的是二人幽居素心之乐：游修觉寺，登丈人山，为的是“山扉花竹幽”（《游修觉寺》）、“丹梯近幽意”（《丈人山》）。杜甫寻“幽”的诗情表现了杜甫在决意隐退后自娱自乐的生活情趣，他愿意在大自然静穆的怀抱中找寻清净的自我，以求达到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的融合。这种努力使得此时的杜甫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亲近自然、关注生命。
锦江溪流、柴门月色、幽树花香，莺歌燕语，大自然的一切包括最细微的生命都能闯入诗人的审美视线里。像“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徐步》）、“细动迎风燕，轻摇逐狼鸥”（《江涨》）、“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诗人灵动地展现了诗人的闲适之情、悠闲之态。如若没有对生命的深切关注和精心发掘，是不会写出来的。怡情自然，亲近生命，使杜甫在草堂其间写了大量以山水、田园为题材的诗，此时的诗人明显不同于过去那个“白头搔更短”的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此时所表现的幽隐心态，说明诗人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入草堂的自然风情中，草堂令诗人钟情、神怡、眷念。
草堂不仅有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诗人，使诗人的心灵得到休憩。更为可人的是，还有以草堂为中心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诗人在后半生的漂泊流徙生涯中尝尽了人情淡薄，唯有在草堂的心是舒展的，也是快乐和谐的。他与挚友严武、高适诗酒唱和、坦露心声，邀清风明月作伴。他的诗名吸引了当时成都的文人，草堂时不时会有慕名而来的客人，有人还主动资助尚未摆脱贫困的杜甫，这让年迈而体衰的诗人感受到了人间情爱的温暖。更加让杜甫惬意的是附近淳朴而热情的乡民，这也是杜甫平时交往的主要人群。杜甫初到成都时，除了有做官的老朋友在经济上支援外，就是邻居们无私地慷慨解囊相助了：“故人分禄米，邻人与园疏”（《酬高使君相赠》）。他们的热情好客，与城市官场的虚伪迥然不同。对于落魄的诗人，他们没有疏远，也没有排斥，而是尽其所能帮助他。他们的亲密、熟络成都已经发展到：“田父要皆去，邻家不问违”（《寒食》）、“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的地步，可见他们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偶尔有来访之客，诗人也会收起“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的疏懒之态，热情地招待起客人来了，唠叨着“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也算是诗人对乡民质朴情感的一种热烈回应吧。
诗人其他大部分时间就是与妻儿团聚，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不仅如此，诗人还会把欢乐的足迹撒向大自然的更远处，闲暇时他会带妻儿泛江游玩，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没有酒时，他也能派小儿子从邻人家赊来：“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遣意二首》其二）。草堂绝尘的环境氛围和淳朴的人际关系使得杜甫的隐逸得到了现实的依傍，这相对于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诗人深感陶醉，身心完全得到自由放松。
3、萧散的桃园隐士形象
杜甫居住在草堂的日子，一如挣脱樊笼束缚的小鸟摆脱了死板而拘束的官场生活，情怀十分欣畅，正如他在《长吟》中所言：“已拔形骸累，真为烂漫深。”眼下，诗人珍惜的是任情随行的田园生活，并产生了终老于此的想法，想彻底做个隐士了。如：“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春日江村五首》），草堂已经不是乱世中暂时的栖居地，而是可以永久居住的世外桃源了。年老多病的杜甫厌倦了乱世中的漂泊，做好了“卜宅从兹老”（《为农》）的思想准备。诗人已经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儒家终极追求，转向“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 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的道家高士追求。
杜甫的邻居中就不乏退隐的高雅之士。在杜甫草堂的北面居住着一位退休的县令，此人落拓风雅，喜欢诗酒歌赋，常与杜甫煮酒论诗、潇洒畅谈。南面的邻居是一位生活幽雅、充满仙气的人物，他的住所也因此充满了道家的神仙气味：“幽花攲满树，细水曲通池”（《过南邻朱山人水亭》）。杜甫一见之下，便有与之结交的愿望：“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寻”（同上）。与隐者交朋结友，不仅表现出杜甫对隐逸生活的认同，而且也表现出诗人希望超脱烦恼多多的俗世生活，能够六根清净地生活在终南山之巅，身心皆能云游四海。
杜甫还在诗中把自己比作古代的有名隐士，这一点最能看出诗人是真的在探寻隐逸之路，而不仅仅停留在愿望上。如“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朝雨》）中，自比于商山的“四晧”之夏黄公和绮里季、辞位归隐的巢父和许由；在“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严中丞枉驾见过》中，自比弃官归隐的张翰、避世山间的管宁。草堂创作中也出现了“道机自露”的诗句，如《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的得到之语，说明诗人已经完全淡然物外，在如此良辰美景中皈依山林。从杜甫描述自己的隐士生活形象时，我们不能发现他思想上的满足于感官上的愉悦。那些惬意的生活片段，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幽人独往来的潇洒自得的隐士形象。
二、杜甫隐逸思想产生的原因
杜甫一生漂泊，前半生是为寻找理想家园而辛苦奔波，后半生是为寻觅栖身之所而颠沛流离，无论哪个时期，杜甫都没有像在草堂这样停下脚步好好安顿自己的生活和心灵。草堂凝聚着诗人暮年求安的真诚情感，也是他羁旅生涯中唯一适意的家园，而这休憩的驿站，不是诗人刻意寻来的，而是战乱和时局动荡的因缘巧合成全，杜甫的幽隐，下决心离开官场，是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原则的具体实践，杜甫的隐逸，除了自身受道家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多变的政治环境促使他“功成身退”，选择了隐逸的这种理想生活模式。笔者以为，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的这段时间，隐逸思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忧患时代下的人生经历
杜甫恬退之念的产生，安史之乱的牵连是直接原因，与在流亡途中的悲辛痛苦经历也不无关系。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民陷入了空前苦难中，杜甫也深受其害。杜甫来成都草堂之前，曾有过一段携家避乱的生活。先是去秦州，未料安稳生活不仅没能求得，却面临生存维艰的生活，他有一首诗以“空囊”为题，极陈生活的困顿与走投无路：“翠柏苦尤食，明霞高可餐…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秦州生活的艰难，诗人只好拖家带口，流寓陇南地区的一个小县——同谷。可是，同谷也没有以包容之心接纳这位疲倦的大诗人，他在同谷的生活艰难，较秦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敏感的诗人此在同谷呆了一个月的光景，又被迫去他地另觅生活。他最终选择了“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荆门” 《木皮岭》，他最终选择了蜀地，这个在离乱中尚存一息平和、安定的栖身之所。在乱离的困窘中，诗人更加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家人的温饱。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使诗人本来明丽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那颗饱经风霜的心灵自然而然地渴望有一个能解决温饱而萧散闲逸的幽居之所：“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瓦盖，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三）。
人生经历生死苦难之后，诗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广厦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诗人越发有了道家的洒落风神，他倍加地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安适和幸福生活，加上诗人老弱贫病，现实的原因也迫使他不得不随遇而安，再也经不起跌跌撞撞的折腾了，正如他在诗中所言：“但求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这种淳朴的情怀，让诗人走向了随遇而安，停下脚步来休憩。恬退的隐居生活实在是诗人渴望安定的苦难心灵的折射，是其生存关怀的强烈表现，也是一个乱世文人力求在乱世中苟全自己和家人性命的权宜之计。天宝后期，随着政治的恶化，社会矛盾上升，特别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士人们茫然不知所从，归隐田园者不知有多少，只要我们翻开《全唐诗》就会知道，和杜甫处于同一时期的诗人，几乎没有未唱过隐逸歌的，更何况杜甫经历了太多的丧乱和流徙，加上诗人本来敏感多愁的心，走向归隐的心境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2、仕途的屡遭挫折而萌生退意
忠君爱国之心本来是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杜甫并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生活的窘困也不会是他放弃人生理想关键性的因素，他之所以会产生隐逸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对政治仕途的失望和绝望。
杜甫把“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奉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信条，可他的仕途却未能让他得偿所愿。曾两度应试皆落榜，三次向玄宗献赋，但除了天宝十年（751）因献《三大礼赋》，“皇明奇之” （《旧唐书.杜甫传》），命他特制集贤院外，其余两次均石沉大海。悲辛旅食长安十年，四十四岁才被任命为河西慰，因耻于“折腰”而未就职，继而改任管理兵甲的曹参军。不料，次年因安史之乱、长安沦陷而结束了自己的短暂为官生活，辗转避难于凤翔，肃宗鉴于他“麻鞋见天子” （《述怀》）一腔爱国赤诚，授予左拾遗的职位，因为宰相房琬事件，最终触怒了肃宗，遭遇了仕途最大的冰山。可以说，杜甫的求官路途，充满了无穷的挫折和屈辱。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敢于批评讽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国家社稷是老百姓为主体的，君王不顾普通百姓利益，让杜甫对政治产生了灰心失望的情绪，特别是房琬事件后，他作出了平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弃官——这是杜甫思想上一个大的震动。对此，他在《立秋后题》中交代了当时的心境：“日月不相饶，岁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行拘役。”他的思想里面早就欣赏庄子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的逍遥人生态度，开始向那“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看齐，所以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导致杜甫走向隐逸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失意的打击，因此他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解脱，任情不羁、自由展示生命地栖居在草堂。
3、不绝如缕的道家思想因子
早在壮游时期，他就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亲和，曾与李白有过一段寻仙访道的经历。李白对道教神仙思想的狂热追求，也深刻影响着杜甫，杜甫在诗中提到李白的同时，多次提到“丹砂”以及与道教炼丹有关的事。杜诗中最早表现隐逸的诗应该是《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中有：“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与当时的隐士有交往，并且很欣赏隐士们的隐居环境。其后又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隐居》，末尾写道：“不愿论簪芴，悠悠沧海情”。似乎有隐逸之思。漫游齐鲁其间，杜甫还曾访问隐于东蒙山的元逸人和董炼师，访问的目的无非是求仙访道。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程李白》是杜甫初到长安时一首值得注意的诗，孔巢父与李白等人号称“竹逸六溪”，杜甫写这首诗时，巢父正要东游求仙访道，而李白也正在江东，杜甫这首诗中多有飘渺之语，提到关于求仙、隐逸之事，从中可以看到杜甫还是对求仙访道的生活有抹不去的怀想和热情，虽然他已经积极投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又称赞丞相韦见素“庙堂知致理，风俗尽还淳”（《山韦左相二十韵》），然而反朴还淳本来就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而蜀中又正是道教正宗天师道的发祥地，道教在这一带破成气候，崇奉者甚多，作为蜀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其道教活动亦不可能不活跃。杜甫在饱经磨难，满腔激情得不到回应时，国家又陷入战乱，自身情况都得不到保全的情况下，诗人置身于清幽秀丽的田园风光中，头脑中原本就存在的道家思想进而被催生出来，从而强化了恬退之念。而对现实的失望和离乱后心境的变化，杜甫满怀思乡的愁苦、忧国的沉郁和客居的无奈，隐逸、忘却也许是诗人此时释放愁绪最理想的解脱途径。
终其一生，杜甫的隐逸思想是不绝如缕的，在壮游时期、秦陇时期、草堂时期、夔州时期都可以清晰地感到到杜甫强烈的归隐情结。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是否就可以看作是诗人真正实现了隐逸，尚需做辩证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不过，杜甫的确是煞费苦心地营建着他的理想隐逸栖息之地，并且有着一段相当逍遥自在的世外桃源般生活。他从心里和实际行动上都努力为归隐做过认真的筹划和部署，思想上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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