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是以古代文本为依据，涉及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个方面内容，其宗旨是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于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研究者都需要极大的精力力和毅力，“皓首穷经”，历十数年或数十年才能有所成就。古籍数字化的兴起和应用，弥补了传统文献学检索方式的不足，已经成为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的必要方式和途径，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也带来了诸多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古典文献
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是以古代文本为依据，涉及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个方面内容，其宗旨是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于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研究者都需要极大的精力力和毅力，“皓首穷经”，历十数年或数十年才能有所成就。古籍数字化的兴起和应用，弥补了传统文献学检索方式的不足，已经成为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的必要方式和途径，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也带来了诸多相关的问题。
一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郑玄的解释是“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1]南宋学者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自叙中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2]这应该我们理解什么是文献学的基础。
所以，“文献”之“献”应该是指典籍之外社会名流留下的言谈论议章奏诗文等文字资料，而不是单指“贤人，’；孔了所言“文献”应是指“典籍与贤人的日碑野史记录”而不是“文章与贤才”。[3]
最早的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应该是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他们是这样定义文献学：“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4]传统文献学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就是文献整理与利用的方法论[5]
然文献学是文献整理利用文献的学科，那么，传统文献学研究对象也因此变得清楚。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以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为类。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三个方面。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与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张舜徽进一步确定了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和任务，“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6]
董恩林先生进而从性质上将传统文献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五大板块。即，一、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形体认知。二、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内容实证。三、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文字进行标点、注释与翻译，以便让人们更容易明白其文理，从而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内涵。四、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检索与典藏方法的探讨。五、对传统文献文本进行二次整理编纂、以求推陈出新的方法途径的研究。所谓整理编纂、推陈出新，就是不改变原文献的字词句，只是通过摘录文句、抄撮篇章、汇编同类等方式改变原文献的结构形态、表现样式，以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献形式。[7]
但是，传统文献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版本的考证，图书的编目和使用，书籍的校勘和辨伪，其宗旨，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基本宗旨基础上展开的。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宗旨既明，以此为目的的研究都应属于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兴起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
二
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击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个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8]
“古籍的数字化最早是从计算机技术发达的美国开始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OCLC 和RLIN 先后推出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数据库，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台湾、香港和大陆才相继开始了中文古籍数字化项目。”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大型古籍资源库。1984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的“史籍自动化计划”，计划开发《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全文数据库，后在其基础上逐渐增加《阮刻十三经注疏》等项目扩展成为包括多种经典古籍在内的“翰典全文检索系统”等等。1989 年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先后推出《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及《汉达古籍数据库检索系统》。[9]
大陆的古籍数字化成果要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四部丛刊》的全文检索版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国学宝典》等。
古籍数字化的这些成果带来了文献检索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第一、古籍数字化的兴起和应用，提高了文献学研究的效率，弥补了传统文献检索的不足。
上文已及，从基本上来看，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版本、目录、校勘及典藏的研究，具体又涉及到文字、音韵、训诂、辨伪、辑佚、校勘、注释和翻译等。在数字化古籍出现之前，传统的文献学家或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者靠的是“皓首穷经”，干坐冷板凳，效率极其低下。他们靠的是手抄、笔记或无数的卡片，这种“獭祭”的功夫，非十年或数十年的不能能有所成就。刘家和在《<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中说道：“记得从前有一位学术前辈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乎动脚找材料。这已很不容易，而现在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以求有所新发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10]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之作，要想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料，“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11]，其难度可想而知。兹举一例。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疏证》过程中，其中一句“使功不如使过”，他前后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时间才找到出处。[12]这种翻检古籍和查询之苦以及经历的时间之长，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和想象。而由于知识和精力的限制，往往使一个问题的研究在几年或十几年才能解决。至于民国以后，为了检索方便，编辑的各种索引、引得、通检、汇编，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的几十种引得、《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书，虽然提高了查找文献的效率，但繁琐的翻检工作还是不可避免。
数字化古籍的兴起和应用，无疑使文献检索和查找变得快捷方便。这与要到图书馆翻阅大量古籍的费时费力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四库全书》电子版，你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通过简单检索，几秒钟之内很快就能查到，这比起之前“獭祭”式的收集资料和利用索引等工具书查阅古籍方便快捷的程度难以想象。再举阎若璩“使功不如使过”，以阎氏之渊博，用了十九年的时间才在《后汉书》和《唐书》中找到出处，而通过电子检索瞬间就能查到。无疑，在一定意义上，这使研究者从浩繁的古籍翻检中解脱出来，而用更多的时间去比勘、思考、研究，更使文献的辑佚、校勘、辨伪、处理版本异文及相关的文献考证变得便捷、迅速，这种文献查找新方式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文献学研究的效率，应该说是中国文献学文献查找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
第二、古籍数字化有利于古籍的应用和传播，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接触到之前难以看到或不能看到的古籍，从而促进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古籍数字化之前，古籍的应用率相当低。许多古籍不是很难访寻，就是根本看不到。许多图书馆或藏书楼，为了自身利益或自身考虑，把许多孤本、善本，束置高阁，秘不示人。古籍的收藏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据说，民国期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到北平图书馆看四库全书，后面有两个带枪士兵监视。可想而知，当时一般的研究者是无法看到这些书籍的。许多的古籍只能少数人才能看得到，而大部分研究者是无缘接触的。
古籍数字化的兴起和应用，使许多过去被当做文物的珍本、善本、孤本又重见天日。通过电子古籍，一般的普通的研究者是很容易接触到之前无法看到的书籍，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从《四库全书》、《国学宝典》到《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以及各类国学网站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翰典全文检索系统”，古籍数字化使读者的受众范围扩大，有效地解决了古籍的收藏和利用的矛盾，从而促进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第三、古籍数字化开启了中国文献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观念。
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纸质版本为媒介，主要涉及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个方面。古籍数字化的应用，使相当多的研究者在很多时候主要依据的是电子的文本，这在一定意义上，使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发生了改变，研究者也因此提出了电子文献的说法，如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专章阐述“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而在目录学和版本学都因此也出现了新的内容。而在研究方式上，电子检索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查找文献的方式，使一些研究方式更容易运用，如统计法在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应用。于是，有人提出，对古籍电子版本进行著录和对比研究的古籍电子版本目录学，[13]并必将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古籍电子文献学[14]。这种提法是否合理，有待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学科发展的检验，但毕竟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兴起和应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视野在扩大，观念也在更新。
三
虽然，古籍数字化已经成为文史研究者查阅古籍的重要途径，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但是，毋庸讳言，古籍数字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严重或完全依赖电子古籍和电子检索方式，忽视或漠视原始纸质文本的利用和考察。
说到底，数字化古籍只能是纸质文本的电子翻版，先进的有效的检索方式也只是一种利用古籍的技术和手段。在现阶段，完全看不出能够取代传统文献学研究方式的迹象。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最终还是应该以原始纸质文本为依据。且不说，当前电子文献的在技术上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和障碍，有许多错误之处，如《四库全书》电子版总是把“元”转变为“符”，但仅就原始纸质文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电子文本是无法做到的。忽视或漠视原始纸质文本而仅仅依赖电子文本或检索方式，热衷于资料的比勘，而不从原始文本入手，当然可以迅速造就出大批的低水平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及其成果，而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和发展并没有好处。
再者，电子文献学的名称虽还有待商榷，但若以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论，很难说存在所谓的电子文献学。原始纸质版本才是文献学研究的最终依据和基础。
第二、重视检索而不注重文化知识系统性的学习，研究者不读或很少阅读原典，古籍阅读和理解能力严重下降或丧失。
既然错误地认为电子古籍及其检索方式就代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一切，那么，以方式作为过程和目的，必然会得出文献学是一门检索的学问，文献学就是检索学，而文献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和系统的文化知识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古典文献的考证和辨伪往往需要研究者渊博的知识和对历史文化背景熟稔为基础，单纯的检索给予我们的只是零散的信息，其对文献研究的有效程度依赖于研究者的素质。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不是先进的检索手段所能实现的，数字化古籍并没有脱离传统文献学范畴。
因此，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应该具备文献学和文献研究的基本功，在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都要有一定的基本训练，起码在其中某一个方面要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不是只要懂得电子信息技术和检索技能就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古籍数字化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青年人整体占籍阅读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急功近利世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从事古代历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人，或急于成名，或急于完成学业，不认真读书，只知从他人的著作、文章中辗转摘抄一些古籍段落，轻易成文，而本身的阅读力却在不断下降。近年来的‘国学热’‘读经热’，正是在青年人整体传统文化兴趣和功底都丧失殆尽的形势下采取的应对策略，它是非常态的，是不得己的。一旦古籍完成数字化，就有可能助长这种不读原典的风气。当一些青年人发现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到师长们费尽九牛一虎之力才能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的研究资料时，他们还会去孜孜以求地读经典、看正史吗？数字化将有可能造就一批学术懒人，这是可以预料也是能够容忍的，但是以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古籍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为代价，来换得数字化，那么这个代价也太大了，相信是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也不愿接受的。”[15]虽然，古籍数字化不是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罪魁祸首，但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必然从后备人员上影响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和深入。
第三、当前的数字化古籍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古籍，目录学“即类求书”在文献学研究中还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当前，古籍数字化已经成为古籍有效利用的新方式。电子版古籍如《四部丛刊》、《国学宝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已经成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而各种古籍资料库和网站也在迅速增加，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方便。
然而，中国古籍数量之大，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数字化，即使没有人力和资金的限制。“大量的大型丛书成了被电子技术遗忘的角落，成了电光、激光普照不到的地方。”[16]因此，当前数字化古籍无法覆盖所有中国古代的文献。我们需要的许多资料还躺在图书馆或藏书楼。因此，我们不能以电子古籍作为所谓文献研究的全部，它仅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为此，研究者须从传统的文献入手，利用传统的研究方式和手段去寻访书籍。在电子信息技术时代，在数字化古籍蓬勃发展的今天，传统目录学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即类求书”，结合已有的电子文献，才能更好地发挥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总之 ，数字化古籍是中国古典文献能够得到充分和广泛应用的手段和途径，也是新时期整理和研究文献的必要的式，并为文献学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和观念，必然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文献学不是检索学，古籍数字化只是一种利用古籍的技术和手段，不能取代原始文本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扎实的文献基本功和渊博的知识，数字化古籍并没有脱离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
[2]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叙[M].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董恩林.《传统文献学几个理论问题再探》[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
[4]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 2008年第3期.
[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 . 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7]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J]. 史学理论研究 2008年第3期.
[8]毛建军.《古籍数字化概念的形成过程探析》[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年第22期.
[9]郝淑东、张亮、冯睿 《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概述》[J]. 情报探索 2007年第7期.
[10]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黄遵宪.《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12]阎若墟.《潜丘札记》[M]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薛亚军.《古籍电子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J]. 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14]毛建军.《论古籍电子文献学研究范畴的确立》[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0年第5期。
[15]彭国忠.《古籍数字化后带来新问题》[N]. 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日/第002版
[16]彭国忠.《古籍数字化后带来新问题》[N]. 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日/第002版
（作者单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