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珍，生卒年不详，字璧人。又名葵，字叔向。安徽歙县人。工山水，与汪之瑞、孙无逸齐名。人物、花鸟、虫鱼尤能传神入妙。
顺治七年（1650），汪家珍曾为方式玉作山水卷。以此推论，汪氏应生活于明末清初。据资料显示，汪家珍为明诸生，入清后不仕，布衣终身，与渐江、汪注等交往甚密，属新安画派画家。这一派画家有遗民强骨气节，崇尚倪云林等远离险恶官场、商场、情场而追求与大自然共适的大自在，体道参禅，悠远绝俗，乃形而上者也。不过，儒家的经世致用、报国有为等理想汪家珍是有过的，且不可谓不强烈。如他题自画岳武穆像云：“成则郭汾阳，不成则岳武穆，谓彼一时厮杀者，先儒之论已非，而谓不班师未必能成功者，后人之口尤毒。我图我公，匪以其容，拜而赞之，惟以劝忠。”由是可知，汪家珍抗外族入侵骨质之刚非随波逐流者可比。他借笔言志的画作是真士人画（士人未必为官，怀德才而能独善其身），即使画李白醉态，也是讽刺官场、坦露率真的心境折射。汪氏流传作品较少，其《破琴图》借戴安道毁琴拒聘之典故以表不与官家为伍之志，钤“不从门入”印（禅家有“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之语，指珍重自有佛性，不向外求），恰与“家珍”名印相呼应，亦可印证其艺术追求。
汪家珍的《移居图》（见左图）为纸本设色，纵74.8厘米，横54.8厘米，有“庚申仲冬汪家珍作”书款及“家珍”、“璧人”两方白文印，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该图描绘晋代道士葛洪举家移居罗浮山的典故。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其为三国方士葛玄侄孙，也称“小仙翁”，曾数次为官，被封为伏波将军，南征至广州。其见友人嵇含遭暗杀而隐居罗浮山，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学道习医，并娶鲍靓之女鲍姑为妻；后闻交趾产丹，遂请为句漏令，乃终止于罗浮山，弃官归隐，携家眷跋山涉水绝尘而去，采药炼丹，行医治病，著《抱朴子》等名篇，影响久远。其以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为基础，更强调道法、养生、长寿等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学术性、科学性和文学性。其雄辩、文采和才华足以令古今学人仰视，被誉为“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等。除《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外，其《西京杂记》亦颇为著名。葛洪儒、道双修，如“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抱朴子·内篇·微旨》）、“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对世人教化比一般方士更具儒家思想。
汪家珍此作致力于表现主仆共赴前程而意志坚定、相互照应的合作精神。观图，鲍姑怀抱稚子坐于手推木制车上；右侧长者骑牛护行，或许是鲍靓指派的熟悉路况的老向导。葛洪骑牛在后侧照看全队，使他们各司其职而有张弛地前行。为使画面生动有趣，画家极尽表现人物动态和神情。其中，一仆人肩扛书册，边走边回头逗引小狗；另有一仆人肩挑鸡笼，目光炯炯；一名十多岁的孩童身背一幼童随队伍缓缓前行，交叉托住幼儿的双手鼓胀泛红，令观者感同身受；鲍姑和葛洪两位主人的神情尤为深沉勇毅———鲍姑高挽发髻以示闺阁之秀，葛洪道服飘然以表向隐心铁，后者携带的藤杖、古琴、宝剑、如意等展现着其不俗的阅历和修养。画面只以一株古藤缠身的老树、一只飞禽和一两处山坡做背景，十分简练。树干、坡石以阔笔水墨挥写，略作皴擦，与细致、繁杂的前景形成强烈对比；人物等以细劲又不失古拙特质的线条勾出；头发、鞋帽、牛身等以浓淡墨色晕染；肤色先染淡赭，再以朱磦提醒加红。画面整体格调古朴、淡雅，布局疏密得当，层次错落有致，且将挺坐的鲍姑作为全图人物的最高点，对这位继承父传的针灸家为民治病的赞美之情溢于纸上。
古人对人物画总结出十八描，用笔无非方圆、提按。汪氏此作总而施之，且松活畅达，韵律感精妙，脱去宋人院体用笔相对拘谨的陋习，饶有书写逸气，大、小写意兼具，人物、器物繁多而无一雷同，堪称古代人物画之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