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自从孟子提出这个著名的命题以来，“与人乐乐”几乎成了不二法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陆，“独乐”几乎成了“自私”、“反动”的同义语。其实，“独乐”何尝不是一种境界？特别是身处逆境之时，“独乐”更是一种品格和胸怀的体现；它是对现实环境的超越，也是坚持既定操守的一种形式。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另外，“独乐乐”和“与众乐乐”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个人既可以与民同乐，也可以同时保持愉悦的个人心态，就象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现的那样：既为内乱平息、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而高兴，也为自己能结束漂泊、返回故乡而放歌。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也绝非杜甫一人，在苏轼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记》和他弟弟苏辙写的《黄州快哉亭记》，就分别表现了集于他一身的这两种“乐”。
《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之时。文章记叙了他修亭得雨的经过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现了他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情怀；《黄州快哉亭记》则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苏轼被贬于黄冈之时，文章通过赞扬张梦得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乐观情怀，来表达苏轼兄弟在逆境中“独乐乐”的人生态度。下面将两文加以比较，借以看出“独乐乐”和“与众乐乐”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所表现出的不同和共通，以及由这种不同和共通所带来的文章结构和手法上的相似和差异。
一、两文的情感基调皆是“乐”，但在内涵上有差异
《喜雨亭记》在情感上突出一个“喜”字。文章一开始就列举古人如何以喜名物，自己以雨作亭名也是“志喜”；接着便叙述自己建亭的经过及亭成之日落雨之喜。文章通过铺排：“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强调这是“众乐”，因而自己的“志喜”也就非“独乐乐”而是“与人乐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以雨为契机，在“己乐”与“众乐”的关系上大发议论：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就会造成年岁荐饥，狱讼繁兴，盗贼滋炽。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作者和他的同僚们就不可能“优游而乐于此亭”，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但从中亦可看出作者此时对“独乐”与“众乐”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年岁丰饶，才会有社会安定；只有社会安定，才有官员的优游——“众乐”是“己乐”的基础和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孟子“与人乐乐”观的继续和延伸。
《黄州快哉亭记》在情感上也是突出“快哉”二字。首先交代乃兄苏轼将张梦得在黄州所建之亭命名为“快哉亭”的原因，是因为登此亭可以居高临下，饱览山川美景；然后再由自然之乐转入人生之乐，借宋玉对楚襄王“快哉此风”的解释，得出一个愉快人生的处世结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但与《喜雨亭记》强调“众乐”有所不同，尽管它也谈到了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两种不同的忧乐观，但作者强调的是逆境中的“独乐”，是蓬户瓮牖中的无所不快，是一种不以谪为患、自放山水之间的人生领悟与旷达，它与前面提到的孔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属于同一种内涵。由此看来，两文虽同是写乐，也都肯定首先要有众乐，但两文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与众乐乐”，后者的侧重点则是“独乐乐”。
上述差异的产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有关。苏轼的《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时年二十六岁。嘉祐二年，苏轼应进士试，“以春秋对议居第一”，但因母亲去世而未任职。[2]到了嘉祐六年，又由欧阳修举荐，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其对策判为三等，这是个极高的荣誉，因为自宋朝开国以来至嘉祐年间的九十多年中，只有他和吴育二人获此殊荣。入选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此是他踏入仕途，一生事业刚开始之时，此时的苏轼，胸中满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就说：“丈夫重出处，不退当要前”，甚至鼓励苏辙“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去奔赴抗击西夏的前线。[3]他自己在任上则是不辞辛劳、东奔西走去苏解民困。例如到任不久，他就到下属的宝鸡、虢、郿等四县作调查，以“减决囚禁”；当时风翔一带由于元昊作乱，民贫役重，尤其是输南山之木入京，水工们常搞得家破人亡。苏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4]。他在当时为“凤鸣驿”所写的题记，很能表现他此时的克己以厚民的苦乐观。当时的风翔太守宋公为了方便公人食宿，到任后，不是先替自己治官舍，而是先整修凤鸣驿。整修中又不扰民，“五十有五日而成”，“而民未有知者”。作者就此发议论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5]这与他在《喜雨亭记》中所说的“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以及先有民之乐，才有官吏之乐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相互映证、互为表里。都是他此时的积极用世精神和一心安邦定国之志所决定的。
但在苏辙写《黄州快哉亭记》时，苏轼的政治环境和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父丧期满入京，改任殿中丞、直史馆、差判官诰院。此时正是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也正是遭到保守派极力抵制之时，苏轼也卷入了这场斗争。他在改任开封府代理推官时两次上书反对新法，并将新法比作“毒药”，“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亦随之”。苏轼如此的政治态度当然会遭到新派的反击，王安石的连襟侍御使谢景温出面弹劾苏轼在守丧期间贩卖私盐，事后虽查无实据，但苏轼已感到朝堂险恶、风波莫测，因而力求外任，终于在熙宁四年被任为杭州通判。但在密州、徐州等地的八年外任生活中，苏轼也更接近了民众、更了解了民情，因而也更看清了新法的流弊，所以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抨击新法的一些书信和政论，如《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等也更能击中要害，因此也必然招致新派人物更厉害的打击。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使舒亶、权御使中丞李定等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神宗下令御使台审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从湖州锁拿至京，押于御使台狱。舒亶等人罗织罪名、严刑逼问，与将苏轼置之于死地。但由于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以及范镇等元老重臣的营救，连已退居钟山的革新派领袖王安石也站出来为其说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6]于是“一言而决”，苏轼被“从轻发落”，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贬斥生活。黄州之贬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打击，对苏轼的人生目标和处世态度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早就潜藏在苏轼性格深处的老庄思想此时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苏轼人生态度的主导，使他在逆境之中仍能处之坦然，在大多数场合仍能优游自得，所谓“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7]做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8]但另一方面，这番贬谪也使他不会再向昔日那样的热情和张扬，对自我、对交游都有一番审视和更张，他在到黄州后写给参政章子厚的信中说自己过去对章的告诫是“强狠自用，不以为然”，此刻是“深自感悔，一日百省”此时的苏轼“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9]，“遮眼文书原不读”，[10]而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大自然，更多地去追求内心的自适和自快，他在此时写的〈前赤壁赋〉中劝客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绝，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这番话是对人生虚幻感的“客”的劝慰，又何尝不是自己排解？这与他在《黄州快哉亭记》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求其“快哉”，与记中的一段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更是异曲而同工。
至于苏辙，他在政治上、文学上乃至生活上是一步步追随乃兄。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苏辙义无返顾，上书营救结果被贬往筠州监盐酒税。苏辙到筠州后不久，便沿赣水、入鄱阳、溯大江，到黄州探望乃兄，“千里到齐安，三夜语不足”。[11]弟兄俩一道游览了包括快哉亭在内的武昌西山胜迹，共同抒发了贬斥之中对自然、对人生的种种思考。“惟我与兄，出处昔同”。[12]所以《黄州快哉亭记》中苏辙对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诠释，不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苏辙的夫子自道。
二、结构上，两文皆以“喜”为经，但导入和表达的方法不同
《喜雨亭记》是以喜为经，以雨为纬，交织着作者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情怀；《黄州快哉亭记》则围绕乃兄将亭题名为“快哉”来解析自己对此的理解，借以抒发兄弟俩在贬斥之中自适、自愉的旷达乐观情怀。
两文的情感基调虽相近，但导入和表达的方法却各不相同。
首先，两文的导入方法不同。《喜雨亭记》开篇即点题：“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以古证今，列举古人古事如何以喜事名物，以示不忘：“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其名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然后得一结论：“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一番议论之后，再叙述建亭的经过和亭成落雨之喜。《黄州快哉亭记》开篇即描叙赤壁之下，大江“波流浸灌，与海相若”的气势，然后引出张梦得谪居齐安，为观览江流盛景而建“快哉亭”，并扼要交代快哉亭的地理位置和得名的由来，接着再描写凭亭远眺所见的江山美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所思、所感，写足了“快哉”。
其次，两文情感表达的渠道也不尽相同。《喜雨亭记》给人的感觉是议论风生，文章中虽有叙述和描写，但只是为议论作好铺垫和提供前提。全文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列举古人古事，来说明自古以来人们皆是以喜事命物名，自己以雨名亭也是“志喜”；第二层则是积建亭经过和亭成雨落之喜；第三层则大谈雨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借以表现雨落之喜和“与众乐乐”之志；第四层是慷慨高歌，表面上看是抒情，实则在议论，推许大自然的造化之功。这段议论，使本文的主题更得以深化。因为传统之说祈雨之功，是太守的德政感动了上苍，更是皇恩浩荡的结果。而本文却说：“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最后归结为大自然的造化之功。这与后来在《黄州快哉亭记》中所表现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从中所得到的愉悦、快慰，在本质上是一脉相连，只不过由于处境的不同，前者表现为兼济天下，后者表现为独善其身罢了。由此看来，四层之中只有第二层是叙事描景，其余皆是议论；而且叙事描景也是为议论提供张本的。
《黄州快哉亭记》则是以描景叙事为主，内中虽有议论抒情，也是寄情于景、因物着议。全文分为三层：第一层先叙述长江出西陵峡后在赤壁一带“奔放肆大”之壮伟之景，然后交代贬谪之中的张梦得为观览江流胜景而修建“快哉亭”，以及亭的位置和得名之因。第二层更是集中写景，描绘了凭亭远眺，所见的“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江山美景，以及“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让人“动心骇目”的倏忽变化。其中对赤壁之战“流风遗迹”的描叙，更将“快哉”的内涵由山川景物拓展至历史人事。第三层则由今到古，借宋玉随楚襄王游兰台对“快哉此风”的解释，指出人虽有遇与不遇之别，但只要“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就能“何适而非快”。然后以张梦得不以贬谪为患为例，赞扬了超然物外，不以荣辱为怀的旷达乐观情怀。者层以议论抒情为主，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与《喜雨亭记》的直接发论不同，它是因物着议，建立在上两层大量的描景、叙事之上的。
再次，两文的结构方式也不同。《喜雨亭记》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用主人的接连发问和客人的一一回答来雨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连“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这种结构方式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强调了“雨”是主人、客人乃至万民“乐”的根源，皆因雨而喜，紧紧扣住《喜雨亭记》的“喜雨”二字；二是把作者要议论的主旨集中而又反复地提及，以引起人们注意，同时又活泼多变。
作者在进行主客问答时，还采用了渐进层深的反推法：“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一旦无麦无禾，岁且荐饥，就会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而一旦“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大小小官员就不可能“优游而乐于此亭”。这样就使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更具有说服力。
《喜雨亭记》中渐进层深的结构方式，不仅表现在反推法中，还表现在前后句相蝉联的顶真格上。文章最后的喜雨歌就是如此：“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这样不但使文意渐进层深，把作者由喜雨而引发的思考一步步推向更深更广的空间，而且也使文章环环紧扣，既活泼又紧凑。
《黄州快哉亭记》在思理上也是渐进层深，但采取的结构方式却不同于《喜雨亭记》。作者被亭前远眺所饱览的江山美景所触发，由眼前之景所包含的历史往事所牵动，围绕“快哉”二字开始思索：“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得以尽情地观风赏景，“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这是其一；回顾历史遗迹，“曹孟德、孙仲谋之所聛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鹜，其风流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这是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那么，即使在贬谪之中，也会自放山水于之间，“将何适而非快”？即使是生活清苦，“蓬户瓮牖”，也会“无所不快”，这是其三。本文就是这样由自然到人生，由古到今，由人及己，从事业到生活，渐进层深，出色地表达了作者兄弟自放于山水，超然物外，不以荣辱为怀的旷达乐观之情。
《黄州快哉亭记》在构思上还采用了以实写虚之法。如上所述，本文的主旨是要表达作者兄弟自放于山水，超然物外，不以荣辱为怀的旷达乐观之情。但在文中处处写的则是张梦得：亭是张梦得建的，赞扬的也是“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有以过人者”。但实际上，却是借写张君来写乃兄，因为谪居齐安的不仅是张梦得，还有苏轼；建亭者是张梦得，名之曰“快哉”的则是苏轼。因此，赞扬张梦得不以谪为患，而自放山水之间，更是对乃兄的揄扬。另外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苏辙对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诠释，不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苏辙的夫子自道。由此看来，此文写张梦得是为了写苏轼，明写苏轼又在暗写自己。
三、两文都采取了比较的方法来突出题旨，但比较的对象有所不同
苏轼兄弟的散文都喜欢采用比较之法。例如苏轼在黄州所写的两篇文章《前赤壁赋》和《方山子传》就都采用了对比之法来突现主题。在《前赤壁赋》中，作者运用大量的对比来表现自己旷达的处世态度：主人的超脱和客人的沮丧，古代的一世之雄与今日的渔樵之人，天地的阔大与世人的渺小，明月江水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方山子传》更是通过作者与方山子的两次相遇形成强烈的对比：前一次相遇，方山子是少年任侠、意气风发；十九年后相遇，方山子是隐而不仕、心境恬然；前者为侠士，后者为隐士，一前一后，判若两人。作者有意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显示人物性格的变化，突出方山子“异人”的特质。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以嵩华之高、黄河之浩瀚、天子宫阙之壮丽与韩太尉的人品声望形成比衬；在《孟得传》中用深山的虎狼毒蛇与孟德的浩然之气形成对比，也都有力地突出了主题。在《喜雨亭记》和《黄州快哉亭记》中，更是多用对比之法：《喜雨亭记》中的雨与不雨，五日不雨与十日不雨，雨与珠玉，未雨之忧与得雨之喜，万民之乐与“吾与二、三子之乐”等；《黄州快哉亭记》中的遇与不遇，古与今，自然与社会，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其中不自得与其中坦然，何适而非快的张梦得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等。苏轼兄弟着意通过这些对比来强化主题，突出作者所做出的人生选择。
但是，两文的比较对象、范畴和手法却有所不同。《喜雨亭记》比较的基点是“雨”和“不雨”，在自然范畴之内分为六个层次：其占为有年然而实际上弥月不雨，这是第一层；不雨时“民方以为忧”与大雨三日后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的万众欢腾，这是第二层；“五日不雨则无麦”与“十日不雨则无禾”，这是第三层；雨麦与社会的安定、官吏的优游之乐；这是第四层；一雨三日与雨珠雨玉，这是第五层；太空造物之功与太守天子之功，这是第六层。从以上六层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叙事与议论结合。一、二两层对比在叙事中进行，三至六层对比虽皆在议论之中进行，但方式又有所不同：三、四层用对话、问答的方式；五六层用咏歌的方式，显得活泼多样。二是采用反比，即如果不雨则会如何，如“五日不雨则无麦”与“十日不雨则无禾”；“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等，以此来加深对雨重要性的认识。三是作者与民同乐的“与众乐乐”观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进取意识，文章中并没有点破或特别加以说出，而是通过他的以雨名亭和对大雨三日的喜极而歌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是读者感受到的。
《黄州快哉亭记》中的对比则不同于此。它完全集中在第三段的议论之中，而且以人的“遇”和“不遇”为基点，在社会的范畴中分为四层：第一层引用古事，用宋玉从楚襄王游兰台之宫，关于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一番议论，指出“玉之言盖有讽焉”；第二层紧接上文，由古到今，指出风虽无雄雌之异，但人却有遇与不遇之变。然后将两种士大夫的两种处世态度和两种不同结果作一鲜明对比：“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第三层则由对士大夫的泛泛而论转入对具体人物张梦得的赞誉，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形成对比，而对张梦得的赞誉又分为两点：一是其政治操守，“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有以过人者”；另一是生活态度，“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以上三层是明比，实际上还有一层暗比，即苏轼兄弟的政治操守和人生态度与张梦得的类比，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的反比。这种手法，在讨论本文结构时已经论及，不再赘述。由此看来，小苏的这段在议论中展开的对比，由古及今，由泛论到具论，由明到暗，由人及己，渐进渐深，比起乃兄，虽手法不及其多样，但似乎更谨严和深入一些。刘熙载在比较二苏文章异同时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13]。可见曲进层深，正是苏辙散文的特色所在。
注释：
[1]《论语·雍也》。
[2]《宋史·本传》。
[3]《和子由苦寒见寄》见《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一》。
[4]《宋史·本传》。
[5]《凤鸣驿记》见《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
[6]周紫芝《“诗谳”跋》。
[7]《与孙志康书》见《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书”。
[8]《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见《东坡乐府》。
[9] 《与章子厚书》见《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书”。
[10]〈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见《苏东坡全集·前集》卷12“诗”。
[11]《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见《栾城集》。
[12]《再祭亡兄端明文》见《栾城集》。
[13]《艺概》卷一。
附
喜雨亭记
苏 轼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歧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而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而乐于此亭，岂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黄州快哉亭记
苏 辙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于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至于长江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聛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鹜，其风流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与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
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