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高风亮节，为后人所仰，也是北宋文坛的宗师。他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这场运动确立了标杆。他还喜欢奖掖后进、识拔人才，曾巩、三苏、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家皆出其门下。正因为如此，他逝世后，祭文如动地银山，滚滚而来，其中比较特出的是王安石和苏轼的两篇祭文。这两篇祭文虽皆倾诉对欧阳公的仰慕和怀念之情，但讴歌的角度、表达的方式乃至语言风格皆有很大的差异。欧阳修虽是王安石的恩师，但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坚决反对者，所以王安石在祭文中一方面客观公允地评价了欧一生的丰功伟业，其高山仰止的道德文章，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公正和坦荡；但其中也搀杂了自己政治生涯之中的种种感慨：既有对改革进程一波三折的伤叹，也有对改革难致所期的感悟；既有自己的种种努力却不被世人理解的灰心，更有再也无法获得恩师首肯的沮丧；既有对欧阳修达到“三不朽”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仰慕和艳羡，也有反照自身由此而产生的悲凉。苏轼的祭文却与此不同，苏家与欧家是通家世好，龆龀学文，即耳濡目染；长大以后言传身教，道同文亦同，一生为师为友。苏轼踏上仕途与文名的播显皆是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的结果。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从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作出评价，苏轼的祭文多叙两人间的私谊；王的祭文立论客观公允，力避因政见不合而造成评价不公；苏轼之文则尽叙欧阳修对他的扶植和眷顾，不避私嫌；王安石之文中有悲，但多为自嗟自辩，动辄人事天理、盛衰兴废，似乎在无可奈何之际恰逢故人弃世，伤感突发；苏轼之文中亦有悲，则多为丧亲之痛、亲眷之悲，是一垂垂老人在回忆当年，对扶持自己走上人生道路的一位长者逝去的慨叹。
下面即对两篇祭文在讴歌角度、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
王安石为文，立意超卓，议论新特，语言简练朴素，笔力健劲峭刻，以为世所公认，这些风格在这篇祭文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但分析文章，仅仅耽于词句篇章显然是不够的，应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精髓，因此，必须了解写作背景与目的。
史载王安石议论高奇，是一个矢志务于实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一点也是不少中国士大夫的同一特性，譬如欧阳修，《宋史》载：“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然任于事者必遭物议，必被攻讦，上下沉浮，仕途坎坷，皆不免之事。这正是王安石慨叹悻惜欧阳修之处，以欧阳修自引自譬，乃本文的精意所在。王安石于熙宁二年执政，推行新法，遭到了元老大臣包括欧阳修的反对，其它政治势力也纷纷阻挠，神宗时有动摇妥协之意，改革集团内部也驳杂不纯，时有背叛，在各地又遭到百姓的抵触，因此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欧阳修弃世于神宗熙宁五年，正是改革进行得比较深入，实际问题暴露得较多，阻力较大之时，此后不久，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
稽故以言，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甚为近密，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欧阳修于王安石有奖掖之谊，他的人品与文章也影响激励了王安石等一代人。
从这一点说，王氏是很尊重欧阳修的，但熙宁变法之后，欧阳修反对施行青苗法，王氏深为不满。当欧阳修申请退休时，神宗有意慰留，王氏则认为欧阳修附丽韩琦，“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宋朝对待文臣极为宽厚，因此文臣多任气，王安石如此议论虽过分，但也不足为怪。
至欧阳修去世，就政事引发的矛盾不复存在，这时对一个人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如这篇祭文。祭文比较重情，本文又是如何抒情？一开始，念及旧日之谊，还顾自身处境，思及故人遭际，郁积之气又所藉以抒发，因此开篇即有“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之叹，这正是其改革难致所期的感悟。后以一句“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表达了王安石一贯的思想，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世人在遭遇挫折时，容易苟且信于天命天理，然而作者却认为天理溟漠虚无，无从推及，可信的还是人生自我。既然事不可期，天理不可信，那么人生的价值又何以体现，作者在连续否定之后，认为“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是人生价值的标准，欧阳修正是这个标准的典范。行文中，作者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评介：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为天下范，死后门生苏轼等也有祭文，各有特色，但历来以此篇评价为高，究其大端有三。一是客观公正，排除私念。欧阳修晚年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曾批评青苗法失措，王安石也曾因此抨击过欧阳修，但在写作这篇祭文时，王安石却能尽抛前嫌，重怀旧谊，不但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氏一生的人品操守、道德文章，而且也抒发了景仰缅思之情。与苏轼等人的祭文相比，王安石并没有强调师生私恩，而是从天下之义的高度上评价欧阳修。二是抓住一生大节，突现欧阳修的主要风貌。中国士大夫历来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者也以此入手，并没有陷于枝节末事的是非辨白，在这点上，比起韩愈的祭柳宗元文，要轻灵洒脱。立言：就欧文，作者从“积于中”、“发于外”入笔，不但既形象又准确地概括出欧文的特色，也分析了其风格形成的原因，即“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这样的内质外充于文章，才能“豪健俊伟，怪巧瑰奇”。立德：作者概括欧氏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不畏压制排挤、坚持正义的高风亮节，并能一贯终始。立功：写其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仅此足以名世。这一段要言不烦，不为絮事聒耳，这就是王安石劲洁的文风。三是写作技巧精妙，堪称祭文中的典范。一则以衬托的笔法，用天下人之悲，烘托朝中与欧阳修交游之士更悲，进一步衬显自己的悲不自胜。二则以欲擒故纵之法增加文势的变化，全文围绕一“悲”字层层转折，展开议论抒情。文首言欧阳修虽死而可以无憾无悲，下面几段顺承无悲发展开去，论证确乎可以无悲。这些都是“纵”，目的是为了“擒”，极力写“无悲”，是为了更好地“抒悲”。末段文势忽起转折，言欧阳公本人尽可以无憾无悲以去，但天下人却为之涕泣嘘唏，何况作者从此失去了平生所敬仰的师长，因此格外悲痛了。这就是由纵到擒。想一想自古盛衰兴废之理，人生不免于此，似乎又不足以悲，然而又想到死者长逝，不可复见，临风怅惘，不由得悲从中来。从而纵擒交替，开阖张弛，变化无穷。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言，他的政治道德与人格人品也是非常出色的。正如王安石所颂扬的“智识高远”，在政治思想上，欧氏并不保守，勇于言弊，主张除弊布新，以致“人视之如仇”。在治政方法上，欧氏极力讲求，崇尚宽简，不为苛急，不为繁琐。这一点与包拯的严峻苛急不同，继包拯之后，欧阳修也出任过开封知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京师亦治。”他还反对矫情伪诈，讲求自然平实，当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致使其罢职，又劾罢继任者宋祁而自代时，欧阳修上奏章予以批评，认为包拯应自避嫌疑，自爱令名，不应“逐其人而代其位”。对比之下，当其因论救范仲淹而被贬时，范仲淹在陕西任事，请其掌书记之职，欧氏却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欧阳修风节高亮，不愧于王安石“器质之深厚”的定语，也可以佐证其议论的公正精确。
二
王安石的祭文写于欧阳修去世之际，苏轼的祭文则写于欧阳修死后二十年以后，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在这二十年中，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此时已垂垂老矣。熙宁二年，苏轼丁父忧还朝，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数为异论，公开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学校制度，得神宗嘉许，询及为政得失，苏轼指陈：“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深为王安石所忌，苏轼请求外任，遂通判杭州，中间历知密州、徐州、湖州。神宗欲加起用，又为宰相王珪所阻，徒知常州。哲宗即位，元祐初，始起为起居舍人，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元祐四年，因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出知杭州，颇有作为。元祐六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旋改为翰林承旨。仅数月，又被谗伤，出知颍州，在颍州写下了这篇祭文。
苏轼与欧阳修的情谊非常深厚。溯此，苏轼父亲与欧阳修就有很深的交谊，当苏洵沉沦于布衣时，欧阳修就读过苏洵的《几策》、《权书》等，并大加推许，呈献朝廷，请求擢用，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阅。嘉祐二年（1057），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其中苏轼尤得欧阳修的激赏，史载：“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就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来说，其文名的播显与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是不分开的。不仅在文学上，欧阳修给了苏轼以榜样之资与奖掖之助，而且在仕途上，欧阳修也大力引荐，嘉祐五年，丁母忧归朝的苏轼被朝廷委派为福昌主薄，欧氏却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欧阳修之于苏轼，既是长辈，又是老师，正因为这层关系，苏轼以一个晚辈与学生的身份写这篇祭文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本文略分三段。第一段交待时间和自己的身份，这是正规祭文的标准起式。第二段全以写实笔法，回忆昔事，一一罗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在五岁左右，就以欧阳修为神往之师，诵读其文章，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述了欧文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事实。及至作者长至青年，面见欧阳修后，欧氏的赞赏识拔令作者奋勉向上，以继承欧氏的事业为己任。“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写的是熙宁四年，王安石等人正得神宗信任，大力推行新政，而苏轼每每议论新政之失，见王安石独断专任，便在进士考题中出了一道论策，名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霜，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大怒，指使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于是请求外调，任杭州通判。“多士方哗”，指的就是遭王安石等人的围攻，“独南”，指赴杭州任职。赶杭州途中，作者于汝州见到了已退休的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称赞与勉励，“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欧阳修认为为文犹如为人，首先必须坚持做人的道理，苏轼不苟于利而附从王安石等人，这是欧阳修所欣慰的。元祐之初，作者被召回京城，得到重用，见到了欧阳修的夫人及儿子，“叔季”指欧阳修的中子与少子，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字伯和，此时已经谢世，中子欧阳棐，字叔弼，此时任朝官。“诸孙”，指作者的儿子，相对于欧阳修是孙辈。“请婚叔氏”，指欲与欧阳棐联姻。
最后一段从追忆之中回到现实，第一句“师友之义，凡二十年”，是对上文的综括，也是一种复沓笔法，以重申情谊之厚。“再升公堂”，指作者来到颍州，登上欧阳修曾经住过的庭堂，不免物是人非之慨。竟然悲涕不已，痛哭失声，想一想自己也已白发苍颜，仿佛自己就是当年的欧阳公，又看到颍州的士民，颍州的人民还在深深怀念欧阳修，这就更加触发了苏轼的想望之情。作者在这里以摇曳的笔致，淋漓地描写了自己的悲不自胜，以致恍兮惚兮的精神状态。从追想的情思中醒来，面对颍州人民，作者慨然誓允：“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最后几句以东逝之水表达了作者清悠无尽的缅怀之情，笔调淡古，飘荡着一缕絮絮哀思，与王安石的“临风想望，不能忘情”相比，更有一种古雅情致。
苏轼散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形成“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色。苏轼的散文成就与欧阳修是密不可分的，欧氏把苏轼看作继承自己衣钵的后来者。而苏轼对欧阳修的人品文章都非常敬重与仰佩，苏轼在欧阳修文集的序文中评介道：“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评介非常之高，虽然事实不可能尽然如此，但从一个心怀崇敬的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评语虽不尽实，却尽情理。在本文中，作者并没有囿于旧窠，而一味正面颂扬，实际上，全文短短三百余字，没有一句明颂之词，而是从细微处入笔，从平实处着墨，以抒发个人情谊为重心，低徊往复，极尽悲恸之能事。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涵量却很大，有叙事，有抒情，只寥寥数笔，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忠厚风发、授人以文、诲人以德的长者，又以颍人怀念之事曲写欧阳修政德卓著，因此，虽无颂扬之辞，却有颂扬之实。在抒情方面，本文也具特色，叙事娓娓而进，情愫默濡其中，随着叙事节奏发展而愈浓愈烈。如童子时为仰慕之情，青年时为知遇恩情，迁谪时为理解勉励之师友情，通过一拜、二拜、三拜，浮翔于怀忆之中，犹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绝，波波相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三
这两篇祭文，都是文苑中的妙品，各有特色。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欧阳修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如在文学革新中的贡献、为人处世的风骨气节，以及对逝者的敬仰怀念之情，但两人所处的角度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还有个人性格、文风的差异，造成了两文截然异趣的风格。
祭文的意旨当然是以抒悲来追念死者，但王安石之悲显然与苏轼不同，王安石多自嗟之悲，动辄人事天理、盛衰兴废，似乎在无可奈何之际恰逢故人弃世，伤感突发。苏轼则多亲眷之悲，毕竟龆龀学文，耳濡目染，长大言传身教，半老人生师友，因此，苏轼的悲相比之下，显得醇郁自然。就技巧辞章上来看，安石文以气胜，苏轼文以情胜。安石文峭拔俊彩，气势雄健，苏轼文则平实无华，笔势沉郁。安石文颂扬之意明粲，苏轼文则黯伏。王安石写悲先纵后擒，苏轼则先抑后扬，前两段无一写悲文字，但字里行间隐抑着悲势，至第三段始如决堤之水，点明“垂涕失声”。安石文中无琐细事，只有大节概括，而苏轼文则重于叙述平生细实之事，如泣如诉，如家常语，但每件事都是一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足以小中见大，因此全文琐细而不碎，平实而不滞，不枝不蔓，非平常人笔力所能致，这样写，有助于烘托出细腻真实的情感。
附：
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嘘唏，而况朝士大夫，平昔从游，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祭欧阳文忠公文一首（颍州）
苏轼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九月丙戌朔，从表侄具位苏轼，谨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师衮国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灵。
呜呼！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尽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迁，叔季在朝，如见公颜，入拜夫人，罗列诸孙，敢以中子，请婚叔氏，夫人曰：“然”。
师友之义，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庙门，垂涕失声。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颍洋洋，东注于淮，我怀先生，岂有涯哉。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