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涉及了古代中国士大夫生活中较为诗意的方面。归庄有诗曰：“古风妻似友，佳话母为师。”（《兄子》）据邑志，归庄书门联云：“一身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境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归庄门符》）不但可感其本人的诙谐，其夫妇相处中的谐趣亦可想。
“五伦”中“友”之一伦，最平易亲切，虽不便拟之于近代意义上的“平等”，却有“平等”的意味，在传统社会等差格局中较为特殊。有所谓“友于兄弟”、“兄友弟恭”，有“亦师亦友”，也有以夫妇而兼朋友。黄宗羲说臣之于君，若“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明夷待访录·原臣》）。以上表述中，“友”均提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面，隐含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美好体验与憧憬。明人、明清间人，以妻为友——至少作类似表述——者，不乏其人。茅坤说其妇“畅名理、解文义，当与古之辛宪英、徐淑略相似”；还说“予所共结发而床第者四十五年，未尝不师且友之”（《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按西晋辛宪英，明于识断；东汉徐淑，能诗）——非但“友”之，且“师”之。叶绍袁在写给其亡妇的祭文中说：“我之与君，伦则夫妇，契兼朋友”（《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该篇中的叶氏与其妇，“或以失意之眉对蹙，或以快心之语相诙；或与君（按即其妇）庄言之，可金可石；或与君谑言之，亦絃亦歌……”（同上）钱谦益记某书生“合卺之夕，犹张灯夜读，夫妇相庄，师弟子如也”（《和州鲁氏先茔神道碑铭》）。其《列朝诗集》说韩邦靖夫妇“诗文倡和，如良友焉”（《韩安人屈氏》）。妾亦不妨“似友”。冒襄《亡妾董小宛哀辞（并序）》说董姬“非余爱妾，乃余之静友也”；更说董虽“流离患难疾病死生”而“不渝其志”，则其又“非仅余之静友，实余之鲍叔、锺期也”。《板桥杂记》记卞敏（卞赛妹）“归申进士维久。维久宰相孙，性豪举，好宾客，诗文名海内，海内贤豪多与之游。得敏，益自喜，为闺中良友。”该书上海古籍版李金堂校注，说“闺中良友”只是余怀的说法，据吴梅村《画兰图》及注，卞敏归维久“不得志”。这类误传误信想必还有。
“妻似友”既是“古风”，也就非为文人所专。其时的大儒，也有以其妇为友者。孙奇逢祭其妻，说：“尔虽吾妻也，实吾友也。”（《祭亡妻槐氏文》）刘宗周为将来与夫人合葬预撰墓誌，说当其妇死，自己哭之曰：“失吾良友！”（《刘子暨配诰封淑人孝庄章氏合葬预誌》）在人们的想象中面目严冷举止僵硬的刘宗周，亦以其妇为友，可证“似友”确属“古风”，而“古风”通常被认为是美好的。
同属“似友”，不妨有境界的不同。刘宗周子刘汋编撰的刘氏年谱，说其母“性刚明，举止端重，处闺阁无惰容”，的确与其夫匹配。另一大儒黄道周，其妇也堪称其诤友与同志。黄道周本人博学多能。蔡夫人系黄道周继配，“性贞慧，能诗善书，最工绘事”；“夫人之书，王渔洋（士祯）评之曰：‘能得夫君之法，造次视之，殆不易辨。’”与黄“同以正楷中杂分隶，字画端劲，不类妇人书”，故往往有黄氏书“或出夫人之手者”。“画以写生为主，得五代人遗法，一花一叶，俱极生动。”（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蔡玉卿（石润）》）黄道周崇祯年间因言获罪时，“夫人写《心经》百卷，以慰夫君”；隆武朝抗清兵败被执，“夫人致书曰：‘到此地步，只有致命遂志一着耳！更毋转念！’”时人拟之于宋代王炎午的生祭文天祥，“洵闺阁中铁汉也”。此蔡夫人虽才华较刘宗周妇远过，但与其夫黄道周的神情何其相似！
即使如刘宗周妇的不长于诗画，至少也应当与夫子相知，心意相通。唐顺之称道其妇，说“余最迂癖寡合，入门则欢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封孺人庄氏墓志铭》）这种知己之感，闺中最为难得。却也仍然以不但同心、共患难，且谐琴瑟，能唱和，更合于理想。理想的文人妇，应当美而慧，禀赋优异，与其夫有同样精致的品味，教养与才智相当。陈维崧《妇人集》谓董小宛“明秀温惠”，与冒襄“雅相称”。“相称”即彼此匹配，方可成“佳耦”。退而求其次，也须略解风雅，否则就难免会煞风景。这种文人妇，通常出自名门。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以“伙伴式婚姻”为“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有限实践”。该书的作者说，通过“伙伴式婚姻”，她谈的是“有知识的、琴瑟和谐的夫妻组合，他们相互间充满尊重和喜爱”（中译本）。明清之际的文人，往往被由“名士风流”的一面想象。《板桥杂记》等所写，的确也是“传统社会”最旖旎的一片风景。夫妇一伦因其常态而被忽视，“文人妇”似乎不被认为文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高彦颐的该书却给人看到了另一片风景。
前此最负盛名的文人夫妇，无非赵明诚、李清照，与赵孟頫、管道昇。据说赵明诚赞李清照“亦妻亦师亦友”，本文所写的这一时期，仍被士大夫夫妇更被名士才媛作为蓝本。黄宗羲《李因传》，写李为葛某副室，“夫妇自为师友”，“奇书名画，古器唐碑，相对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为清照”；还说又有人拟之于管道昇。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名妓孙瑶华归新安汪景纯，为其鉴别古书画鼎彝，“不失毫黍”，被许为“今之李清照”。《妇人集》所记妇人，多博学有才，能诗工画；有若干名妓，更多的是闺秀。由此集可知，士人妇中，有才调、擅诗文者，颇不乏人。如徐灿者，陈氏以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与朱淑真、李清照在娣姒之间。
但仅由上文所及亦可知，以才艺为人所艳称的，仍然更是进入了士大夫家庭的青楼女子。在旧院才媛，“色”“艺”均为谋生之具，本不宜在“家庭”这种场景中展示，否则即像是隐含了对女性的家庭角色的挑战。而柳如是、顾媚、董小宛以特殊身份进入士大夫的家庭，却也宜于作为考察士大夫婚姻中女性角色的材料——虽不足以例其余。无艳遇不成其为“名士”，或只能是有缺陷的名士。旧院才媛的才艺，是其“职业训练”的一部分，一朝做了文人妇（无论大妇小妇），“商榷图史，酬唱诗歌”，即成文人风雅的绝好点缀。董姬为人艳称的，也是其人的经营“牙籖湘轴”且能书善画。由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可知，董不但撰有《奁艳》，且侍冒裒集四唐诗，尽管不足拟之于李、管。同书关于顾媚，则说“顾夫人识局朗拔，尤擅画蕙兰，萧散落拓，畦径都绝”。较之画技，或许“识局朗拔”更为难得的吧。
最为时人后人称羡的士夫的“闺中良友”，自当为“博涉书史”的柳如是。据说《列朝诗集》中关于女诗人的评论为柳如是所写。沈虬《河东君传》，说柳“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韻，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在绛云楼，校雠文史。牧斋临文有所检勘，河东君寻阅，虽牙签万轴，而某册某卷，立时翻点，百不失一。所用事或有误舛，河东君从旁颇为辨正”：令你想到的，不就是赵明诚、李清照？这也正合于作者的意图。由文献看，朋辈确也以赵、李目之。萧士玮题《牧斋初学集》，顾苓作《河东君传》，均以赵明诚、李清照拟钱、柳。顾苓《河东君传》记钱、柳定情后，钱“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君于是乎俭梳靓妆，湘簾棐几，煮沈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略如李易安在赵德卿家故事”。有意思的正是“略如……故事”。这或也是当年钱氏所在的文人圈子中的共识。
钱谦益、柳如是，龚鼎孳、顾媚，为其时的“公众人物”，难免吸引窥视，有诸种传闻。陈寅恪以某种记述文字为“谤书”。关于有传闻说柳的诗文有人代作，陈氏说：“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柳如是别传》）陈洪绶“生平好妇人”，其所撰《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说凡佳诗文均可传，品类、节操是否有玷，不宜作为传与不传的条件——也无论其人是妇人还是男子。他为“花蕊夫人”辩，说即使其人“品”不足称，文字倘佳，也不妨传之后世。无论如何，在才艺以至学养上可与男性比肩、颉颃的女性，是一道令当时的士大夫与俗众都心情复杂的风景。但即陈寅恪所说的“谤书”，也自有考察价值——对于社会心理，与性别有关的偏见。“谤”中或有补偿心理，如鲁迅所写女娲两腿之间的小丈夫，未必当真有那样强烈的道德义愤。
你不难注意到，上文所及女性，多产自江南。陈寅恪由吴越名士佳丽，说到《聊斋志异》的“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而蒲松龄悬拟之狐女，在吴越乃“真实之人”，如柳如是一流，以见当时“南北社会风气”之“歧异”（《柳如是别传》）。然如蒲松龄经验中全无其人，也难以写到如此灵动的吧。安知蒲氏不曾遭遇灵秀黠慧如狐女的女子？山水的灵气并非仅毓于南方。无论南北，风气均难作一概之论。但总体而论，南北的差异是无可怀疑的——尤其滋养人物的人文风土。
写夫妇日常生活的，如老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妻画纸为碁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均为写家居小景的佳句。明清易代后，钱谦益回首往事，写自己幼年时所见从祖父、祖母。其时万历初年，自己家的全盛时期。“从祖父县雉于庭木，舍矢命中，顾盼自喜”，从祖母则“鼓琴于房，桐絃铿然，声满窗户”（《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将“琴瑟和谐”体现于具体情境，运用的自然是文人长技；取的是从旁观看的态度，与画中人的体验无干。这里，“情调”、“意境”较之生活的物质方面，无疑更被注重。上文说到归庄的诙谐。《世说新语》中有《排调》之目。据说计东妇吴夫人“善排调”，计本贫士，尝置一妾，夫人揶揄之曰：“古闻糟糠之妾，如何？”（《妇人集》）夫妇间的雅谑，亦使得严肃、严重的问题轻松化。宋代隐士杨述对君主说其妻调侃自己，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以示无意于仕宦。倘那诗果为其妻所作，而非杨述本人弄狡狯，那妇人的幽默、善谑，夫妇生活中的谐趣也不难想见。
提供了较多关于夫妻日常生活的描写如祁彪佳者，依我的阅读经验，并不多见。正史中的祁彪佳，是为官严正的官僚；文集中的祁氏，其教养与习癖，却十足是风雅文人。一部传世的《祁忠敏公日记》，尽管格于文体，记述嫌简略，作为本篇的材料却已足够珍贵。聊引几则，以见一斑。“与内子闲坐朝来阁，雨后山色，青翠袭人，不觉抚掌称快。”（《居林适笔》）其妻生日，“晚，悬灯山中，与内子观之为乐。”（同上）“与内子至山，令奴子悬灯于水涯，波光掩暎。”（《山居拙录》）日记中多有与夫人同游的记述。如偕其妇买湖舫游江氏、翁氏诸园，“泊于放鹤亭下，暮色入林，乃放舟西泠，从孤山之南戴月以归”；“偕内子放舟于南屏山下，予熟寐于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归南快录》）。游园，看花，观戏，听歌，对弈，访友。甚至行善施济，亦与其妇同行（《山居拙录》）更为难能的，是祁氏躬亲琐务。妇病，为其延医寻药，求签问卜，调治药饵。商氏产一女，祁氏说自己“内调产妇，外理家事”（《自鉴录》）。商氏产女血崩，祁氏“为之彷徨者竟夜”；其妇“体复不安，彷徨终夜”；连日为其妇治药饵，外理应酬诸务，“大之如岁暮交际，细至米盐琐屑，皆一身兼之，苦不可言”。亦如刘宗周与其妇分担家务，是切切实实的一份关爱，也是士夫笔下家庭生活的温馨一幕。祁彪佳对妻商氏的体贴，也要由这种文字，才更能读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关于祁彪佳夫妇，说：“祁、商作配……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我在其他处已经说到陈确、傅山的不纳妾，有可能出于对其妇的怜惜，而祁氏的不置妾，更应因了“伉俪相重”；准确地说，应出于祁氏对其妇的钟爱与尊重。
《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冒襄弟冒褒注《妇人集》，引魏耕语，说祁彪佳“居恒有谢太傅风”，商氏则为当代贤媛之冠（《如皋冒氏丛书》。按谢太傅，谢安）。《妇人集》：“会稽商夫人以名德重一时，论者拟于王氏之茂宏，谢家之有安石。”（按茂宏，王导；安石，谢安）则固有拟祁彪佳于谢安者，亦有拟商景兰于谢安者。商景兰不能比之于李清照、管道昇，但其人确也兼有美貌与才情。祁氏寓山别业的经营，就有她的一份慧心。日记中祁彪佳，与夫人商氏琴瑟和谐，伉俪情深，像是没有狭邪游的记录，却也偶尔会一会柳如是，可证于礼法并不甚拘泥。其人对异性的鉴赏力，商氏对其夫的信任，都可据此推想。商景兰于祁氏自沉后悼其夫，有“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句（《过河渚登幻隐楼哭夫子》）。祁、商之为佳耦，也正因夫妇“同调”。既同调，妻也就非夫的附庸。
但祁彪佳于鼎革之际自沉，商景兰却未从死。弘光朝，祁氏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按苏、松，曾招工疏浚院署的水池，指所濬池对其兄说，倘自己率将士战死，“若妻、子则归此。”（《祁彪佳集·遗事》）。濬池，更像是一种姿态，宣示其必死的决心。而自沉前的祁彪佳，与商景兰间应当已有默契。商氏诗作中有《悼亡》一首，曰：“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说得很朴素坦然，《琴楼遗稿序》中的解释反而显得多余。据《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商景兰大约死于1676年，在丈夫死后生活了超过三十年。上文提到的黄道周妇蔡氏，于黄殉难后也未从死，且享高年，“抚孤立节，寿过九十卒”（《明末民族艺人传·蔡玉卿（石润）》）。
上文说到“友”之一伦有“平等”的意味，这里应当说，对所谓“妻似友”，不宜作过度的想象与诠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范围明确，不但“才女”（上流社会男性的有文学、艺术才华的妻、女，名妓），且“江南”，其时的发达地区——凡此，都不足以例其余，甚至同一地域的其他阶层、社会身份的女性。女性世界中的少数精英在当时，乃是令其他女性望若天人的另一世界中人，属于一些极小的排他的女性圈子。该书引吴颢《国朝杭郡诗辑》记述明末清初杭州才女“蕉园七子”柴季娴与其女友的活动的如下文字：“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其女伴，“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中译本）——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甚至未必不是在刻意显示自己的优越，世家大族向暴富的伧俗人家显示的文化优越。“小艇”、“练裙椎髻”，惟自信其优越也才敢于如是质朴。不妨说，当此场合，“练裙椎髻”也正是身份的证明。
2012年11月
附记
新近刊载于《中国文化》秋季号的讨论“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的拙文，有“古风妻似友”之目，限于篇幅，删去了大部分内容。即将完成的有关“五伦”中的“夫妇”的讨论，与正在着手的关于“父子”的论题，均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关论述对话为一部分动机。我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家族论述、妇女论述，引出的讨论、对话迄今仍在继续，却少见来自我所属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回应。
写作上面的一节，亦向高彦颐、曼素恩等先生致意。她们的相关著述中有不少富于启发性的内容，大有助于开启新的思路。《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开宗明义地提出“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说：“伦理规范和生活实践中间，难免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在这一范围内，各种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女性，都在实践层面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与本文有关，还说：“在个人层面上，一些女性在学问和文学的世界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体制层面上则恰恰相反，对女性作家的推崇，反而强化了社会性别区分即‘男女有别’这一前提。”“女性读者兼作者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强化，而不是它的消亡。受教育女性将其新的文化资源，服务于她的母性和道德守护天职。在博学的母亲和教师的支持和推动下，社会性别体系的基础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牢固”（引文均见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本文所涉及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面向，不足以“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婚姻、妇女等问题的论述，却补充了一些易于忽略的事实。这是有必要一再说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