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期“伪书”大量充斥的现象自然会有所反思。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人们发现，曾经被判为“伪书”的不少古籍，原来很早在地下的竹简、帛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所谓该部古籍为“伪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无法立足了。文章从考古发现、反思考查、辨证著作等三方面对古籍辨伪研究工作进展作了概述。
【关键词】古籍辨伪；疑古时代；先秦古籍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1－0116－6
【作者简介】杨善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好疑古辨伪的传统。至清代到近代，这股疑古辨伪之风愈刮愈猛。上世纪30年代张心澄编著的《伪书通考》，已把千部以上的古籍定为“伪”或有各种各样的“伪”问题。其时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出版了七册九本（第七册分上中下三本）《古史辨》又考定许多古籍为“伪书”。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期“伪书”大最充斥的现象自然会有所反思。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人们发觉，曾经被判为“伪书”的不少古籍，原来很早在地下的竹简、帛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所谓该部古籍为“伪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无法立足了。现将近年来对于古籍辨伪研究的新进展，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综述，以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因考古发现而由“伪”变真的古籍
过去判定为“伪书”，由于近年考古发现的竹简、木牍、帛书而可以确定为真古文献的，有如下6部：
（一）《孙子》（或称《孙子兵法》）。历来怀疑此书为“伪”者比比皆是。清人全祖望作《孙武子论》说：“（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近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孙子》）是战国人依托”，“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现代学者中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钱穆、齐思和等。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古书竹简〔1〕。此次出土的这两部兵法竹简，从涉及的事例、攻城的策略、作战的兵种、战争宜速决还是持久等观点来看，可以明晰地分辨：前者为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后者为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杨善群《变混沌为清晰的重大发现》〔2〕对此作了详细的辨析。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疑古辨伪论者不得不偃旗息鼓。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孙子》是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的兵法著作。
（二）《老子》（或称《道德经》）。老子是春秋后期人，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记有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然而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老子》成了一部作者和撰写时间不明的书。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说：“道德五千言（即《老子》）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梁启超在学术讲演时云：“《老子》一书或身分甚晚，究在庄周前或在其后，尚有商量余地。”顾颉刚则在《古史辨》中认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亦即秦汉之间。看了这些论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3〕。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撰著时代更应在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春秋晚期老聃的著作。不过，学者们从郭店简《老子》中也发现，老子作为早期道家原本也“尚仁”、“守中”〔4〕，与儒家是“互补互济”的关系〔5〕。今传本有“绝仁弃义”、“法令滋彰”等反对儒家、法家的言论，是出于后期道家在传抄时对《老子》的篡改。这样，《老子》的作者、写作时代及其在传抄过程中的篡改，终于水落石出，得到明晰的结论。
（三）《孔子家语》。此书历来被判为“伪”。王柏《家语考》云：“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崔述《洙泗考信录》谓：“今之《家语》乃（王）肃之徒所撰以助肃攻康成者”，“《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这些言论，一直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1973年，河北定县的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定名为《儒家者言》的一种，内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6〕。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许多竹简、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四十六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7〕。令学者们奇怪的是，王肃是三国魏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怎么会在几百年前的汉初墓葬中就已经出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分析考古发现后指出：“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8〕最近杨朝明等著《孔子家语通解》〔9〕，书中称：“《孔子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非“伪”，是真古文献，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四）《鶡冠子》。此书定为“伪”也由来已久。唐柳宗元说：“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明胡应麟又说：“后世伪《鶡冠》者剽（贾）谊赋中语以文饰其陋。”近人钱穆作《鶡冠子辨》，称其“明为伪书”，“盖后人见《汉志》有鶡冠楚人之说而妄托者耳”。1973年冬，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经法》等大量帛书，与《鶡冠子》的文字、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唐兰经过考证论定，《鶡冠子》与《经法》等都是战国晚期“黄老派”的著作〔10〕。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鶡冠子〉》〔11〕进一步就《歇冠子》书作者的活动年代、思想倾向、师承关系等问题作了考证。谭家健《〈鶡冠子〉试论》〔12〕对《鶡冠子》是“伪书”的言论进行驳斥，并对其书的价值作了细致评述。黄怀信《〈鶡冠子〉源流诸问题》〔13〕对该书作者、篇卷、时代、版本作了更详细的阐述。甚为有趣的是，杨宽著《战国史》在1980年修订出第二版时对《鶡冠子》还只字不提，到1998年修订出第三版时，不但在“战国史料”中加进“《鶡冠子》”一书，并补写《鶡冠子实现“大同”的道家学说》一节。《鶡冠子》是真古文献，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五）《文子》。这部古籍是老子弟子的著作，其为“伪书”早有定论。梁启超谓：“此书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钱穆则说：“老子弟子文子，亦乌有先生也。”上世纪30年代，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论《文子》说：“唐柳宗元谓其多窃取他书以成之，当系唐以前伪作。”故弃之不收。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文子》相同的文字，而少数地方有所改动。这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6〕这样，所谓《文子》的“依托”说、“乌有”说、“窃取”说，在出土竹简面前都不攻自破。接着，江世荣作《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14〕，论证《文子》“不是伪书”。随后，李定生、徐慧君著《文子要诠》〔15〕，卷首《论文子》以大量事实证明“《淮南子》抄袭《文子》”，从而判定《文子》是“先秦古籍”。本世纪初孙以楷作《文子与墨子》〔16〕，论证“文子是一位重要的道家学者，起着重要的学术津梁作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文子》吸收了儒家、法家、兵家的精华，把道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一部早有定论的“伪书”，又成了有珍贵价值的重要典籍。
（六）《尉缭子》。此书在北宋神宗时还被尊为“武经七书”之一，当作古代军事学的瑰宝。但自南宋以后，特别是到清代、近代，逐渐被定为“伪书”。清人姚际恒称：“其伪昭然，必焚其书然后可。”姚鼐认为：“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更直斥其为“伪物”。鄙视之意，溢于言表。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大批书写古代文献的竹简，其中有多篇与今传本《尉缭子》相合。据学者们分析，其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以前，则今传本《尉缭子》为先秦古籍当无问题。所谓“其伪昭然”、“后人杂取”等说法，不过是疑古者的主观想像罢了。《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两事相隔有80多年。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17〕通过精深功力的考证，确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当为一人。这样，《尉缭子》不但摘掉了“伪书”的帽子，而且其作者生平也得到精确考证，其卓越精深的军事思想更为学者们所阐扬，此乃学术事业的一大进步。
二、因反思考查而陆续辨正的古籍
除了因考古发现而由“伪”变真的古籍外，还有一些古籍因学者对疑古时代的反思和考查而陆续得到辨正。这样的古籍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有如下5部：
（一）《尹文子》。此书是战国中后期名家尹文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篇”，今本析为上、下二篇。近人顾实说“其为魏晋间人所依托无疑”；马叙伦称其“不类战国时文”，二篇“并出伪作”。《古史辨》第六册载唐钺和罗根泽讨论《尹文子》的两篇文章，都认为“确是伪书”，“序与书同出一人伪造”。面对疑古时代的“伪书”说，上世纪80年代，周山《〈尹文子〉非伪析》〔18〕首先提出异议。他对《古史辨》两文所提出的怀疑论据逐一进行辨驳，指出所谓“伪书”的结论，“实在没有根据”。接着胡家聪《〈尹文子〉与稷下黄老学派》〔19〕从“有战国时代的特征”、“黄老思想的内容”、“其书流传有序”三方面来证明“《尹文子》并非伪书”。邵蓓《尹文及〈尹文子〉》〔20〕也论证今本《尹文子》“应是战国后期出于齐稷下的作品”。至此，《尹文子》是真古文献，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二）《列子》。此书为战国时道家学者列御寇及其弟子所撰。今传本由东晋时张湛重新整理并作注，因此历来认为其是“伪书”。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说：“张湛假造《列子》，自编自注，因此大出风头。”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古史辨》第四册）认为：《列子》书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旧籍之言，“成此八篇”。对于上述说法，上世纪40年代，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21〕已指出，“《列子》成于战国末”，是先秦古籍；“近人指为伪撰各节”，经过详细考证，“几全无作伪之痕迹”。近年来，随着道家文化研究的开展，对《列子》所谓“伪书”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陈广忠《〈列子〉非伪书考》〔22〕首先从张湛注本保存异文、异注方面证明张湛治学极为严谨，对梁启超等人诬张湛“假造”轻率做法提出批评；其次考证《列子?汤问》篇载，“火浣布”战国时已有；最后从大量古词语进行分析，充分证明“《列子》乃先秦古籍”。同时，台湾著名学者严灵峰亦著《〈列子〉辨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对《列子》研究进行“拨乱反正”（见上引陈广忠文）。《列子》非“伪书”的考证，暴露了疑古学者的轻率，推动了学术事业的进步。
（三）《鬼谷子》。此书是战国中期纵横家鬼谷先生的著作，据《史记》记载他是张仪、苏秦的老师。然而该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不见著录，因此历来被认为是“伪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许多“伪书”被辨正，学术界对《鬼谷子》的真伪也开始进行审查，召开了多次讨论《鬼谷子》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和论文集。学者们经过潜心研究，排除成见，都认为《鬼谷子》也是先秦古籍。其论据主要有：（1）《汉志》未载的先秦古籍在近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屡有发现，不胜枚举。因此，《鬼谷子》很可能为《汉志》失载的真书。（2）汉代著作《淮南子》《法言》《说苑》都有明引或暗引《鬼谷子》的文字，说明其书汉代一直在流传。（3）书中多古音古义。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鬼谷子〉跋》中早有引证，称“非后人所能依托”。李学勤《〈鬼谷子?符言篇〉研究》〔23〕又证明该篇某些标题“来自竹简，决非依托”，某些文字来自马王堆帛书，“确有所本”，为《鬼谷子》是先秦古籍找到新的证据。目前，《鬼谷子》的学术和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中国古代又一部智慧谋略的结晶。
（四）《孔丛子》。此书是孔子及其家族各种文献的汇集。由于内容比较复杂，历来被判为“伪书”。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其是“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明人宋濂《诸子辨》又说：“其伪妄昭然可见。”近人罗根泽在《古史辨》中著文，称《家语》《孔丛子》都是王肃的“作伪”。对于《孔丛子》的辨正可以说是因《家语》的辨正而连类及之。既然《孔子家语》在汉简中发现，证明其不是伪书，由此可以推断，《孔丛子》一书也不可能是王肃一手伪造出来的。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在实事求是地论述《家语》后接着指出：“《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作者并由书中关于孔季彦的记载，推断这部书的纂辑“很有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24〕对该书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辨正。他把《孔丛子》前21篇分为五大段来论析，评述其作者与叙事的可靠性；后面考证该书《连丛子》上下两篇的撰者及编订者，认为全书最终编定时间当在东汉晚期。此文以详尽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使《孔丛子》成为孔氏家学的可靠史料书。
（五）古文《尚书》。《尚书》中的古文25篇，因为是东晋时梅赜所献，历来怀疑它是“伪书”。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列出128条证据证明其书之“伪”，于是成为定案。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经过考查研究，发现这个“伪书”定案是不能成立的，纷纷著文进行辨正。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指出：“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显然，古文《尚书》不是某人造作的“伪书”。
杨善群经过精心研究，撰文多篇，《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长期流传于世〔25〕，至魏晋之际完备成集，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26〕通过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证明其书决非编自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27〕证明其书有补充许多历史事实、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等五方面的珍贵价值。《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28〕把阎若璩《疏证》中的128条论据归纳为主观武断、颠倒先后、吹毛求疵、门户之见、自相矛盾、信口雌黄、虚张声势、二难推理等八大类型进行细致评析。黄怀信《〈说命〉考信》〔29〕先驳阎若璩《疏证》的五条证据“无一能够成立”，再列13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当为先秦真书”。近年清华简整理发表，黄怀信《“周文王遗言”：〈保训〉》〔30〕以此简文证明古文《尚书?大禹谟》载舜告禹之言“不为无据”，《君陈》、《君牙》、《五子之歌》等篇也“可能非为后人伪托”。他认为：“‘伪古文’的问题有望通过清华简而得到解决。”
三、集辨正工作大成的著作相继出现
随着对“伪书”辨正工作的深入展开，近年还出现了一些集辨正工作大成的著作：
（一）刘建国著《先秦伪书辨正》〔31〕。该书对先秦49部以前被疑古学者判为“伪书”的古籍进行辨正，资料翔实，论证得体。其中如《邓析子》、《子华子》、《关尹子》等，现在还未有人涉及，因此这是一部极有用的资料辨析的工具书。该书对“伪书”的辨正，往往提出新的论据，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尹文子〉伪书辨正》一节，提出书中有“田子读书”时“互相对话和讨论，不是亲临其境的稷下学者，并与宋子、田子、彭蒙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尹文是写不出来的”，这是“战国中期百家争鸣亲自参与的场面”。又如《〈列子〉伪书辨正》一节，指出马叙伦见《列子》中有“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即论定其“剽取浮屠”；今查《庄子?让王》也有“西方有人，似有道者”，难道其书又“剽取浮屠”？实际上所谓“西方圣人”是道家的理想人物，与佛教无关。可知这条“伪书”证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二）张岩著《审核古文〈尚书〉案》〔32〕。这是一部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审核对象的著作。书中分《文献流传篇》、《史地篇》、《史实篇》、《历法篇》、《制度篇》、《引文篇》等许多章节，对阎若璩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证据进行“全面甄别”。其结论是：“所谓‘伪古文《尚书》’的‘定案’无法成立。”该书还评析阎氏《疏证》的辨伪方法以及阎氏其书为什么会大受褒扬的原因。据清代学者透露：“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见251页）可知阎氏《疏证》的“定案”迎合了清朝政府的政治意图，这一揭示值得学术界深思。
（三）杨绪敏著《中国辨伪学史》〔33〕。该书对历史上的辨伪学分为初起、发展、成熟、再发展等几个时期，从先秦到明清以至现当代进行详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书末添加了《竹简帛书的出土对古书辨伪的作用及影响》一节。作者坦言“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为古书的辨伪提供了大量新的证据”，“促使学术界感到有对前人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考辨的必要”。可惜作者对这一论断并未展开全面的阐述。
十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把自己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一本论文集定名为《走出疑古时代》〔34〕，如今这一名言已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王廷洽《简牍帛书与文献的传播》〔35〕以《吕氏春秋?去尤》中“窃斧的故事”来比喻那些疑古者，他们怀疑古籍是“伪书”，就像观察“窃斧”者的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一样，似乎大批古籍的作者、年代、内容、字词、术语都是伪的。作者提出：“现在‘斧子’找到了，‘斧子’就是那些出土的简牍、帛书和其他有关的考古材料。”这个比喻极其形象生动。审慎鉴别疑古时代的“定案”，摆脱疑古时代的阴影，就会使学术事业不断进步繁荣，这是改革开放在中华文化研究方面带来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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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