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196３年陕西宝鸡出土，尊内底有铭文122字，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编者按：
“答基辛格问”是读书报编辑部3个月前策划的选题。有此题目是因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该书自2012年10月被引进以来，反响至今不绝，许多场合中都有谈论它的声音。基辛格在书的开篇就宣称，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博士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一些困惑性的表述——比如“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等，则显示出他对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古国的不够了解。“中国通”如他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哉？事实上，基辛格的这些认识，正是西方社会的代表性观点。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国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对这样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不甚清楚。
有鉴于此，读书报特邀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先生撰文，力图说明下列问题：
“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人”是怎么来的？
“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
我们希望以此解答基辛格之疑惑，兼为国史普及做些扎实工作。
作为率先打破中美长期隔绝局面的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先生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非凡，其一言一行历来备受世界关注。基辛格新著《论中国》中文版已经推出，并广受读者关注。书中基辛格以辛辣尖锐的笔触记录下他对中国的观察和体会，其中部分涉及到其对古代中国的了解与认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基辛格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还是有很多错误。总体看来，其看法主要来源于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即古代中国是一个几乎不合所有规律的“异物”，而这些描述其实早已为学界所推翻。笔者有感于兹，特作此文，望能肃本清源。
一、中国文明有着自己的缘起与演化轨道
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是无起源、无发展、亘古就有的，中国文明自然亦不例外。《论中国》中认为“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这当然是不对的。考古发现早就揭示了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存在状况：云南元谋人、北京人、丁村人、山顶洞人等的发现，大体上可以确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发展序列；而从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到殷墟商代遗存的考古发掘，更是让我们得以建立起中原地区中国早期的文明谱系。
基辛格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也是不对的。如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有着自己特有的开天辟地神话和文明演变轨迹。在“盘古开天辟地”这一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里，盘古从一片混沌中开辟了天和地后，身体就化为天地万物，最终复归于消泯。这与西方上帝创生万物然后主宰万物截然不同。远古时代，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在中国领域内繁衍生息。从神话和传说来看，居住在东方的人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则称“狄族”、“戎族”，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炎帝居于中原。黄帝原先居住在西北方，后来打败了炎帝族和来自南方最早进入中原的九黎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黄帝被尊为华夏文明的始祖，古代学者常将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山海经》、《大戴礼记》等书记载古帝世系，都溯源至黄帝，而记载中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后裔。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是黄帝“创建”（而非基辛格理解的“重建”）和确立了“中国”的疆域与文化。事实上，不管是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国”还是作为文化概念的“中国”，都必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凭空创造出来的。
中国文字的源头也绝不是基辛格认为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化不仅历史悠久、渊源有自，而且具有举世罕见的发展连续性。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是独一无二的，而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传承的载体与媒介的持续发展；一个文化本身发展的连续性，此即表现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文化传统”。在文字发展上，甲骨文、金文等文字间的递邅性显而易见。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的文字系统已相当发达，当时不仅有四千以上的字数，而且从文字结构看，传统所谓的“六书”已基本具备。这确凿表明，在甲骨文以前，文字肯定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它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在文化上，夏商周三代文化都是在前代基础上“损益”而来的，所谓“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其承传特征极为明显。这种承传性、连续性使得中国人对于“传统”（尤其是“三代”）情有独钟，传统是当下前进的基石、动力、标准，甚至是目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拒斥变革、固步自封。“损益”本身即是变革、进步的一种表达，孔子也不是基辛格笔下的复古主义者。若仅从古代政权的存在样态来看，诚如基辛格所言，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足以道尽古代中国统一和分裂状态循环往复的历史特征，中国古代也流行过“五德终始”说，然而与政治的循环往复并行的是文化上的稳步发展。在朝代更迭中，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涌现新的文明成果。概而言之，王朝的治乱交替并不能抹煞中华文明的进步本质。
西方人往往看不到中国文明的多样性特征，《论中国》一书也是如此。在基辛格看来，中国古代文明就是铁板一块，其中人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主张。然而这种看法早已过时，上个世纪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经以事实的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先生把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这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从而使得“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在中国辽阔的境域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然而“中国”一词，在《论中国》中却被片面化了，作者没有注意到中华文明中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差异等。
由于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和不同地域文化——如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和西域文化等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力。这种融合力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辽、金等民族文化的吸收，也表现在对异域文化的容纳与同化上，比如古代的佛教文化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实现了中国化。即便是外来的征服者，最终也必然被中国文化所征服，反而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和受容，学习和引进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律令制度和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圈。这一点，《论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并不准确，作者说：“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他并不清楚，历史上中国是亚洲体系不容置疑的中心，而日本文化则是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结果，两者有共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版图概念，更是文物制度概念
由华夏民族形成的历史可见，中原地区在远古时代，渐渐成为政治文明和文化的中心。这与中国的地理特点有关：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幅员辽阔，为华夏文明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华夏文明由多元中心的起源，渐渐向中心辐射式发展，从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一体化的蛛网辐辏式的文明发展模式，而这一文明模式以及“尚中”的文化心理的发展，渐渐使得“中国”作为国家名称得到广泛使用。
作为地名的“中国”二字，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何尊”。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其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前面还说“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因此被认为是周成王时的记录。由何尊铭文可见，西周初年，“中国”一词已经开始使用。在《诗经》中，“中国”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诗经·大雅·民劳》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此意义上，汉末学者刘熙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一词作为地域概念，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在西周初年特指成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一词已经被频繁使用，其涵义已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之“救中国”，具体指救援邢国，卫国等国，可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诸侯国。
“中国”还被用来与蛮、夷、戎、狄对举。《左传·庄公三十一年》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在此基础上，“中国”又被作为华夏文明的代称。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而《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公子成的话最为明确，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由此，“中国”、“中华”与“夷狄”之别，也渐由地理区域之别，渐变成为文化与文明之别。至《唐律疏议》已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也就是说，“中国”成了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高度发达的代名词，只要居仁行义、尊道贵德就会被认可，而地域上的区分逐渐淡化。在这方面，基辛格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周边地区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优越性，“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就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一直到近代，中国这一传统的“天下观”才遭到挑战。当西方列强依托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势的工业文明、宗教文化也顺势裹挟而来。十六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编绘了《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而且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小块而已，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彼时利玛窦不得不迎合中国是“中央之国”的观念，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得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然而鸦片战争的战败，使中国人的“中央之国”、“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丧失殆尽。从此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理性看待其他的文明并且努力汲取其优秀成果，积极融入世界大潮。
三、偏爱“人间价值”的中国文化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明，而不是兵家文化、道家文化或者法家文化。如果说秦始皇用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的版图，而孔夫子则用笔杆子统一了中国的思想；如果说在版图上，秦始皇用枪杆子灭六国而一统中国，那么在思想文化上，则是孔夫子用笔杆子垂范百世，在另一层面上统一了中国。就历史影响而言，秦国只有一项遗产被发扬光大了——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制，亦即郡县制，它确立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以社会和市场为主导的模式迥然不同）。可以说，秦国只是从形式上灭掉了六国贵族，而六国贵族则用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将秦国消融得无影无踪。
从根本上说，六国贵族所代表的文化源自三代传统，其基本性格确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为孔子所“集大成”。大体而言，周代文化注重当下世界，偏爱人间价值，这种倾向在孔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由此形塑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征。然而《论中国》就此认定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仍有失偏颇，这种看法与黑格尔对孔子的蔑视轻视如出一辙，即都否定了中国文化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最终要归源于“帝”或“天”，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道之大原出于天”。中国的“天”或“帝”并不具有与西方“上帝”相对等的特性与职能，这一点几成学界共识，此不赘述。但不管中国古代的“天”具有几重涵义，其超人间的基本特性是不可否认的。较之商代，春秋时期子产、孔子等思想家尽管更偏重于人类理性和人间价值，却并未斩断其超越性源头——天。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相反，二者彼此依存、互相交涉、混融为一。如果用“道”来表示理想的超越世界或超越性源头，用“人伦日用”来表达现实世界，那么“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不可须臾离“道”。此即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特性，人间世界尽管有一个超越性源头，人间世界之外却不存在一个创生世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城”，而基辛格对此显然不甚了解。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把“自然”看做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一件机器，这大体是符合实情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秩序井然且和谐有度，天地人三才时刻相通，天赋予人类以秩序和道德，人可以通过德性修养参赞天地之化育（即便后来荀子有“制天”、“役物”的观念，但他仍坚持“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且此种观念实属个例），因此中国人的道德观、秩序观与其宇宙观是不可分割的。首先，从道德伦理上看，帝王作为“天之子”代表人世沟通天与地，既具有巨大的威权也担负着敬德保民、施行仁政等相应的职责。尤其是儒家，宣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帝王作为生民之首、天下中心应率身而行，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应从这个中心的价值自觉开始。帝王树立典范，则万民从风而化。其次，从人间秩序来看，社会组织只是人伦秩序的逐步扩大——以个人为中心一伦一伦推扩开来，“国”与“家”同构——“族”、“国”、“天下”只是“家”的扩大化，维护其间关系的中心价值是“均”、“安”、“和”之类的平衡性概念。中国人崇尚“和而不同”，强调平衡、对等，认为平衡才能长久。故而梁漱溟先生对比中西文化之后，认为西方是“进取意志”（向前面要求），而中国则相对是“调和意志”（自己调和持中）。这种“调和意志”在社会关系上则表现为推崇个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形成中国独特的“和”文化。
因推重德治、强调和谐之故，中国人对于所谓的“远人”、“蛮夷”并不赞同使用武力，而是宣扬“怀柔远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思想。尤其对于战争，中国人向来谨慎异常，《论语》载“子之所慎：斋、战、疾”，《老子》也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孙子兵法》开篇也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而即使中国古代史书中充盈着战争的记载，战争或刑罚向来也只是次要的辅助手段。基辛格以孙子兵法和孔子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水平、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思想学说还有道家和法家思想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将孙子兵法置于孔子学说之上并且大篇幅论述孙子兵法而对孔子学说只略微述及，这种做法有点本末倒置。如果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偏好或许可以理解，但这种讲述方式容易给不明就里的西方人造成误导，即中国人更长于权谋、诡诈而非道德仁义。
四、“西方中心主义”仍有待克服
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因而在西方早期传教士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部分西方思想家看来，中国简直难以理解，是“例外中的例外”。他们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无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轨道，以“六经注我”的态度任意裁割、歪曲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早熟的小孩”，这些曾广被接受的观点，无不是以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为标准来看待东方文明的产物。基辛格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不仅完全没有脱离这一视角，甚至更进一步，而基本上按照自己的需求抓取中国文化中的凤毛麟角强作注脚，不禁让人觉得可悲。
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诚如基辛格所言，“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传统”是中国人的民族之本、智慧之源，了解中国的传统是了解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维特点的重要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向世界准确、全面地介绍中国的传统便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基辛格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中美建交进程、在国际社会享誉极高的中国问题战略思想家，其笔下的中国、中国的传统仍多舛误，对此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同时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之浅、误解之深，这种误解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消除的。因此，我们期待国人在阅读基辛格著作的同时，能够更为积极、更为主动地做这种消除工作，以向世界传达来自中国的准确讯息。
（原文标题为：历史上的“中国”该如何被叙述——与基辛格先生对话古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