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沈从文游览长城，正在给助手王亚蓉的女儿王洋讲故事，右为沈先生外孙女刘兰。 选自《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亚蓉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出版
5月10日，是沈从文先生仙逝25周年的日子。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展示出无穷的魅力。
“带了一把尺，一把秤”
一个“乡下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走向衰微时进京“赶考”，靠着顽强的精神，在皇城根下成长起来。沈从文浸淫传统而穿越传统，关注西方却决不照搬。在生活中，他有的是朋友、学生，也有同道者。但是，由于他在思想上——用他自己的话讲过于“板滞”，他从不相信任何没有经过自己生命和思想“个体性解读”的理论；不相信那些没有经过从中国立场发问，并经过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果，在思想上，与当时要么倒向传统要么倒向西方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判然划界，他始终都是一个真正的孤独的求索者。
正是这种孤独，铸就了沈从文能够在思潮风起云涌、学说泛滥四溢的时代，保持了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
从开始创作时，沈从文内心所企望所思索的东西就十分“不合时宜”。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对一切都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各种时髦理论和各种团体互相争斗的时候，他从未放弃思想的独立。这种独立不是有意识地和别人不同，或者是对所有理论进行逆反式发问，而是经过了自己“个体性审读”之后的独立，是在传统思想遗产和西方外来思潮中进行本体否定性穿越的独立。
他写道：“你得离开书本独立思索，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脱苦闷，可用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有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沈从文所谓离开书本就像鲁迅所说的“不要读中国书”不是真正反对读中国书，只是表达一种对传统的决绝态度。沈从文在这里是要强调对涵盖在书本里的所有理论、主义都不要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放到现实的生活之中去称一称，然后方可肯定或否定：“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蠧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带了一把尺，一把秤”，这是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起点。这种思维方式的主体内容是：思考问题时，将原来先在的思想成果搁置起来，力求不受它的影响，而专注于个体自身对对象的感受，并尊重这种感受。这样的思维结果能够保持思考者的个体认识，而不受别人观念的影响。
“我愿意得到智慧”
“独立思考”常常被理解成一种思维态度，但是沈从文把它当成“信仰”。这样一来，所有“思”都必须经由个体生命实践的咀嚼、吞咽，然后才可以进行批判、否定和建构。这种信仰才是真正的“主体的自由”，表明思维的主体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他用生命感悟，用逐渐成型的属于自己打造的秤和尺来度量事事物物。在故乡，他那种独自求生的独立性，那种湖湘文化、巫楚文化、苗汉杂居区域文化中对使命、对生命的万般执著和近乎宗教般神性的坚毅，都被装在灵魂中，携带到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当他的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碰撞接榫之后，竟然演绎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放弃的文化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沈从文从乡下来，怀了一颗单纯的理想，带着一大堆疑问，向“五四”学习来了。他的心里没有士大夫做官的欲求，没有传统名士的派头，没有海归学院派的张狂放肆。他总是说：“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因此，他的兴奋点不在看风潮的动向和某种势力的强弱，也不看当红理论的万众拥戴和传统思想的江河日下，他怀着对一切好奇和怀疑的态度，带着一切从生活中取证的思维方式，独自独立地思考着：“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
沈从文始终保持了这种思考的独立性，保持了“五四”的核心价值，守护着独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底线。这种独立性，放在文化思想领域，能够在去“从众性思维”、“依附性思维”方面产生根本性影响，能够开辟新的思维角度和创造新的思想成果；放在文学领域，独立性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那种近乎“偏执”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思维一直保持着非得用自己的认识去验证所有结论的态度，对一生中所遇到的传统中的精神遗产和西潮，总是先“疑”，而后才决定“信”与“不信”。这种由“疑”而后“信”的“信”，与那种无“疑”就直接“信”或不“信”的“信”，有着根本的不同。
“向深处认识”、“向未来张望”
展开沈从文的思想版图和文学版图，可以看到他在坚守知识分子身份和独立性原则下所呈现出的一条清晰脉络：以固执的态度，始终对滥用权力极其憎恶。但是又常常以童真般的热情引发文坛的政治性争论，把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转化成政治性诉求；他深深浸淫优美、典雅和淡泊的道家思想之中。但是，又能超拔出来，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把感情浓浓地挥洒在对社会现象的激烈批判中；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道义，对各种残害人民、毒害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发动批判，显示出儒家的思想逻辑。但是，他从不把灵魂固化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保持自然生命的一份庄严和灵性。
在沈从文的全部“湘西想象”中，他没有丧失文学的主体性，他的“湘西想象”就是对这种客观性主体进行“文学性”穿越的成功。由“湘西想象”构筑的“湘西世界”，贴近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能够超拔出来，与之保持一定的疏离关系，从近处落笔，从未来远处眺望。他的《边城》、《长河》、《菜园》、《柏子》、《贵生》等作品，都有一种与所谓的“严酷”现实保持距离的文学性眼光，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张力和弹性。
青年学者庞书纬这般论述沈从文“湘西想象”的深刻意义：“倘若进入沈从文小说情节模式的分析，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昭示的并非一方孕育健康人性的沃土，并非‘少年中国’的想象的投射；相反是一方乐土逐渐失去再生能力的，需要拯救的‘荒原’。”
对那些以为只有直接写战斗和压迫，或直接写风月和性才是“好文学”的观念，沈从文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面对批评家的质疑，沈从文甚至有点无奈地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对于只习惯把作品当成现实政治和文化图解的人们而言，沈从文的“湘西想象”当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政治性诉求。但是他的作品由于经过他个体化审美批判，可以为读者提供更深处的想象，提供紧贴中国土地的思索。
沈从文的作品，始终对民族、国家、人民有着深入骨髓的关怀，对思想、文化和政治有着独特的解读。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例如传统和西方、文明和守旧、先进和落后、城市和乡村等等关系，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与思考方式。他没有功利化地进行解答，而是“向深处认识”，“向未来张望”，力求独立，追寻高度。
（作者为湖南吉首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