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端午节。看罢杨雨新著《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眼前浮现的是，一位清癯飘逸的风雨夜行人，在这传统的节日里永恒而坚定地走着。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屈原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屈原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那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司马迁就曾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屈原身后，贾谊、李白、杜甫、苏轼、元好问……这些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屈原的精神：有的拥有浪漫文采，有的坚持正道直行，有的体现着深沉的家国忧思，有的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怀才不遇、发愤抒情——屈原与贾谊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念屈原、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为什么这第一篇关于屈原的文字，是由贾谊来完成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贾谊（前200—前168）的生平经历与屈原极为相似。首先，贾谊也是才华横溢，并且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因为诗文辞赋而声名远扬，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二十出头，又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是当时朝中最年轻、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贾谊提出了不少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政治变革的真知灼见，汉代初年变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贾谊之手，“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对他颇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其次，贾谊也曾遭到贬谪。也许是贾谊的年轻气盛、风头太健，加上他又颇有恃才自傲的诗人气质，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被汉文帝贬出长安，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这里正是当年屈原被贬谪时无数次徘徊、痛哭过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贾谊满怀悲愤地写下了经典名作《吊屈原赋》，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污浊、贤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怀才不遇的怨愤溢于言表。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0年，距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不过几十年，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对屈原的命运产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长沙四年之后，贾谊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尽管回到了京城，但汉文帝这次召他回来，却不再将他当成是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介文人来看待。贾谊满怀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没有了实现的机会。不久，梁怀王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是梁怀王的老师，他意外惨死，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也哀伤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说来也巧，贾谊和屈原一样，不但少年得志，当过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而且都还当过“老师”。从这一点相似的遭遇，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楚怀王也好，汉文帝也好，对屈原和贾谊的才华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让他们当“老师”，教授君王最亲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贾谊而言，这种“人事安排”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
对于贾谊的这一段遭遇，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哀叹贾谊的怀才不遇：“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宣室是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正殿，汉文帝就是在这里重新召见了曾被他贬谪到长沙的贾谊。皇帝在宣室召见，礼遇之隆重，求贤若渴之殷切，这对一个被长期贬谪的臣子来说，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恩宠！然而“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垂询的并不是富国强兵的治国之策，却是虚无荒诞的鬼神之事。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该是多大的讽刺？
同样负有绝世才华，同样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样遭受嫉妒和贬谪，又同样曾经被召回朝廷，却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计民生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这是贾谊与屈原的共同之处，也是贾谊以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屈原产生的隔代共鸣，“屈贾精神”甚至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司马迁才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浪漫华彩、爱国忧思——屈原与李白、杜甫
号称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出现了两位巨星——李白与杜甫。李白号称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杜甫则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的典范。这两位诗坛巨星，既是诗坛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李白曾在《古风·大雅久不作》诗中高吟：“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这四句诗回忆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雅正之声已经越来越微弱，世风颓靡，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用他那慷慨哀怨的诗篇，延续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声。李白正是感慨于初唐诗坛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以屈骚风骨来振兴诗坛气象。李白自己的创作，也以浪漫的构思、华丽的文采著称，他的诗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以及历史穿越，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诗意世界，这就使得李白也许比历史上的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难怪李白会高吟着“屈平词赋悬日月”的诗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浪漫瑰丽的辞章流芳后世。试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这几句：“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与《离骚》中“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的浪漫华彩何等惊人地相似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梦游”或“仙游”时呈现的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驰骋，只是为了追求内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们执着不舍的理想。李白在诗的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感叹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精神实质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继承的不仅仅是屈原浪漫不羁的文采，也继承了屈原桀骜不驯的风骨。
与诗仙李白的浪漫华彩相比，“诗圣”杜甫更多的是继承了屈骚深沉的爱国忧思。杜甫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谓一脉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诗篇中提到对尧、舜的追慕，例如他在《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屈原多么希望楚怀王能向尧、舜学习，使楚国的发展走上正道。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正是大唐皇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诗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自己也在漂泊贫寒中度过一生，对家庭、国家的忧思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还有惊人巧合的是，屈原在秦楚战乱之时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终自沉于汨罗江；杜甫晚年也是因为战乱所迫，流离失所，悲苦憔悴，最终客死于寒冷的湘江之上。
杜甫是自觉学习屈骚精神的伟大诗人，他曾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认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步南朝齐梁浮艳诗风的后尘，而应该学习屈原、宋玉的文采与风骨，使诗歌美的形式与内容兼备。
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杜甫沉郁顿挫与慷慨悲歌中，我们无疑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
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与苏轼
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词，大概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甚至都能演唱，这就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想起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轼同样有从政治国的抱负，却也同样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与流放当中度过的。也许苏轼对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几分洒脱与旷达，多了几分超脱与豪迈，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极高寒的理想”的坚持，是至情率性的个性独立。这首《明月几时有》据说是在中秋节的夜里，苏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之后写下的，并寄给了他的弟弟。词表面上是借月圆之时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但实际是苏轼借月的高寒来抒发自己高寒的理想。
坚持理想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极高寒的理想”，意味着这种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于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着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磨难。但是屈原也好，苏轼也好，都没有放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据说连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读到这几句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其实，苏轼深切依恋和追求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感情也不仅仅是“爱君”的热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是对人间至情的珍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这一点上说，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与屈原在《离骚》中上天入地的遨游与追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种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又与屈原的生命追问惺惺相惜。
苏轼确实是屈原的隔世知音，他不仅写过《屈原塔》诗，还写过《屈原庙赋》，他认为屈原的《离骚》，可“与日月争光”。如果要评选古往今来屈原最忠实的铁杆“粉丝”，就凭这一句话，苏轼当居其首。
香草美人、至爱真情——屈原与元好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赤练仙子李莫愁反复低吟的两句词，因电视剧的红极一时而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词句。这首词就是金代词人元好问的名作《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开头两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首词确实是一首描写爱情的经典作品，不过，它写的爱情，不是发生在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一对大雁身上。词的上半部分是就事论事，描写大雁的悲壮爱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词的下片，词人笔锋陡转，带领我们在爱情之外展开了更丰富的遐思。“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难道是大雁至死不渝的爱情让老天都产生了妒忌吗？大雁的壮烈情怀，和那些莺莺燕燕不一样。这样的爱情，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归于黄土。正因为坚贞的爱情具有崇高的价值，词人才会想到要垒起一座“雁丘”，让千秋万代之后当“骚人”们经过这里时，还会为大雁的爱情而“狂歌痛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整首雁丘词都是在围绕这两句追问，一层一层铺垫出词人的答案：到底什么才是“至情”。
那么，这首描写大雁爱情的《摸鱼儿·雁丘词》，与屈原又有什么关系呢？除了元好问在词中提到的《招魂》、《山鬼》都是屈原楚辞的名篇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当然有！元好问提到《招魂》，提到《山鬼》，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大雁的爱情，而是因为在元好问心中，屈原的至情与大雁的至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有人在读到元好问的这首词之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大千世界，一情场也。”（陈廷焯《词则·别调集》卷3）大雁有大雁的“情场”，屈原也有屈原的“情场”。大雁的爱，是坚贞的伴侣之爱；屈原的爱，则是坚贞的家国之爱。
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开创了用爱情来象征家国之情的先例，从此之后，中国的爱情诗，大多都留下了君国之情的烙印，以男女之情来比拟君臣之情，甚至成为了“爱情诗”的一种传统写法和解读方法。以至于有很多爱情诗，也许本来真的只是吟咏爱情，但很多读者却也能从中读出家国君臣的含义，到后来这甚至成了一首好诗词的评价准则。朱彝尊曾这么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见《陈纬云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40，《四部丛刊初编》本）《离骚》、“变雅”，都是强调真正的好诗词应该是诗人、词人在“不得志”时的悲情爆发，是诗人寄托情感的文学载体。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同样也可以做这样的解读。他用大雁殉情的故事作引子，表面上在抒发世间“痴儿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其实还是元好问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元好问生活在金、元之交，曾在金朝做官，金朝灭亡之后，他隐居不仕，是一位遗民文人，前人评价他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元遗山集》）。朝代更替，国家兴亡，却成就了元好问这样历经沧桑苦难的大诗人。而他作为遗民诗人，不与新朝合作的气节，坚守人格独立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当年屈原痴情于祖国的精神再现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两句诗，可以用来评元好问，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屈原。
爱情与家国之情，性质或许不同，情感的坚贞与深刻却是可以相通的。虽然屈原在生前是孤独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而，在千秋万代之后，屈原却拥有了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知音。
魂兮归来！屈原的灵魂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在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光芒中，在泱泱大国多灾多难的振兴道路中，我们始终能看到屈原行走不息的身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一盏与日月齐光的明灯，是我们上下求索的方向和力量。
（《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杨雨/著，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