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京师大学堂匾额
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大学，在模仿日本、模仿德国、模仿美国、模仿苏联之后，也越来越凸显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从掌握资源的政府，到各个大学的领导人，都在讲“要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那么，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
一
怎么样让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创新人才、孕育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气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或者公司？
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大学，在模仿日本、模仿德国、模仿美国、模仿苏联之后，也越来越凸显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从掌握资源的政府，到各个大学的领导人，都在讲“要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那么，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我认为，具体到中国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上，就是要注意总结和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现代大学制度，不仅应该体现先进的理念、尊重科学的规律，还应该适应中国和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难题。比如，大学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大学缺少办学自主权，在很多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法制不健全。在一些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学术风气不够纯正，办学质量不高，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等。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我们还必须老实承认：在一个发展中大国来发展现代高等教育，实在还没有太多成熟的经验。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中国建设现代大学的时间才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间也几经曲折，真正静下心来埋头办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需要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急不得。
同时，上述的那些问题或许也并非中国大学所独有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全世界的大学，都正在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有一些大学与市场走得太近，市场的逻辑影响了学术的独立，大学沦为经济力量的附庸，这也是值得警惕的。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什么？怎么样让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创新人才、孕育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气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或者公司？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和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我认为，简而言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能够明确界定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地设计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保证大学实现良好治理的制度体系。
二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制度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付出，需要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要在中国大学自己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要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才会真“管用”。
为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中国大学制度的本土资源。这些本土资源，才是我们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资源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尽管有些东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带着“土”或者“苏联模式”的印记，但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有着丰富的智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本土资源，渐进地、稳妥地推进改革，从而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而非简单地从西方移植。
我们都有哪些本土资源呢？我想举一些例子，比如：
第一，中国的大学承担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直到目前，中国的大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性质，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仅要管理教学事务，为老师的科研提供服务，还常常要负责教师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甚至我们还可能需要安排教师家属的工作，为教师子女提供优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等等。这些在西方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
这种单位制度，看起来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大学提供了过多的福利，没有引入市场模式，效率并不高。但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这些制度可能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拥有的财富还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尽管最近十年，一部分大学获得了国家的特别财政支持，在某些领域“不差钱”了，但与西方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所拥有的资源还很少，大学的薪酬水平还很低，我们还很差钱。要确保师资队伍的稳定，留住和吸引宝贵的人才，我们就必须继续提供全面的福利。
我还想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日本的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曾经有很多人批评这种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不能带来充分的竞争，会导致僵化。但是，日本的许多大企业，比如丰田公司，仍然坚持了年功序列制，事实也证明，这一制度适合日本的社会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在努力引进高端的学术领军人才，而这个方面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大学暂时还很难提供西方大学那样高的报酬，所以我们更必须保持其他方面的福利。
第二，毋庸讳言，中国的大学经常被一些负面新闻所困扰，个别大学教师的道德水准下降。尽管如此，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大学在思想道德领域有着比较有效的管理制度，大学强调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教育，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精神道德方面成为模范，要求大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
我们办大学有两个口号，一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另一个口号则是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大学特别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重视教育公平，我们千方百计地为贫困的学生提供资助，为遇到困难的师生解决问题。甚至在北大，还专门办有平民学校，为学校的服务人员，比如保安、清洁工、厨师等提供免费的培训。尽管现在中国的大学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但有关的理念、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不能否定这些制度，而是应该继续改进和加强这些制度。
第三，中国大学努力服务国家与地方的发展战略。比如，国家要求北大对西部地区的新疆石河子大学和西藏大学进行对口支援，我们将最优秀的教师和干部派到那里进行服务，帮助他们建设先进的实验室，帮助他们培养博士，等等。这一切都是北大无偿提供支援，对于志愿到边疆地区的学者，我们还要进行奖励。在西方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很伟大的志愿者，但是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恐怕是没有的。而我认为，这种制度确实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这样的制度，大学为促进社会的公平作出了贡献，大学的师生也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了道德的升华。中国社会对公平特别敏感，公平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基石，所以大学必须成为促进公平的一个机制，而不能固化阶级、助长不公。
此外，中国大学内部的一些管理决策制度也是有优点的。我们与西方大学存在着许多不同，比如我们的校长往往并非职业教育家，未必是教育家办学，这可能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但我们也有一些长处。比如，我们特别强调大学内部决策的民主化，对任何重大的事宜，都必须在学校的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上进行集体决策。又比如，中国的大学管理要求紧密依靠广大师生，任何决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学校的领导层一般都有在院系工作的经验，必须经常到课堂上听课，到学生食堂用餐，与师生一起座谈，等等。这有利于大学学术共同体内的非领导成员顺畅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诉求。还比如，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强调依法治校。在北大，任何一项规章制度的出台，都必须符合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们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北大制订了自己的“立法法”——《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我们推出新的制度，必须进行多次论证，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然后由学校的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核，最后才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应该说，程序上是比较严格的，能够比较多地吸收大家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中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当然首先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要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我们又不应该对西方大学制度抱有迷信，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靠引进和移植了一套西方的大学制度，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
我是学法律的，法要运行良好，不仅要立法质量高，更在于这个法是良法，是符合“地方性知识”的可行之法。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制度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付出，需要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要在中国大学自己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要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才会真“管用”。大学章程的起草，立意高远很重要，但更要紧的是“管用”，讲自己的话，讲实在的话，能解决中国大学实际面临的真问题。
三
教育是基石，所以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大学兴衰，也系于国运。
重视“本土资源”，说到底，这里面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目标有没有信心。十八大报告中简明而又鲜明地提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实际上回答了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三个自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自信，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包括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坚定信仰——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也应该是基于理性的认同。
我们深知，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比较大。但看到差距，决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对的，如果这条路错了，那什么奋斗、牺牲就都失去了意义。这条路是一条既符合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之路，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条道路还在探索之中，但它已经蕴含着一些世界领先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是开放的，走这条路的人具有强大的学习、吸纳能力，不僵化不封闭，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着永不停歇的改革创新动力。
自信，还来自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大学自身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与国际格局变迁、国家实力消长有着密切联系。国家崛起了，大学往往也跟着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转移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大学就可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这里面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虽然未必是必然的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英国的牛津、剑桥迅速超越了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历史更悠久的大学；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实力大增，工业化水平后来居上，德国的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上升；日本的大学历史不算太长，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西方建立了一批“帝国大学”，这些大学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也很快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大学与欧洲的大学存在明显差距，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领先全球，美国大学的实力大增，也成为了国际高等教育新的中心所在，美国大学模式至今占据着优势地位。
教育是基石，所以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大学兴衰，也系于国运。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极其迅速，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确实后来居上了。当然，中国的转型还处在关键时期，借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还在努力通过“历史的三峡”，但不管怎么讲，国家的崛起为中国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广阔舞台，不仅是条件好了，而且也是逼着我们要奋发向上，各行各业都发展这么快，教育应该先行，不能够拖了后腿。同时，“中国问题”也成为“世界问题”，中国的大学有责任、有义务来解答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中国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当然就应该是世界第一流的。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也已经为我们未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必然条件。从19世纪90年代创办近代大学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始弱后强的不平凡道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具备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既能够扎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之中，又能够积极向世界先进教育学习，在继承、借鉴与改良中形成了自身的办学风格和教育特色。比如说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都创造了很了不起的业绩，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而建国以后，虽然有很多波折，但我认为也积累了很多东西，包括“八大学院”，办学的历史很值得总结，“苏联模式”有一些因素并不是落后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事业绝非赤地新立、白手起家，要珍视自己的历史。不要“言必称希腊”，自己的传统起码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自信，还体现了中国大学的主体性。执政党讲“三个自信”，关键就在于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我们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国家前途的自主设计，实现了对民族命运的自主掌控，实现了人民幸福的自由发展。中国的大学要发展，也是独立自主的，我们不是谁的附庸，不是别国大学在中国办的分校，在全世界的人才竞争、科技竞争、文化竞争中，我们不从属于谁，而是要堂堂正正发出自己的声音，走自己的路，争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精神与心理状态，应该是今天中国大学所特别需要的。
当然，讲自信，不能变成虚骄自大，我们还远没有本钱来自大，毕竟人家已经领先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毕竟人家的发展也未必比咱们慢，毕竟人家的创新活力、创造潜力仍然还很大。我们将长期处在“现代化”的状态之中，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路还长。自信应该是发展的，不是僵化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内省的，不是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