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呑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仅用十年时间就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盘算 “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传至二世，便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那么，秦朝速亡给后世留下什么教训呢？
笔者以为，秦朝速亡的教训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秦朝统治者未能居安思危，忘掉古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人民的猛烈反抗，让“水则覆舟”的预言应验。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果实，三分之二被秦朝统治者掠夺走。“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当时人们用“头会箕敛”(《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形容秦朝赋税的苛暴，结果，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的严重局面。秦始皇还大兴土木、连年用兵，徭役、兵役“三十倍于古”。当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每年被征发的丁壮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汉书·严安传》记载：秦始皇用兵南越，“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上吊)于道树，死者相望。”郦道元《水经注》引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徭役、兵役，简直就是人民的灾难！秦二世统治时期又变本加厉，“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秦廷征发安徽、河南一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并被指定为屯长。这批戍卒屯驻蕲县大泽乡，正赶上滂沱大雨，道路断绝，不能按期到达渔阳。秦朝法律规定：“失期”处死刑。严刑峻法把戍卒逼上绝路，陈胜和吴广商量，决定起义。在陈胜、吴广率领下，九百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造反，赢得四海响应，竟然成了貌似强大的秦朝的掘墓人。这条教训十分明显，不必多说。
另一条是秦朝统治者文化建设失误，导致软实力丧失。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靠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秦朝软实力的丧失，给六国贵族从意识形态上瓦解秦朝以可乘之机。
战国七雄，秦与全面继承周礼乐传统的东方六国，在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起初，中原诸侯会盟，不许秦参加，“夷翟遇之”(《史记·秦纪》)。秦孝公因为“诸侯卑秦”，感到羞耻，下令求贤，立志图强。公元前356年(一说前359年)秦孝公任用法家卫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卫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秦国日益富强。公元前340年，卫鞅攻魏，大破魏军，俘虏公子卬。秦孝公以於商 (今陕西商洛)十五邑封卫鞅为商君。商鞅死后，秦法未败。到秦昭王时，秦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
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水火不相容。儒家政治尚“智”，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尚“力”，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长期辩论争鸣中，相互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那时候，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肩负起学术融合的使命。荀子的学说博采诸子精华，开创儒学为“百家总汇”的先河。特别是荀子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大一统秩序服务的。他呼吁当时的君主，重用大儒，实现“天下为一”的理想。
秦相范睢曾邀请荀况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况，提出“儒家对治理国家有没有好处呢？”荀况回答：“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篇》)昭王称“善”。范睢问荀况：“入秦何見？”荀况说：秦国的治理差不多达到最好的程度，“殆无儒”，“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以来，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指儒家思想在秦囯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荀子的意见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者的深刻思考。因为秦国“无儒”的局面在秦昭王以后，特别是吕不韦当政时发生了根本改变。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他把奇货可居的商业策略移用到政治领域，不惜重金结交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又用重金游说被安国君宠幸的华阳夫人，使其收异人为嗣子，改名子楚；最后设计让异人离赵返秦。秦昭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史称秦孝文王。一年以后，秦孝文王去世，子楚即位，史称秦庄襄王。作为对吕不韦投资的回报，秦庄襄王上台伊始，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随后，他沉溺在绣帐锦被温柔乡里，根本不问朝政，国家大事全由丞相吕不韦独断专行。
吕不韦善于审时度势。他预见到天下“定于一”的历史发展趋势，由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靣，是吕不韦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为此，他不仅从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进一步强化秦国的硬实力，而且着手从文化上构建秦国的软实力。
公元前249年，就是吕不韦初登政治舞台的时候，苟延残喘、不自量力的小国东周竟出面联合东方各国图谋伐秦。吕不韦认为，无缘无故地讨伐东周，道义上会受到各诸侯国的谴责，如今东周的举动，给了秦国一个讨伐的绝好借口。他果断派兵一举歼灭东周。东周君又称周公。他虽不是“天子”，但毕竟是周王室的余孽，灭掉东周，就彻底扫除了统一天下的心理障碍。灭掉东周后，吕不韦将东周君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周人香火。消灭东周，却不绝其宗祀，这是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政治理想的具体落实。这一招显示出吕不韦超越秦国前代统治者的深邃政治眼光。一百多年来，秦国一味凭借武力征讨东方各国。东方各国都斥之为“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居四民之首的“士”，因秦国不尚仁义，大都站在反秦立场，与其为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的举措，赢得士人的赞赏，为大批士人投奔秦国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十三岁的嬴政即位。就从这年起，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人，使其人人著所闻，开始编纂《吕氏春秋》。三千宾客来自诸子百家各个门派。他们各有传承，严守家法，互相攻讦，冰炭不容。要把他们的著述编成一部书，这是前所未遇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吕不韦早已深思熟虑。根据黃帝对颛顼的教导：“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序意》)，他提出“法天地”的指导思想。“大圜”表示苍天；春夏秋冬四时按顺序巡天运行，每时各有孟、仲、季三纪，共十二纪。书的第一部分以十二月令作为组织材料的纲领。“大矩”表示大地。八览为矩的长边，六论为矩的短边。八览和六论是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吕氏春秋》总共一百六十篇，因为先有纲领，后择内容，所以，从形式上看整齐划一，纪、览、论篇数都有一定；从内容上看，既保存着各派学说自身特点和原本分歧，又自成体系。有学者说这部书“真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杂中有序，齐而不纯。”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花再杂，终究开放在树枝上；莺再乱，毕竟穿梭在枝叶间，完全是有联系的，没有脱离根本。它的“杂”，绝不是简单拼凑，而是按照一定的思想博采众长。在图书编辑史上，吕不韦创造了两项纪录：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私人集体修书；第一部“杂家”著作问世。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人力编辑这部杂家著作呢？
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战国四公子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吕不韦能够突破学术派别门户的限制，在预见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单独任用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幅员辽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他编纂这部杂家著作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文化根基。这种意图在这部书《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学者，假人之长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吕不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主张。在实现统一的方式上，他既采取法家注重耕战，武力进取的主张，又利用儒家讲究仁义，诱敌归顺的策略；在治国驭民的方法上，他既主张严刑峻法，又施行礼义教化，同时强调道家的“无为而治”；在君主个人作风上，他既肯定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主张在大权独揽前提下，垂拱无为；在物欲追求上，他既不赞成禁欲苦行，又反对奢侈纵欲，而提倡“任天性”，满足人身生理需求。综合起来看，这部书是不折不扣的一整套治理天下的大纲！
《吕氏春秋》的命名颇费心思。“春秋”原指各国的史书。列国“春秋”都由史官撰写，是代表公室的著作。孔子整理鲁国《春秋》来教学生。后来，经孔子整理的《春秋》成为各国太子必读的近代史教科书。取这层含义，再配上“吕氏”这个代表私家著作的标记，合称《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呂氏春秋》最主要的部分十二纪刚编完，吕不韦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于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因为秦王政即将行冠礼，亲政，吕不韦这样做是暗示秦王政，要接受他的思想路线和政治主张，不许改弦易辙！
吕不韦当政时还以秦王的名义封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文通君”，借此肯定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的价值，向世人表达秦国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另外，秦国博士制度建立于何时？史籍失载。笔者推测，它理应出现在吕不韦当政期间。因为吕不韦招徕天下贤士，总要给人家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所以仿效东方鲁、宋、魏、韩等国建立博士制度。但是，东方各国的博士制度来自尊贤传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犹如师友；而秦国博士制度出于政治需要，已纳入官僚系统，秦博士是奉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员额七十，与国王是纯粹的君臣关系。七十秦博士涵盖了诸子百家各门派的代表人物，因为当时儒家是显学，所以儒生占多数。秦博士制度的建立，使知识分子官僚化，得以参政；来自诸子百家各门派的博士同殿为臣，学术上的对立情绪会逐渐泯灭，这自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实现九州四海“定于一”政治理想。
总之，吕不韦竭尽所能，努力改变秦国“无儒”的局面，为秦国构建起从前缺少的软实力，奠定了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文化根基。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仅花费十年时间就扫荡六国，统一四海，这既得益于几代前辈积累的硬实力，又得益于吕不韦构建的软实力。
可惜，秦始皇亲政后，没有完全按照吕不韦制定的路线走，在文化建设上一再失误，很快将吕不韦辛苦构建的软实力丧失殆尽，为秦朝速亡埋下祸根。
秦王嬴政在灭六国的时候，放弃了吕不韦体现仁义的政策，对六国贵族实行严酷镇压手段：杀戮、流放、迁徙。这种不给出路的政策，无法化解六国贵族的亡国恨，使他们跟秦国彻底决裂。
张良“以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记·留侯世家》) 张良足智多谋，后辅佐刘邦，推翻秦朝。项梁和项籍叔侄是楚将项燕之后，“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史记·项羽本纪》)陈胜起义后，项梁迅速响应。秦军的主力就是被项羽歼灭的。齐人田儋也召集豪吏子弟，说：“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儋，田氏，当王。”
张耳曾是魏公子毋忌的宾客，与好儒术的陈余为刎颈交。“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张耳、陈余乃变名姓，具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为魏之名士，在民众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秦始皇本应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加以笼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化解魏国民众的亡国恨。重金购求二人的错误办法，把这二人彻底推到秦国的对立面。陈胜起义后，这二人毅然投奔起义军。
秦始皇可以凭借强大的武力量灭掉六国，却无法凭借强大的武力征服人心。六国贵族不断制造谣言，动揺秦朝的统治。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十年，星坠东郡，至地为石，有人在石上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更激化了矛盾。还有人装神弄鬼，自称“吾遗滈池君”，拦秦使曰：“今年祖龙(指始皇帝)死。”“滈池君”指周武王。这是将秦始皇比作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号召人们奋起讨伐。
秦建立博士制度原本是为体现政治决策民主化的，博士的建议往往重在体现仁义的政治诉求。而秦始皇追求专断独裁，总想让博士成为顺从的吹鼓手，为其主张锦上添花，可博士们大都有独立人格，耻与曲意奉迎，这样就产生了裂痕。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天下后，举行第一次廷议，秦始皇提出：“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说苑》卷十四《至公》) 本来秦始皇想借博士们的嘴，说出找不出可以接管天下的贤良，那样他就可以落下一个想禅贤的好名声。可是，七十位博士都看透了秦始皇沽名钓誉的心思，没人开口讲话。后来，鲍白令之忍不住了，站出来列举事实揭穿了秦始皇的鬼把戏。尽管鲍白令之仗义执言没有受到处罚，可是秦始皇的心里毕竟不高兴。
《史记·封禅书》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就“封禅”事咨询齐鲁儒生博士。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上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秦统治者有注重实用的传统，秦始皇听到齐鲁儒生那些食古不化、难于施用的建议，把他们一律罢斥，不许参加封禅典礼。秦始皇上山行礼，中途遇暴风雨，儒生借此讥笑秦始皇。秦始皇与儒生博士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推行郡县制，让百姓安居乐业，避免战乱之苦，这样的功绩亘古以来无人能比。秦始皇非常高兴。这时候，博士淳于越提出：殷、周统治持续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如今陛下虽拥有四海，但子弟却为平常人，一旦有田常、六卿一样的乱臣，将会出现无人相救的局面。并危言耸听地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效法古代的办法而能统治长久的。丞相李斯立即反驳淳于越。他指出：时代不同，治理国家的办法也应该不同。如今皇帝一统天下，已经制定出统一的区分黑白是非的标准。而那些儒生死抱着自己的私学攻击国家的法令，标新立异抬高自己，煽动百姓造谣诽谤。照这样下去，如不禁止，则在上危及皇权，在下形成朋党，统一的大好局面就会遭到破坏。他建议请史官将秦记以外史书都烧掉。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及官府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百家语，一律上缴官府焚毀；有敢相聚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三十天还不烧毁禁书者，脸上刺字，罚作修筑城墙的苦役；严禁私学，如想学法令，就拜官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
虽说秦始皇禁书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打击异己势力，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巩固中央集权，然而手段错误，将先秦许多文献古籍付之一炬，使春秋末叶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由求索的学术精神遭受致命打击，制造了中国古文化的一场空前浩劫。另外，严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让“学在官府”的旧制度复辟，这是历史的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焚书令下达后，夺掉诸生的饭碗，连秦始皇封的文通君孔鲋都感到“秦非吾友”。(《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知识界跟朝廷离心离德。秦朝的软实力丧失殆尽。陈胜起义后，孔鲋竟携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昔日诸侯皆反秦自立。貌似强大的秦朝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顷刻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