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忧草
（一）
千里的古蜀道，应该是中国最难走的道路。刘炫怎么也想不到他会从这峭壁上开出来的古蜀道上走过——一介书生，披枷戴锁，千里跋涉。然而这个书生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有隋一朝最大的知识分子，天下闻名的经学大师。屈辱已经受尽！委屈已经尝尽！尊严已经丧尽！现在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做为一个文人，刘炫有着和多数中国文人一样的脾气——执拗孤傲。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的执拗之气让他开罪了太子杨勇与蜀王杨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文人顶不过权力，文化抵不过政治。他不想再这么憋屈下去，但是他又必须这么憋屈下去，于是穷困潦倒的刘炫被枷送益州。“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走在古蜀道上的刘炫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
凄苦的刘炫看了看和自己一样披枷戴锁的同窗挚友刘焯，内心一片苍凉。刘炫、刘焯——两位儒学大师——天下并称“二刘”。“二刘”都是河北人，刘焯是信都昌亭人，刘炫是献县景城人。二人自幼便结盟为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阅历，使他们一生肝胆相照、生死不渝。可惜刘焯早死，只剩下刘炫独自承担他那悲剧的一生。
回首乡关，乡关何处？壮志成空，徒皓穷经！那应该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在穷冬烈风之中，在炎炎炽日之下，他们衣衫褴褛地奔走在家乡的平原上，向各位名儒大学从师讨教。他们知道，唯其学才能广才，唯有志才能成学，于是他们闭户读书，十年不出。
该是到了公元581年的时候，杨坚接受了北周皇帝的禅让，建国号为隋。杨坚深感儒学对自己实现一统的作用之大，于是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礼乐教化，并依儒家典范尽易北周官仪。公元589年，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灭亡，国家终于重归统一。当杨坚凭着儒家的智慧资源最终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的时候，更为有着经国济世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带来了高涨的热情与殷切的希望。于是隋朝初年，“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这是怎样的一个热闹场面啊，儒家知识分子们相信，他们的大好前途即将伴随着国家的兴盛而兴盛起来。
刘焯与刘炫这双被天下人认为数百年以来无能出其右的博学通儒，也加入了前往长安的队伍。回首过去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的日子，他们内心肯定充满了激动，那贫寒的衣食不周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未来将是人生中建功立业、大展才华的康庄大道。一路上，他们踌躇满志，然而他们根本无法预料在长安等待他们的还是贫穷因顿，而意气风发的刘炫更不会料到，长安，将是他命途多舛的人生开始。
（二）
进了长安的“二刘”被安排从事学术活动。刘焯当了个所谓的员外将军，而刘炫这位在北周时就以吏干知名的才学之士，并没有被安排任何官职，他被安排在尚书、中书、内史三省当值。本想在仕途上大展经纶的他感到的应该是失望。学术就学术吧，这也是关乎国家兴盛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既然国家信任我们，那我们就要做出成就来。但现实对他们并不利，因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分裂，各个统治集团均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文化，尤以南北文化对峙为甚。儒学更是如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读经理念，不同的学术风格，最终形成了六朝南北不一、各家纷呈的经术流派。流派纷呈对学术而言本是好事，但各派宗法不一，字异文非、一经数解，且又拘于定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而影响了儒学的发展与复兴。和“二刘”同时代的史学家李延寿在做《北史·儒林传》时这样总结了“二刘”当时所面临的学术环境：“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此，伴随着国家的再统一，四分五裂的儒学必然经历一个去伪存真、考究异同、辨明得失的过程，并以兼容并包、优势互补、融汇贯通之势，重建儒学大一统的学术体系。怎样重建大一统的儒家学术体系，是隋朝统一之后儒家学者必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史选择了“二刘”，让他们成为了分裂与统一之间那座最重要的桥梁。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里说，隋朝研究儒学“最著名的儒生只有两个”。这两个人便是“二刘”。虽然困难重重，但两个儒学大师却挥动了船浆，渡船出发了。隋朝对中国历史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隋朝的儒学对中国儒学史来说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若干年后，将有一个学生登上他们的渡船，最终到达彼岸，完成儒学的统一大业，为后世数百年儒家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建好宏伟的学术大厦——那个学生叫孔颖达。而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为儒学的大一统体系打好最坚实的地基，于是“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北史·儒林传》）。《隋书·儒林传》中更是明确无误地赞扬说：“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
据《隋书》中《儒林传》和《经籍志》记载，刘焯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而刘炫一生著述更为丰富：《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毛诗集小序》一卷，《毛诗谱》二卷，《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算术》一卷。惜这些著作及其所作其他文集不传。然而这并不妨碍“二刘”在儒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三）
一为文人，总免不了恃才傲物。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得志的很少，不能不说和他们的脾气秉性有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二刘”中刘炫犹爱轻侮当世且多自矜伐，这为他招来了太多的忌恨。又兼“二刘”学术锋芒太盛，每论难锋起，群儒皆不能屈，于是咸怀妒恨。最终刘焯因谤放归，而刘炫亦因其自身性格为执政者所丑。看来他们心中宏伟的儒家经国济世的理想要落空了。
刘焯走后，刘炫也陷入了困境之中。怀抱不旷的刘炫郁闷起来，但他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生活。不受重视的刘炫因为没有一官半职，不得不继续过着潦倒的生活，以至于堂堂的儒学大师竟因家中交不起税赋而被地方官员催迫。尴尬的刘炫只好忍着满腹的委屈去求助于内史。读书人异常看重自己的颜面，所谓期文扫地，刘炫内心此时充满了苦涩。还好，吏部尚书韦世康接见了刘炫。刘炫觉得这应该是谋求进身之阶的机会，于是他进行了一次毛遂自荐：“《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儒林传》）自荐的刘炫并没有得到韦世康的荐引，朝廷也不会重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于是给了他个殿内将军的职衔。刘炫当时做何感想不得而知，但这却是明显的大材小用，这无疑将让他更加心烦虑乱。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带着强烈政治意识和功名欲望的刘炫漂泊在帝国的首都一筹莫展。孤标独出怕要终生困顿，随世逐波又有违内心情志，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举步维艰的刘炫进行了一次冒险，这次冒险却差点要了他的命。当时朝廷下诏购求天下逸书，刘炫竟伪造《连山易》与《鲁史记》等一百多卷，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北史·儒林传》），凭他的才华伪造点古书并不是难事，但刘炫伪造古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财物——“每书一卷，赏绢一匹”（《隋书·经籍志》）。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人格，“穷则独善其身”更是儒家坚守的人格原则。但是我在想决定刘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过去的理想与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看来文人虽然看重理想，但也免不了世俗的一面。当文化人的生活面临危机的时候，他要么去做精神上万古流芳的烈士，要么去做现实中鄙俗附世的奴隶。刘炫做不了烈士，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想好点的生活，但这次人格亏欠将是他一生的败笔。伪造书籍的刘炫被人告发了，不知什么原因皇帝免除了他的死罪，但他必须卷起铺盖回家。
（四）
政治需要文人来点缀，文人也需要政治来实现仕途经济。在过去几千年的传统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联系的太紧密，以至于仕途经济构成了他们生命的核心价值取向。刘炫也不例外，政治热情又让他回到了长安，这一次是太子杨勇招他回京，这可是帝国的未来。满心激动的刘炫到了长安，结果却满腔凄苦地走到了古蜀道上，成了权力下的一个囚徒。在政治权力面前，知识分子承担的只是文化功能，知识分子本人只是承担文化功能的符号。政治需要文化但不会尊重文化，文化可以脱离政治却必须接受政治的奴役。文化理想与文化传统由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表现出来，而文化管理和文人命运却是由政治权力来决定的。在政治拥有绝对的文化控制权方面，知识分子要么尊严丧尽地成为犬儒，要么为了文化传统而饱受屈辱。但刘炫毕竟是个普通人，他没有足够大的勇气，于是他只能忍受委屈与屈辱，尊严丧尽地做了蜀王杨秀执杖的门卫。
刘炫不是感受不到痛苦，痛苦的刘炫想到了屈原，于是他仿照屈原的《卜居》写作了《筮涂》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可惜刘炫的这篇文章没有流传下来，但刘炫在文章中肯定同屈子一样对自己的生平遭际进行了痛苦的回忆，青年时代，就已博古通今，他想用知识去实现一个宏大的理想，难道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错了吗？自进入帝都谋求仕途开始，一系列打击接踵而来，难道这就是才华出众的下场吗？“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作《筮涂》的刘炫怎能想到他的后半生将彻底地走向悲剧！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刘炫最终因品卑无行被罢归。时局越来越乱，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纷纷揭竿而起，大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颠沛流离的刘炫孤身回到了故乡河间。城外战乱不止，刘炫被困在了城中，虽和日思夜想的妻子仅隔百里之路，却音讯皆无。城中的谷米越来越贵，生活越来越困难，教书吧，或许还能吃上几顿饭，但哪里还有地方放得下他的书桌！他感到了凄楚，更感到自己平平奋斗了一生，结果却失败了。对自己的失败刘炫郁郁寡欢，欲哭无泪，他的文化生命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中接近终点，在时间的标尺里，刘炫没有得到生命的空间。
刘炫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起义军，他们知道老师受困，就到河间城中把刘炫索要了出来。后来起义军失败，刘炫孤苦无依，踉踉跄跄地向老家而去。但到景城城下的刘炫却进不了城，景城官员怀疑刘炫“与贼相通”，“闭门不纳”。此时已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时年六十八岁的刘炫衣衫褴褛，腹中饥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在这冰冷的寒夜，满腹经纶的一代儒学大师被冻饿而死！
（五）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进，贻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亲故莫昭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之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自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挞未尝加；从师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多违。……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骋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事业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
——刘炫（《北史·儒林传》）
这应该是刘炫生前最后的文字，不但令人神伤，而且令人压抑。内心悲惨的刘炫带着深深的遗恨死去了，但在我看来刘炫的死并没有终结：学识才干俱佳的刘炫为什么会失败？到底是什么会让堂堂一代儒学大师郁结而终冻馁而死？刘炫的命运是他个人的不幸，还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儒家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际？刘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无疑，这是一个知识的悲剧。或许原因只有这一个：隋帝国不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儒学。
历史确实如此。儒家知识分子和儒学在隋朝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地位极低。
秦朝之外，隋朝应该是第二个不重视儒学的大一统帝国。从历史的现实看，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一直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话语权。隋统一之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仍然深深地根植在隋帝国的政治之中，熟悉士、庶之别的人知道，在讲究出身门第的官员们看来，刘炫这种贫窭之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政治发展空间。虽说隋帝国已经准备科考（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科举正式开始），但儒家知识分子的工作仍多是修书著历。刘炫们根本没有大展其才的政治环境。
再就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讲究大一统的儒学在国家长期的大分裂中，似乎不合乎南北朝各个政权夺取政权的政治原则。在封建体制下，统治者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以政治为考量的。儒家知识分子在这期间到底能起多大的经国济世的作用，各国统治者都有一把标尺。三百年的战乱，南朝而宋、齐、梁、陈，北朝而五胡十六国，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知识分子不但在儒学中找不到解脱痛苦的方式，反而是在不断地增加人们的痛苦，于是表现在文化上已经不再讲究入世，而是以消极的玄学清谈来避乱远祸。这一时期，统治者需要一种能为统治提供稳定基础的思想，于是各朝统治者终于发现佛教是最可利用的。因此，无论南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南朝而“四百八十寺”，北朝而云岗、龙门石窟，于是佛教成了新的“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武器，就这样在三百年的佛号声中儒学被挤到了边缘地位。至隋朝时，儒学已经沦为儒、释、道三教之末。据《隋书·隐逸传》记载，当时有一名士问著名隐士李士谦三教之优劣，李士谦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成了释、道之陪衬，儒学之在隋朝大抵地位如此。
不重儒，儒家知识分子也就不能实现儒家治世理想，满足不了现实的政治需要，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化倾向，儒家知识分子在走向功利化的过程中，必然忽视儒家素所强调的道德修养，于是就变得“鄙俗”起来：
“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隋书·儒林传》）
一代鸿儒刘炫尚且如此，他人可知：“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塞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仅范，朝廷不之贵也。”（《隋书·马光传》）刘炫的挚友另一经学大家刘焯亦因大收学费而名声不佳。
不难看出，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是他们实现仕途经济价值核心的自身阻碍。
其实，无论是什么困难，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当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不再于儒学的时候，仅凭儒学自身的力量很难发展起来。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的统治者。杨坚在意识深处并不认同儒学，但儒学对他统一实是有太大的好处，利用儒学智慧统一全国的杨坚开国之初并没有反对儒学，而且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礼教，但这只是出于文帝对政治的考量，文帝真正的意识形态是佛学。文帝杨坚一直坚信地认为“我兴由佛”，并且说“弟子是俗人天子”（《续高僧传》）文帝杨坚出生在佛寺，而且由尼姑抚养。青少年的价值观已经奠定了他一生的价值观，所以隋帝国建立后，文帝一改周武帝毁佛的政策，下令全国恢复佛、道二教：“（开皇元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无疑对儒学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开皇二十年，文帝再次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士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高祖本纪》）到了晚年的文帝杨坚更加“不悦儒术”（《隋书·儒林传》），竟于仁寿元年下诏取缔天下学校：“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本纪》）下诏之日，高祖颁舍利于全国，而学校则仅保留国子学一所，学生七十二人，“至于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隋书·高祖本纪》）。刘炫切谏无果！
维文帝之后的炀帝虽也重视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但三教之中，佛、道则始终得到国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宏扬，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衰落期。
从刘炫的结局看，知识分子太着重于政治情怀是他们心情郁结的一个根本原因。从统治者们来看，一切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考量的文化必然得不到大繁荣与大发展。然而这一切都是古老中国的传统！
（六）
刘炫死后，其门人弟子谥曰：宣德先生。乾隆时《献县志》记载：“刘炫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南。”如今墓与碑早已杳无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