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主编Denis Twitchett在该通史第一辑——《秦汉史》的序言中说明：《剑桥中国史》之所以从秦汉时开始而略掉先秦时代，是因为在60年代当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筹备这一项目时，中国先秦史学正处在一种过渡阶段当中。经过四十年的考古学发展之后，学术界已经承认，先秦时代的传统史学观念需要基本的改正。可是，据Twitchett说，当时的西方汉学界还缺乏学者能够利用此种新的考古资料来重新写这个阶段的历史。因此，剑桥大学出版社只好临时将之放弃，而从秦汉大帝国开始。过了几乎三十年，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剑桥大学出版社终于要将这段极其重要的历史补上，现正筹备由Michael Loewe（鲁伟）和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合编一部《剑桥中国古代史》，将由张光直、David N.Keightley、Robertagley、William Boltz、dward、Shaughnessy、Jessica Rawson、ther von Falkenhausen、许倬云(Cho-yun Hsu)、David S.Nivison、Donald Harper、Mark Lewis、巫鸿(Wu Hung)、Nicola di Cosmo和Michael Loewe合写，预计1997年出版。
1986年《剑桥中国史》第一辑《秦汉史》出版以后，西方汉学界的情形与6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专攻先秦史的学者已经普遍地利用最近出土的史料来重新考虑先秦史。这个转变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可由《古代中国》这本学术年刊看出。《古代中国》于1975年创刊，当时由吉德炜担任主编，以中国先秦（由新石器时代起）和两汉为主题，内容包括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科技学等不同学科，创刊至今近二十年来，普遍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在西方汉学界已是一本有相当权威的学术刊物。以下介绍最近五年来《古代中国》（即第十四辑到第十八辑）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给读者：
《古代中国》每辑都分成三大部分，即论文、评论和资料，偶或有学术论坛。近五年来《古代中国》共发表了22篇论文，从先秦、两汉史的新石器时代良渚玉器到东汉时代道德观念，几乎每一研究课题均包括。大体来说，论文内容可分成三大类：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研究、两周传统文献研究及其他文化史的研究，每一类约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下即依此三类别分别来介绍：
1.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研究
同台湾的上古史学界一样，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和帛书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兴趣，《古代中国》大量地刊登这类研究成果。从大家熟悉的马王堆《老子》起到最近才出土的包山楚简，几乎每一辑《古代中国》都有很精采的论文发表，以下将有关论文列出，并概略介绍其内容和结论。
1.1李零：《楚占卜竹简之格式》15（1990年）。
1.2胡平生：《埠阳汉简〈年表〉整理札记》14（1989年）。
1.3Yumiko Blanford,《〈战国纵横家书〉校勘记：兼论判定最接近古本之异文的方法》16（1991年）。
1.4Rudolf G.Wagner：《论王弼之老子》14（1989年）。
1.5高道蕴《〈经法〉的法律理论》14（1989年）。
1.6R.P.Peerenboom：《论〈鹖冠子〉》16（1991年）。
1.7李零和Keith McMahon：《马王堆房中书的内容和术语》17（1992年）。
1.8Anne Behnke Kinney：《就中国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来看弃婴》18（1993年）。
李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近十年以来他对先秦史的研究成果很广博。《楚占卜竹简之格式》一文研究了近年来湖北省的望山、天星观以及包山等遗址所出土的占卜竹简。这批数量可观的竹简显然是楚国遗物，写作年代约在公元前350-300年之间。在文中，李零认为，这批占卜资料应分成两类：一类为“初占”，一类为“习占”。“初占”的内容较为充实，通常由五个部分组成：前辞、第一命辞、第一占辞、第二命辞、第二占辞。他对这五部分的占卜术语均作了详细说明。还讨论了某些相关的问题，诸如第二命辞应该是“祷辞”或是“贞辞”、贞卜本身的语句是疑问句或是陈述句等。
胡平生是中国文物局古文献整理组的研究员，曾经负责安徽省阜阳市的汉墓发掘工作。阜阳汉简《年表》编成于公元前165年，比司马迁的《史记》诸表至少早六、七十年。据胡平生研究指出，始于西周共和行政前后迄止于秦始皇的《年表》可能包括两种不同体例的表，一种按年经国纬，横填事实方式制成，一种记诸侯在位年数。尽管《年表》因严重残破而无法复原，但仍能为若干历史问题（诸如战国时代东周、西周、“今王”、“今公”等）提供有用的资料。最后，胡先生认为《年表》似不能与《秦记》系统相合，或许是利用了秦以外别国“史记”。
Yumiko Blanford是美国加州洛杉矶的Occidental大学教授，《〈战国纵横家书〉校勘记》是她以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史料写成的博士论文的理论核心。她提供的方法是：为了解决某一古籍在不同版本间文句的出现，以确定哪一版本的文句与原本最为接近。她说异文可归纳为四种：字形不同、辞意不同、增删夺衍导致的差异以及行文中语序之不同。Blanford认为字形写法不同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对于辞意上的不同，她指出，校勘工作上的普遍现象是较难理解的词汇往往比较易理解的词汇更为接近本来面貌，有时候会被误为方言词。关于增删夺衍，假如某一版本中有系统的增删或更改某些特定的词汇，也可据此来判定哪一版本更为接近原本。最后，她还指出，当不同版本中之语序不同而造成意义上的差别，且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不清楚时，那么就必须要对该段落的内容及其上下文间作详细的考察才能下结论。
Rudolf Wagner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关于王弼《老子注》已经发表几篇精采的文章。在《论王弼之老子》一文中，他指出，王弼《老子注》中所引录的《老子》与现今王弼《老子注》中的《老子》有些出入，但王弼注所引录的《老子》与若干《老子》古本（诸如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傅奕和范应元之《老子》相符。王弼《老子注》中有97条直接或间接地引录《老子》而与王弼《老子注》传本的《老子》有异。反而，王弼《老子注》原本与傅奕和范应元的古本关系密切，与马王堆帛书本更是如此。Wagner指出王弼《老子注》传本中与王弼注不符之处是取于河上公的《老子》本。因此，他的结论是：王弼《老子注》传本没有真实价值，应该由傅奕和范应元两古本以及马王堆帛书本来取代。
Karen Turner是美国Holy Cross大学教授，几年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在《〈经法〉的法律理论》一文中，她讨论了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四种遗书中的《经法》，指出它的内容牵涉到某些法律理论的问题。Turner特别强调《经法》中“法”和“道”的关系，以此作为一种法律或准则来指导君主如何使用高压政治才是合法的。她认为，这种恒定普遍法的概念是统治者所发明的，比上古圣王所用过的“古法”更为实用。Turner这篇文章还对《经法》的法与早期西方普遍法的理论作了比较，认为在中西两方的早期文明中，法律的内容及其终极目的尽管都不相同，可是都不如基于抽象观念的普遍法对帝国的统治那样实用。
同样研究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所谓“黄老四经”遗书的R.P.Peerenboom在他所著《论〈鹖冠子〉》一文中，论述《鹖冠子》是一种折衷诸家学说驳杂之古籍，成书年代当可定在战国晚期到汉代之间。《鹖冠子》虽然一直被看作与道家黄老思想有关，可是在马王堆“黄老四经”出现之前，学术界没有注意到它。Peerenboom这篇文章则认为《鹖冠子》在许多章节中包含了黄老思想，最为明显的就是信奉基本自然主义及自然法则。
马王堆帛书的内容极其丰富，除了上面所列出的比较正统的文献（如《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或者遗书如《黄老四经》）之外，还有几部“养身”书。《马王堆房中书的内容和术语》是北京大学李零对马王堆所出土的七种房中书的综合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中，房中术是一个涉及技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的复杂问题。过去，中国学者叶德辉曾搜集整理过这方面的资料，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也做过综合研究，但是他们都未能见到70年代出土的房中文献。透过对这些房中文献的研究及将它们与晚期资料做对比，李论证中国古代房中术从术语系统到技术要领（如“九浅一和深之法”、“还精补脑之术”、“多御少女而莫数泄精”）是一种非常连贯的，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到明代很少改变的传统。
有了房中术当然就会产子，可是，有些父母并无能力或是不愿意养育他们所生的子女。Anne Behnke Kinney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近年来正进行汉代的妇女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在《就中国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来看弃婴》一文中，她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常见的弃婴现象。她指出根据秦汉的律令，弃婴行为很可能是非法的，可汉代的社会舆论很少论及此事，似乎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此文重点在考察弃婴行为给中国古代法律、礼节、伦理及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2.上古传统文献研究
无疑，在现代中国上古文化史学中考古学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资料可作为非常宝贵的研究对象。但是要注意，在我们对这样新史料好奇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传统文献的研究价值。在这一方面《古代中国》对西方汉学界作了积极的贡献。在《古代中国》刊登的论文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利用考古资料或以新知识再思考传统文献的本来面貌及其历史意旨。以下简单地介绍有关这方面的论文：
2.1夏含夷：《周公居东与中国政治思想中君臣对立辩论的开端》18（1993年）。
2.2Paul L-M Serruys：《〈诗经〉语言研究：语尾助词‘矣’》16（1991年）。
2.3Erik W.Maeder：《关于〈墨子·十论〉成书过程的几点设想》17（1992年）。
2.4Stephen L.Field：《式盘、宇宙结构仪与〈楚辞·天问〉》17（1992年）。
2.5裴碧兰：《〈穆天子传〉中‘昆仑山’之文学作用》18（1993年）。
2.6William H.Nienhauser,Jr.：《〈循吏列传〉之再考察》16（1991年）。
夏含夷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西周时代文化史研究。他在《周公居东与中国政治思想中君臣对立辩论的开端》一文中指出，尽管中国古今史学家大多把西周初期的周公视为贤相的象征，可是传统典范中对周公亦不乏微辞。例如，不少文献中记载了周公“居东”一事，似乎意味他曾被流放过。此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对《尚书》中的《召诰》和《君奭》两篇加以考查。夏以为这两篇的内容实是反映了一次辩论中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君奭》是周公对召公所做的解释与申诉，宣扬了一种臣重君轻的政治立论。反之，《召诰》乃是召公对周公的劝戒，召公毫不动摇地坚持作为“天之”之统治特权。周公与召公之间的这场辩论似乎是召公占了上风而告结束：在这两篇诰辞做成之后，周公先是还政于成王，不久即流奔居东，在西周政治舞台上不再起作用。
Serruys神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古代语文研究。《〈诗经〉语言研究》是他几十年来对《诗经》语言研究的结晶。在语尾助词“矣”这一部分，他对“矣”的用法作语言学／语文学上一种系统的说明。文章首先简明地综述了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对“矣”之特定功能的不适当看法，诸如“矣”为语尾感叹词、“矣”为时间标记等错误看法。Serruys认为“矣”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命令或祈使。伴随上下文之内容不同，“矣”可以转换为一种“谓语性”或“陈述性”意味之标记，可以表示从属性的让步或条件分句，也可以在疑问或反诘短语中起某种特殊作用。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贡献是用了一定篇幅来论证为什么对某些特定词汇应该采用新的译法，而对某些特定之字形作新的解读。
Erik W.Maeder是瑞士洛桑大学讲师。在《关于《墨子·十论》成书过程的几点设想》一文中，他首先承认前辈学者对《墨子·十论》是早期墨家三个各自独立发展的学派存留下来的文字结集这种看法，然后再进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独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实来描述这些学派的形成过程。在对《十论》中某些文句的重复出现考查时，Maeder指出《十论》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还推论这三个明显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书晚期，也就是大约在秦汉之际，未加鉴别地收入进来的。
Stephen Field是美国德州Trinity大学教授。在“式盘、宇宙结构仪”与《楚辞·天问》中论证《楚辞·天问》之“天式纵横”一文实指贞卜者所用的式盘，也就是一种用来判定地下线之下诸星座位置的宇宙模型，作者称之为“宇宙结构仪”。这篇文章分析了诗行所在之段落，并指出诗人怎样用式盘来解释宇宙。文章也指出《天问》其它的诗行中亦有可能涉及类似的仪器。例如，关于《圜则九重》一文，Field认为所谓“圜”者是指宇宙，而“九重”则是指其多层次的三维空间。因此，像式盘一样，“圜则”也是一种宇宙模型，而相继的诗行以描述其组成部分作为手段来描绘宇宙之运行。
Deborah Porter是美国犹太大学教授，原来研究明清文学，最近又转到先秦文学的研究。在她作《〈穆天子传〉中的‘昆仑山’之文学作用》一文中，对前人多以为《穆天子传》中昆仑即指今之绵延于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境内的昆仑山脉提出疑问。Porter以为《穆天子传》中的诸多关键地名皆原于周朝以前的宇宙天体神话，并以为这宇宙天体神话本身亦不过是天文现象在文学中的反映，因而只有把这些神话放置在天文学中加以考查才能做正确的诠释。在对《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之宇宙天文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详细剖析之后，此文最后一部分并以为王西征所及其形成与演变之过程唯有从文学角度去观察才能得其真谛。因此，《穆天子传》里的叙述纯粹为象征性的故事。
William Nienhauser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近年来正在翻译《史记》。在《〈循吏列传〉之再考察》一文中，他指出，过去许多学者视《史记·循吏列传》为一篇伪托之作。Nienhauser拟针对这些学者的质疑，并对《循吏列传》以及作为他姊妹篇的《酷吏列传》重新加以考察。《循吏列传》的叙述结构和史料之翔实性都与《酷吏列传》相去甚远，而这些差异确实显示出前者的许多不足之处。可是，以为《史记》的某一篇章中因为存在瑕疵或谬误之处则必出于后人之手，这种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针对《循吏列传》的全部问题，作者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解答：在这一卷中，司马迁基本上移录了汉皇室档案中前人所撰有关循吏的史料。
3.其他文化史上的研究成果
西方汉学界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各研究领域都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上古文化史亦不例外。除了以上关于文字和文献资料两方面较集中的研究范围之外，《古代中国》还发表了不少不易归类的学术论文。多半也以考古资料为出发点，可是所用的学术方法或所得的结论往往牵涉其他的证据和问题。以下依照研究课题的时间顺序简单地介绍这些论文：
3.1孙志新：《良渚文化的发现与良渚玉器的若干问题》18（1993年）。
3.2Robert L. Thorp：《二里头与夏文化探索》16（1991年）。
3.3Edwin G.Pulleyblank：《干支作为音符及其在历法上的应用》16（1991年）。
3.4Robert Eno（伊若白）：《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为一至上之神？》15（1990年）。
3.5Victor H.Mair：《古代汉语巫、古代波斯语magus和英文Magician》15（1990年）。
3.6William E.Savage：《典范、形象与孔子的君子》17（1992年）。
3.7蒲百瑞：《从前701年的蒲骚之战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15（1990年）。
3.8巫鸿：《礼仪中之美术：再思‘马王堆’》17（1992年）。
孙志新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博士班研究生，博士论文题目是良渚文化的玉器。所著《良渚文化的发现与良渚玉器的若干问题》是对杭州附近的良渚镇1936年以来所出土的文物及其学术认识一种综合性的介绍。他指出了60年代末碳14数据证实了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文化，推翻了中国农业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仅在历史时期才扩展到长江下游沿海地带的传播论观点。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在一系列重大良渚遗址发现了豪华奢侈的墓葬，随葬品中形状各异、花纹繁缛、制作精美的大量玉器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孙氏此文第一部分回顾良渚考古的历史，第二部分讨论关于良渚玉器的材料来源、玉壁和玉器型的起源，以及于良渚玉器和商代玉器的关系等问题。
Robert Thorp是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毕生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里头与夏文化探索》一文统观近年来刊出的有关夏文化考古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征引及分析已发表的二里头遗址资料，并对这一引起争议的课题中所蕴涵的较为广泛的问题做了探讨。文章特别注意到二里头遗址中的某些特点，诸如布局、建筑特征、墓葬及作为权势象征的手工艺品。此外，Thorp也讨论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方法上或理论上的问题，诸如文化与次文化、断代分期、文化接续、发展阶段、族属以及朝代等。最后他认为在二里头遗址发掘报告正式发表之前，我们还不应该断定夏朝历史的真实性。
Edwin Pulleyblank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音韵学研究。Pulleyblank的《干支作为音符及其在历法上的应用》这篇文章提出了三种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观点。
Robert Eno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1990年所出版的《儒者之创天论》（见5.5）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他在《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为一至上之神？》一文的开头指出，把殷墟卜辞中的“帝”字解释成商王朝宗教中最有权威的至上之神早已被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事。Eno承认，对于晚于西周立国百年后的文献来说，这种解释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他亦指出甲骨文中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卜辞中“帝”的未必指至上之神。“帝”实际上可有三种含义：一、为一团体性的称谓；二、为一含有指代意味的词，泛指商人所信奉的诸神之一，但却不明言其名；三、为一尊敬的称谓，特指商王的父考。据卜辞用例和帝之假借字的用法，Eno氏就考证了帝字的本义盖为“父考”，字形或像祭祖之坛，或像先祖之偶像。他最后推论，假如至上神的概念非商时已有，则很可能起源于以天为中心的原始周族的宗教，或有可能是随着周克商后周族宗教的普及化才演变出来的。
Victor Mair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近年来开始对中国文化交流非常有兴趣。他在《古代中国》第15辑上发表的论文，是从1980年在周原发现的两个蚌雕的具有高加索人特征的小型头像上所得的启发，对西周早期东西方接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出土的两个人头像之一在头顶部刻有一甲骨字形“”，即今之“巫”字，意思为掌管宗教仪式的人。
William Savage是密西根大学博士，他的《典范、形象与孔子的君子》是他博士论文的总结。他指出在《论语》里，典籍化了的“君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孔子之前有很多形成这一理想化了的君子因素已经出现了。文章里列举一些见于西周金文、《诗经》和《尚书》中的这种形象。关于典范人物所行所为和典范人物之效仿，Savage特别论及文王的形象及其“德”，并作出结论说这些原来仅用来溢美王室和贵族之尽善尽美的颂谀之辞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继而演变成一种新的人类价值定义而且可以施用于一切人。
Barry Blakeley是美国Seton Hall大学教授，从事春秋史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最近特对楚国的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几篇文章，所著《从前701年的蒲骚之战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主要讨论楚武王时代楚国核心地区究竟位于何处。Blakeley先指出在传统的舆地学中，居主尊地位的是所谓“南说”，也就是丹阳和郢都位于鄂西南的沿江地区。但近年来许多学者不断提出新见，有人认为丹阳应位于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有人则置丹阳于湖北中西部的南漳或宜城地区，并且还有人论证郢都也应位于宜城一带。无论对这个问题持有什么看法，都会援引楚武王时军事行动作为证据，而Blakeley的这个讨论的结论是，无论该时楚国的国都是在丹阳还是在郢，公元前701年楚师的出发地很可能在今南漳宜城一带。
巫鸿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最近十年以来对中国上古艺术史有许多重要贡献。3.8一文则重新考察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著名帛画。他认为不应该把此画作为一件单独艺术品或对照零散文献推断其内容，而揭示其与墓内葬具的关系、葬墓的结构和象征意义以及葬墓形成的礼仪过程。他还根据古代礼书来否定把此画看成是招魂升天工具的流行观念，认为此画实际是墓葬中心的“柩”之一部分。几层饰有保护死者和升仙题材的画棺围绕着柩，而棺又位于象征死者住宅的“椁”内。他认为帛画的含意和功能必须在这个建筑及礼仪的双重环境中加以考察推定，并进而提出马王堆帛画和整个墓葬并不反映对死后世界的系统完整的观念。此墓因而有别于以前或以后的墓葬，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及美术的一个过渡时期。
4.论坛
除了单篇文章以外，《古代中国》偶而会刊登学术论坛，以一或两篇可论之处较多的文章当作讨论的对象，发表文章之前再请几位专家在同辑上发表意见。最近五年以来，《古代中国》曾两次登过这样的论坛，第一次是第14辑（1989年）上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讨论，第二次是第15辑（1990年）上关于天文资料与夏代年代问题的讨论。
第一次论坛是以裘锡圭的《关于殷墟卜辞是否问句的考察》和David Nivison（倪德卫）的“问‘问’”为讨论对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指出甲骨学者长期以来把殷墟卜辞的命辞（提出所要占卜的事情的话）一律看作问句，可是7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以外的甲骨学者提出了命辞都不是或基本上都不是问句的新看法。命辞究竟是不是问句，对甲骨学、古代占卜的研究以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裘氏考察了大量殷墟卜辞，认为目前能够确定是问句的命辞，主要是早期卜辞中那些带句末语气词“抑”和“执”的选择问句式命辞以及带“抑”的是非问句式命辞。被许多人看作反复问句的“V-不-V”（如“雨不雨”）和“V—不”式卜辞，实际上是由命辞和验辞或用辞组成的。目前能够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主要是一部分复句式命辞，如“今者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有祐”、“壬勿田，其雨”等，这些卜辞从语义上看不可能是问句。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倪德卫接著此文指出我们应该区别贞人的言语和在占卜之礼中的行为。他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在求取消息，而即使他的确在求取消息，他的言语也不一定都在问话。
讨论裘锡圭和倪德卫两篇文章的一共有七名甲骨文专家，即南京大学的范毓周、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David Keightley、台湾利氏学社的Jean Lefeuvre（雷焕章）神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和王宇信以及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裘锡圭和倪德卫作了答复。于此无法综述讨论的细点，可是大致上范毓周和王宇信坚持甲骨文命辞都是问句的传统说法，西方学者都不以为然，而饶宗颐和李学勤站在两者之间，可是似乎基本上同意命辞不是问句的新说法。
80年代的美国商周史学上出现许多论文利用《竹书纪年》和天文学来构拟古代年代。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学者当中以倪德卫为最著名。《古代中国》第15辑乃以倪氏和Kevin D.Pang合写的《天文学证据与〈竹书纪年〉夏朝初期的年纪》作为论坛的讨论对象。
参加这次论坛有四位天文学史专家，即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纽约的John S.Major、Lehigh大学的David Pankenier以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俞。倪和Pang二氏又合写了一篇幅很长的答复。参与讨论者多不接受此文的结论，可是论坛参与者详细地讨论这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对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上古年代学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5.书评
像其他学术刊物一样，《古代中国》也刊登了书评，但这些书评并不受篇幅的限制。其实，第18辑载有长达87页的书评（见5.3）。由于无篇幅的限制，写书评的学者可以深入讨论最引起学术界注目的书。下面列出书评及书名（以内容的年代早晚为序）：
5.1 David N.Keightley,《英国收藏的甲骨》，Early China 14，论李学勤、齐文心和艾兰(Sarah Allan)作《英国所藏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2 Edward L.Shaughnessy,《西周文明的评论》，Early China 15，论许倬云和Katheryn Linduff作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88年）。
5.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研究中的问题》，Early China 18,论Jessica Rawson作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以及Edward L.Shaughnessy作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年）。
5.4 Charles Hartman,《比兴的象征》，Early China14,论Pauline Yu作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年）。
5.5 Henry Rosemont,《跳舞的儒礼师》，Early China 17,187-194,论Robert Eno作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Philosophy and the Ddfense of Ritual Mastery(Albany:SUNY Press,1990年）。
5.6 Robert Eno,《为了写儒家经学史》Early China 17,195-214,论John Henderson Scripture,Canon,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年）论Steven Van Zoeren作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
5.7 Gary Arbuckle，《关于〈春秋繁露〉新译本的几点看法》，Early China 17,215-238,论Robert Gassmann作Tung Chung-shu Chun-chiu Fan-lu.Uppiger Tau des Fruhling-und-Herbst Klassikers:Ubersetzung und Annotation der Kapitel eins bis sechs (Bern:Peter Lang,1988年）。
5.8 Patricia Berger，《太一信仰的吴梁寺》，Early China 15，论巫鸿作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年）。
5.9 Michael Nylan,《对汉代艺术里的作风、买主与儒家理想的理解问题》，Early china 18,227-248,论Martin Powers,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年）。
5.10 Sophia-Karin Psarras,《危险的神话》，Early China 17,239-245,论Thomas Barfield作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1989年）。
6.资料
最后，《古代中国》每辑还有篇幅相当长的“资料”部分，资料分成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翻译亚洲各国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报告，诸如《古代中国》第14和15两辑都翻译过当年日本《史学杂志》上先秦和两汉的年终报告，第18辑同样地翻译了南韩国《史学杂志》的三年报告，第14、15、16辑各翻译台湾《汉学研究通讯》上有关专论（诸如杜正胜著《五年以来台湾地区上古史研究》、姚荣松作同样语言学研究概况和林庆彰作经学概况）。除这些翻译之外，第17辑还登了Lother von Falkenhausen（罗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刊物的总合目录》，介绍了中国大陆的80多种地方性的考古学刊物。“资料”部分的第二个内容是当年美国全国对中国上古文化史作的博士论文之提要。第三个内容是当年发表的西文论文的目录，目录分别载有中国先秦两汉文化史上的“考古学和艺术学”、“历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思想史学”、“科技史学”等分类，是相当齐全的目录。自从《古代中国》建立以来，能够即时地报告中国上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这种“资料”部分一直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最近五年以来更是起了这种介绍性的作用。
中国上古史尽管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可是并不是一门凝止的学科。中国大陆上年年都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所出土的文物不但本身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并且常常使学者们对千年以来已有的资料重新加以思考。这样看来，说先秦两汉文化史是中国史学中最新的、最活泼的一个节段也不是太过分。《古代中国》能够反映西方学术界在这门学科上的工作，同样也是很新、很活泼的学术刊物，最近五年以来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4年11期第19-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