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方法论上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心论”取向，它贯穿于整个美国汉学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美国汉学时，通常会将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笼统归结为“西方中心论”。但仔细加以考察，其实美国汉学界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当前，我们既要批判其“西方中心论”，也要认识到其去“西方中心论”的转向。
在美国汉学界，费正清建立了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始终体现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在美国汉学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范式”。“冲击─回应”模式假设西方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被应用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比如，保罗·H·克莱德与伯顿·F·比尔斯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一书中提出：“过去150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但就在“冲击─回应”模式盛行的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一模式也遭到美国学界中青年一代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的汉学研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必须对引导地区研究的理论作出理性批判，因为它们充斥着狭隘的种族偏见。所谓“冲击—回应”的对象，成了“被奴役的对象”，“这样，也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美国人是他们的救世主”。因此，消除种族偏见，建立非殖民化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美国学者提出，最为理想的途径就是以相互借鉴为先决条件，美国可以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很多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美国人完全可以从中国研究中得到激励。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柯文推出其著名的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
尽管“冲击─回应”模式受到美国学者的批判，但它还是影响着相当一批美国汉学家。这一状况从更深层的原因来说，是由于二战前在美国学术界很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欧洲，亚洲乃至东方研究仅仅是显扬欧洲文明的陪衬，“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论点自然而然就成为美国学者们的认识起点。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因此，与其说费正清制造“西方中心论”，还不如说费正清无法彻底摆脱长期以来美国学者们所构造的“殖民主义学术传统”。
到了20世纪末，随着冷战终结，美国学者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进一步深化，开始走向“非中心”取向。“非中心”取向的形成与地区研究理论的丰富、冷战色彩的淡化紧密相关。比较典型的是丹尼尔·利特尔提出的观点。利特尔针对柯文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肯定了其批判的锋芒所指，又进一步提出更深入的问题：“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起点在哪里？他明确指出，在有些美国学者那里，“西方的历史起点又是英国，因而往往是把英国和中国相对应，将研究英国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套用到中国，用以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将是一个‘英国式的中国’”。利特尔告诫研究者：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取向，并不是说在对亚洲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建立一种与亚洲历史经历相吻合的新观念和新模式，而应该是要求研究者自我意识到欧洲历史的特殊性，根据亚洲范型的特点选择和修正理论假设。
利特尔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个“非中心”问题。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存在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这仅仅是迈出关键的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看到各个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不存在谁是中心这样的命题。
（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