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之际从时间上说大体是晚明崇祯朝到清顺康雍时期。黄宗羲用“天崩地解”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所言极是。这一时段，国内明清鼎革，历经满汉政权转化与文化巨变，世界范围正经历从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体制在全球的扩张。文化相遇与冲突以多重形式展开，其影响波及今日之世界。
对中国和西方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由此带来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在文化与精神上真正的相遇，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在这次文化相遇与对话中，来华的传教士将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利玛窦说，“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象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
由此，明清之际开始，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类型的书籍，即翻译和介绍欧洲宗教、历史、哲学的汉文书籍。我们称之为“西学汉籍”。
梁启超研究明清学术史，对这些西学汉籍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对这批文献的整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杨廷筠所编《绝徼同文纪序》，李之藻在1623年（明天启三年）编《天学初函》，收录了传教士和中国文人的著作二十篇，分为《理编》（义理类）与《器编》（实用类）。康熙朝后，西学影响日益扩大，后因“礼仪之争”，特别是雍乾禁教后，西学日渐式微。但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这批文献官方仍不能忽视，《四库全书》收入西学汉籍22种，对于西学汉籍中的非科学类书籍，“止存书名”，不收其书。这样有15部西学汉籍被入《四库存目》之中。
生于1620年的中国文人刘凝，编辑《天学集解》（今存手稿），涉及写于1599—1679年间西学汉籍的有284种，是当时收集得最全面的西学汉籍的序跋集。
在西方汉学界最早注意来华耶稣会中文著作的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echer， 1602—1680），他在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首次向欧洲介绍了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其中包括利玛窦、罗雅谷、高一志等人的书籍。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究竟出版了多少西学汉文书籍？写作并留下多少西学汉文手稿？这些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
一系列法国汉学家在编目方面做出了贡献：考狄（HenriCordi⁃er，1849—1925）1901年编写《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的出版书目》，收录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363种。
古郎（MauriceCourant）1912年编《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图书目录》，共收入了99名作者、明清天主教文献374种。
费赖之（LouisPfister）1932年出版《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共有63人写了366种中文文献。
裴化行（HenriBernard）1945年发表《从葡萄牙人到广东至法国传教士到北京期间欧洲著作的中文编译书目1514——1688》，刊出38位传教士名单，其中36人有中文著作，共236种。1960年，他又发表了《从法国传教士到北京至乾隆末期欧洲著作的中文编年书目1869——1799》，并整理出《北京刊行天主圣教书板目》《历法格物穷理书板目》《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书板目录》四篇目录，共刊录303种文献。
中国学者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收录《徐家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402种，《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录》760种，《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169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著录的西学汉籍321种。据今人钱存训统计，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两百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书籍55种。李天纲估计明末清初关于天主教的文献应该不少于1000种。
2014年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44册，是中国学者经过七年努力，首次在大陆出版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梵蒂冈图书馆由于馆藏的地位和特点，在文献数量上为最丰富。它包含的不仅仅是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文献，而是众多来华传教修会的汉文文献，从而给我们展示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其次，也不能将这批文献仅仅归结为“传教士汉籍”，因为它也包含有中国士大夫、文人信徒乃至佛教徒与天主教论辩的文献；它还包括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或寄回欧洲的数量不菲的中国古籍；再次，它更包括文化交流史中基础性的工具书——辞典和字典。将这些整合起来，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凸显出特殊价值。
这批文献的出版，对中国明清史研究，包括中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中国天主教史、中国翻译史、中国语言史，乃至对西方汉学史和全球化史研究，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一代学术之新潮流。”
二
这批西学汉籍文献的出版对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将会有所推动。晚明西学、西士进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来华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Sambi⁃asi，1582—1649）的中文文献，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朝特使赴罗马的一些汉文文献，对晚明和南明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又如王丰肃（AlphonseVagnoni，1566—1640，又名高一志）的中文著作对南京教案的研究、对晚明绛州地方史的研究都有所帮助。
在梵蒂冈的中文文献中，包含有罕见珍贵的清史历史文献。例如，顺治皇帝嘉封汤若望三代的文献，汤若望的奏疏，白晋在康熙指示下学习《易经》的手稿，马若瑟、马国贤在康熙朝时的一些中文手抄散页，雍正四年关于穆敬远和毕天祥的诏书，傅圣泽带回罗马的大量清代钦天监的手稿，这些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西学汉籍一旦纳入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视野，将对于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有重要价值，从而展露明清之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深刻影响。20世纪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在明清学术研究领域潜心开拓，以大量史实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其中最著名的如侯外庐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提出的“早期启蒙说”，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延续，以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观点最为鲜明。晚明西学汉籍的发掘，为这些观点在史学材料上提供了新的资料，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创新。
基督宗教三次入华，唯明清之际的传入获得成功。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是其重要内容。近三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李天刚、汤开建、张先清等许多学者都对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等地的中文文献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这批文献既有一些中国教徒的原始性文献，也有传教士关于教区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例如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士康和子（BernadinusdellaChie⁃sa），详尽记述了他在山东传教的历程，并附有原始的教徒名册，这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是十分罕见的历史文献。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神学思想和表达方式，因此，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历史进程中汉语神学思想的形成。近年来，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十分热烈，一般认为，中国汉语神学起源于明清之际，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这批西学汉籍在汉语神学形成史上的地位却不可小视。我们认为，即便没有读到更多的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的原著，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著作已经清楚地表明汉语神学的具体形态。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利玛窦为代表的以汉语作品言述其对耶稣基督之认信经验与对其信仰之反思的传教士排除在汉语神学之外，凡是以汉语进行写作，回应汉语语境中的各种问题的神学，不论其主体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应包容性地将其纳入汉语神学的范畴之内。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平等的文化交流。李天纲先生指出，“明清之际，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另一个大变局。……天主教在不同的宗教和学说传统中，做着统摄和融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中国教会和信徒建立一种‘汉语神学’。”因此，这批西学汉籍不仅仅为中国教会史提供新的史料，同时，也会使我们对汉语神学的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三
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看，来华传教士的西学汉籍基本上是翻译作品或者编译作品，其数量是继佛教文献传入中国后最大的一批域外翻译文献，这是欧洲宗教、哲学、文学等首次在中国登陆，学术意义重大。近年来李奭学先生从翻译角度作了十分出色的研究，他认为，“以往大家知道近代中国文学始自清末，殊不知清末文学新像乃萌乎明末，尤应接续自明末的翻译活动。”在这批西学汉籍中，有中国第一次集成的欧洲歌词的集子，有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欧洲传奇小说，有中国第一次译出的欧洲上古与中古传奇，有中国第一次翻译的欧洲修辞学专著，有中国第一次可见的玛利亚奇迹故事集，有中国第一次中译英国诗，也是中国第一次见到欧人灵修小品集。传教士们不仅仅是在介绍欧洲的文学，而且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用汉语来写小说，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儒交信》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翻译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就是明清之际的翻译历史研究，文本的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这批西学汉籍的出版，将会有更多学者投入明末清初西学汉籍的翻译研究，从而丰富中国翻译史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梵蒂冈藏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的出版就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无论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史角度，都十分重要。但目前对近代新词汇的研究，学者大都集中在晚清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而实际上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东来后，创造了大量新词汇，这些新词汇在东亚开始传播。当时，东亚对西学的接受是一个整体，来华传教士们所出版的西学汉书同样流传到日本、韩国和越南。用汉文写作来推动传教成了传教士们的共识。利玛窦的信中也写到过：“当获悉我们用中文编译的书在日本也可通用时，便感到莫大的安慰。因此视察员神父范礼安在广州又印刷了一次，以便带往日本，……因为中国书籍在日本甚受欢迎。”日本学者杉本孜在《近代日中语言交流史序论》中曾指出:“现代日本的数学术语一般被认为是明治以后从欧洲学来的所谓洋算用语。但是，明清的汉籍对日本数学用语所作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这些都是包括方以智在内的中国学者和在华传教士即‘西儒’共同在中国大地上播下的种子，是他们用汉语精心创造并建立起来的学术用语体系。”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传入日本后被接受了多少？哪些词汇被日本接受后在晚清时又被作为日本创造的新词返回中国？这些问题至今无人回答，根本在于对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了解不够。
从事晚清文化史研究的黄兴涛先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因为要想弄清近代中国流行的相当一部分新名词的真实来源，并辨析他们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字新名词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得下决心、去一一翻检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那些承载和传播西学的各种书籍不可。”黄兴涛、邹振环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在中国近代知识进展的历史中的重要性，其核心是新知识的形成，而承载新知识的新词语、新概念就成为其关键。
四
在梵蒂冈图书馆这批文献中还有一批关于科技、舆图等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以往的文献整理中往往反映不够。从《天学初函》开始，李之藻就把《器篇》与《理篇》相对，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梵蒂冈图书馆中有一些十分罕见、珍贵的中国科技史文献，特别是曾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傅圣泽从北京返回罗马后，带回了大量他在历局工作的材料和手稿，其中不乏他的天文演算手稿，这对于研究清代科技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舆图方面，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卜弥格所绘制的中国分省地图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又如明崇祯七年（1634）由徐光启组织、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完成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大型星图，由8条幅组成，每幅高171.4厘米，宽56.5厘米；供崇祯皇帝阅览，外人无由得见。汤若望在完成原图后，又绘制两件副本送往欧洲，其中之一现藏梵蒂冈图书馆。《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中西方文化科学交流史的见证，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突出重要位置。该图在形制、绘制方法、装裱方法以及科学性、艺术性、文物性方面都具有独到性，是一份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
近十余年的研究已经证明，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这些科学知识推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有学者指出，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天文学，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天文学一度处在与欧洲非常接近的有利状况。就若干方面来说，当时中国与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只有不到十年的差距。例如，伽利略用望远镜作出的天文学新发现，发表于1610年，而这些发现的主要内容在阳玛诺1615年刊行的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就已有介绍。又如，整个《崇祯历书》虽以第谷的体系为基础，但其中也采纳开普勒好几种著作中的成果，最晚的一种出版于1618~1621年，下距《崇祯历书》开始编撰仅八年。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各类科学类文献必将大大推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中，特别引人注意是一批汉欧双语词典，这是中国双语词典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文和欧洲语言的双语词典起源于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华辞典》。传教士来到东亚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这样编撰词典成为他们的一件大事，为此，传教士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从罗明坚、利玛窦的葡汉词典到万济国的西汉词典，体现了欧汉、汉欧词典萌芽和最初发展的轨迹。直到1813年叶尊孝（BasilioBrollo，1648—1704）的《汉字西译》在巴黎出版，汉欧双语词典达到了它的高潮。遗憾的是，这批汉外双语词典绝大多数仍以手稿形式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以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最多。学术界对这批价值连城的汉欧双语词典的研究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步开展起来。
学术界对“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的认识始于19世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语言接触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甚至要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同时，社会语言学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语言的“外部要素”也成为历史语言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梵蒂冈所藏的这批欧汉双语词典的公布，必将大大推动中外语言交流史的研究和中国词典史与中国语言史的研究。
五
最后，明清之际西学汉籍还将会大大加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明清之际西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知识论的水平，也不仅仅是信教和反教两类人物对西学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西学已经和晚明至清初的中国本土思想产生了互动。
晚明王学盛行。王学反对死读先贤古圣的书，主张“涂之人皆可为禹”，陆九渊的“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然为接受外来文化奠定了基础。明清之际接受西学的大都是王学之徒，朱维铮先生说，“王学信徒接受外来文化，皈依西方宗教。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王学藐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而王学系统的学者,在认知方面的特有平等观念，即王守仁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清代仍以隐晦的形式得到保存，实际上为汉学家们所汲取。这看来是悖论，然而却是事实。”他认为清初的汉学和西学之间有“性质关联”、“结构关联”、“方法关联”和“心态的关联”。
明清之际所传入的西学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从梁启超到胡适，到当代学者多有注意，但限于文献不够充分，这个方向的论证仍在进展之中。近年来学者仅仅使用台湾出版的部分西学文献就已经大大推进了西学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许苏民认为高一志的“西学治平四书”，（即《治政源本》、《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直接影响了顾炎武，他在《日知录》中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这是很重要的思想，承认了个人私有的合理性，这样“衡量王政的标准不再是‘有公而无私’，只有‘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才是‘王政’之本质”。许苏民通过论证，认为顾炎武这个思想直接来源于高一志的《王宜温和》一书。晚明另一重要思想家方以智和传教士有直接的来往，王夫之在天主教主导的南明永历王朝任职，黄宗羲研读西学已经有文献所证。随着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的出版，西学汉籍的总体面貌呈献给中国学术界，将会大大拓宽和加深这一研究方向。
传教士们所写下的这些西学汉籍还有另一重意义，即这批文献也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西学汉籍背后有着不少中国文人为其润笔着墨。这批中外合作的西学汉籍，实际上是全球化史初期，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瑰宝，它的双边性，展示了其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初识后的对话与交流、文明间互鉴的丰硕成果。它不仅仅是东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西方文化如何与异质文化相处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遗产。这是一批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要宝藏。
如果从张元济先生1910年出国期间，访问罗马教廷梵蒂冈图书馆，首次从梵蒂冈图书馆复制了南明朝重要文献算起，历经百年努力，我辈踏前贤足迹，与梵蒂冈图书馆合作七年，今天这批文献终于全部回到祖国，这是继敦煌文献全部复制回国后中国学术史重要的事件。追思前贤，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令人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