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的中心命题是“礼”。孔子及其弟子就“礼”的重要性、“礼”的本质属性、“礼”的基本内涵、“礼”的体现形式、“礼”的历史文化渊源、“礼”与“仁”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扼要、深刻的阐说，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与尖锐的抨击，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启新生于绝望。全篇主旨鲜明，鞭析入理，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人会将儒家所推重的教化称为“礼教”，将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治理方式称为“礼治”。
孔子学说的核心精神是“礼”还是“仁”，这是千百年来学术界、思想界聚讼纷纭的话题。有人认为，“礼乐”精神是孔子及其儒学的核心，“礼治”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上最高理想。但更有人强调，“仁”才是孔子及其儒学的主体，“德化”“德治”为孔子及其后学汲汲追求的完美政治愿景。与之相应，前者一般认为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守旧、保守的特征，其继承传统重于开拓创新，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比较偏低，多予以负面性的指摘。后者通常强调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进步、积极的特征，其超越传统重于拘泥旧制。因此，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倾向于肯定，正面性的褒扬是主导的倾向。
其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孔子的学说中，守旧与创新，保守与进步是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守旧在许多情况下，未尝就是负面的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保持事物的稳定性，象征着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体现为对原则性的坚持与执著；但是，这不能成为拒绝进步、走向封闭与自我僵化的理由。我们今天对孔子崇尚“礼乐”文明做法进行评价，必须从这个视野切入，看看他所倡导的“礼”，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原则性与运用灵活性的统一，适度稳定与合理变化的统一，正确继承传统与恰当开拓创新的统一。而《八佾》篇就是一个可用来具体剖析的最好范本。
与“仁”相比，“礼”更多地体现为历史上的固有传统。“礼者，履也。”如黄克剑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世，是由治理家族推而治理‘天下’的时代，依‘礼’确定人的身份地位以获得一种人伦秩序，使其制度化，遂有了所谓‘礼治’。”（黄克剑：《论语解读》）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对“礼”的肯定和强调，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崇尚与弘扬。《八佾》篇所要解决的就是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礼”，如何正确遵循“礼”等基本问题。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的形势，固有的“礼乐”文明毫无疑义面临着新的挑战，以至有人把这形容为“礼崩乐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危机同时也是转机，若能顺应时代潮流，对“礼”进行实质性的丰富与改造，使之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同时，实现新的超越，则可起死回生，再开创新的局面，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应该说，《八佾》篇在继承传统与适时“更化”方面是不无独到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思路的。
孔子对当时的“礼乐”文明灾难性遭遇是感到忧心忡忡的，对社会上那些僭越礼制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认为诸夏的“礼乐”精神被摧毁，等于是自我退为禽兽，连做“夷狄”的资格都随之丧失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便是像管仲这样建有丰功伟业的贤人，也逾越“礼制”，为“礼崩乐坏”的泛滥，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又遑论普通人了：“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因此，孔子对“礼”的现状极度不满，对“礼乐”精神遭否定、被弃之如敝履至为愤慨，乃是显而易见的态度。
于是乎，孔子他主张重新倡导“礼制”，振衰起敝，匡世救俗，来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局面。孔子是卓越的思想大家，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他知道，更振新“礼治”，必须回归历史，回归传统，穷本溯源，从而返本开新。而历史文化资源的借鉴与利用，则必须是有具体载体的，是可资参考的。“礼”虽延续三代，但是“夏礼”“殷礼”毕竟时代遥远，文献严重不足，并不是最好的借鉴与利用对象：“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因此，只有“周礼”才是最好的资治载体，周代的“礼乐”文明，集古典“礼乐”文明之大成，在春秋时代要重振“礼治”，确立和谐秩序，可利用的最佳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周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是，在孔子看来，“礼”虽然是不可须臾缺失的文明载体，然而，“礼”的具体内核则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予以新的丰富与完善。这个新的丰富与完善，就是要引进和注入“仁”的积极因素，从而使“礼乐”文明实现升华，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即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换言之，对“礼乐”的遵从与弘扬，不能简单地流于形式，而是要溯源返本，回归“礼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样，孔子就在很巧妙的方式下，完成了“礼乐”文明的改造与转型，确保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获得新的生机，能够迎接各种挑战，更好地去实现政治有序、纲常和谐、天下有道的终极目标。
很显然，在“礼”与“仁”的关系上，孔子所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相统一。“礼”更多地体现为形式，“仁”更多地反映为内容。“礼”说到底，是从属于、服务于“仁”的。内容更重于形式，没有“仁”，则“礼”不免流于空泛，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礼”，所倡导的“礼”，从本质上说，已不是传统“周礼”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仁”这个新因素、新生机的“礼”。故孔子激赏子夏“礼后乎”的见解，明确提出“绘事后素”。就这个意义而言，孔子不愧为“圣之时者”，他能够与时俱进，使传统的“周礼”在新的形势下脱胎换骨，获得生机。
当然，孔子的思维不是单向的、线性的。他在充分肯定内容的主导性同时，也没有贬低或否定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合理、恰当的形式还是必要的。没有“礼制”这个载体，那么“仁”就无所附丽，无所依托。为此，他反对简慢合理的“礼典”“礼节”。《八佾》篇对孔子重礼尊礼的细节多有描述，如“如太庙，每事问”；又如他反对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做法，“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再如他提倡“事君以礼”，等等。这就反映了孔子从不轻忽必要的形式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既重视内容，又不抹杀形式的做法，可谓是孔子辩证思维、理性精神的具体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