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对于这一论断的含义，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历史范围之内，而对人类活动的种种研究都不能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至于自然界也有历史，但那是人类为它记载和撰写的，从根本上说也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在这段话里，恩格斯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这就是说，历史科学在“关于社会的科学”领域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命题，正是明确地反映了历史科学的这一重要地位。
同时，历史研究还“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即承担崇高的使命。大家知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认识历史、撰写《史记》的宗旨。司马迁所说的“天”，没有完全摆脱“天意”的影响，但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天人关系主要是历史形势、社会环境与人的活动及其命运的关系；他所表达的古今关系，一是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从《史记》诸表的序看得比较清楚，从有关的本纪、书和列传中也可以看得清楚；二是“古”对于“今”来说，具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一部《史记》，总结了历史上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给了后人许多启迪。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当今，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关注生态并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对“天”即自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理解，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发展应在和谐的关系中前行。而“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越来越得到自由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历史形势下的中国，“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的主题，人的平等成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在21世纪新的理念下的“究天人之际”，仍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作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恢宏的思考空间，促进了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宋朝史学家对唐初令狐德棻关于撰写前朝历史的建议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新唐书》卷102后论）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用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如翦伯赞于1963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就是一篇讲理论方法论的大文章。文中讲了八个问题：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文章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4页）。这八个问题中，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修养，其他七个问题都与理论方法论相关涉，都是结合具体研究领域阐述理论方法论原则及其运用，使人易于理解。这是从一般意义上阐述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又如侯外庐在讲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十五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侯外庐从九个方面论述了这个“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翦、侯两位史学前辈在几十年前讲的这些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方法是否已经“过时”了呢？我以为，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他们所论述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或许个别地方需要补充和修订，但就整体来说，依然适用于指导当今的历史研究。这是一笔值得继承和发展的理论遗产。
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近些年来，社会提倡创新，学术界更是大力倡导创新，在这样一个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新事物和创新产品，令人鼓舞。创新和原创，需要发现问题、积累问题；没有对新问题的阐释，没有对老问题的新阐释，很难做到创新和原创。同时，创新和原创，一般都离不开继承，或受到前人学术的启发提出新问题并作出合理的阐述，或对前人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解说，都是在继承中的创新，而作为新的解说的“第一人”，其成果即可视为“原创”。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
同时，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侯外庐讲到他治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时，把“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作为他的原则和方法之一，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非拒绝批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第19页）。在这方面，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作出了表率。可以这样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学术上的批评和商榷。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中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也都伴随着批评与商榷。前不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还有一些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而近年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研究的问题比较微观，对宏观问题关注得不够；二是写批评文章，说优点怕被人说是“捧场”，说缺点怕“得罪人”，更怕影响人家评职称；三是缺少批评和商榷的氛围与平台。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作出改进是必要的。
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上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讲到要关注当代人的著作和开展书评写作时讲的一些话，在今天或许还是可以参考的。他认为：“我国的文学界就够脆弱的了，而史学界比文学界还要脆弱。缺少书评，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很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繁荣的。”关于书评的写法，他讲得很具体，就是：“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白寿彝教授谈读书》，《读书》1982年第5期）他反复强调要提倡和鼓励这种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学风。
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专长，这是史学发展所必要的。同时，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带有全局性或整体性的重大问题，史学界同行似应当有更多的关注。这样的问题是不少的，比如前不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些同行指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基本形成定论。我个人认为，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其一，此说虽久已存在，但主张有奴隶社会的观点现今也还存在，不仅一些大学教材如此，就是201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持此说。以上二说如何协调？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其二，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怎样看待原始社会解体后的中国社会，或者原始社会怎样过渡到下一个社会形态？对此，是否也应有比较明确的说明，也还有讨论的空间。此外，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中，有的书不知为什么对“秦帝国”“汉帝国”“大清帝国”这样的写法很感兴趣？“帝国”是个什么含义？“二十四史”中是否有此种说法？此类问题，可以举出不少，都有展开商榷、讨论的必要。
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近来，翻阅《学术界》杂志，发现这家学术刊物很久以来坚持每一期都设立“学术批评”栏目，所刊文章涉及文、史、哲、经、法、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虽然这家杂志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大，但它在学术批评方面的用心坚持是值得称赞的。如果有更多的学术刊物也能稳定地开设类似“学术批评”的栏目，倡导学术上的批评和商榷，并优先发表有一定分量的此类文章，对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研究，只要具备严谨的科学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一定能承担起这崇高的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