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大家都已感受到的，最近思想文化领域的确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换句话说，风向变了，原来刮西风，现在变成东风了，原来刮南风，现在刮北风了。而眼下我们正处在这个重大变迁发生的过程之初。
一、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这个变迁是怎样发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之后，比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这样几个，它们虽然正在或已经发生，但未必会引起大家认真的思考。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发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讲话。上半年在曲阜参加会议期间，我专门问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时候到没到过孔庙？人家说，那当然到了。这个举动非同小可，我们且不论他讲话的内容，就他到这个地方本身那就带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二是2014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儒联发表的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后来官方发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谈到了他对儒学的认识。这一举动意义尤其重大，因为曲阜之行仅仅是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而在国际儒联的讲话面对的则是海内外一千多名学者。“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对孔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你说他反对，他也没有明确地反对，你说他支持，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态度。但是习近平这个讲话、特别是在国际儒联的讲话，很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对儒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态度，所以这个讲话尤其值得重视。
另外现在遍布大中小学的读经班，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风起云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到处都在办国学班。另外近年来，各种国学机构、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地出现。这是当前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都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折。
问题在于从这些现象当中我们能得出一些什么结论？我提出下面几点跟大家交流。
（一）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从上面的这些细节当中我个人得出的一个结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三十年为界我们至少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从1919年到1949年，全盘西化，向西方完全打开了大门，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日渐强大，但并没占主流地位。
二是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这个关门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讨论。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怎么概括这个趋势，我们可以讨论，当然我有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趋势，但是这个本土化是和中国另外的思想流派联系在一块的，和今天总书记所推动的本土化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内涵。我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是法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一个时期，我们很多东西在法家化，反对温良恭俭让，拒绝仁义礼智信，和儒家学说对着干。法家的东西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阶级观点，加上本土化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前30年的基本情况，总的趋势是向西方关上了大门。
三是从1979年到2009年或者是到十八大，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质疑“文革”的基础上展开的，大的口号叫改革开放，全面向西方开放，向西方靠拢，所以80年代是个全盘西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在我看来，如果80年代是轰轰烈烈地全盘西化的话，那么90年代则是悄无声息的全盘西化。1998年思想界曾经提出过一个判断：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就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它恰好是在90年代被公开化的，而并不是在80年代。公开地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虽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对儒学的研究不像80年代一样被压抑，但同时，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在继续深入。近一段时间，有关方面呼吁高校清理正在使用的英文原版教材，这些西方的原版教材，都是90年代进入高校的，即使到2000年之后也是这样，大学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全盘和西方接轨，所以近30年来的主要趋势像80年代一样，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仍然是西化。尽管与此同时，儒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这个复兴的程度远没有最近几年轰轰烈烈。
四是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如何评价，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理论、文化上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包括中医、中药、汉服、汉语、汉字等，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围之下，包括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治理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格外的强调。总之，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二）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大家注意，不是社会科学在走向终结，而是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在走向终结。1949年后，前30年是人文学术占主流、人文学术主导的30年，像经济学，只是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及若干个大学得到保留，其余全部取消，山东大学只留一个政治系，另外还有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文科就这几个系，其余的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包括人类学，这些学科都被取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科都是西方的，我们1949年向西方关闭大门的时候，我们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一起关上了大门。院系调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调整，把全国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集中在几个高校保留下来，其余的学校全部取消了这些学科。
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学术主导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台经常出面发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扬，都是这些人物，就不要说冯雪峰、丁玲这些人了。处在国家核心领导机构中枢的那些智囊们是谁？张春桥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学评论家，张春桥也是个写杂文的，办报出身。总之，你找不到一个社会科学家。
而近30年站在前台发言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拨人了，是吴敬莲、厉以宁、林毅夫、樊纲。处在中枢领导机构的也是政治学家。所以近30年来，一有重大发言机会，在前台上活跃的全部都是社会科学家，要么是经济学家、要么是政治学家、要么是法学家，很少看到人文学者在发言。
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各个大学都争先恐后地办经济学院、法学院，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是这样。近30年在高校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学科结构的变化，社会科学高速崛起、全面崛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个显著事实。在高校，在我们的身边，原来没有的学科出现了，原来没有的人物也出现了，原来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现在突然校园内部贫富悬殊。
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的好日子差不多了。尽管你的收入可能还很高，但是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它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价值，所有的学科都是西方的，中国没有社会科学，连经济学这种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你没办法再去研究了。像经济学的假设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再宣传吗？一些经济学家确实被他的学科异化了，经济学家老是感觉人都是自私的，老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觉地把理论前提变成实际行为准则。在未来一段时间，这肯定不行。
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这些学科不是没有自己的发展余地。3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这应是下一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所要面对的课题。我们都说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特征在哪里？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而恰好这3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秘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对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一般法则的那些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预设。但是这是短期内能做的吗？即使有这种抱负和雄心，短期内也做不了这个事，没有10年、20年的准备时间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一个悲观的观点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陷入停滞阶段。最近到杂志上去读，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论深度的经济学的文章、政治学的文章、法学的文章。我主编《文史哲》杂志，对这方面非常关注，从《文史哲》的来稿方面看，这一点非常清楚。《文史哲》一般不发或者少发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但是经济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的文章还是要发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政治哲学、法哲学或者是经济哲学的东西急剧减少。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它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结束。这和我们的精神气候相关，对西方价值的警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学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个非自由的心态下，创造性的劳动是无法被期待的。这是我从上面那些现象得出的第二点结论。
（三）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这和我刚才说的是相应的，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走向终结，与此相应，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它最后能不能进入主流，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最近确实表现出，一批学者正在努力使儒学、国学、传统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从冷门变为显学，要从边缘走向中央。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时，天时现在已经到来。最近国学专家、儒学研究人员非常忙。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现在搞传统文化、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东迎西请，不亦乐乎！众所周知，8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史学危机，感觉历史没人学了，最近几年是空前的读史热，史学危机的口号再也没人提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民间的读史热在升温。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人文学术的地位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它最后能不能从边缘进入中央，那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是它至少不像以往一样被大家冷在一边了。
需要在此强调的一点是，儒学的复兴、国学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人文学术的主流化，不但具备了主观上的可能性，客观上的物质基础看来也已经具备。为什么传统文化最近热起来了，为什么那些家长都把孩子送去读经，去背《论语》、穿汉服，而且纯粹是民间的、自发的，这和一个问题相关：中国社会正在从贫困走向小康、从短缺走向过剩、从文盲遍地走向高等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这给中国的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诗词歌赋历来是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有闲阶级的文化，普通的劳苦大众没有办法享受中国的文化。第一必须有钱，第二必须有闲，然后才能学文化。而在过去老百姓温饱尚且不能保证，他怎么学习文化？而学不到一定的文化，掌握不了足够的汉字，唐诗、宋词、汉赋、元曲，他怎么享受？怎么品味？怎么理解？怎么鉴赏？怎么把它变为自己内在的东西？且不说四书五经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广场舞、旅游热的大规模流行，都昭示了一个问题，人们现在不但有钱，还有闲，有时间。这个背景再加上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已使大家能够具备接受中国在过去只有贵族、精英才能享有和垄断的文化。所以，未来中国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已经奠定。前几天，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接受采访，他说中华书局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发行了一百多万册，这在过去根本不可想象。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普罗大众已经具备享受、理解、掌握、融化中国曾经被贵族、地主、精英、士大夫所垄断的那部分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出现传统文化热的物质基础。
这是从物质上讲，另外从政治上讲，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考虑，习近平为什么到曲阜、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讲话，到人民大会堂面对国际儒联这么一批海内外学者讲话。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也是理论界已经讨论很长时间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变。要想从造反的异端走向执政的正统，必须走向秩序，必须走向长治久安，必须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恰好是强调血缘亲情、强调秩序、强调权威，反对革命，强调和谐。所以恰好在这个时间，儒家文化满足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空白，社会对长治久安和稳定的渴望，这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外从历史上看也同样是这样，从刘邦造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70年的时间，从1949年开国到十八大召开，接近70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共产党在夺得江山之后，面临着和刘邦、朱元璋不同的两大局面：第一，一个强大的儒学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被“五四”运动冲得稀里哗啦，所以当年刘邦面对一个强大的儒生集团，朱元璋也面临一个强大的儒生集团，而这个儒生集团的同化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共产党成功之后，这个力量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当共产党成功的时候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更是刘邦和朱元璋所没碰到的问题，所以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异常的艰难，要克服的障碍更多，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说基本上克服了，也还没有完全克服。这就是习总书记无论是在曲阜讲话还是在国际儒联的讲话后，反响仅限于学界和民间的原因所在。
二、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
上面我指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问题在于这种近期走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下去，也就是它的前景。
我有这样两点认识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一个是，我认为，儒学要想复兴，必须走向世界，因为人类现在是在同一个地球村内生活，不是在一个个封闭的帝国内生活。而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尊重，我觉得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与在这个地球村内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最近几年我参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筹备，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明年召开第四届，是儒学和伊斯兰教的对话。我们去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强调人类多元文明。在讨论尼山论坛议题的时候，我提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办成一个被国际思想界认可的论坛，它必须和自由主义这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开深度对话。因为你只有和主流对话才有可能成为主流，和主流对话即使失败了，不占有利地位，但这不妨碍你成为重大的思想流派之一。你和边缘对话，你永远是边缘，你成功了也是边缘。所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在世界思想领域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它必须和世界上占主流的被西方主流思想界奉为旗帜的自由主义展开对话。这个意见最后没被接受，但是《文史哲》编辑部2015年5月1日在济南举办了一个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我们拟定的议题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对话至少从各种反响上来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本人还有一个看法，认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企图通过某种信仰、某种修炼而使个人得到解脱。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这都是个体解放，着眼于个人。世界上只有三种思想形态是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第一是自由主义，现在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是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下。第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有一套社会发展理论，计划经济等，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管理。马克思的口号是“只有每个人获得最后的解放，人类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解放”。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人类共同体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尽管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他主张的是阶级的解放，他忧虑的是人类的命运。第三是儒学，儒学和道教、佛教的最大差异就是道教和佛教都是个体解放，当然，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受中国本土的影响要普渡众生，但它本身都是个体解放。而儒学关注的是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关注的是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和谐相处。
现在一个新的对话已经开始，就是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谁胜谁负目前尚难判断。儒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仁义礼智信的那一套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战胜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很难说。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未来，到底是会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组织，还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来组织，现在不好说。《文史哲》杂志前两年开辟了一个专栏，叫“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儒家的未来”，但是，《文史哲》杂志上的这个对话没能进行下去，因为在中国现在找不到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我需要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能把儒家学说的那些问题、毛病都能看得很清楚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搞这个对话的时候，想找的儒学专家多得是，但是想在中国找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目前找不到。我想找一个人能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把儒家选贤任能的弊端给它揭示出来，指出问题在哪里，还必须既有实证材料，又有理论上的说明，但我找不到这样的人。由于这样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没有，这一拳就打个空，打着打着就没有激情了。
另外像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话，也应该进行下去。我个人认为儒家学说要想获得世界性的地位，它除了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它不在于你研究多少，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办读经班、国学班、书院、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关键是你能否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这样你才能获得世界性的影响。
这个对话涉及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儒家学说是不是传统的？而自由主义是不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和儒家学说的对话是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个需要讨论，我感觉我们以往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与儒家学说的对话是不是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在理论上得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对话就没法进行，假如说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那怎么对话呢？毫无疑问大家都会拥抱现代。假如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不是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对话，而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对话，是两种对等的、并列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之间的对话，那就是另外的问题。100年前，我们发现了文化的时代性，从此我们老是认为儒家学说是中世纪的学说，而自由主义是现代的学说，这种理解弊端非常大。后来像庞朴先生这些人发现了文化的空间属性，认为它是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不是一个落后的时代文化，而是一个带有永久的、独特追求的、特别价值指向的文化形态，它永远不会被现代社会所同化。假如把儒家文化放在这个层面上去看，它和自由主义之间就是对等的。
儒学的生命力能不能最终拯救中国尤其要体现在另一点上：儒学要想主流化，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儒学要想获得生命力，不是在讲堂上，也不是在研究院，也不是在研究所，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原则去创造一个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认为你这种生活方式更好，生活得更舒服。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我们能不能根据儒家的原则创造出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信修睦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创造出来，儒家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免谈。我感觉我们曾经创造过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中国的唐代，看当年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人的描述，他们很向往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是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儒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创造出的一个让当时的其他各国感到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认为，当年的唐代就是现在的美国，大家都自发地来学习，不需要强迫，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效法、可以复制的。今天的韩国，包括日本，都采用过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能不能再造一个礼仪之邦，这一点攸关儒家的生命。
我一直主张要重建礼仪中国礼仪之邦，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的时候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重建礼仪之邦从重建礼仪山东开始，不但要建礼仪山东还要建仁义山东，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在这儿试试。我的研究院同事曾振宇教授连续在政协会上提案，要创建曲阜文化特区，重建一种生活方式，你要了解一种典范的儒家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去看看，就像你想了解改革开放到深圳去看看一样。山大王益民教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西方展开的，而是在中国伦理网络中展开的，使无情的市场经济带有人间温情的色彩，有什么不好呢？伦理关系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值得讨论。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按照儒家的概念来说，中国人重然诺，守信用，有什么不好吗？西方重契约，很好，中国重然诺，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要废弃、批判呢？纸币早在宋代就出现了，那完全是建立在守信用、重然诺这样的儒家原则之上的，当然儒家这样的原则能和西方的契约精神互补起来就更好，所谓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如果有这些因素，没什么不好。曾经有人写过一篇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期，1943年左右，有大批的北方人逃到西南，当时的政府也不大管用，这些逃到西南的人最后几乎全部消融在朋友当中、亲戚当中、老乡当中，没叫政府出一分钱。现在我们也是这样，一家有难周围人都帮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什么不好吗？很好啊。这些原则没有错误，能不能把这些元素都融到按照儒家的生活原则来构建的那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去？我们能否创造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既能吸收社会主义的平等元素，又能吸收自由主义尊重个性、尊重隐私的元素，既有契约精神，又有人情味，这一点攸关儒家的生死存亡。
以上就是我在儒学复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的工作使我能够看清当前儒学复兴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更好，而不是一味地狂热。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首要品质，是你必须拥有理性。你和老百姓不一样，你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样，国家拿了钱叫你接受高等教育，你还和那些草根一样狂热、上街砸日货，那能行吗？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重要的，第一，你必须有人文精神，第二，你必须得有理性，能克制自己，知道大局所在，你能知道哪个事情有危害性，发展下去有问题。
我认为国学复兴带有深刻含义，它已经变成一个运动，大家不要轻看这个运动。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话，窗子外边不知道同时会成立多少儒学研究机构，不知道会建立多少书院，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年、多少儿童走进读经班。我是要帮助大家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窗子外面正在变成现实的那个强大的变迁过程本身，从而在让我们置身其中的同时，了解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并把握未来的趋向。
（全文约20000字，《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