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第一天，我到张岱年先生家，请教读书法，张先生说，先看《荀子》。为什么呢？因为《荀子》在难易之间，一开始太难的不容易看，太简单的，比如看《论语》达不到训练的目的。要培养、训练自己，最好是从《荀子》入手。那时候《荀子新注》还没有出来，我就去琉璃厂，十块钱买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线装书，已经没有函套了。买回来后，按照张先生的建议，拿红蓝铅笔一边圈点一边看，同时参看郝懿行的《荀子补注》。第一学期除了上课，我就看《荀子》，细细地看了一遍。
我当时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只是一个读书的训练。刚才梁涛说我的新书《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里面有几篇关于荀子的文章，其实那是2006年我在哈佛访问时写的。当时国内好几位搞中国哲学的，陈静、梁涛、干春松等都在哈佛，杜维明先生就跟我商量：“这么多搞中国哲学的学者，机会难得，是不是大家凑在一起读读书？不要散了。”于是我们就在杜先生家搞一个sem⁃inar。我们上半年读《五行》，下半年读《中庸》。读《中庸》是因为杜先生一直很关心《中庸》，读《五行》则是因为有了新的出土的文本。我当时去得早，5月份就去了，梁涛他们可能是到9月份才去的。当时学校放假，没有什么人，我就到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写了四篇《五行》的论文。等到开学以后开始读书了，我就接着写了几篇荀子的论文。所以我在哈佛那一年写的几篇论文都是与先秦有关的。回国后，我关于荀子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正式的刊物上，当时邓正来在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急着问我要文章，我就给了他，也在复旦作了演讲，后来发表在邓正来那个刊物上了。《辑刊》不是正式刊物，属于以书代刊，进不了检索系统，“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也不属于CSSCI，所以我写的那几篇文章很多人都没看到。其实这几篇文章在2008年就发表了，所以今年我出新书就把这几篇收入其中了。
关于荀子的研究，比较起来，我觉得近些年来，在海外，荀子研究是一个重点。大家知道，海外新儒学重视的是孟学的传统，比如杜维明先生对孟子情有独钟，但在美国其实属于少数，呼应杜先生的人并不多，相反研究荀学或接近这一系统的声音反而比较大。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位分析哲学家芬格莱特。一般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不算是有名的哲学家，但芬格莱特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他出版了一本书《孔子——即凡而圣》，这本书主要是讲孔子，但书的封面印了一个大大的字——“礼”。他强调应该用礼去理解孔子，虽然我们一般不接受他的看法，但反映了他对孔子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在美国学界影响很大，所以芬格莱特开启了美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礼学的倾向。我们知道，礼学是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芬格莱特的书在美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人对礼也越来越关心。而国内研究孔子，包括先秦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强调、重视仁的，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大家知道，美国东部有“波士顿儒家”，但所谓波士顿儒家是以查尔斯河为界分，河北哈佛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重视的是孟子；河南边波士顿大学，以南乐山（Robert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为代表，他们都在波大神学院任教，是基督教的传统，比较重视礼，重视荀子的研究，与杜维明先生不太一样。在美国西部，倪德卫（Nivison）先生是一个代表，他早年关注、研究荀子，他的学生万白安（BryanVanNor⁃den）帮他编了一部书——《儒家之道》。这本书已经翻译过来了，里面有他关于荀子的研究。万白安也专门研究荀子，发表了大量作品。总体来看，美国的汉学界、思想界还是比较重视荀子研究的。故若放眼世界来看，荀子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海外汉学也是非常重视荀子研究的。
我们海峡两岸四地，孟学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孟子》一书入经，孟子进入了道统，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较之荀子要大。另一方面由于港台新儒家自1949年以后在海外一直有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是从孟子的系统讲的，对孟子是比较重视的。相比较而言，荀子在大陆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1949年以后荀子是受到重视甚至是推崇的，但主要是在唯物唯心、儒法斗争框架下讲的。改革开放后，荀子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讲法，像周炽成强调荀子是性朴论，挑战过去的说法，有一些新的气象。另外，2007年在山东临沂召开了荀子思想的国际研讨会，是由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这两年梁涛在邯郸先后举办了两届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国际重要的研究荀子的学者都邀请到了，势头是很不错的。
最近几年，台湾荀子的研究也开始升温。牟宗三先生去世后，压力不那么大了，儒学研究出现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新儒家还是主流，但孟子之外荀子也受到重视，这方面政治大学的刘又铭教授算是一个代表，他不仅从事荀子的研究，还提出要发展荀学，搞出一套新荀学来。此外台湾中兴大学的王庆光教授长期研究荀子，他年龄与我们差不多，去年他送我一本新书——《荀子与齐道家的比较》，是讲荀子与黄老关系的。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佐藤江之教授在荀子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文献工作。台湾荀子研究的气象或者说元气在回升，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其实新儒家也是重视荀子的，只是评价不够高。牟宗三在1953年出版《荀子大略》，对荀子定了一个调：大本不正，大源不清。以后牟宗三的弟子如蔡仁厚等，基本是在这个思路下研究荀子的。现在刘又铭、佐藤江之起来，就是要扭转这一研究范式的。这个趋势我认为值得肯定，代表了台湾荀子研究的新方向。
刚才梁涛讲，我们现在面临大陆新儒学的建构，荀子或荀学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之间的确存在着呼应的关系。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虽然也重视《诗》《书》，但更关注的是礼义秩序，是制度建构，是一种政治儒学。《荀子》书中有关于儒的讨论，有俗儒、雅儒、小儒、大儒各种说法，他最推崇的是能够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大儒。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不同，是不走心性儒学的路子，而强调政治儒学的意义。这个路子大的方向当然是从公羊学来的，但也应该注意与荀子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下，研究荀学，角度更多地发现荀学的当代价值，这个与现在注重政治儒学的诠释，好像也是可以相呼应的。
另外，在我们这里关注政治哲学已经有十几年了，政治哲学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热了，这两年反而有些降温。受此影响，我也留意政治哲学研究。我在哈佛写的几篇荀子的论文，有一篇就是讲荀子政治哲学的。当时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很大，国内在积极引进。我写那篇文章，就是想借鉴施特劳斯研究霍布斯的方法来研究荀子的政治哲学，因为以前有学者提过荀子和霍布斯的类似处。这些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即如何从西方古今政治哲学，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里面，找到能够对照、借鉴、理解、诠释荀子的一些理论资源，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只是做了一点，但是我刚才说，这篇文章好多人没有看到，没有起到带动作用。其实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进一步研究荀子，特别是了解欧洲早期、现代和美国20世纪政治哲学的发展，我觉得对荀子研究应该能有新的促进。一方面要加强传统的研究，包括思想、文献的研究，但是也要发展新的研究，结合欧美思想史与现代思想的一些资源，把荀子的研究再提高一步。
这种比较研究也不限于政治哲学，还可利用其他理论资源，比如说社群主义，美国汉学对礼学的关注就与社群主义兴起有关。社群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就开始兴起，美国学者重视礼的一个背景也是与社群主义的兴起有关。为什么强调礼？强调礼必然接近社群主义的立场，因为礼就是社群的规范体系。这个思潮在美国当代政治思潮和哲学里面，可以算是三分天下居一分吧。但是国内好像利用社群主义来从事儒学研究的还不多，这点是可以加强的。
司马迁说荀子是赵人，就是今天河北，我觉得河北的儒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战国有荀子，汉代有董仲舒，两位儒学大家都出在河北。可以将荀子和董仲舒也做一个综合的比较研究，不一定只是把荀子与孟子去比，与孔子去比，也可以与董仲舒比。因为这两个人时代是比较接近的，二人的思想有承继的关系，当然也有巨大变化，但是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现这样两位大的思想家？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这也是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河北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这是从先秦到汉代，若要讲到唐代人物就更多了，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孔颖达是河北衡水人，河北的儒学研究大有可为。
梁涛近些年提出了“新四书”的说法，也关注儒家道统的研究，希望将《荀子》一书由子入经，以此重新肯定、评价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朱熹编“四书”的时候，本来叫“四子”，比如朱熹写的《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当时题的是“四子”，叫“四子”或者“四书”，不是一开始就称经的。但是由于朱熹著《四书集注》，通过“四书”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学思想做了创造性的发展，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使“四书”逐步超越了“五经”，在实际的传承过程当中，具有了与经相等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才将“四书”放到经类。所以我觉得“新四书”的说法比较好，容易立住。朱熹一开始也没有说作为经，只是称“书”，在实际传承过程当中，地位高了以后，就被后人称为经了。
